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賊”一詞，一個時期頗為流行，其實在百度上，是沒有“愛國賊”這個詞的解讀的。如果細查有關文獻，便可知道，“愛國賊”一詞，并非始于今日。如果算第一個發明者，應該首推胡適，胡適可以稱為發明“愛國賊”一詞的祖師爺。最早是胡適用類似這樣的詞，來攻訐和污蔑五四運動的愛國青年學生的，不過當時他用的詞叫“愛國癲”。1922年，著名劇作家陳大悲沿用這個詞匯，創作了一部獨幕劇名叫《愛國賊》，但其含義與今天對“愛國賊”的解讀大相徑庭。因此，真正與今天稱呼“愛國賊”含義最為相同的，還是“愛國賊”發明者們的鼻祖胡適。
胡適，這個民國以來著名的反動知識分子，不僅口頭上辱罵愛國青年，而且在賣國這一點上，還付諸于行動。胡適曾經給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站臺。1915年，日寇強迫北洋政府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那時的胡適得知此事異常興奮，并在自己的日記中摘抄了《二十一條》條約全文，大贊北洋政府的“英明”決定：“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不僅如此，胡適還在自己的日記中辱罵抗議不平等條約的學生為“理智失常”的“愛國癲”，反而稱贊竊權復辟的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的“偉大英雄”。這個反動知識分子還販賣他的漢奸謬論，不知羞恥地說“殖民帶來文明，投降帶來和平”。這也算是他最早發明的“投降論”。1935年至1937年，他竟然向蔣介石一再提出令人震驚的建議——主張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承認偽滿洲國，以換取五十年的和平。被蔣介石的參謀總長程潛痛斥：“胡適是漢奸，真是可笑！”今天看來，如同清華大學那個公開販賣投降論的什么教授一類的當代中國投降論者，秉承的都是胡適的衣缽。
但是，不管胡適怎樣污蔑謾罵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五四的愛國青年們用滿腔熱血開辟了五四新文化的嶄新時代。五四運動也以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載于中國歷史，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理論及其人才準備。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愛國賊”這個詞在后來的延續中，有人已經賦予它特別的含義，借用這個詞來辱罵所有的愛國行為。首先是日本人，2011年，日本學者加藤嘉一出版一部書，書名就叫《愛國賊》。加藤嘉一在這里說的“愛國賊”，特指當時中國青年中爆發的反日浪潮，是對中國人民特別是院校青年反日浪潮的一種概括和辱罵。2014年，國內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他自己的微博中也兜售“愛國賊”一詞，他與日本人的表達基本一致，也是用于辱罵愛國行為。在他使用該詞后，輿論上引發軒然大波，遭到廣大群眾的堅決批評和強烈抵制。
今天，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接過胡適一百年前的老調，以此來辱罵嘲諷當下青年以及所有愛國者的愛國主義行為。他們常用的詞匯與此類似的還有“義和團”、“民粹主義”、“文革余孽”、“極左”、“左粉”等，這些詞匯和“愛國賊”一起，成為辱罵群眾愛國主義行為、紅色文化宣傳行動、毛澤東思想宣傳等等的大帽大棍。他們統統把這些視為“愛國賊”行為。
由于主流媒體缺乏主動的批評和引導，意識形態領域斗爭觀念的缺席，這種輿論的畸形表現曾經在一個時期甚囂塵上，弄得烏煙瘴氣。其實細細分析，這是西方對我進行全盤西化及和平演變的一部分，是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對西方敵對勢力的進攻缺乏主動防御的最為典型的表現。造成這個惡果，主要是國內有一大批滲入我內部的反動公知推波助瀾。
在今日之中國，100年前胡適的賣國投降言論，竟然成為時尚的流行語，被一部分人奉為至寶而大肆傳播，這對于國家是十分危險的。“愛國賊”能作為一個詞匯流傳于市，并且沒有任何國家權威性的批評，沒有最為有效的制止，這說明國家輿論監督的極大缺失。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數千年文明史，有著愛國主義傳統的偉大國家和民族來說，讓這樣的言論成為時尚，是我們國家的巨大恥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巨大恥辱，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巨大恥辱。
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情況，盡管有人拿出一萬個理由辯護，我們也必須看透他們這些人的險惡用心，主動地積極地打贏這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防御戰。把愛國主義的旗幟高高舉起，抵制各種漢奸賣國言論和思想的滋生，鏟除他們這類反動理論蔓延的土壤，是當下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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