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中舉出了諸多案例。
以下是其中之一：
九縱王方團八連戰前全連共一百四十七人，戰中傷亡四十四人，邊打邊補四十五人，戰斗結束時還有一百四十八人。十三縱一○九團九連戰前全連原有九十人，傷亡四十四人，邊打邊補七十四人（補后逃亡七人，傷亡和掉隊十五人），戰斗結束時，尚有九十八人，超過原有人數。一一二團一連戰前全連共一百一十二人，戰斗傷亡三十八人，邊打邊補八十四（補后傷一逃亡九），戰斗結束時，則有一百四十八人，超過原有人數更多。[1]
這個“王方團”“邊打邊補”有一整套方法，非常生動具體且很有可操作性：
戰前，團黨委要求各連隊把制定、落實戰斗中的“擴軍計劃”，“做為支部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這“擴軍計劃”，不是隨便抓個俘虜就可以湊個數的。“擴軍計劃”有基于質量保證并且詳細的原則要求：
?、偌囱a對象：
a.出身中貧農成分較好，忠厚老實者；
b.被抓丁、抽丁出來者；
c.國民黨軍隊中的戰斗兵，年輕力壯者；
d.軍齡，在三年以下，離家遠或家在解放區者。
②緩補對象：
a.勤雜、通訊、電話人員；
b.士以上官佐人員（準尉；以下者）；
c.特種技術士兵。
?、鄄谎a對象：
a.尉以上官佐；
b.階級異己分子、還鄉團；
c.戰場起義、個別自動投誠，但堅決拒絕加入我軍者；
d.蔣軍在作戰地區抓的民夫，而又堅決不愿參軍者；
e.歸俘。
還有基于不同編制的數量限制：補充的數量不得超過建制班原有人數的三分之一，一個戰斗小組只能補充一個人。
還有戰時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對擴充來的解放戰士，應抓緊時間進行教育。[2]
這“抓緊時間進行教育”，真有“立竿見影”效果！
“王方團”八連三班新補充的解放戰士王玉川說：
一被抓住，我就尋思完啦！我怕你們要我去送炸藥，被炸藥炸死，怕你們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們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擋子彈，堵“胡同”口。當指導員叫我拿著兩個手榴彈和你們一道去打時，我尋思：“這真是叫我去堵胡同口了。”我想找機會跑掉，可是一上去，姜同志叫我在他后面壓子彈，他在前面打，并向我講了許多部隊的情況，又給我介紹了大汶口解放的傅慶祥同志。我聽了傅同志談他過去的情況后，對原來的想法有些懷疑了。我跟著傅同志向前打，那時我最相信他。打不遠，敵人的飛機和炮轟得很急，姜同志很和氣地叫我到防空洞去隱蔽。我又害怕了：“這不真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嗎?”過了一會兒沒有動靜，我伸出頭來一看，好幾個同志都在洞里面向外射擊，我就放心了。這時，傅同志帶我到前面去看送炸藥。我不敢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后來，我親眼看到去送炸藥的同志沒有一個是剛解放的，而且炸藥響了，一個也沒死。我心里就像放下了一個千斤擔子似的“亮堂了”。我什么也不顧慮了，跟著同志們一齊向前打。[3]
“抓緊時間進行教育”，確保了“戰場擴軍計劃”的落實。
“王方團”八連突入內城時，略有傷亡，連長掛彩，指導員馬上提出：“我們要給連長復仇，瞪起眼來，多抓敵人補充自己的力量！”三排機槍班傷了兩個，當即補充齊了。一班傷亡3人，也補充上了。六班戰士的反映：“我們六班原有8人傷亡5人，若不是在戰場上擴軍，全班剩下3個人，早就編到別的班去了。我們補充了4個解放戰士，還是一個建制班，又能完成任務了！”總之，八連沒有一個班不注意補充自己，沒有一個班被拆散了建制，直到戰斗結束，八連仍保持了原有人數與戰斗力。[4]
國民黨士兵的技術戰術是殘酷的軍閥制度訓練出來的，一般都不差，一旦被解放，心甘情愿地調轉槍口打老蔣，不但不用培訓，還可以當老師！
——“王方團”八連剛解放的潘子林，經教育后，馬上跟著向前打，并向躲在房子里的敵人喊話。結果，他一個人便捉到3個俘虜。
——華野第九縱隊某連邊打邊補的解放戰士王月倫，原是國民黨整編第二師的士兵，當我機槍射手負傷后，他立刻頂上去當射手，封鎖敵人，打倒敵人二三十名，榮立三等功。
——華野第十三縱隊一○九團九連在突入第三道圩墻時，俘虜敵五十七旅一六九團七連上等兵王文盛等，補入連隊后，發現老戰士不會用新繳獲的槍榴彈，當即現場教授使用方法，讓槍榴彈很好地發揮了大量殺敵作用。他還喊話瓦解了不少敵人。王文盛在戰場上代理四班班長后，對新解放戰士說：“排長既然這樣信任俺，俺們要好好干！”結果，又繳了10個人的槍。
——華野第十三縱隊一一二團一連二班俘虜了16歲的小伙子王成吉，經簡單教育后，即拿起槍跟二班向前打。不久，二班又補充兩名俘虜兵，班長叫王成吉去教育他倆。那兩個新補充的解放戰士很奇怪：“你穿的衣服和我們一樣，為什么來打俺?” 王成吉說：“我昨天解放后，就參加了解放軍。你們繳槍，就優待不殺。”在王成吉的影響下，那兩位新解放戰士也表現很好。[5]
有一個例子比較有趣——剛抓的俘虜兵也知道了“解放戰士”這個專有稱謂：
第十三縱隊一一二團輪訓隊政指碰到從城里來的俘虜，問：“你們從哪里來?”
答：“我是城里來剛解放的。”
“怎么里面還響槍？”
“里面還打仗。”
“你解放了不行，還要解放他們，走！走！走！”
就這樣，俘虜即馴服地跟著走了。[6]
更有趣的是，山東兵團這個報告還舉出了不少負面案例以總結反思。
其中一個是“本位主義”：
有本位主義的現象。特別在兵少、傷亡又大時，營連以下單位最易發生這種現象。據十三縱廖（海光）政委談：過去長期在根據地作戰，部隊得不到補充，大家都想搞幾個兵，過去有的部隊對“上級一定給補充”的保證，不大相信，認為“補充當然好，但補充的希望不大”，因而在“邊打邊補”中，就產生了“我弄到手就是我的”思想，愿意多留幾個兵，不大愿意上交。該縱陳（華堂）副政委也說：“各個連都有個小埋伏，個別營也有以多報少的，準備逃亡后好補充”。[7]
也就是說，統計上來的“解放戰士”數量和比例，實際上還是比較“保守”的。
時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的粟裕說：
淮海戰役開始，華野為三十六萬九千人，戰役過程中傷亡十萬五千人，戰役結束時達到五十五萬一千人，這中間除整補了幾個地方團外，補進的主要是解放戰士。[8]
這是個很令人吃驚的數字：參戰兵員近三分之一戰損，卻由來自對手相同乃至更多數字的兵員“即俘即補即訓即打”，一再“滿血復活”，保持“連續作戰”且戰力不減反增！真就是“風水大變幻，乾坤大挪移”啊！不知道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編撰《戡亂戰史》，對這樣一種奇觀該如何面對和詮釋！
到1949年2月全軍整編時，華東野戰軍全軍編有4個兵團15個軍和兩廣縱隊，另一個特種兵縱隊，計58萬余人——不用說，這里頭的“解放戰士”，仍然是個大頭。
中原野戰軍的“即俘即補”的情況應該與華東野戰軍類似。
時任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的姜思毅舉例說明了“即俘即補”的效力：
9縱79團5連1排，王灣戰斗只剩下9人，馬上編成1個班，第2天參加了大出擊。經兩次傷亡，由3排調了兩個老戰士，補充了7個新解放戰士，接著又參加了三顆樹的攻擊。3縱19團3連馬圍子戰斗傷亡只剩22人，始終保持排班建制，第2天又配合攻西馬圍子，堅持到最后完成任務。4縱32團1連2排楊圍子外圍作戰傷亡10余人，排長亦陣亡，8班長王槐同志自動代理。調補兵員，不論是預備兵員，本戰役中的俘虜或機關緊縮出來的人員，都應按傷亡情形由縱隊、旅統一分配（團機關緊縮出來人員由團統一分配）。人員調補要注意到對突擊部隊、戰斗作風與旺盛士氣的保持，和模范、典型單位的培植，不能平均分配。隨著戰斗的連續，傷亡的增大，干部的缺額也就增大，為了迅速整頓組織，以求再戰，要在戰前執行3套干部制度，包括配備正職和學校訓練儲備（縱隊、旅分別訓練連排干部，團教導隊訓練班級干部）。戰役中保存干部，在職排、連、營副（特別是前兩）干部，在不影響戰斗的情況下抽出參加戰勤工作。
即俘即補，主要有以下幾點做法：一、審查：短期俘訓隊，主要審查軍官及將老弱與可補入部隊的士兵分開，以便及時補充部隊。補到部隊后，則以干部、黨員、骨干分子個別談話、了解歷史情況與了解思想情況相結合的辦法進行審查。二、教育：掌握新解放戰士的思想特點，及時具體地解決其對戰斗的思想顧慮。解放戰士中的老兵因有技術、有戰斗經驗而不太怕打仗，但受敵欺騙教育較深，懷疑我的戰術，如說我們是“人海戰術”，“用俘虜送炸藥，炸死自己”等。新兵因本身沒經驗、沒技術，一般的怕打仗，尤其怕飛機、坦克、炮等。因此，除一般地說明我們的戰術，揭發敵之欺騙外，針對其具體的顧慮，進行演習，教會技術，效用更大。如演習小組動作、實驗爆破、手拉炸藥、如何攻、防坦克等，以提高技術，打破其顧慮，亦即提高了其信心。要結合戰場鼓動，及時地有針對性地解除其戰中產生的顧慮。新解放戰士，一般沒有攻堅經驗，尤其是新兵，在戰斗中遇有傷亡，或敵人火力強時，最易動搖。要即時表揚，特別是戰中記功記好，不但可以發揚新戰士的積極性，同時亦可打破新戰士怕我們不相信的思想顧慮。9縱80團特等戰斗英雄王學志，就是宿縣解放戰士，這次戰役3次立功，提為副班長，經領導上的培養，成了該團典型，為一般解放戰士樹立了前進方向，對改造解放戰士作用很大。利用戰斗空隙及戰壕中的小型訴苦，提高新解放戰士的階級覺悟，轉入自覺參戰，復仇立功。干部、黨員、骨于分子，具體地了解每個新解放戰士的歷史，從其切身問題上給以提高，同時亦使新老關系很快地密切了。在生活上關心體貼，具體的幫助，主動團結新戰士，打破新老間的隔閡。很多老同志，幫助新同志做工事，甚至把自己的工事讓給他們，對新戰士感動很大。[9]
淮海戰役共進行了65天，戰役中被俘，戰役中參軍，戰役后成為班排長的“解放戰士”，不乏其例。中原野戰軍在戰役前的兵員為7個縱隊計15萬人，到次年整編擴充為3個兵團9個軍共28萬余人。
越打越大，越戰越強，簡直就是撒豆成兵。不，比撒豆成兵，還要厲害！《孫子兵法》講過“因糧于敵”，人民解放軍這是“因卒于敵”——化敵之卒，為我之兵，彼消助我長，我長促彼消，那就是一個“化腐朽為神奇”??！
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也說：
我們的戰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虜過來的，稱為解放戰士，有的部隊，解放戰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約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對于俘虜，我們實行即俘、即查、即補、即訓、即打的辦法，就是說士兵一俘虜過來就補充到部隊，經過訴苦教育，就參加作戰。在打黃百韜時，情形竟發展到上午的俘虜下午就參加作戰。當時的解放戰士現在有許多已經做了排長、連長。這種情形是世界戰史上所少有的。[10]
這種戰場“滿血復活”的再生能力，不僅為時人所驚嘆，也是一個戰爭奇觀。
人民解放軍出色的“戰場再生能力”，“即俘即補即訓即打”占了很大一頭。
“即俘即打”這個主題下的內容很豐富，簡直可以說是關聯了整個中國近代戰爭史幾乎所有的課題——從建軍思想、戰爭動員到軍隊管理，再到戰場心理，其案例舉不勝舉！本書囿于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只能有待高手另辟專題，單獨成書，以飱讀者。
注釋
[1]《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1948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0冊·解放戰爭時期㈢》第頁，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王方團”，指第九縱隊第二十七師八十團，團長王歧秀，代政治委員方立凡（1949年初整編后為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七軍第八十一師第二四二團）。
[2]《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1948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0冊·解放戰爭時期㈢》第頁，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3]《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1948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0冊·解放戰爭時期㈢》第頁，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4]《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1948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0冊·解放戰爭時期㈢》第頁，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5]《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1948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0冊·解放戰爭時期㈢》第頁，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6]《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1948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0冊·解放戰爭時期㈢》第頁，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7]《山東兵團政治部關于邊打邊補問題情況（1948年12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0冊·解放戰爭時期㈢》第頁，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8]《粟裕談淮海戰役（1982年5月）》，《粟裕文選㈢》第737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9]姜思毅：《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奪取勝利的保證——回憶淮海戰役中華東野戰軍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戰役·回憶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55～第35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10]周恩來：《關于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來軍事文選㈢》第612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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