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歷史來看，水利一直是困擾農民的一大難題，雖然，歷史上也有過一些大的水利工程，比如傳說中的大禹治水，還有都江堰、鄭國渠、靈渠，隋朝的大運河等等，從先秦以后一直到清朝，也搞了不少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但歷史上的水利工程主要是兩大方面，一是治理河流避免水患，二是為了交通運輸。雖然，也對農業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一直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民靠天吃飯的狀況。
據史料記載，唐代至清代1300多年間，長江流域共發生洪災223次，其中唐代水災16次，平均每18年發生一次。宋、元代79次，平均每5.2年一次，明清時期發生128次，平均每4.2年一次，從清代到建國前，基本是平均每5年左右發生一次較大的洪災。
據李約瑟統計，在過去的2100年間，中國共發生有1300多次大洪災，大部分在中國的北方。
民國時期，因為水利問題，1920年，北方大旱，山東、河南、山西、陜西、河北遭受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災民2000多萬，死亡50多萬人。
1929年，陜西大旱，80％的縣受災，死亡加逃亡人數達300多萬人。
1942年—1943年，中原大旱，僅河南一省餓死病死達300多萬人。
再如河南林縣，歷史上是一個十年九旱的地方，據史料記載：從明朝正統元年（即1436年）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共有514個春秋，林縣發生自然災害100多次，，大旱30多次，有時大旱連年，河干井涸，莊稼顆粒無收。史料記載和民間傳說干旱到“人相食”，在514年里就有人相食5次。
中國農村，歷史上就一直是靠天吃飯，因此，中國農村也就一直有著拜神求雨的習俗，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就是說人們無法抗拒自然現象，只好將它寄托于神靈的護佑。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主席明確指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新中國從一建立時起，就非常重視水利工程建設，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都把水利建設放在農業建設的重要位置上。特別是人民公社集體化以后，水利建設創造了中國歷史以來黃金時代。
據有關資料，新中國成立之前，大中小型水庫只有1223座，總庫容量大約為200億立方米左右，到1970年代末，全國總計新建水庫8.4萬多座，總庫容量為4200億立方米。其中1957年前建設1079座，年均135座。人民公社集體化時期新建8.33萬座，年均4230座。占新中國成立以后新建水庫的98％。平均水庫建設速度是小農經濟時期的34倍。這不能不說是集體化時期集中力量辦大事所產生出來的成果。
縱觀歷史以來的小農經濟時期，沒有哪一個時代在水利工程建設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國治水幾千年，所有功業加起來也抵不上這20幾年的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然而，有人卻硬是要否定這一鐵的事實。近來刷到一個“史海趣聞”的網民，他卻要否定集體化與水利建設的成就的邏輯關系，他認為“大集體和水利建設成就”的觀點是“邏輯錯誤”。
事實已經證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水利建設速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大集體時的20多年的水利建設速度更是小農經濟時期的30多倍，這就已經說明集體力量與水利建設速度的密切聯系，怎么又是“邏輯錯誤”了呢？也不知這位“史海趣聞”的邏輯是一種什么邏輯？
新中國剛建立后的前幾十年里，國家還在依靠農業支援工業，也就是說工業還在發展起步階段，農村生產力還仍然是處于傳統的手工勞動時期，農民進行水利工程建設都完全是靠肩挑背扛，不同于現在機械化程度提高了以后的今天。所以，在那種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能夠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設起那么多的水利工程，這無疑靠人多力量大，靠集中力量才能辦成大事，這是一種明擺著的邏輯關系，怎么又成了“邏輯錯誤”？如果說建國初期，就已經有了今天這樣的機械化水平，不需要肩挑背扛，人家硬說“沒有大集體就沒有水利建設成就”，你說是“邏輯錯誤”還勉強說得過去。但當時的現實是依靠集體力量才取得的水利建設成就，這樣的人明顯就是要否定集體力量的作用的強盜邏輯。
說到新中國集體化時期的水利建設，不禁聯想到近些年，媒體關于水利設施問題的一些報道。
諸多媒體在報道旱災的時候，都是伴隨關鍵詞“水利”出現的，同時，還有幾個派生的關鍵詞——“老化”、“隱憂”、“建設滯后”等等。所謂“老化”就說明曾經“降生”，曾經“年輕”過，而在諸多報道中，那個“降生”、“年輕”的標志性年代就是50—70年代。
如《東方早報》發表旅美華人徐開彬的文章，“從大旱災反思農業水利建設的欠賬”，文中表述：“上世紀50—70年代我國先后建成了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不僅僅洪水泛濫的歷史基本結束，而且變水害為水利，基本消滅了大面積的干旱現象，扭轉了幾千年來農業靠天吃飯的歷史。”
《中國之聲》的《新聞和報紙摘要》報道：云南省普洱市龍潭鄉黃草壩村……在當地一座小型水庫，“你看這個壩已經塌陷了。他們已經做過處理，用木樁固定住，但還是往下陷。58年修的這座壩，像這樣的水庫是從來不敢蓄滿水的。”在整個普洱市，213座小二型水庫有177座是病險水庫，比例超過八成。往年雖然水庫不能蓄滿，也能基本保證度過旱季，但今年情況特殊，干旱持續時間長，水利建設嚴重滯后的問題就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新華網》報道：遵義市是貴州省水利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水利設施缺乏、老化和損壞嚴重的矛盾不斷積累，造成嚴重工程性缺水難題。……遵義市水利局局長說，數萬座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庫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無法發揮作用。……中國的農田水利工程多數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設備老化、功能衰退。
《羊城晚報》報道說：廣大農村的水利工程多修建于20世紀70年代前，“吃毛主席的老本……”。一句“吃毛主席的老本”把一部當代中國農田水利的興衰史概括無余。
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海亮說過，毛主席時代的水利規模與成就，是“中國幾千年水利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集體化時期的水利建設，不僅修建了八萬多座水庫，還修建了總延長300多萬公里的人工河渠，16.5萬公里的各類堤防，基本解決了農業旱澇保收的問題，還整治了長江、黃河、海河、淮河、遼河、珠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基本消除了大江大河存在的千年隱患。同時，還很好地解決了城市的用水問題。
以重災區貴陽為例，至今市區供水尚未見嚴重影響的報道。有篇報道說，之前嚴重干旱的貴州畢節市民“因干旱缺水到貴陽洗澡。”
支撐貴陽市區的生產生活用水的水源，是當地人說的“兩湖一庫”，即百花湖、紅楓湖、阿哈水庫。
紅楓湖是1958年修建貓跳河梯級電站第一級紅楓電站形成的人工湖，水域面積57.2平方公里，是貴陽第一大人工湖。1988年，紅楓湖被國務院批準為國家級風景區。
百花湖，是1960年修建貓跳梯級電站第二級百花電站形成的人工湖，百花湖面積13.5平方公里，蓄水1.3億立方米。1966年百花電站竣工發電。
阿哈水庫，1958年設計，同年8月動工，1960年6月第一期工程竣工，是以城市供水和防洪為主的中型水庫。
至于紅旗渠就更不用說了，這是當時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水利工程建設。紅旗渠1959年10月10日林縣縣委作出“引漳入林”的工程決定，1960年2月引水工程正式開工。1969年完工 歷時10年，。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修建各種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方達2225萬立方米。總干渠長70.6公里（從山西石城鎮至河南任村鎮），據有關專家計算，如把土石方壘筑成高2米，寬3米的墻，可以縱貫南北繞行北京、把廣州與哈爾濱連接起來。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任何小農經濟想都不敢想象的巨大工程。而且，這樣的巨大工程在開工時又正逢三年困難時期，連飯都吃不飽，又缺錢缺物資技術的情況下，林縣人民卻創造了紅旗渠這樣的驚人奇跡。林縣縣委書記楊貴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說：林縣人民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跡，靠的是有“林縣55萬人民”；靠的是“重新安排林縣大好河山”的決心和勇氣；更是靠集體主義的智慧和力量
外媒評價紅旗渠是“世界第八大奇跡”。紅旗渠的成功修建，正是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巨大優勢。表現了我國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勤勞勇敢的偉大精神以及戰天斗地的偉大創造力。
總之，上述例舉的全部水利工程建設，其時間節點是1958、1960、1966、1969年，這時期正是人民公社集體化的時期。說是新中國水利建設的成就是集體化的成就，怎么到了“史海趣聞”嘴里成了“邏輯錯誤”？這只能說明這個人要么是邏輯混亂，要么就是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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