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便是在各種“罵聲”中成長壯大。新中國成立后，亦長期承受國際敵對勢力的抹黑和污蔑。圍繞如何正確認識和有效應對“挨罵”問題，毛澤東作出了重要部署，積累了寶貴經驗。他認為，凡是先進和革命的事物總是要“挨罵”；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國際上真正反華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管好自己，就不怕別人反華。這些思想和做法，蘊藏著哲學的智慧，閃耀著時代的輝光。今日回望，仍歷久彌新。
戰略自信，先進和革命的東西“總是要挨罵”
馬克思主義自問世起，就被冠以“幽靈”的稱號，《共產黨宣言》開篇就寫道，“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如同馬克思主義向來在責難與斗爭中實現發展，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便是在各種“罵聲”中成長壯大，“是被人家罵慣了的”。
應對“挨罵”，毛澤東首先區分了人民內部的批評與敵對勢力的惡意詆毀兩種不同性質的“罵”，指出，“人們罵得對的，我們應當接受和改正。罵得不對的，特別是歪風，一定要硬著頭皮頂住，然后加以考察，進行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決不可以隨風倒”。針對來自反動勢力的詆毀性質的“罵”，毛澤東進行了深入分析考察。
先進事物總是要“挨罵”。毛澤東指出，從古至今，“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即便“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事物發展皆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新事物的發展必然要經歷曲折的歷程，但是，不能因為新事物不被看好、遭受責難，就否認它的先進性質。真理一開始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毛澤東以哥白尼、伽利略等歷史上著名的自然科學家舉例，提出，他們的學說長時間被看作錯誤的東西，但是其真理性質并沒有因此蒙塵，由此談及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指出，“我們黨在1921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被帝國主義罵，說明我們的事業是先進的。應對“挨罵”，毛澤東展現出高度的戰略自信和共產黨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認為只要堅持真理，符合人民利益，越是被罵，越證明共產黨人的偉大和正確。敵人越“罵”，就越是“證明了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帝國主義愈說我們壞，我們愈高興。我們愿一輩子挨罵，如果它們講我們很好，那豈不是同蔣介石李承晚一樣了嗎？”
20世紀50年代末，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平息西藏的武裝叛亂，在中印邊界堅決維護國家主權。此時，逢中蘇關系交惡，國際上的反動勢力掀起攻擊謾罵的反華合唱。毛澤東視若等閑，他在1959年9月《關于〈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給臧克家、徐遲的信》中寫道，“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他明確說，“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兇，我就越高興。”同年，毛澤東也寫下了多首讀報詩，其中，“反蘇憶昔鬧群蛙，今日欣看大反華”“遍尋全球侵略者，唯余此處一孤家”（曾珺：《毛澤東的詩賦人生》，中國言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3頁）等詞句流傳頗廣，展現出革命偉人的膽略。
帝國主義反動派罵我們，證明它沒有辦法。毛澤東指出，反動勢力越是對中國極盡抹黑污蔑，則越說明他們已經黔驢技窮、無計可施。同時，敵對勢力的污蔑和謾罵也并不能真正遏制中國發展，只會更加暴露其自身問題重重、外強中干，毛澤東將其形容為“心虧理怯，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他著眼長遠地指出，反華勢力必將失道寡助，他們越是提高調門和聲量，就越是會“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自己的丑惡面目”，終將“搬起石頭打到他們自己的腳上”。
針鋒相對，“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面對敵對勢力的污蔑和責難，毛澤東并非聽之任之，而是針鋒相對展開駁斥。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以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件。這兩篇美國為自身對華政策失敗而做的辯護中，充滿了顛倒是非、隱瞞和捏造事實以及對于中國人民的惡毒污蔑和深刻仇恨，其以“專制”“獨裁”等罪名誣蔑中國共產黨和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并加以恐嚇，揚言要在中國培養“民主個人主義者”，妄圖顛覆新的政權。
這些污蔑和謾罵在國際上混淆視聽，也在國內產生影響。毛澤東與之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1949年8月至9月，毛澤東一連為新華社撰寫五篇評論，包括《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以及《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系列文章呈組合拳式，逐一駁斥了反華勢力說中國“獨裁”“惡意拒絕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等蓄意誣蔑。毛澤東深入闡述了帝國主義侵略必敗，中國人民革命必勝的歷史規律，揭示出美國所謂“民主”的虛偽，指出這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同時揭穿美國所謂“援助”之下對中國的遏制與侵略，教育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要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系列文章立場鮮明、嬉笑怒罵、氣勢磅礴，在國內和國際上廣泛傳播，引起強烈反響，堪稱國際輿論斗爭的典范。
繼1946年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56年7月，毛澤東在同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談話時，再次明確“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他分析了世界變化發展的大勢與帝國主義不得人心的現實，指出“一切民族都要獨立。美國到處用反共的招牌為名，達到侵略別人的目的。美國到處欠賬，全世界都不喜歡美國”。一切事物都處在運動變化與力量消長之中，關于帝國主義的前途，毛澤東指出，“力量大的要讓位給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毛澤東說，“我這一輩子就經歷了這種變化。強大的失敗，因為它脫離人民；弱小的勝利，因為它同人民聯系在一起，為人民工作”。
“紙老虎”論斷，并不是自我麻痹，而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決定性作用的考量，基于對當時世界形勢發展變化的把握。特別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帝國主義內部的腐朽進一步突顯，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國際上反帝國主義反壓迫的力量深刻改變著世界格局，“東風壓倒西風”并非虛言。
“紙老虎”論斷，也包含戰略與戰術的辯證智慧。1960年5月，毛澤東在《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中指出，要站在全世界人民角度，堅定帝國主義制度是要滅亡的，戰略上輕視它們，也要戰術上謹慎，每一個步驟都要好好地研究，認真辦事，“合起來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樣才能敢想敢說敢做”。也就是說，帝國主義從真老虎變成半真半假的老虎，最終變成紙老虎，是一個事物走向反面的轉化過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進這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結束之前，老虎可能還要活一個時期，還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講究拳法，不能大意”。
團結多數，“反華的只是極少數”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新中國有著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獲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毛澤東始終堅持中國要在國際上廣交朋友。他明確提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沒有國際進步力量的支持，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
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總結日內瓦會議的經驗時說，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次月，他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當被問及中國能不能和英國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和平共處，毛澤東表示“讓我們做朋友吧”。他說，“我們認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我們和你們也可以合作”，“不僅在經濟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面對美西方對中國的孤立封鎖，毛澤東看到了其中的利益關聯。他在1954年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時說，為什么一些國家要跟著美國走，而另一些國家不一定跟隨美國，就是因為前者“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美國火車頭下一個命令，它們不得不服從”，而另一些國家“沒有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或者套得不緊，因此沒有必要跟著美國走”。對于具體的反華政治人物，毛澤東也洞察到，一些人的立場會變化，在下臺之前激烈反華，但是下臺之后就不反華了，原因在于，“他們反華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這說明，“第一，有些人反對中國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國現在有了一個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對，刺激人家寫文章和發表講話來攻擊”，“我們有了資格，有人要靠反華來保住自己的地位”。
毛澤東就此提出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方針。他看到，“在目前世界上這樣四分五裂的形勢下，一塊鐵板那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提出要廣泛做中間地帶和周邊國家的工作，即使是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凡是有可能的，也要進行工作。“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總要分化的”。
毛澤東還對反華力量的組成進行剖析，他提出，真正反華的只是少數人。1960年2月，中國政府在當時的東巴基斯坦達卡與印度新德里組織參加了兩場工農業展覽會，中國展館受歡迎程度遠超預期。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的報告中說，中國展館轟動了整個達卡城，東巴其他城市及達卡周圍的農村也形成了參觀中國館的熱潮。新華社記者在印度新德里寫下名為《盛會難忘，友誼永存——記新德里世界農業博覽會中國館勝利閉幕》的通訊，記錄了中國館在81天內迎來了三百余萬民眾爭相觀展的盛大場面。毛澤東看到相關材料后作了長篇批語，指出，“所謂大反華，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過是一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一些國家的反動派和半反動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半修正主義分子，以上三類人，估計共只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過占百分之十”。后來，毛澤東明確說，“其實是大擁華，小反華”。
如何應對“罵人”的華僑華人？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表示，華僑華人以及相關的國際人士，哪怕是持反對態度的，也可以多到大陸走走看看。“不管是左的、中的、右的，都可以回來看看……看完回去也可以，回去罵了我們也可以，罵了再來還可以”。如何利用媒體的“罵聲”？毛澤東對傳播規律運用自如。他說，“利用香港一些報紙登一些對我們有利的東西”，“要他們不罵我們是不可能的，這樣它就會起不了這個作用。一條消息又罵又幫是可以的，七分罵我、三分幫我這才對頭”。
自信自強，“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華”
美西方對華指責和污蔑，主要目的是搞亂人心、破壞中國團結穩定和發展。毛澤東明確提出，“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澤東指出，敵對勢力的反華有間歇性特點，間歇長短與中國的發展水平有關，關鍵“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么樣”，“國際國內關系，我們只管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其他我們一萬年后也不要。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華”。他提出，要將罵聲轉化為激勵團結與實干的動力，專注發展。“反華有好處，一可以暴露敵人，二可以使我們慪氣，憤怒不要表現出來，要變成力量。三年小變，五年大變，十年更大變。總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實力的”。同時，實在的建設成就更具說服力，也是對敵人的“罵聲”最好的反擊，“一個長江大橋，可以說服許多人”。
如同“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所闡釋的道理，毛澤東不僅重視綜合國力的發展，也十分重視在精神上對干部群眾進行教育和武裝。他強調，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含“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關系”。
面對國際輿論斗爭中的思想武裝問題，毛澤東主張給干部群眾“種牛痘”，通過直面輿論斗爭的社會實踐，促進正確思想的形成。1956年底，毛澤東批示擴大《參考消息》訂閱范圍，要求公開報道帝國主義“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他提出，“我們準備擴大發行《參考消息》，準備從過去兩千份擴大到三十萬份，發到縣一級，黨內黨外都可以看。要使我們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就是說，要見世面，要經風雨，不要藏在暖室里頭，暖室里頭長大的東西是不牢固的”。
毛澤東具體指出，這樣做“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當然，“種牛痘”也離不開正面引導。毛澤東提出，對有害的、負面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理有利的反駁，達到澄清認識、懲前毖后的目的。“社會上的歪風一定要打下去。打的辦法就是說理。只要有說服力，就可以把歪風打下去。對于重大問題，要作好充分準備，在有把握的時候，發表有充分說服力的反駁文章”。
毛澤東開方“種牛痘”，用意不僅僅是為應對反動勢力一兩次的謾罵攻訐，更是要讓干部群眾真正在精神上“站起來”，實現自主自立、自信自強。由于歷史原因，國內一些人既容易被帝國主義嚇住、有“恐美病”，同時又對西方有迷信式的崇拜。毛澤東說，“美國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兇，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他援引列寧所講的“先進的亞洲，落后的歐洲”指出，先進的武器拿在落后的人手里，遲早要垮掉。
鑒往知來，啟示當下
當前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建設與毛澤東時代已有本質區別，然而，毛澤東應對“挨罵”的做法對我國應對國際輿論斗爭仍富有重要啟示意義。
要堅定自信，保持定力。相應的思想與話語是由壟斷利益結構決定的。面對國際輿論場中的“罵聲”，要準確判斷本質和動因，洞若觀火，毫不動搖對自身旗幟、道路、立場、觀點的自信。要有理有利，爭取主動。面對國際話語霸權，要發揚斗爭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同時，還要在話語質量上下功夫，占據科學和道義的制高點，將“陳情”與“說理”相結合。要拓展面向，團結多數。要跳出和個別國家爭高低的誤區，更加重視從最大多數的南方國家著眼，面向世界范圍內的廣大民眾，做好團結。要加強建設，實力為本。實力是硬道理，話語建設的根基，在于從抽象到具體，不斷擴大社會的共同利益，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武裝思想，凝聚人心。要重視對人民群眾的思想理論武裝和教育實踐，在服務群眾、依靠群眾的過程中明辨是非、凝聚力量，堅信“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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