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年這支不穿軍裝的“支前大軍”所面對的嚴重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
淮海地區是敵人長期掠三十年前和連年水災的災荒區域，群眾生活疾苦，糧食負擔力微弱。戰區就地吃糧，除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征用外，是不能作過高依靠的。對于糧食供應的主要辦法，還必須依靠后方運糧。但運輸線是空前的延長，火車只從濟南通到兗州，離前方尚有二百余里，當時計算每天需三百萬斤原糧供給，從幾百里外用小車去運輸，是極為嚴重的任務。因此，對淮海戰役的糧食供應，當時上下一致擔心。華野通令中曾說：“這次戰役的發起，是繼濟南戰役勝利之后，根據目前全國形勢與部隊的思想情緒，均有勝利條件與信心，所感困難者，惟有糧食問題，……我們為了勝利，此次戰役的糧食工作，應引起各級負責同志的注意……。”在這樣情況下，黨、政、軍、民對這次糧食供應任務，都是謹慎而嚴肅的。
根據當時的運輸條件，全部依靠后方運糧，或各個地區平均攤派的辦法，是不能完成戰爭供應任務的，于是決定首長以接近戰區的魯中南四、五、六分區的糧食為基礎，全力以赴地供應前方和后方運糧相結合。[1]
這個“相結合”的辦法是：
在部隊方面，華野規定：部隊行動時，各帶三天糧食，三天內無糧吃由部隊負責，三天外無糧吃由地方負責。地方保證將糧食運到師糧站后，向各伙食單位搬運一概由部隊負責，地方盡量保證三分之一的麥糧，實無麥糧時，亦不得強調。部隊進入作戰地區，后邊糧食實跟不上時，在隴海路南就地籌借（隴海路北不準部隊籌借），但必須以團為單位政治和與供給處協同進行，嚴遵借糧辦法。各部隊不得在駐村凍結糧草，或把持糧站 ，或途中截用糧食，以免影響整體供給。[2]
戰區就地籌糧困難和局限很多，實際上還是得靠后方饋糧為主。
這還是戰役發起之初面對的困難：當時預設的主戰場尚在徐州-新安間的隴海路沿線。而隨著戰局的發展，這個戰場又不斷延伸、擴展，從徐東，到徐州-蚌埠間，再到徐州西南——如果以徐州作為直角坐標系的中心的話，那么這次大決戰的戰場可以說是遍布四個象限區域內，供糧的難度系數也隨之成倍增長。
實際上，戰役一打響，部隊一運動，矛盾和問題就來了：
十一月八日戰役開始，部隊發展迅速，原定運糧路線、糧站位置，有的失去作用，在供應上有的糧站找不到部隊，而部隊卻找不到糧食，頓形混亂，直到三五天后，部隊位置與運糧路線做到統一，糧食逐漸趕上，才使部隊吃糧得到保證。在三五天的混亂中，由于時間不長，部隊以自帶糧和戰繳糧維持，尚未發生嚴重問題。[3]
支前大軍的組織者們，必須根據戰況發展中產生的矛盾和問題，不斷地調整和延伸運輸路線、二線轉運站和民站（支前民工的驛站）的布局：
淮海戰役因作戰情況變化很快，后勤的布置也隨著作戰的需要經常變化，轉運線也改變了好幾次。從整個戰役開始到結束，根據任務的變化，共建立了四個轉運總站 。第一個轉運總站 從1948年11月13日建立，到1949年1月19日結束，共移住吳閘子、和尚王、鐵佛寺三個村莊；第二轉運總站 從1948年11月9日建立，到1949年1月22日結束，前后共移住古邳、柳集兩處；第三轉運總站是從1949年1月7日建立，到1月19日結束，共突擊13天的轉運任務，住于二郎店；第四轉運總站是1948年11月10日建立，到1949年1月15日結束，共移住六個地方，開始在鐵佛寺、后移往東林莊、徐塘集、朝陽集、張辛集、大在張莊等。
……
淮海戰役前后建立七條干線：一條由臨朐、馬站、沂城、臨沂、郯城、新安鎮、唯寧縣至黑樹許；一條由諸城，莒縣、大店、十字路、井家店至郯城；一條由日照、沐水鎮、朱樊、大興莊、李埝，陳鎮至新安鎮；一條由曲阜、鄒、滕、棗、小仲村至邳縣；一條由曲阜、泗水、平邑、燕莊、向城、臺兒莊、宿羊山至賈汪。一條由臨沂的半程、鎮柳莊、磨山、鐵佛寺、道河站、土山、占城至雙溝；一條由新安鎮、炮車、運河站、曹八集、徐州、蕭縣、瓦子口、大吳集至黃口共七線，是根據戰役發展的需要，逐步向前安設的。[4]
這份珍貴的總結材料總結道：
從人民繳納公糧到前方部隊吃糧的整個供給過程，除了糧食的加工和糧站收發外，全部是運糧過程。因此，運糧問題是保證部隊供應上的重要關鍵。
在戰爭情況和農村環境的條件下面，運糧的特點是：以落后的運糧工具供應近代化的戰爭，以分散的農村糧食供給大規模集中作戰的啼隊，從落后的運糧工具發展到近代化的運糧工具。這說明運糧任務是極其困難和復雜的。
㈠運糧任務是在戰爭環境，惡劣交通、陰雨天氣及為避免敵機襲擾必須夜間運輸等若干具體困難條件下完成的，運糧工具基本上是小車、小挑、牲口為主，直到淮海戰役最后階段，才開始用火車、汽車近代化的運糧工具，基本運輸力是整勞動力、半勞動力、畜力、男、女、老、幼的總動員。
㈡糧食來源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的。如濟南戰役中糧食來源，僅包括渤海、魯中南兩地區。在淮海戰役中按舊省界來說，包括山東、河北、江蘇、安徽、河南等五省范圍，從廣大農村里將糧食集中于前方，需經無數次轉運，通過若干不同的運輸方式和使用幾種運輸工具，才能運到目的地。如淮海戰役時，華中自江邊向隴海路運糧，由水運轉成陸運，由陸運再轉水運，須轉換幾次才能到達前方。如山東魯中南一分區運糧，由小車運到太安，再由火車運到兗州，再由小車運到濟寧，再用船運到韜莊，再用火車運到徐州，再用汽車運到蕭縣，從蕭縣再用小車運到隨軍糧站，然后用小挑從糧站運到部隊炊事單位，是通過了小車、火車、船、汽車、小挑五種運輸工具，和經過七次轉運手續，這說明了要完成大規模的戰爭糧食供應，單靠人力加落后工具，或單靠現代交通，是不可能完成任務的，必須以人力加落后工具加現代交通，才能完成將四面八方若干地區分散的農村糧食集中于前方供應作戰。
㈢運糧消耗多于前方吃糧，運糧消耗占整個糧食消耗的二分之一，最高至三分之二，如華中在淮海戰役中運到前方糧食三千七百六十三萬斤，運費消耗二千〇一十萬斤，占實運數的百分之五十三，最高者達百分之一百五十，運輸線越長，比例數越大，這是我們落后運輸工具供給近代化戰爭的特點。[5]
戰爭過去多年之后，國民黨軍方面還在喋喋不休地垢病人民解放軍是“人海戰術”，那是沒對準榫頭。但擱在人民支前這個問題上，卻也不算過于離譜。只不過“人海戰術”這個詞匯得作一更改：這是“人海戰略”，而不是“人海戰術”！能夠廣泛而有效地動員如此龐大的民工隊伍推著小車趕著牲口擔著小挑抬著擔架把糧食送上前線，把傷員抬下戰場，那就不是什么“術”的層面能夠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也不是一兩個名將能夠認領，或者在其能力范圍之內的事情。那必須是，也只能是：“略”——戰略！人民戰爭的戰略！
這是一個有組織高效率團隊所奉行、所組織、所實現的戰略大經營！
《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寫道：
從支援戰爭的過程證明：以落后的運輸工具支援現代戰爭，以分散的農村物資大規模的集中部隊作戰，沒有千百萬廣大人民的政治覺悟和勞動力加上雖然落后但數量龐大的運輸工作與運輸力，并逐漸發展到運用近代交通運輸，要將廣大地區的分散農村、遙遠距離的八億五千二百一十八萬斤糧食（注：這個數字是指濟南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山東解放區的供糧）及巨大戰爭物資運達前方供應作戰需要和支援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6]
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在協助部隊作戰上也非常給力。
時任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二十旅旅長的吳忠曾回憶：淮海戰役第一階段華東野戰軍包圍黃百韜兵團時，中野首長確悉黃維兵團正從南陽東進援徐后，急令第二十旅暫歸豫皖蘇軍區指揮，前往洪河的廟灣一線，與豫皖蘇軍區地方部隊配合，阻滯其前進速度，不讓其過早進入徐蚌戰場中心地域。而他率第二十旅在廟灣嚴陣以待兩天未見敵來，地方部隊來人報告才得知黃維部主力已從確山繞道而行，經新蔡過了洪河，正奔阜陽而去。吳忠急令部隊迅速平行追趕，想搶在黃維之前趕到阜陽在穎河設防，完成阻滯任務。但部隊現在已經落在敵人后面，要去阜陽就得走“弓背”，怎么趕路也很難趕到黃維前頭……
正著急間，豫皖蘇軍區副司令員張國華趕來了。
張副司令員告訴吳忠：沒關系，旱地趕不贏，我們去界首走水路，一定能趕到黃維前頭。
原來劉鄧首長得悉敵情變化后，料到二十旅走“弓背”可能趕不及，遂令豫皖蘇軍區迅速在界首組織船只，順流而下，水運部隊趕到阜陽，截住黃維……
吳忠大喜過望，帶上部隊就趕往界首。
界首渡口果然已有大量船只和船工在等候，一見部隊趕來就熱情招呼著“快上船。”
就這么著，二十旅順風順水，趕到了黃維前頭。
黃維兵團先頭十八軍在阜陽渡口，迎頭就吃了一頓胖揍。[7]
這些船只和船工肯定不是臨時抱佛腳抱來的，那是事前就有布置和準備。張國華11月14日上午趕到界首市委布置工作，當天下午就啥都搞定了。15日一大早，第二十旅前衛第六十二團就趕到阜陽打響了阻擊戰，緊接著軍區組織的各路地方武裝也趕到了……
君不聞，“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注釋
[1]《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5輯·三野及華東軍區）》第709頁，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2]《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5輯·三野及華東軍區）》第710頁，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3]《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5輯·三野及華東軍區）》第710頁，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4]《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5輯·三野及華東軍區）》第662，第666頁，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5]《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5輯·三野及華東軍區）》第715～第716頁，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6]《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第5輯·三野及華東軍區）》第629頁，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7]吳忠：《飛舟堵黃維》，《阜陽史話》第8輯第51～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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