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治、光緒年間，朝中南北兩派士人激烈爭奪權柄，以致釀成滔天巨禍。
北士以儒學正宗自視，標板氣節，分化發展出諸多清流；而南士重經世致用，強調務實。同治年間北南雙方構成了以李鴻藻和沈桂芬各自領銜的陣營。辛酉政變，恭王奕?得南士之助重返權力頂峰，而這也使得北士陷入邊緣化危機感。
北士就選擇了與洋務路線格格不入的醇郡王奕譞作為盟友。光緒二年（1875），恭王在軍機的得力臂助文祥病逝，奕譞推舉北士成員景廉遞補軍機，這顯然就是西太后瓦解恭王主導的軍機權力結構，“摻沙子”的明確做法。而西太后之后在李鴻藻丁憂而暫離官受的情況下，又允許南士成員、沈桂芬的門生王文韶進入軍機。
這種情況下，北士陣營在李鴻藻的執領下，一概攻擊恭王-南士軍機陣營的施政。尤其是中俄交惡、伊犁交涉期間，北士大唱主戰論調，目的均為打擊沈桂芬。也就是說，只要能夠打擊政敵，選取的手段是否造成國家利益受損，也無所不用其極。
尤其是新入京官的北士，更是每每攻訐軍機大政，無論是經費開銷、洋務項目還是調處中外交涉，只要能找到攻擊點，就絕不放過。在這背后，西太后一直成為一個最為重要的拱火者。
光緒十年（1883），恭王及其軍機同僚，無論是寶鋆、景廉、李鴻藻，還是南派代表翁同龢，全班被罷，重新組建以禮親王世鐸為首，西太后與醇王智囊孫毓汶為核心的醇系人馬入駐。
這也意味著，此前以致蹦跶的北士，在完成了西太后授意的拱火工具人使命后，黯然退出舞臺。清流黨漸成歷史概念。
翁同龢雖是南士成員，又是帝師，領導了新的南士集團，卻與傳統意義上的南士官僚李鴻章及其執掌的淮系北洋構成競爭關系。翁自視甚高，又得逐漸親政的光緒帝信賴，自覺將李鴻章帶入太后一黨作為假想敵，由此之后一直到1898年，翁李黨爭盎然展開，成為甲午戰敗、百日維新狼狽落幕的重要內因。
當初，同治帝駕崩，西太后選擇醇王幼子作為新君，目的就在于徹底掌控權柄。光緒帝幼年入宮，事實上西太后對之頗為疼愛，但因為吸取同治帝放浪形骸的教訓，所以嚴厲管教，以至于造成新君形成憂郁性格。這個早熟的少年將自己親政后的掌握大權，創出佳績的希望寄托在帝師翁同龢身上。尤其是西太后強迫光緒帝迎娶太后侄女的安排，意在使得自己身前身后長享女主之榮。
醇王雖為西太后排擠恭王的盟友，但生性怯懦，并不敢為自己親子謀求更大空間。光緒親政前后，西太后故意選擇李鴻章的最大政治對手翁同龢執掌戶部，以掣肘北洋，迫使李鴻章岌岌可危之間，更明確地站隊后黨。
對于太后的手段，無論是光緒帝還是翁同龢，都領會不深，甚至還有意加緊對李鴻章的疏遠，每每在經費報銷上拿捏北洋。雖然野史遍傳西太后頤和園項目擠占海軍軍費，造成北洋不能更新船只和裝備，致使甲午海戰中落入下風。但在事實上，兩事不可混為一談，光緒帝和翁同龢哪怕不為太后修建頤和園，也以海軍軍費為手段，限制北洋的進一步發展。
當然，翁同龢本人極力主張增加為太后修建頤和園，以及辦壽等儀式的支出。事實上，光緒帝和他這個老師，錯誤地將西太后視為普通的鄉下婦人，以為能夠通過精美華麗的儀式和園林，就能迷醉太后的心智，從而為皇帝在政事上大展拳腳創造條件。但西太后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動物，對于帝相的舉動當然嗤之以鼻。
光緒帝、翁同龢的失策還表現在，對于李鴻章竭力親近帝相的舉動視而不見，反而刻意疏遠。李鴻章在不能獲得翁同龢掌管的戶部提供的經費支持下，設法通過引入外資設立合資銀行，舉債修建鐵路等方式來完善防務，繼續大辦洋務，當然這在當時和之后也被譏諷為出賣國家權益。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太后又通過權柄表達了對李鴻章變通做法的支持。
待到醇親王去世（1891年1月1日），帝后兩黨的緩沖消失。盡管李鴻章繼續爭取皇帝支持，甚至在光緒二十年（1894）農歷四月還曾舉辦盛大的海軍演習，希望討好皇帝，卻繼續未能如愿。而在隨后不久，朝鮮東學黨叛亂掀起，朝鮮政府同時向中日兩國求援。此時光緒帝首次正式向李鴻章發出密函，要求其認真應對。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近日出版了我國臺灣地區歷史學家林文仁所著的《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的簡體中文版。書中談到，甲午事起，光緒帝和翁同龢異常高調地主戰，督促李鴻章全力出擊。而李鴻章本人則保持曖昧態度，一乃希望探聽太后態度，二來不愿意當翁同龢的馬前卒，三來寄希望于列強干預。應該指出的是，李鴻章此時對于日本方面徹底擊敗清廷、獨霸朝鮮的決心一無所知，而光緒帝和翁同龢反感李鴻章的應對態度，這種對立使得清廷中樞和北洋指揮部完全沒能站在一條戰線上，使得戰局一開始就處于非常被動，任由日方驅動的不利局面。
《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書中談到，“德宗（光緒帝）此時之表現，便興奮得仿佛已鎖定目標，摩拳擦掌，且語氣甚有一吐郁懷之感”，此時他仿佛再現了乾隆帝的風采，要通過整肅訥親和張廣泗的方式來立威，所以向李鴻章不斷傳遞了強硬到底的旨意。
甚至在北洋海軍和陸軍雙雙被日軍重創的情況下，光緒帝和翁同龢依舊保持原有態度。翁同龢乃至建議遷都也要與日軍決一死戰、抗戰到底。北洋海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迫出戰，落入日軍布置的埋伏圈，乃至主力盡喪。
等到戰局轉危，光緒帝焦躁而不知所措時，西太后的布局快速拉開——太后重回朝堂參與聽政，啟用恭王來鉗制不可一世的翁同龢。西太后甚至戲謔地安排翁同龢赴天津與李鴻章商議議和。為此，翁同龢組建的南士小集團仍舊在營造主戰論調，這種姿態使得這些人在后世被視為不屈不撓爭取主權權益的斗士，但在朝堂上，帝黨已經徹底失勢。
自此，帝黨落入后黨鉗制，這也埋下了日后皇帝試圖激烈新政來為自己正名，而帝后兩黨徹底撕破臉皮爭奪的引子。后黨雖然做大，但戰場上一敗涂地的事實，最終議和重任還是只能由李鴻章去背負。而李鴻章自此才徹底明了太后的好手段，他的北洋已近積毀銷骨，他的聲名甚至落入訥親、張廣泗之流之下。所以，如《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書中所感嘆的那樣，甲午大戰，國家敗了，但太后在自己的競賽場上大獲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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