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一部生動描述無產階級革命家朱德的著作，在中國內地出版。不過，該書的作者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革命的熱烈贊頌和同情者，美國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而且，這部著作在當時也不是一部新作。如果從最早問世的日譯本（1955年出版）算起，距時也有二十多個年頭。人們由此可以想見其中的曲折。所以，中文譯本校者在序言的第一句，就用極具時代特色的話語說：“《偉大的道路》中譯本終于和我們廣大讀者見面了，這是粉碎林彪、‘四人幫’的一個勝利成果。”
（一）
1937年1月，作家兼記者的史沫特萊，來到了中國西北的一座古城——延安。在此之前，她在中國已經呆了七個年頭；對中國當時的局勢，從報紙中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是，為什么數十萬甚至更多正直而勤勞的農民、工人，滿懷理想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樂于趕赴陜北這片黃土地，為一種信念奮斗甚至犧牲呢？這中間的情形，她卻不能在官方的報紙中得到答案。于是，她決定自己親眼去看一看，親身體驗一下這塊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甚至有許多神奇色彩的地方。
到達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便與兩位朋友一塊去見朱德將軍。
這樣做的理由，非常簡單但充滿好奇。史沫特萊在中國的幾年里，從國內甚至外文報紙上，讀到了太多有關朱德的消息。這些消息中，對朱德的稱謂，并不那么好聽：赤匪頭子、共匪、殺人犯、強盜、放火犯……因此，在史沫特萊最初的想象里，她將見到的朱德將軍，一定是個“堅強英勇、脾氣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絕的論斷，幾乎可以使森林燃燒的鋼鐵般的革命者。”
但是，當她見到的這位聲名遠播的將軍時：“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里的農民老大爺……”
◆1937年，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在延安。
從這一切看去，朱德似乎真如一些對他懷有好感的人的評價：單純、親切、平易近人。但聯想到他傳奇般的經歷，史沫特萊對眼前的這位將軍，還是以自己對生活的體驗認為：單純，這個字眼也許需要稍加保留才顯得真實。因為朱德看他們的眼睛，注意力非常集中，深邃而富有觀察力。與許多中國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有一點淡褐色。大大的一對，閃爍著智慧和判斷力。史沫特萊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細膩想象：這樣一位有著多年苦痛經歷的革命指導者，既然能夠生存下來，就不可能非常單純。
史沫特萊以記者的方式，提出了許多朱德個人經歷的問題，朱德簡潔卻真誠地作了回答。他還做了一些糾正。例如自己出身是在一個佃農家庭，而不是一些人傳說的富有的地主家庭。但是，當史沫特萊站在局外人立場，輕松地提起報紙上稱朱德為“土匪”的說法時，她以為朱德會像自己一樣，不置可否或一笑了之。可這位將軍卻不僅沒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頭，眼睛望著地面，面孔猶如悲劇人物那樣，流露出深沉甚至悲戚的表情。雖然這只是一瞬間，但朱德回答的音調卻高亢起來：
“土匪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從朱德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史沫特萊感受到他內心無限的豐富；從她獲得的整個感覺看：聲音、動作，以至朱德的每一個腳步，都充滿了大丈夫氣魄。而一個有這樣經歷和品格的人，人們卻很少了解或基本無人了解。史沫特萊有一種強烈地沖動：為這位并不被人深入、深切、深刻了解的人物寫一部傳記，因為他與其他報紙和傳言中的形象有太大的距離。而他的經歷和性格，又有更多可以透視這個國度，這個社會的地方。
◆1937年，朱德在抗日誓師大會上。
這個念頭一產生，史沫特萊便將它凝定下來。當朱德問她打算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時，史沫特萊立即回答：“我希望你把一生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朱德感到有些突然：“為什么呢？”
“因為你是一個農民。中國人十個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訴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
（二）
盡管朱德告訴史沫特萊，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并勸告她先到各處走走，與其他人見見面后再做決定。史沫特萊聽從了他的建議，到延安等地陸續見到了更多各類人物；甚至，許多人的經歷比朱德還富有戲劇性……但是，史沫特萊清楚地意識到一點：中國農民并不充滿戲劇性。1937年3月左右，這項寫作計劃開始實施。
當然，這項工作并不容易進行，因為盡管朱德將軍有著極豐富曲折的經歷，但是，當時中國的多數家庭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使他們無法對自己的過往十分留意；參加革命后，朱德長期不斷遷徙，他也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詢的材料。在沒有信件、日記、文件參考的情況下，朱德甚至無法對一些重要事件提供較為準確的時間……盡管如此，工作仍在緩慢進行。每個星期，他們便抽出兩到三個晚上，進行交談。一般由史沫特萊提問，朱德回答。有時由著朱德展開思路，盡量發揮；有時遇見朱德談得不夠翔實，或并不大樂意深入下去的話題，史沫特萊也運用自己記者的直截方式和追根溯源的不懈精神，“逼”朱德詳細講出來或延伸下去……他們當時交談的場面，也是頗有特色的。雖然史沫特萊在中國已經呆了數年，但中文并不通暢，所以身邊有一位中文教師兼秘書和翻譯。一般交談，朱德和史沫特萊用中文；有時感到語意表達不夠，便用朱德也懂的德語；遇見更復雜的句子，就只好雙方都用母語，再由翻譯從中轉換。總體上說，語言是數種混用，使得場面活躍了許多。
當然，僅僅通過交談，對于了解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在其他時間，史沫特萊也在直接間接地關注著朱德。
例如，史沫特萊與朋友在院子里曬太陽、喝茶時，朱德也會在工作間隙走出來，與他們一起講故事、唱歌、嗑花生……用朱德的常用語，是“吹一吹”，“擺一擺”（四川方言，“擺龍門陣”）。
◆史沫特萊（中）在延安。
再有些空閑時間，人數多，氣氛熱烈，史沫特萊便把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自己家鄉的一種弗吉尼亞土風舞。朱德對此興趣極高。用史沫特萊的話：“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朱將軍參加，他和舞伴們旋舞起來，而且按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剛參加閱兵式的新兵一樣，踢得塵土飛揚。”
不僅學土風舞，朱德還要學西方式的交際舞，并且孜孜不倦。但是，在史沫特萊眼里，朱德雖然很喜歡跳，但他的舞跳得并不出色，沒有賀龍將軍那與生俱來的跳舞家的才華。
為了多接觸朱德，史沫特萊還常常到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去聽他的演講。講演完畢后，朱德還常常與青年干部戰士一起打籃球。在球場上，朱德卻并沒有在戰場上那般自如。下場后，他常常對史沫特萊搖頭感嘆，說這些戰士嫌他球技差，組隊時都不愿意要他參加。這反映出當時共產黨軍隊官兵打成一片的和諧氛圍。
但是，這樣對朱德的近距離觀察和采訪，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幾個月后，朱德擔任了八路軍總指揮職務，率軍東渡黃河，向山西前線挺進。此時，對朱德的生平紀錄，也就是《偉大的道路》的材料搜集，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因為戰爭，這次有重要意義的訪問，終于被阻斷。
史沫特萊還曾到過朱德的指揮部，并在這里與朱德發生了一次“爭執”。
那是1937年的冬天。史沫特萊的友人卡爾遜，獲準可以上五臺山抗日前線。史沫特萊知道此消息后，在吃飯時便向朱德要求，希望能準予自己同去。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時都不同意。他們提出了種種理由。譬如說凡是上前線的人，都要有打仗的準備。
◆朱德與史沫特萊。
“我也能打仗，我是在西部（美國）長大的。”
史沫特萊自豪地說。
“可你是一個婦女。”朱德和任弼時幾乎同時這樣表示。
這句話激起了史沫特萊的強烈不滿。她一生都是一個積極的女權主義者。所以一下子發起火來：
“我并不是因為想要當婦女才成為婦女的。”接下來，她拋出一句辛辣的諷刺話來：
“是上帝把我造成這個樣子的！”
據在場的卡爾遜記述，這句話引起了朱德、任弼時的哄堂大笑。因為她提到了上帝，而這些將領們，都是堅定的無神論者。
盡管如此，史沫特萊還是親眼看到了朱德在戰場上的活動情景。這樣的觀察，仍然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三）
《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真正開始寫作，已到了距最初采訪8年之后的1945年。
在中國旅居十多年后，回到美國的史沫特萊，生活一直是不安定的。直到1945年夏天，她才從紐約搬到一個叫耶德莊的地方。耶德莊以前是著名富翁特列斯克的宅第，周圍有廣袤達600英畝的土地。這里有森林、湖泊、起伏的原野和房舍。這位富翁臨終時，在遺囑里說，將這處地方專供藝術家和文學家們使用。在這里，史沫特萊獲得了良好環境。首先，她要潛心下來，完成寫作朱德《偉大的道路》的宏愿。
但是，遠在數千里之外的美國，來寫作一個正在續寫中國革命歷程的偉大革命者，僅材料的搜集，環境的差異，就增加了極大難度。為了充實原有的材料，她需要更多，更豐富的東西。當然，她只能求助于中國，求助于朱德本人。
1945年10月，史沫特萊請代表中國解放區到美國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董必武，向朱德轉去她的一封信。希望能再次獲得朱德本人的幫助。
當時中美間的通信并不通暢。朱德又處在極緊張的與國民黨斗爭的狀態。所以，直到1946年7月1日，朱德才借美國邀請周揚去訪問的機會，寫出一封信致史沫特萊，并準備了一些相關材料和禮品。后來周揚終于沒能成行，但朱德的信和材料仍輾轉送達到史沫特萊手中。
朱德在這封信中說：
“首先，對你和所有的美國朋友為中國的和平與民主運動寄予的關注和所作的努力，我必須表示深切的感謝。”
◆史沫特萊
對于史沫特萊想寫自己的計劃，朱德謙遜地表示：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費一些精力寫我的生平。應當說，我的生平僅僅反映了中國農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費時間，我表示懷疑。由于你那樣地堅持并已著手寫作，我也只能答應所求。”
按照史沫特萊的要求，朱德寄去了一部分資料。其中包括有紅軍各級人員百余人所寫的詩歌、故事、特寫、日記等編纂而成的兩卷本《長征》；劉白羽寫作的《朱德傳》部分手稿，以及朱德自抗日戰爭到當時發表的各類文章……頗具紀念意義的，包裹里有兩枚鑲嵌著朱德和毛澤東肖像的小圓別針，朱德與外國友人的合影照片，還有一塊產于延安，人工手織的披肩。
這件披肩，據一位當時接觸到史沫特萊的日本作家講，史沫特萊是很喜愛的，但是并沒有自己使用。有一次在細心鑒賞后，又若有所思，原封不動地折疊起來。這年冬天，在紐約的一次關于中國問題的集會上，史沫特萊將這件披肩展示給數十位與會者。在介紹了它的來歷后，宣布為了籌募救濟中國戰災基金而將其義賣。這塊披肩被人以一千美金的價錢購去。
（四）
史沫特萊以萬分認真的態度來敘寫這部著作。為了感受到中國的氣氛，她將朱德寄給她的別針裝飾在房間的壁爐架上；旁邊放著一個花瓶，瓶里插著一些楠樹枝。史沫特萊告訴友人，聽朱德敘述，他的家鄉盛產楠木，朱德從小就是在楠木叢中度過了一段歲月。為了體驗這種環境，史沫特萊便向美國南部的朋友要來這些楠樹枝。由此一點，也可看出她寫作的細致和周到。
史沫特萊后來在寫給朱德的信中說：“這是一本不容易寫的書，因為它不僅是您個人的生平，而且是您的貫穿著六十多年來中國歷史的生平。這一生平的背景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沖擊，這也必須寫進去。”
也許由于這一點，也增加了史沫特萊內心的不安。她曾在給朱德的信里說：“由于內戰，您和您的全體同志都蒙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國應對這種痛苦負責。”一個美國人，因為政府的所作所為而承當道義上的痛苦，這也許是史沫特萊寫作時所處的復雜心境之一。
直到1949年初，史沫特萊才寫完《偉大的道路》初稿。但是，新中國即將誕生的形勢，使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府十分惱怒。當年2月，史沫特萊突然被指控為一名“仍然逍遙法外”的蘇聯間諜，證據是諜報機關在日本秘密檔案中見到的內容。控告她多年以前，便是一名在中國從事反對日本的間諜。盡管政府在提出這一指控后幾個星期，美國陸軍部又宣布對史沫特萊的控告，是一個“faux pas”（社交性質的過失），用史沫特萊的比喻：“有點像在美國做了當眾剔牙這類事情。”
雖然如此，史沫特萊生活卻因之受到極大影響。不能發表講演、出售文章——而當時，這是她收入和生活的基本來源。她所寄居的朋友家庭也被牽連，家里人的工作也幾乎不保，史沫特萊只好搬出；但在紐約她幾乎租不到房屋，最后只好住進房租高昂的一家小旅館。
◆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只能選擇出國。當時，她當然不能申請到中國。但是，連到英國或意大利這樣的歐洲國家，也申請不到護照。激忿中的史沫特萊甚至考慮，如果她最終被拒發護照，她準備采取極端方式。一、將自己的案情提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二、正式放棄美國國籍，“試圖在其他國家例如中國獲得國籍。”她的首選是中國。這是她在給朱德的信里鄭重表達的。
在這樣的境況中，《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的出版，當然就遇到了難題。這部著作，史沫特萊曾與美國一家著名的權威出版社——史諾夫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這家出版社，曾出版過史沫特萊同樣寫中國的著作《中國的戰歌》。此時，出版商和審稿人卻突然提出，《偉大的道路》中對中國革命的見解是教條的，并要求她在書的結尾加進反共的內容和攻擊新中國的文字。除去一些文字質量上的要求外，對內容，史沫特萊斷然拒絕修改。這些，使得這部書的出版又遭擱淺。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消息使史沫特萊異常興奮。在收音機旁，她聽到了周恩來擔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消息；聽到了蘇聯同國民黨斷交并表示打算承認新政府的消息：“來自中國的這條消息使我感到極大的歡樂，我的心終于安定了下來。我應該身在中國，可是我卻停留在這個被上帝拋棄了的國家。”
史沫特萊馬上給朱德寫去一封長信。在這封信中，她對自己當時的處境并不在乎：“我將支持新中國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盡一切力量聲援中國。”“我打算去中國寫第二卷。我把你的生平寫到您六十歲那年，這一年是引向勝利的內戰時期的頭一年。”“我希望您和毛（澤東）還是三十歲，但是，我也知道在你們的前頭仍有許多歲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國，我一定要親一親它的土地。”
（五）
經歷了許多周折，史沫特萊的護照終于辦了下來。當然，不可能讓她到中國，是英國。但這也與中國有關。她到英國的寄居處，是在中國認識的朋友希爾達家。
史沫特萊到了倫敦之后，馬上參加了在這里舉行的英中友協成立大會。據一位參加會議的中國留學生描述：
“在會議大廳里，一位頭發斑白的美國老太太走上了講臺。她充滿激情地介紹她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介紹英雄的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在締造新中國的過程中，創造出史詩般的事跡，深深地感動了全體聽眾。在雷鳴般的掌聲中，她提議，為在解放事業中獻出了生命的，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好兒女致哀。這位老太太就是史沫特萊。”
◆1956年，英文版《偉大的道路》（第一版）。
此時的史沫特萊，患有嚴重的胃病，身體很弱。但是，她仍孜孜不倦地從事《偉大的道路》一書的修訂工作。同時，只要有與新中國有關的事，準定有她參加。她經常出席倫敦中國留學生會舉辦的各種活動；約中國學生去她那里交談，吃她親手做的中國菜……
在這樣的情境里，史沫特萊的情緒就會特別好。當時雖是數九寒天，但圍坐在壁爐邊，友誼便更加升溫。史沫特萊滔滔不絕地敘說著關于中國的話題。旁人幾乎沒有插話的余地。一位英國朋友評論：
“她就是這樣不可救藥地熱愛中國！”
的確如此，史沫特萊說：“……我是一個美國人，但我是忠于中國的，也許你們會感到奇怪吧！是的，讓我告訴你們，我到過很多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去中國的時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不知是什么緣故，在那兒，我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個，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
但是，這位深深熱愛中國的美國友人，終于未能在生前再踏上那塊蘊育著巨大變化的熱土。雖然她還在頑強地修訂《偉大的道路》，但健康狀況卻日益惡化，胃癌銷蝕著她最后的生命。
史沫特萊大約也意識到醫治的困難和危險。所以一邊滿懷希望地表示，如果手術成功，她將立即到中國去，和中國同志一起戰斗。同時在4月28日寫下遺囑，一份與中國血脈相通的遺囑：
“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貧苦的，被壓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國革命的成就，已經是這一解放事業的中流砥柱。”
她在遺囑里寫明，遺物交朱德總司令處理。而主要遺物，就是這部仍在修訂的《偉大的道路》手稿。她還同時要求，自己的遺骨埋葬在中國，葬禮上演奏中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因手術不治逝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萊逝世一周年之時，她的骨灰在北京安葬。這位“大地的女兒”（史沫特萊著作名），終于在中國——這塊她夢縈魂牽的國度，回歸大地。
今天，人們走進八寶山公墓，可以在陵園西側見到一塊大理石墓碑。碑上鐫刻的，是朱德親筆書寫的題詞：“中國人民之友 美國革命作家 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這部《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雖在作者遺囑執行人的同意下，由專家對原稿進行了編輯加工，但由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它在幾年中未能獲得原文出版。倒是日文譯本于1955年先行問世，英文本晚一年才出版。中文本更遲至1979年出版。此時，距這位“不可救藥熱愛中國”的“大地的女兒”辭世，幾乎相隔三十年。
朱德，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戰士，他波瀾壯闊的一生，充滿了不斷追索和進取，具有豐富的傳奇色彩。史沫特萊，是美國一位女作家，記者，她以一個關心中國革命的友人，在曲折、艱難的情況下，為朱德寫出了一部《偉大的道路》。從中可以看出，無論國度，人類對進步事業的追求和向往，對舊世界的決絕與抗爭，是相同、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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