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蘇兩黨論戰正酣，“九評”猛轟赫魯曉夫之時，突然赫魯曉夫倒臺了。這引起了世界的猜疑，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赫魯曉夫的倒臺？新領導將向何處去？中蘇關系的走向將是如何？
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正在討論國際形勢和中蘇關系問題。中方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發表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簡稱“九評”）。
為探明情況、弄清形勢，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項重大行動，對勃列日涅夫新領導進行了一次現場測試。在這過程中，同中共觀點立場一致的羅馬尼亞配合默契，進行了很好的協同作戰。
考驗之旅
這年10月15日深夜，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受蘇共中央委托，要求緊急約見毛澤東，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伍修權授權在住所會見了他。
契爾沃年科通知說：“蘇共中央于10月14日召開全會，決定滿足赫魯曉夫因年邁和健康狀況提出辭去中央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的請求，并推選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推薦柯西金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事有湊巧，第二天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1964年10月16日15時，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羅布泊荒漠騰空而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經過連續幾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研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認為：赫魯曉夫被撤職畢竟是件好事，我們應該表示歡迎，要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爭取扭轉中蘇關系惡化的趨勢。
為此，首先決定派周總理率領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同新領導接觸，了解一下情況，試探改善中蘇關系的可能性，并倡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派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共同做工作、交換意見。
10月29日，周總理接見契爾沃年科大使并通知，中共中央決定由他本人率黨政代表團去蘇聯祝賀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并建議蘇聯邀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去莫斯科。
為做好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工作，動員他們一起采取共同行動，當天，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首先接見了當時關系最親密的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越南、古巴四國大使和朝鮮代辦，請他們向其黨中央和政府轉告，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建議12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派黨政代表團赴蘇慶賀十月革命47周年。
因為這時阿爾巴尼亞已經同蘇聯斷交，阿爾巴尼亞大使當即表示不可能派代表團去蘇。對此，周總理表示了尊重和理解。
第二天，周總理又接見了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和民主德國的駐華大使，向他們轉達了同樣的建議。
10月31日，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給周總理轉達了蘇方的答復，表示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歡迎中國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
11月5日，周總理率黨政代表團離京赴蘇。副團長為賀龍，團員有劉曉、伍修權、潘自力、喬冠華等。范文同總理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也同機到達。
1964年11月，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顒訒r，拜謁列寧墓并獻花圈。
羅馬尼亞響應中國的倡議，很快派出了以總理毛雷爾和第一副總理波德納拉希、副總理米齊爾為首的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都派出了由第一把手率領的代表團：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民主德國的烏布利希和斯多夫、蒙古的澤登巴爾、波蘭的哥穆爾卡、匈牙利的卡達爾、朝鮮的金日成、古巴的格瓦拉等。阿爾巴尼亞沒有派團去蘇聯。
11月6日，周總理和賀龍副總理先后會見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揚。周總理表示，這次來蘇除了參加慶?；顒油?，還希望進行接觸、交換意見，為今后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周總理原準備好的在慶祝大會上的講話稿中，呼吁兩黨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但勃列日涅夫以“沒有安排外國代表團講話”為由，不安排周總理講話。
下午，周總理和代表團參加了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慶祝大會。勃列日涅夫在講話中顯然針對赫魯曉夫，批評了對內政策中的一系列缺點：產品質量低劣、投資速度緩慢、支出高昂、居民生活供應惡劣，他諷刺挖苦了“一些為改革而改革的愛好者，使改革變成了比天災人禍更兇的災難”。談到對外政策，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最近幾次黨代表大會確定的總路線是堅定不移的，是不可動搖的。另外，他也強調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晚上，周總理會見了羅馬尼亞總理毛雷爾。毛雷爾表示支持中國的倡議，說：“中國關于各兄弟黨派代表團來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倡議是一個好的倡議，所以我們響應了你們的倡議到這里來了。”
周總理解釋了中國倡議的意圖說：“赫魯曉夫下臺是好事，這會使蘇聯黨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變化，變化究竟有多大，我們還要觀察。我們這次來是要了解背景、交換意見。”
受夠了赫魯曉夫指揮棒的苦、正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激烈斗爭，又得到了中國支持的羅馬尼亞表示了對蘇聯新領導的不信任。毛雷爾說：“我們來這里無求于蘇，要同蘇新領導談原則問題。不能輕信蘇新領導的漂亮話，要看其行動，對大國沙文主義要繼續斗爭。”
當周總理講到赫魯曉夫下命令要在12月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時，毛雷爾表態說：“羅馬尼亞堅決拒絕出席12月會議。”
但是，中國如此善意的倡議行動，卻遭到了蘇方意想不到的惡意攻擊和挑釁。11月7日，代表團在紅場觀禮，站在列寧墓的觀禮臺上，與蘇聯領導人一起檢閱閱兵式和群眾游行隊伍，閱兵式上展示了蘇聯最新式的反彈道導彈。晚上，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舉行國宴。就在這個國宴上，發生了蘇共中央委員、蘇聯元帥、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向中國嚴重挑釁的事件。
宴會上，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有意挑釁說：“我們的元帥服太浮華，我喜歡戰士的短襖。我們的元帥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們的是毛（指毛主席）胡造的。”
賀龍副總理說：“你胡說些什么呀，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說完，賀龍就轉身走向周恩來那邊去。
馬利諾夫斯基卻跟在后頭不住地嚷嚷說：“不要讓任何鬼來擾亂我們的關系，不要耍政治魔術，不要……”
周總理聽了大怒，推開馬利諾夫斯基，同賀龍一起向別處走。馬利諾夫斯基仍在后邊嚷著。周總理當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提出了嚴正抗議。勃列日涅夫說：“馬利諾夫斯基是喝醉了。”
周總理說：“酒后吐真言么？”周總理要求對方道歉，說完，和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
11月8日，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等到中國代表團住所拜訪周總理。
周總理再次追究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事件，指出：“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中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這樣胡說八道嗎？”
勃列日涅夫又推脫辯解說：“馬利諾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蘇共中央，他已經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現在我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你們道歉，我們同馬利諾夫斯基劃清界限。”
周總理指出：“馬利諾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簡單的個人行動，而是反映了蘇聯領導人中仍有人繼續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
事實證明，馬利諾夫斯基并非是酒后失言的個人行為。
那天，在周總理后來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等進行的會談中，米高揚道出了蘇聯新領導的真實思想：“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沒有任何不同，甚至沒有任何細微的差別！”
另外，在當時中蘇之間爭執不下的、赫魯曉夫堅持召開的國際共運分裂會議問題上，也再次暴露了蘇聯新領導的實質。
周總理指出：“我們主張推遲召開，赫魯曉夫則下命令必須在1964年12月15日召開起草委員會會議，1965年5月召開大會。召開兄弟黨會議的條件并未成熟。采用兄弟黨協商的辦法，通過雙邊和多邊協商，開個團結的兄弟黨的會議是一回事，而堅持赫魯曉夫下命令召開的分裂的會議是另一回事。但是，勃列日涅夫等人仍堅持要在12月15日召開起草委員會會議，采取了非常武斷的態度。”
周總理對勃列日涅夫——蘇聯新領導的考察終于得出了結論。他以敏銳的政治洞察判斷力給勃列日涅夫下了歷史的結論：蘇聯新領導雖然解除了赫魯曉夫的職務，但是他們仍要繼續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即他們要當老子，別人只能當兒子，“繼續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政策”。
臨離開莫斯科之前，為溝通情況、協調斗爭，周總理又到羅馬尼亞駐蘇聯大使館會見了毛雷爾總理和波德納拉希第一副總理，交流了情況和看法。
毛雷爾通報了蘇聯新領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和安德羅波夫同羅馬尼亞代表團會見的情況。雙方發現，蘇聯新領導對各個代表團念的都是同樣的一本經。
毛雷爾說：“勃列日涅夫給我們解釋了赫魯曉夫‘辭職’下臺的原因，說不要從對外政策中去尋找原因，而是要從赫魯曉夫的隨意性和一意孤行中去尋找。他說，對外政策是蘇聯領導的集體事業，不是赫魯曉夫個人的作為。”
毛雷爾介紹同勃列日涅夫關于羅蘇雙邊關系的談話說：“勃列日涅夫說，蘇聯將一如既往地按既定政策發展同羅馬尼亞的關系。我們說，我們也懷著同樣的愿望，但強調了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互助的原則。同時，我們呼吁應利用現在發生的領導的變化，使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關系正常化，使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正?；?rdquo;
周總理指出：“蘇聯新領導是要在沒有赫魯曉夫的領導下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政策。通過這幾天的接觸，我們發現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現在的蘇聯領導軟弱，內部矛盾、混亂、動蕩，各方面的壓力很大。這是原來沒有想到的。”
1964年，周恩來從蘇聯回國后，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歡迎。
11月14日，周總理完成了這趟試探、考察之旅，回到了北京。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全體中央領導以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數千群眾到機場熱烈歡迎。
深遠回響
周總理的莫斯科“考驗之旅”結果，奠定了相當一個時期中國對蘇聯的基本看法和中蘇關系的基本框架。
中國和羅馬尼亞在這場考驗蘇聯新領導的戰斗中進行的意氣相投的圓滿的重要合作行動，成為中羅關系中的一段美談，后來還不斷產生了回響。
周總理后來又多次回憶起了這段不平凡的經歷，作為闡述問題引證的一個重要論據，從歷史上剖析蘇聯對中蘇關系的根本態度。
事件一年之后的1965年11月4日，羅馬尼亞大使杜·喬治烏要回國開中央全會，想了解中國方面有什么話要他帶回去，拜會了周總理。談到不久前，波德納拉希代表羅黨中央，同中國大使劉放的談話，講蘇聯在國際上獨斷專行，好幾次都不顧中、羅的意見，也違背自己的承諾，使中、羅上了蘇聯的當，周總理贊同波德納拉希對蘇聯的評價說：“波德納拉希同志說，‘我們太天真了！’我同意他的這個意見。”
周總理又想起了去年去莫斯科的這件事來了，他說：“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我們曾對他們寄予希望。我不是說過‘新領導同赫魯曉夫離開了一點’，并且說服阿爾巴尼亞同志嘛！你還記得嗎？”周總理說：“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大使趕緊說：“記得。”
周總理接著說：“結果去了之后，證明哪有這么回事！而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一點也沒有改！”
1966年5月12日，周總理和陳毅、李先念副總理同來訪的波德納拉希第一副總理會談，很自然地就談到了蘇聯問題。
波德納拉希談到羅蘇關系說：“我們同蘇聯的分歧曾經是最嚴重的。在一系列問題上，我們保衛了我們的觀點，但我們盡力發展我們的國家關系。當我們有不同看法時，我們就說‘不’，我們尋找能說‘對’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同志現在布加勒斯特做非正式訪問，還有魯薩科夫，我不認識這個人。”
對蘇聯情況有深入了解的周總理說：“魯薩科夫是研究中國問題的。他們到哪里都要議論我們的，也和我們到哪里都要議論他們一樣。”
李先念也插話說：“不怕他們的議論。”
波德納拉希說：“我們聽了好多意見，赫魯曉夫到我們那兒去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安德羅波夫都去過。”
記憶力過人的周總理替他補充說：“還有蘇斯洛夫。”
波德納拉希驚訝周總理的記憶力說：“你記得比我們還清楚！”
周總理解釋說：“他是反華大理論家！前年慶祝他們國慶時，對他們新領導還抱一點希望。我們去了，他一句話都不說。”
后來，中國方面了解到，蘇斯洛夫當時的表面冷漠并不是偶然的，在解除赫魯曉夫職務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他就曾聲嘶力竭地喊叫“繼續同中共斗爭下去”。
波德納拉希贊揚中國當時“考驗之旅”的倡議說：“回想一下也是有興趣的。當時我們也有代表團去了。我們黨響應了你們的倡議。那是非常重要的倡議。”
周總理點出了這個行動的意義所在，說：“是一次考驗。”
波德納拉希表示遺憾說：“可惜，他們沒有理解。”
“考驗行動”之后第三年的1967年9月，羅馬尼亞總理毛雷爾訪問越南后，來中國順訪。周總理同毛雷爾所率黨政代表團舉行了會談。會談中，羅馬尼亞代表團勸說中國參加籌備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
毛雷爾說：“現在許多黨都正在醞釀和關心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問題。一般看法很不相同，我們的看法是：召開這個會是很不適合的，但我們決定參加籌備這個會議的工作，可以迫使他們討論一些問題、闡明我們的觀點。”
代表團成員米齊爾副總理附和說：“經驗證明，要好好利用籌備工作，闡明我們的看法。”他說：“我們準備積極參加籌備工作，解釋我們的觀點。”
另一名羅馬尼亞政壇后起之秀、中央書記特羅芬也出來積極解釋羅馬尼亞的立場說：“參加籌備工作，我們可以作出重大貢獻；不參加、不積極發表和宣傳我們的觀點看法，就意味著自我孤立。有人打算召開一個開除某一個黨和干涉另一些黨內部事務的會議。”
毛雷爾進一步勸說中國也參加，他說：“如果中國參加這個籌備工作，會作出很大的貢獻。”
周總理旗幟鮮明地表明了中國的立場說：“你們早知道我們對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所采取的立場。上次就談了，這個立場一直沒有變。”
周總理說：“赫魯曉夫倒臺后，1964年在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47周年時，我們曾打探過蘇共新領導有沒有改變立場。結果，不僅沒有變，反而更加深了。在第二年堅持召開了赫魯曉夫認為非開不可的、一黨獨霸的三月分裂會議，這個會議你們是沒有參加的?？雌饋?，蘇共新領導走得比赫魯曉夫更遠。”
周總理提到毛雷爾本人在莫斯科說的話說：“我們在莫斯科臨分手時，毛雷爾同志、波德納拉希同志跟我們說要警惕蘇新領導變得更壞，我們還是從你們那里得到了啟發。你們大概不會忘記的，我們也不會忘記，是在你們的使館里談的。”
毛雷爾說：“我沒有忘記我所講過的話的習慣。”
最后，周總理以靈活性和策略性表示了對羅馬尼亞的理解說：“我們謝謝你們三位同志的好意，想來勸和，用中國話說，就是‘和事佬’。這個好意恐怕是無法實現的。”周總理表示同意羅馬尼亞根據自己的處境，采取相應的做法：“你們的處境和我們不同，你們不能不跟他們有若干應付，我們是可以諒解的。你們反對一個黨干涉另一黨的內部事務，反對不聽他的話就開除，這樣的態度我們是欣賞的。”
周總理這種高度原則性和策略性相結合，既堅持了原則，又團結和爭取了盟友，再一次顯示了他高超的外交藝術。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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