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給大家介紹“九評”中的第四評。“四評”的標題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我覺得，“四評”當中，有這樣幾個問題，值得我們今天拿出來認真討論。
第一個問題，蘇共領導當時提出的兩個新“理論”。
“四評”提到，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作的《關于蘇聯共產黨綱領》的報告中說，殖民主義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屬安哥拉、莫三鼻給（莫桑比克）這些地方剩下一點殘余，消滅殖民主義已經進入“完成階段”了。
“四評”針鋒相對地指出，可是，許多國家并沒有完全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控制，它們仍然是帝國主義掠奪和侵略的對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義者角逐的場所。在有些國家，老殖民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新殖民主義者，通過他們所培養的代理人，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在另外一些國家，前門走了狼，后門又進來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險的美國殖民主義者代替了英法老殖民主義者。以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的魔爪，嚴重地威脅著亞洲和非洲各國人民。
“四評”指出，事實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帝國主義絕沒有放棄殖民主義，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推行了新的殖民主義。這種新殖民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帝國主義被迫改變直接的殖民統治的舊方式，通過他們所選擇和培養的代理人進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剝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利用組織軍事集團、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成立“聯邦”和“共同體”，扶植傀儡政權，把殖民地國家和已經宣布獨立的國家，置于他們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們利用所謂“經濟援助”等方式，繼續把這些國家作為他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地和資本輸出場所，掠奪這些國家的財富、榨取這些國家人民的血汗。
請問蘇共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說消滅殖民主義已經進入“完成階段”了呢？
“四評”還提到，蘇共領導另外還制造了一個“理論”，說什么：民族解放運動進入了“以經濟任務為中心的新的階段”。他們認為，“從前，斗爭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展開的；現在，經濟問題已經成為中心任務了”。
“四評”指出，民族解放運動確實是進入了新的階段。但是，這個新階段絕不是像蘇共領導所說的那種“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覺醒、革命運動空前高漲，這些國家面臨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務，仍然是進一步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這個斗爭，仍然集中表現為政治斗爭，并且在帝國主義進行直接、間接的武裝干涉的情況下，往往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武裝斗爭。新獨立國家，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是很重要的。但是，這個任務絕不能離開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
蘇共領導的這種“新階段論”，同他們散布的“殖民主義消失論”一樣，分明是粉飾以美國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奪，掩蓋帝國主義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尖銳矛盾。
“四評”進一步揭露，當時的蘇共領導反對民族解放戰爭。
“四評”舉例子說，對20世紀50年代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對20世紀60年代剛果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蘇共領導都采取了消極的態度。
“四評”揭露說，赫魯曉夫1960年9月23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中宣揚，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實行“和平共處”，就會使民族經濟迅速發展、使生產力增長，被壓迫國家的國內市場就會無比地擴大、就能夠撥出更多的、被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所需要的原料和各種產品。
“四評”指出，按照蘇共領導的“理論”，既然殖民主義已經接近消失了，既然現在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任務只是發展經濟的問題了，那么，當然也就沒有必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了。
第二個問題，關于民族解放運動的統一戰線問題。
“四評”說，蘇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的公開信，就“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這一問題，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論點。蘇共的公開信說：“中國同志竟然想‘糾正’列寧的思想，證明似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愛國的王公貴族’，應當是全世界反帝斗爭的領導。”
“四評”指出，這是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觀點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我們的觀點是很清楚的，必須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同時又必須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這究竟有什么不對呢？蘇共領導為什么要歪曲和攻擊我們的這些正確觀點呢？
其實，列寧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當中，就明確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同本國的資產階級建立臨時的聯盟。當然，列寧也同時指出，不能跟資產階級混為一體，而是要保持獨立性。
所以說，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強調要在反帝斗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蘇共領導則借口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保持獨立性、應該取得領導權，用這樣的辦法來反對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思想。
在這里，我想聯系我們今天的一些現象談一談。現在有些青年朋友，他們學了一些馬列毛主義，就陷入一種教條主義。他們同當年的蘇共領導人一樣，犯了一種主觀主義的錯誤，認為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只能由無產階級參加，其他階級、其他社會力量，都是落后的，甚至反動的，因此不值得我們支持。
例如，對于伊朗的神權政府，對于阿富汗的塔利班，對于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有些年輕朋友認為這些都是宗教落后勢力，不值得我們肯定，也不值得我們團結。
其實，這些宗教勢力，固然有落后的一面。但是，他們也有反霸的一面。他們反美，并不是與美國、西方爭霸，而是從被壓迫民族的角度，進行反霸、反帝斗爭。因此，他們就應該是我們團結的對象。
所以說，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王公貴族、宗教勢力，只要它們反霸、反帝，我們都應該聯合它們。
再例如，有些朋友說，朝鮮參與俄烏戰爭，等于投靠了俄羅斯，是在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選邊站了。其實，朝鮮只是為了自身國家的利益，從俄羅斯換取經濟援助和安全保障，它并不是要跟美國、西方爭霸。這一點，跟俄羅斯不一樣。
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當時的一些第三世界小國為了自身生存，也可能暫時投靠某一個帝國主義集團。毛主席當年的政策，歷來是團結、拉攏它們，瓦解它們同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盟。
當年的蘇共領導人雖然總體上是右傾的修正主義，但是在反帝、反霸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又表現為“左傾”關門主義。當然，這同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是有一定聯系的。
我們今天的年輕朋友，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注意，不要陷入教條主義思路。
當然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資產階級、王公貴族、宗教勢力，并不一定就代表那些國家的人民。但是，如果那些國家的人民暫時尚未覺醒、尚未組織起來，怎么辦呢？我們就應當團結這些勢力。同時，也應當鼓勵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團體，通過團結這些勢力，作為突破口，逐漸介入該國的階級斗爭，從而不斷壯大人民力量。
這才是正確的斗爭策略。而單純認識到資產階級、王公貴族、宗教勢力不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代表，這個認識是正確的，然而卻是不夠的。
第三個問題，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問題。
“四評”說，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新理論”。公開信說，“根據這種理論，我們時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運動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同志看來，反帝斗爭的決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不是國際工人階級的斗爭，而是民族解放運動。”
“四評”指出，首先，這是捏造。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指出，當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
我們還指出，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根本不同社會制度的矛盾，這種矛盾毫無疑問是很尖銳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把世界范圍內的矛盾，簡單地看成只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
我們的觀點是清清楚楚的。我們在信件中，論證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勢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意義和作用。我們是這樣說的：
首先，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
其次，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當代的兩大歷史潮流。
在一定意義上說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
因此，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絕不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的全局性的問題。
我們還認為，世界矛盾的集中點，世界政治斗爭的集中點，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國際斗爭和革命形勢的變化而轉移的。我們相信，在西歐和北美這些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和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區，由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和斗爭的發展，大搏斗的日子，終有一天會要到來。那時候，西歐和北美無疑地將成為世界政治斗爭的集中點，成為世界矛盾的集中點。
“四評”指出，蘇共領導只講社會主義陣營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作用，而否認民族解放運動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援作用。他們只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對于打擊帝國主義的作用，而貶低和否認民族解放運動對于打擊帝國主義的作用。這種立場，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不顧事實的、是錯誤的。
蘇共領導在公開信中，企圖給中國共產黨加上一個罪名，說“中國同志使民族解放運動孤立于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之外”。他們還攻擊我們把民族解放運動同社會主義體系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隔離起來”、“對立起來”。還有像法共領導人那樣的共產黨人，也摹仿蘇共領導的腔調，跟著大喊大叫。
“四評”回應說，可是，事實是怎樣的呢？把民族解放運動同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對立起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的蘇共領導及他們的追隨者自己。
當時，蘇共領導把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確立場，說成是“用種族觀點來代替階級觀點”，說成是在“利用亞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義的偏見”。
其實，我們說，不是中國共產黨有民族主義偏見，不是中國共產黨用種族觀點來代替階級觀點。列寧早就指出：“如果歐美工人的反資本斗爭，不把被資本壓迫的千百萬殖民地奴隸最緊密地全部團結起來，那么先進國家的革命運動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場騙局。”
我們認為，回顧幾十年來的歷史，在歐洲、北美、大洋洲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處于低潮的情況下，把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作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略支點，這是正確的。這樣做，并沒有否定國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并沒有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作用。
而蘇共領導人在當時只講社會主義國家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只講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打擊帝國主義的作用，把民族解放運動只當做一個補充部分，這其實是因為他們根本無視當時世界的戰略格局，根本不具備戰略頭腦。
“紅色中國網”的遠航一號撰寫過題為《對中蘇分裂的反思》系列文章，文章中有這樣一個觀點。文章認為，當時的蘇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已經成為一個半外圍的強大國家，而當時的中國則代表了外圍的、激進的民族解放運動國家。外圍的、激進的民族解放運動國家、半外圍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工人運動，這三個部分在當時的國際共運中，有各自的利益，在斗爭策略上也有分歧，這就是當時中蘇分裂的根源。
這是遠航一號的看法。我們說，遠航一號的說法，是錯誤的。并非是什么三個部分之間利益有分歧、策略有分歧。前面我們說了，帝國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處于低潮，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相比，也處于劣勢。在這種情況下，亞非拉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那里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成為反帝斗爭的焦點。而且，從一定意義上說，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
因此，遠航一號的觀點，明顯是閉著眼睛瞎說，跟當時的蘇共領導一樣，無視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低潮、不審視當時的國際戰略局勢，又反過來給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亂扣帽子。
我們知道，毛主席逝世以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霍查也開始反對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他認為，“三個世界”理論等于把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變成了第三世界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用民族斗爭取代了階級斗爭。
其實，霍查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犯了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錯誤。
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20世紀60年代不怕蘇修的打壓，鼎力支持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進行過堅決的斗爭，這是極其可貴的。
遺憾的是，霍查在對待第三世界的問題上，也和蘇共領導人一樣，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
總而言之，我們學習了“四評”之后，思考了一些問題之后，回顧了幾十年、一百年的歷史之后，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今世界，已經沒有了“二戰”之后那樣的大好局面。
“四評”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四評”中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出現了偉大的革命風暴。亞洲和非洲五十多個國家宣布了獨立，中國、越南、朝鮮和古巴四個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鎮壓下，曾經遭到嚴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情況，已經根本不同了。帝國主義者再也不能撲滅民族解放運動的燎原大火。帝國主義的舊殖民體系在迅速瓦解，帝國主義的后方變成了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烽火連天的前線。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統治，在有些國家已經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國家也受到很大的打擊，搖搖欲墜了。
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動搖著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國家本國的統治。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勝利，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相互呼應，是我們時代的響徹云霄的凱歌。
遺憾的是，我們今天，看不到這種大好形勢了。我們今天的世界，帝國主義集團之間不斷爭霸，有時候還拿一些小國家的利益作籌碼。然而，各國人民并沒有普遍覺醒，并沒有普遍組織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走狗。
我們今天的世界，似乎回到了“一戰”之前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
然而，歷史歷來是曲折前進的、跳躍前進的。今天的歷史大倒退，對各國人民來說，固然是巨大的災難。然而，革命導師恩格斯早就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
我們相信，今后的歷史，必然會在巨大的倒退和災難之后，出現大踏步的突飛猛進。這是必然的，我們寄希望于各國人民，我們也寄希望于新的一代。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