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白區街頭宣傳空間為中共提供了宣傳渠道。街頭宣傳品散播成為中共地下黨重要的革命宣傳方式。在日常工作中,中共所采取的秘密分散散播方式,具有靈活機動、風險低的優勢,但宣傳動員效果有限。在追求城市革命暴動的政策導向下,中共中央在集會游行中倡導公開集中的散播方式,以期擴大宣傳影響,推動政治動員。然而,這種散播方式組織要求高、資源需求大,而且面臨較大的風險壓力。從效果來看,盡管中共街頭宣傳品在散發量方面成績顯著,但受傳播技術、查禁風險,以及宣傳品內容、語言風格等因素影響,民眾接觸與吸收宣傳品的效果仍有不足。這些不足也為此后中共街頭宣傳的轉向提供了經驗。
關鍵詞：
中共；國民黨統治區；宣傳品；政治動員
街頭宣傳品通常包括傳單、布告、標語、小冊子等類別。大革命失敗后,這類宣傳品成為中共地下宣傳的主要載體,它關系到地下黨如何在秘密工作環境下向公眾傳播革命的重要問題。以往研究從政策路線視角出發,將中共地下黨的街頭宣傳視為“左”傾政策路線的工作方式而未予以足夠重視。近年來,相關研究從社會動員的新視角,側重分析中共街頭宣傳的群眾動員作用,取得了新的研究進展。在此基礎上,相關研究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作為一種傳播方式,街頭傳播的傳播渠道、媒介特點與影響方式對中共革命宣傳有何影響？而轉入地下的中共,在街頭傳播時又面臨何種挑戰,應對過程中進行哪些探索,為此后革命宣傳帶來什么經驗教訓？通過觀察分析馬列主義政黨的組織形態與白區社會街頭傳播的互動磨合,將有助于學界將革命史與傳播史相勾連,從新的視角探究白區革命史的發展脈絡。
本文嘗試從信息傳播的視角出發,探究中共地下黨街頭宣傳的傳播環境、運作方式與影響得失,揭示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在街頭宣傳時組織運作與白區街頭傳播之間的重合與張力,從而豐富學界對中共革命信息傳播機制的認識。
一、街頭傳播特性與中共宣傳需求的契合
不同于機構體制內嚴格的逐級傳播,街頭傳播作為公共傳播,呈現出開放的網狀傳播途徑,信息易于擴散而難以被追查。這使得街頭傳播往往匯聚了各類信息,形成合法層面與地下層面信息混雜的“灰色”特性,可被政府、商家、民眾等各方用于不同的傳播目的。在歷史上,街頭傳播常常被用于罷工、罷市、罷課等各類社會運動中。早在明清時期,江南踹匠罷工時即常常運用傳單等街頭宣傳品鼓眾。中共自建黨以來,也將街頭宣傳作為動員群眾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街頭傳播也可被政府、商家用于傳達禁令,限制社會運動的目的。如1905年上海罷市時,“商會聞之,立即告知各幫切勿罷市,并亦刊發傳單禁阻各店鋪罷市”。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街頭傳播對中共政治宣傳的重要性顯著上升。此時,中共不僅在組織上遭受重創,還喪失了合法傳播渠道。在國民黨的新聞出版管控下,民眾難以從合法渠道了解中共的主張與活動,容易與革命產生疏離。因此,在白區尋找傳播渠道繼續發聲,保持及擴大在群眾中的革命影響,就成為中共地下黨的迫切需求。如江蘇省委宣傳部所述:“全上海的報紙,完全被反動派封鎖,檢查稿件甚嚴,除《時事新報》及《民國日報》純系蔣之機關報外,雖有許多新聞記者,不十分重視他們的地位,但是一句話也不敢說。一般民眾都為報紙及反動派的宣傳蒙蔽了,對政局都有點莫名其妙,甚至竟被反動派愚弄了。因此我們必須把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與奉系軍閥妥協,以及代表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壓迫民眾,屠殺市民、工人的罪狀,揭示于民眾之前,然后才能得到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鞏固革命戰線,來向反革命的結晶體蔣介石進攻。”在這種形勢下,街頭傳播在客觀上為中共地下宣傳提供了空間。1928年7月,中共中央就注意到:“在殘酷恐怖阻礙口頭宣傳與煽動的條件之下,各種形式的刊物宣傳(報紙、傳單、小冊子、宣言等等),便獲得極重大的意義了。”
國民黨也深知中共擅長街頭宣傳,認為“此項反動傳單標語口號,最易煽惑人心,應即嚴切禁止”。對此,國民黨試圖通過加強對街頭宣傳品的審核以消除中共街頭傳播的影響。在1927年6月國共合作破裂之際,國民黨中央就已經開始審查標語,取消、修改過去與中共混用的標語用語,強調“從前共產黨混籍國民黨時,特制出種種標語,離間革命同志,務使國民黨勢力日益微弱,共產匪徒乃得為所欲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見于此,已由宣傳部審查標語”。1928年1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加強對街頭宣傳品的審核,“為統一宣傳起見,前曾議決,以后各級黨部各民眾團體所制定各種標語口號,務須先呈報該黨部核準,方能張貼。茲聞該部業已分別通令各地方各級黨部照辦矣”。可見,國共合作破裂僅半年,國民黨就已經對中共街頭宣傳品有所提防。
然而,國民黨的查禁舉措卻難以全面落實。一方面,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印刷技術、商品經濟與城市空間的發展,街頭宣傳品數量增多,類別豐富,難以完全被審核。據相關統計,1931年1—8月,僅南京市核準的廣告張貼類就達到297375張,傳單類570590張。而在官方核準的宣傳品外,依然存在大量私自散播的街頭宣傳品。1932年位于南京的國民政府軍政部發現:“查本京各街衢,及京滬杭路沿線各車站,每有各機關團體學校等粘貼標語,混亂錯雜。”顯然,這些“混亂錯雜”的標語并未完全受到審核報備。南京作為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可想見。況且,政府推行的收費張貼政策增加了官方渠道的街頭傳播成本,導致人們更傾向于不經官方審核“隨處亂貼”,進一步增加了街頭宣傳品數量。1929年,上海特別市公用局指出:“市民狃于積習,不愿出費揭帖,仍復隨處亂貼。”另一方面,盡管官方屢次禁止私自散發街頭宣傳品,但街頭傳播的靈活性與隱蔽性較強,軍警需要現場捕捉到傳播者正在散播宣傳品才能確定其違法行為,由此也增加了查禁難度。可見,盡管國民黨力圖通過審核報備、查禁私自散播行為等舉措來管理街頭傳播,但實際上卻難以對其完全掌控。
在中共看來,街頭傳播也符合此時的宣傳需要與工作條件。首先,傳單、標語等街頭宣傳品便于攜帶,方便擴散,適合轉入地下的中共繼續向民眾發聲。湖南省委指出:“以后凡對于黨的宣言在各支接得后,均須即刻找許多臨時的技術書記,來廣為印刷,除發散外,宜寫成布告樣式的形式(用顏色紙或顏色字或大書使人注目),令同志多張貼于街市及道路之沖要,尤其是城市附近道路之沖要,如此則可使黨的主張深入群眾,在目前不能公開出報及多行發散的時代中,此為一絕妙方法。”如湖南省委所指,在公開傳播渠道受限后,街頭已經成為“使黨的主張深入群眾”的重要傳播空間。
其次,街頭宣傳品制作簡單,成本相對低廉,適宜各地黨組織自行制作。如當時出版黨內報刊每10000份需要800～2000元,每份刊物約需0.08～0.2元。而同時期上海工聯會印刷兩萬張“五一”標語花費僅22元。杭州市委“‘二七’一直到‘五一’以及反對改組派宣言等都是石印,六元印一千”。可見,與刊物相比,每張傳單標語僅需0.006～0.0011元。自然,傳單布告的篇幅與樣式不能與刊物相比,但在同等經費下產出的數量更多,傳播范圍更廣。這就保證了各地黨組織在經費有限的條件下,仍可以自行制作相當數量的街頭宣傳品。即使缺乏印刷條件,黨群組織仍可以通過自行抄發、粘貼、涂寫傳單標語口號來進行傳播。如1930年12月,常州縣委報告了十月革命紀念的宣傳準備工作:“不用傳單(因無經濟),只有一尺多長的標語,動員同志去貼與用粉筆去寫。”
再次,街頭宣傳品鼓動性強,擴散快,適宜中共隨時更新的宣傳要求。1927—1935年正是全國各類政治事件頻發時期。中共需要就新近的政策路線、時事政治與群眾運動進行評論宣傳,從而及時指導民眾的革命行動。如江蘇省委所言:“黨要抓住每個政治事體、革命的紀念、群眾斗爭,擴大黨的政綱的宣傳,指示群眾的政治出路。”而街頭宣傳品內容精煉,可發掘新近事件的政治含義,形成鼓動性口號,從而動員民眾行動。江蘇省委即指出:“傳單有極大的作用與意義,他解釋每個事件的政治意義。”
此外,街頭宣傳品篇幅短,便于在工農群體中傳播。中共認為,工農群體是階級革命的基礎,應為宣傳的主要對象。但工農群體文化水平有限,閱讀報刊、書籍等長篇論著較為困難。因此,短篇幅的街頭宣傳品更符合工農的閱讀水平。1930年12月,共產國際就提醒中共中央:“考慮到可怕的恐怖會給在工人群眾中散發黨的報刊書籍造成困難以及多數工人很少識字的情況,黨應該著手出版只寫一句口號的短小傳單……篇幅小的傳單便于印刷百萬份,容易散發和使識字不多的工人們看懂。”
因此,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尤為重視街頭宣傳,將其作為政治動員的利器。在日常工作中,黨員全員均被要求參與街頭宣傳。1930年3月,中共中央指出:“要使黨的宣傳品散發到廣大的勞苦群眾——特別是產業工人群眾中間去,一定要使每個黨員成為黨的宣傳品的發行者。”除了黨組織,共青團、赤色工會、互濟會等外圍革命團體也須參與散發工作。廣東省委要求:“每個支部、每個赤色工會和每個宣傳隊,均須擔任散發宣傳品工作,宣傳品的散發必須使之能深入群眾。”甚至每個黨群成員均有相應的散播任務指標。如中共的外圍革命團體“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以下簡稱“社聯”)就規定,“盟員每人每星期平均貼壁報一張、標語五個,三月總計應有壁報一千二百張”,“發宣言八次,每次一千份”,“宣傳隊每中心分會一隊,每隊每月出發一次”。
同時,在堅持城市中心革命的政策路線下,街頭宣傳還被視為城市革命暴動的準備與訓練。社聯即強調“寫標語是有著很深刻的意義及作用的”,包括:“一、打擊反動勢力。二、顯示革命的中心口號。三、提高群眾的斗爭情緒。四、練習街頭作戰。”而在白色恐怖中,部分黨員與革命群眾存在畏懼心理。中共即以街頭宣傳來檢驗、訓練黨員與革命群眾。如北方局所述:“經常的鼓動隊之組織,是訓練宣傳鼓動干部最好的方法,地方黨部必須督促支部在廠內進行組織鼓動隊的工作,吸收大批非黨的群眾參加,每隊只需一二黨員領導,經常有計劃地舉行講演,散發傳單,貼標語口號。”可見,對于中共而言,街頭宣傳不僅是白色恐怖下被迫采用的宣傳方式,也是城市中心革命模式下開展的組織訓練。
二、秘密散播方式與街頭傳播的融合
在日常工作中,中共往往采取秘密散播的方式進行街頭宣傳。相較于其它團體,中共可以通過嚴密的組織體系對散播統一領導,將中央宣傳指示貫徹至基層。通常的組織流程是由上級周期性地頒布宣傳綱要,說明宣傳要點與主要口號,并附上宣傳材料,然后指導下級確定宣傳品的具體內容與散播方法。此后,由各級黨組織進行街頭宣傳品的制作與散播。可見,在確保宣傳內容符合上級要求的前提下,下級黨組織在散播的執行層面具有較大的自主權,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靈活調整。
一般來說,具體散播工作由若干人員組成的小組承擔。中共以支部為基本組織單位,通常各支部能夠分出若干散播小組。各組分散活動,組員相互配合。1928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指示中共:“為散發和張貼秘密的黨的宣傳品,必須采用下述方法:組織三人隊——希望由少共組成——由其中一人張貼或散發宣傳品,其他二人注意查看周圍情形,按時避免危險。”社聯也提醒寫標語的成員:“要注意彼此的聯絡。每次出發工作最好是三個人,當中的距離要常常保持著十步左右。最前一人擔任先鋒,中央一人擔任寫,最后一人擔任警衛,先鋒的主要任務是報警。最不好的技術是三個人同時寫。”在實際活動中,散播組合的要求更為寬松,個人獨自散發的情況也不罕見。這意味著,各地黨組織在秘密進行街頭宣傳時不受組織規模所限,即使人數少也能組織進行。而中共組織體系可以在統一領導下保持較大的靈活性,化整為零實施相同任務。
在具體運作中,中共的秘密散播方式融入了街頭傳播的特點,具有明顯的傳播優勢。首先,在選擇散播的時間、地點方面具有高度靈活性。黨員可以擇機在路口、商鋪、橋梁、廠房等處傳播宣傳品。由于國民黨軍警往往采取按時分片巡查的方式,秘密靈活的傳播擴散可以降低被捕風險。甚至在掌握巡查規律后,中共也能在鬧市白天實施秘密散播。如1928年2月12日下午,無錫城廂附近北塘煤場弄沿河墻上即出現署名共青團無錫縣委的傳單。《新聞報》報導:“前項傳單,漿糊尚未全干,似粘貼尚未逾一二十分鐘,當以該處系北塘鬧市,商店櫛比,行人往來,肩摩踵接,附近又有獨立第六師第一團第一營營部,及公安第五分局駐在。該共產黨徒乃竟敢白日粘貼前項悖謬傳單,實屬駭人聽聞。當將該傳單撕下,呈報分局長朱執鈞轉報公安局核辦。”然而,這也要求黨員不斷調整散播的時間與地點,否則反而容易被國民黨軍警掌握規律,引起組織破壞。1928年5月,中共滿洲省臨委在報告大連黨組織被破壞原因時即指出:“劉香九、曲苗實等五十余同志的被捕,完全是因為五一、五二連接兩夜的散發傳單,不改變散傳單的時日,不改變散發傳單的秘密方法,致日警易于捕獲我們的同志。”
其次,秘密散播可以采取多種方法來避免被官方追查。例如,將宣傳品放在公共場所,供民眾自取。廈門中心市委指出:“我們的同志曾把戰斗的紅旗,蘇政府布告、傳單,經常放在各地,與地方的報紙、書籍,放在圖書館內,觀者甚眾。”有時黨組織還借助動物進行擴散,“用布寫口號,掛在狗頭或是狗背狗尾,縛以炮竹,使沿街奔走,每個支部一只”。這些方法都避免了傳播者出現在傳播地點,降低了傳播風險。
再次,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城市社會經濟日趨發展,市民活動日益豐富,街道、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成為各類街頭宣傳品的集散地,為中共街頭宣傳與其它宣傳相混合提供了環境掩護。據《新聞報》讀者來信反映,自己從上海南京路回家后,發現途中收到的傳單“除了幾張商家的廣告以外,竟有三、四張是反動傳單”。1928年10月,吳淞區委還利用游樂活動掩護,將宣傳品混入官方宣傳品中散發:“在九號夜、十一號夜出燈游行及做影戲時,散發紅綠小標語,在國民黨散發紅綠小標語時,同時混在一處散發(因散發K·M·T·標語即我們同志)。”在大量的商業廣告、官方標語中,軍警也難以一一排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社會環境能夠提供的掩護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同在上海,“公共租界除特許廣告有稅外,其他招牌、旗幟以及紙張廣告,均少取締。而本市規則取締極嚴”,使得租界的散發環境比市區華界更為有利。而人口少、社會關系簡單的地區則容易引起懷疑。當時在河北通縣,中共外圍團體互濟會的一名成員就注意到環境的限制:“因為一切宣傳品及傳單標語都是我的筆跡,而差不多全通縣的人都知道我的筆跡。當時的縣長曾經和校長商量逮捕我,可是校長沒有敢。”
此外,通過民眾進行宣傳品擴散,增加了當局的查處難度。1927年6月,淞滬衛戍司令部發現:“查無知婦孺在通衢分發或張貼反革命宣傳品,顯系受反動派所主使,意圖擾亂治安,破壞黨國,除飭令該部飭屬嚴密查緝外,合亟布告。”對此,國民政府也考慮到一旦稽查過嚴,波及過廣,就容易產生負面社會影響。如1930年5月,上海市政府頒布布告,澄清因嚴查中共傳單而抓捕兒童的傳言:“滬市發生不利兒童謠言,居民間有向學校領回兒童,禁閉勿令出門。東(二日)社會教育公安三局,會銜布告禁止,聞為前數日兒童代共黨散發傳單被捕而起流言,萬勿自相驚擾。”顯然,為了避免造成社會恐慌,官方不得不注意稽查尺度。對此,中共也提醒黨員,在散發時通過隱藏組織身份以降低被捕風險。中共滿洲省委刊印的《秘密工作常識》即告誡黨員:“某某同志散發了傳單,敵人找了許多人去問,某同志就一口承認傳單是他發的。這種承認絲毫沒有‘勇敢’的成份,是百分之百政治投降,在黨內、團內必須與這種投降主義作斗爭,來教育全體同志。”
可見,1927年轉入地下后,中共通過秘密散播方式,保持了在白區的革命宣傳。這種散播方式相對靈活簡單,容易推廣。除了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不少地方縣城也出現中共的秘密散播活動,從而擴大了宣傳范圍。如1934年7月4日,河北邯鄲“于四日夜間忽發現共黨傳單多種,縣府門前與各街市,并有張貼標語,一時滿城風雨”。在黨組織受損的情況下,中共的外圍革命團體同樣可以繼續宣傳。1935年5月,中共在上海的黨組織已經損失嚴重,但外圍團體社聯的南區區委仍能在上海街頭散播“標語八百條,壁報十一期、四十一張”。即使在1930年代白區革命形勢日趨惡化時,剩余的少數黨群組織及個人依然能憑借有限的資源進行街頭宣傳,確保中共的聲音未在白區消失。可見,秘密散播是中共在極端不利環境下能夠以有限資源保持最大宣傳影響的重要方式。因此,這種秘密散播方式一直得以沿用。1936年10月,張聞天在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舉辦的白區工作訓練班上即強調:“對于黨的公開宣言、傳單、口號,共產黨員有散發的責任,但這種散發的方式方法,是應該完全秘密的。”
然而,秘密散播方式也不能完全滿足中共宣傳的需求。首先,黨組織無法監督實際散播過程。在理想狀態下,中共希望盡可能地擴大街頭宣傳范圍,使更多民眾可以接觸到相關信息,甚至“在沒有墻壁的地方,在石頭上、樹上,或別樹木牌,都要貼的”。但出于安全考慮,黨員往往在宣傳時避開人流密集的時間與地點。如1931年廣東黨組織在檢查宣傳工作時發現:“過去傳單沒有廣大散發。在香港更有只給幾個朋友看一看的現象。要貼,也只是在沒有警察到的,同時也就是沒有廣大群眾到的地方貼一下(這當然都是右傾害怕!)。在東江,只是在有墻壁的地方貼。雖然有許多人經過的地方,如果沒有墻壁,那連貼都不貼的!”甚至存在隨意將街頭宣傳品散播至偏僻處的情況。1935年2月,社聯發現部分盟員害怕街頭宣傳,“他們的標語大多寫在很遠的野田里,在教室內、路口上他們就不做了。并且在環境很好的地方,他們也只寫極短的宣傳口號,而并不提出具體事件加以說明。宣傳品的最大部分是丟在學校附近的溝里”。這就使得中共街頭宣傳品在秘密散播過程中存在損耗浪費的情況。
其次,在秘密散播過程中,傳播者與受眾并不直接接觸,降低了宣傳效果。街頭宣傳品本就是信息簡縮的文本,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中共的革命主張又具有較強的階級革命理論。如果不配合口頭闡釋,街頭宣傳品即使被民眾拿到也可能達不到宣傳效果。而在秘密散播中,黨員在散播街頭宣傳品后即撤離,無法對受眾進行口頭宣傳,出現文字宣傳與口頭宣傳脫離的問題。1930年5月,安徽蕪湖特支就曾為此批評南陵縣委:“文字宣傳與口頭宣傳沒有聯系。南陵固然沒有經常的文字宣傳品在群眾中宣傳,即紀念日的‘三一八’發一發宣言傳單等類,也是散發之后就完了。這樣當然不能說沒有一點影響,可是這樣的宣傳工作非常不夠的。”
此外,街頭宣傳品在秘密散播后容易被撕毀涂抹,宣傳效果難以保存擴大。例如1928年3月,中共江蘇省委發現:“有大夏經常用毛筆在墻壁上寫口號,發現很多,但反動派或房主(工廠主多)時常洗拭,作用很大。”1930年7月,北平黨組織準備進行街頭宣傳,“五日全體同志寫標語,次日差不多都被警察涂去了。因公安局定規,發覺即撤職”。而在白區環境下,中共對這種消除宣傳痕跡的舉動也難以阻止。
三、公開散播方式的倡導及困境
相較秘密散播方式,公開散播街頭宣傳品的方式更符合當時“左”傾政策下的宣傳預期。自中共建黨伊始,公開散播宣傳品即被黨內作為推動群眾運動、擴大宣傳影響的重要手段。大革命失敗后,盡管革命環境已經發生改變,共產國際與中共仍認為該方式較秘密散播方式更能深入群眾,因而積極倡導在集會游行中采用。1928年,廣東省委在布置宣傳任務時強調:“不單是秘密發傳單、貼標語,并且要公開的運動如群眾的示威游行等。”1930年江蘇省委提出:“要堅決的改變只散傳單、寫標語以及只是抓住一些經濟斗爭的口號號召的和平宣傳方式。必須是深入群眾中去,利用各種群眾大會,代表會、飛行集會去公開號召。”
從宣傳效果來看,首先,公開散播方式便于傳播者與受眾接觸,利于擴大宣傳影響。在集會游行中,中共要求黨員除了散發街頭宣傳品,還要通過呼喊口號、演說、表演等方式向民眾闡釋街頭宣傳品的內容,從而吸引民眾。如福建省委要求:“飛行集會不單要做到發傳單、呼口號,必須盡量做到短時間的簡單講演,使群眾了解集會的意義,集中于黨的中心口號來行動。”這種互動也被認為有利于提高黨員的動員能力。江蘇省委指示淮陰縣委:“僅僅靠文字宣傳是不夠的,動員支部同志,把傳單的內容向群眾解釋,堅決的反[對]躲避主義、不開口現象。”
其次,在集會游行中,街頭宣傳品的宣傳痕跡不易被迅速抹除。與秘密散播相比,公開散播能夠吸引受眾在場,并且大規模地集中展示宣傳品。這就使得軍警難以迅速消除中共街頭宣傳痕跡。1928年6月,江蘇省委報告“六·三”上海游行散發的情況時指出:“在南京路散發的宣傳品較上次更多,大中學、中央、省委的各種宣傳品及各區自制的傳單總計有二十余萬份。直到下午,在南京路墨筆淋漓,很注目的標語尚未抹去,群眾過身者必駐足一觀。”1931年6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雷利斯基報告:“4月20日,街頭又出現了我們用石印印刷的或者干脆用手寫的呼吁書。警察簡直是猛撲我們的‘藝術家’。然而在墻上到處是我們的標語口號。在英國領事館的墻上用英語寫得十分顯眼:‘打倒帝國主義!蘇聯萬歲!’”
此外,公開散播方式也容易引起媒體關注,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宣傳效果。1932年11月7日,中共在上海游行后,《時事新報》報導:“昨日華租警務機關查獲各種反動宣傳品甚伙,如‘中華蘇維埃政府……告工人書’、‘蘇俄十月革命紀念宣傳大綱’、‘反對……’等。滬東滬西徐家匯路善鐘路等處,電線木上及墻上,發現各種反動標語。兩租界亦有共黨在各處亂寫標語。白克路、牯嶺路人安里等墻壁上,有用木炭書寫打倒國民黨,加入共產黨,慶祝紅軍勝利,擁護蘇維埃政府等語句。新□路電桿木上查獲共黨小紅旗六七面,傳單數張。”盡管在白區新聞管制下,相關報導立場與中共相左,但在客觀上傳播了中共的宣傳活動。顯然,這些宣傳效果更符合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所尋求的擴大聲勢、推動群眾運動,進而發動城市革命暴動的宣傳動員要求,因而不斷得到鼓勵。在各類革命紀念日與民眾抗議的集會游行中,中共往往強調采用公開散播方式。
然而,從黨組織運作來看,公開散播方式是在固定的時間、地點內集中大量黨員與宣傳品,從而發動的公開散播活動,組織要求更高。相較于秘密散播中各級黨組織掌握的較大自主權,公開散播由黨群各部門臨時組建的委員會進行集中統籌。一方面,對街頭宣傳品的處理需要集中籌備。上級黨組織須提前準備宣傳品,將領取地址與時間通知下級,由下級黨組織自行領取。如1929年7月,江蘇省委總行委通知各區行委:“反帝大同盟的宣傳品,各區必須于今日下午二時前領取。(地址已通知)二時后即不能再運輸宣傳品。望特別注意執行。”如果游行路線長或散發區域大,為了保證宣傳品的持續散發,黨組織還要根據集會游行路線提前設置宣傳品補給處。1929年7月,江蘇省委總行委就“八·一”示威游行要求:“各區關于‘八·一’當天宣傳品的散發,一部分是分在群眾手中,另一部分要保存在南京路各區集中地的附近。房子里的儲藏辦法不適用,必須用隱蔽方法(小販擔中等)放在馬路上來,以備第一批散完時好補充,這種宣傳品必須歸宣傳大隊長指揮散發。”
對街頭宣傳品的需求時間緊、數量大,會造成黨組織的準備壓力增加。一旦無法在限期內將大量宣傳品準備、分發完畢,就會影響到游行集會。1927年11月,江蘇省委宣傳部就指出:“宣傳大綱因印刷關系,發出太遲,各區沒有好的準備和行動,為雙十節紀念工作的大缺點。”1935年1月,社聯檢討廣暴紀念的集會時批評:“在散發的布置上依然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誤,在行動的前一天才在開始找宣傳品,而結果只找到二、三十張。”在一些宣傳品制作條件不足的地區,黨組織的街頭宣傳品還需要上級寄送。1928年4月,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向各地黨組織寄送五月的宣傳品:“茲寄上‘五一’‘五四’‘五五’‘五七’宣傳大綱、傳單(‘五卅’容后寄),各地應依照當地情形,舉行群眾大會,或飛行集會,對群眾宣傳。”而國民黨的郵政檢查舉措限制了中共街頭宣傳品的寄送。1928年12月,滿洲省委報告:“因郵局檢查甚嚴,火車上檢查亦甚嚴,對外埠的宣傳品不能運發出去,而外部各地的黨部知識分子又缺少,不能如愿翻印,這實在是一大困難問題。”
另一方面,公開散播方式對人員的組織要求更高。當散播任務由分散的小組轉向集中的游行隊伍后,組織規模擴大,人員的聚集、分工、協作難度更大。此時,散播工作通常由黨群各部門臨時組建的委員會進行商議,然后由各系統各自傳達。在集會游行當天,各系統人員臨時組成宣傳隊、標語隊、傳單隊等各類小隊,通過現場專人的指揮、監督與帶領來確保游行隊伍能遵循路線,統一散播。在白區環境下,黨組織各部門人員往往互不認識,在臨時組織的公開集中散播活動中進行同步協調就更為困難。1932年2月,北平反帝傳單隊,“在執行方面,除三個青年支部未到外,其他都到。但因傳單太多分配不開,臨時再補八人和已到的六人共十四人組織了全隊,但其中師大支部一人,中途無形脫離隊伍,就十三人去執行。但因指導部沒有指出撒發地點,所以在大會地點及南新華街撒得絕大部分,在其他沿途幾乎沒有撒”。一旦現場指揮不力,即容易影響散發效果。1935年6月,社聯在總結反帝游行時即指出:“傳單散得太少,又沒有廣布出去。社聯擔任散發的同志,臨時就不在場。口號喊到后來太凌亂。”
在白區環境下,中共黨員與革命群眾的人數本來就有限,難以支撐大規模的公開集中散發活動。當人員不足時,各地黨組織只能調動大部分黨員與革命群眾參與公開散播活動。1929年8月,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了上海黨組織在“八·一”集會游行情況:“印發150萬份各種傳單,出版半合法的日報3000份,而在8月1日出版1萬份,出版3期《紅旗》和1期《布爾塞維克》,動員三分之二上海黨組織黨員,這些說明黨做了大量工作。”據黃火青回憶,1930年12月上海舉行廣州起義紀念日游行,“當時上海共有黨員3000多人,據說除中央主要負責人以外,那一天差不多全上街了”。可見,即使是群眾基礎較好的上海,黨組織依然需要動用大部分黨員才能完成一次游行任務。
在人力缺乏的其它地區,這種散播方式往往難以展開。1929年6月,雷利斯基發現各地黨組織的“五·一”集會陷入沉寂:“除了上海和上海省(指江蘇省——原注)外,其他地方沒有舉行任何活動。”一些地方黨組織不得不轉而采取小規模的分散散發方式。如1929年8月,蘇州縣委進行“八一”集會宣傳,“臨時參加的人除了同志外,群眾極少(十二人),在一般同志的意見,人少不能舉行”。而一些黨組織則直接將公開散播轉為秘密散播。1932年5月,安徽皖西北中心縣委報告:“‘五一’這天只有發宣言、貼標語、散傳單和寫粉筆隊,都是秘〈密〉執行了的……東特支部在‘五一’這天開了屋子里紀念‘五一’,秘密散發傳單,標語,并沒有召集群眾公開大會。”可見,公開散播需要將中共組織力量集中運用,在白區中存在諸多組織困難,并喪失了組織的靈活性。
除了組織運作壓力,公開散播方式也脫離了街頭傳播的環境掩護。中共秘密散播能夠開展,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抓住了街頭傳播的“灰色”特性,一方面使革命宣傳品與諸多街頭宣傳品混合,增加了官方的辨識難度;一方面通過分散靈活地散播,使官方難以集中查禁。然而,一旦在集會游行中采取公開散播,宣傳品的革命色彩與傳播者的革命身份集中暴露,政府就能輕易從街頭傳播中對其查禁。早在大革命失敗之初,官方就頻頻實施戒嚴壓制群眾運動。1928年1月,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下令:“暫停一切民眾運動,嚴禁散傳單貼標語及開會游行,取締罷工抗租。”1928年5月4日,淞滬警備司令也“責令管下各軍事機關對于一切罷工罷課民眾之集合游行以及散布宣傳物等事一律嚴行禁紀,違者即時逮捕重懲”。由于中共公開散播活動往往選擇固定的時間與地點,官方也容易預測,從而提前戒嚴搜捕以防止集會。如1930年4月30日,上海“租界中國地界戒備得水漏不通。幾日來青年學生及工人之被捕者共達二百多人”。被捕風險不僅存在于散播街頭宣傳品時,還會延續到事后。1935年1月,社聯檢討“一·二八”集會時批評:“行動解散后有五個X聯盟員成群結隊地回去,一邊走著,一邊興高采烈地在交談當時的情形,被探狗注意了,盯到華界,被他們一網打盡。”這無疑加劇了黨員的被捕風險,使得本就人力有限的地下黨更為窘困。
對此,不少黨員干部逐漸對公開散播方式提出質疑。1928年7月,浙江省委發現在一般同志中,普遍表示“秘密的發傳單可以,公開的去發則不干”。1930年2月,淮陰縣委“在十月革命節發傳單時,從縣委書記起只有一個同志例外,其余一致主張不發,因為在‘八一’時受到白色恐怖的反映”。而在一些黨員看來,公開散播方式不僅風險大,還妨礙了其它工作的正常開展。1932年8月,江蘇省委發現:“這次公共汽車罷工,滬西區委負責同志說:‘現在斗爭時期,請你們不要多送東西來。’”
然而,在左“傾”政策路線下,這種散發方式仍被上級要求推行,直至1934年各地白區黨組織迭遭破壞后才逐漸減少。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轉變政策路線后,黨內對這種散發方式進行了反思:“由于在警察事先知道的日子(巴黎公社紀念日、五·一節、反戰日、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廣州公社紀念日等)組織各種示威游行,黨要耗費相當多的精力。在要求所有黨員參加這類示威游行時,就像要求領導干部公開參加罷工發動一樣,黨把自己的干部,有時是輕率地把自己的干部,置于敵人的打擊之下,使自己喪失了積蓄力量的機會。”此后,中共逐漸停止采用這種散播方式。
四、中共街頭宣傳的得失與轉變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并不是唯一借助街頭傳播進行政治宣傳的團體。在街頭傳播中,各團體既增加了宣傳品的數量與種類,有利于彼此掩護,但同時相互間也形成競爭。僅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所列的宣傳品查禁對象中,就包括中共、國民黨改組派、國家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等各種政治團體。此外,尚有政府與各類合法團體。因此,需要將中共街頭宣傳與其他團體機構進行比較分析,從而了解其在街頭傳播中的得失與變化趨向。
在理想狀態下,中共希望街頭宣傳品廣泛傳播,達到“我們要辦到我們的每張宣傳品,能夠影響十個以上的群眾,要使黨員全體明了黨的主張和政策,黨外的群眾由我們意識領導而到我們組織領導之下”。因此,中共尤為注重街頭宣傳品的散播量。1927年10月,江蘇省委宣傳部就提出:“各支部群眾組織中發生臨時事項,即發出傳單作鼓動工作。傳單、小報、通訊等,多則印七八百份,少則印二三百份或四五十份,皆油印發行。”如前文所述,中共對街頭傳播的重視,黨群全員參與的要求,以及不同散播方式的采用,共同推進了散播工作。從國民黨查禁宣傳品的統計中,可以看出中共街頭宣傳品數量超過其他政治團體。在1929年度上海市公安局查獲的宣傳品中,中共的傳單、標語等街頭宣傳品共953份,占據本年度上海市公安局查禁相關宣傳品總數的51%,位居查禁的各政治派別宣傳品數量之首。依據前文,可知1929年度中共上海黨組織的街頭宣傳品數量遠超此數,說明該統計僅為被查獲的中共街頭宣傳品的份數,實際散播量當更為可觀。甚至在局部地區,中共在一些散播活動中的宣傳品散播量也不遜于國民黨。1929年6月,雷利斯基報告了上海五卅紀念日游行的情況:“同志們做了很好的黨內動員。印發了約70萬份各種傳單,1萬份我們合法的報紙。”而同年5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籌備五月各革命紀念日,“傳單則由本部自制。計從五一起,至五五止,本部共印發各項大小及彩色傳單,不下二十余萬張之多云”。以中共在白區有限的組織資源來看,這種散發量已經頗為可觀。
然而,散播量不能作為判斷街頭傳播影響的唯一標準。街頭傳播具有信息混雜的“灰色”特性,包含合法層面與地下層面。1927年后,中共街頭傳播主要局限于地下層面,限制了散播的擴大。相較而言,國民黨雖不能完全查禁其中秘密散播的街頭宣傳品,但可以以執政黨身份進入,從而影響街頭傳播。針對中共散播的大量宣傳品,國民黨充分運用公開合法宣傳的優勢予以打壓。一方面,國民黨通過禁止民眾攜帶、印制、收藏、閱讀中共宣傳品來削弱中共的散播影響。一名《新聞報》讀者提及:“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曾經因為人家所發的傳單之中有反動傳單,被抄巴子抄著了,拘到巡捕房里,等到問明放出,但已飽受虛驚了。”“抄巴子”即警察與暗探,常在街頭搜查行人。在這種環境下,民眾自然不敢輕易接觸中共的街頭宣傳品。1928年7月,浙江省委指出:“根據過去、現在所得到的經驗,一般市民看見小曲和無名傳單散發,恨不得手持一張一閱為快的現象。同時他們見了我們的宣傳品甚至一見而生畏,深恐大患之將臨的驚慌。”1928年10月,吳淞區委報告:“我們宣傳品散發在群眾中,群眾都紛紛拾起來看。可群眾得到我們宣傳品之后,在開始看的時候尚覺有味,等到看見我們的具名以后,頓時害怕非常,仍將宣傳品拋諸地下,人就急急離開,似乎有軍警捉去殺頭似的,覺得非常痛心。”
另一方面,官方同樣進行街頭宣傳品散播,組織街頭游行集會,在街頭傳播中與中共展開競爭。與中共相比,公開合法成為官方街頭宣傳的最大優勢。如1931年,國民黨津浦路黨務整理委員會籌備的宣傳活動就包括多種公開形式——分發宣傳物品、參加民眾集會、通俗講演、化裝講演、個別談話。通過官方機構,官方能夠公開持續地將各類宣傳品散播至各地街頭,從而影響民眾。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巡視員巡視浙江浙西一帶時發現:“大多數的支部連標語都要靠縣委寫好發下,所以我說貼標語工作也及不上國民黨做得多。我所過地方到處看見國民黨的標語,我們的是絕無僅有。許多許多,非常之多的有支部的鄉村中,國民黨的標語堂皇地貼著,一直要到風侵雨蝕才消滅,而黨的標語只字未見。”同時,官方能夠將街頭傳播與正式的出版發行結合起來,擴大散播影響。1928年10月,滿洲省委指出:“帝國主義有若干機關報雜志通信社,軍閥也很認真建立自己的宣傳機關,組織宣傳隊在城市和鄉村間皆遍貼標語(反赤的),國民黨收買資產階級的報社,組織東北文學社吸收廣大青年小資產階級群眾在他的號召之下。我們沒有指導的中心刊物,指示群眾革命的道路,打破欺騙民眾的反宣傳。”
面對官方街頭宣傳的競爭,中共不僅處于地下狀態,而且組織資源有限,難以將秘密宣傳與公開宣傳相配合。1929年11月,滿洲省委承認:“從已往的經驗,宣傳品的影響公開發行的要好的多,秘密宣傳品的力量的確是很有限的。”這正顯示出該時期中共街頭宣傳的散播界限。如果要進一步推進白區宣傳,公開合法層面的散播配合仍然必要。1935年黨內政策路線轉變后,尋求合法渠道掩護革命宣傳,實現秘密宣傳與公開宣傳相配合成為新的宣傳政策導向。
除了散播層面的配合外,這個時期中共街頭宣傳品的內容與風格也存在不足。民眾對街頭宣傳品內容的吸收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深受宣傳品內容觀點、語言風格、表達形式等因素的影響。而中共最初認為革命宣傳散播開來,即可獲得民眾認可,忽視了宣傳品內容與風格的影響。首先,要在篇幅有限的街頭宣傳品中將革命政策與民眾實際需求相結合,精煉地宣傳及闡釋革命主張與理論觀點,需要較高的宣傳素養與工作經驗。在實際工作中,各地黨組織由于宣傳條件所限,往往難以達到要求。為節約時間精力與規避審核不嚴的風險,下級黨組織也存在照抄上級宣傳材料的現象。1930年1月,江蘇省委即對此提出批評:“簡單的抄中央與省委的宣傳大綱與口號是最呆笨的。如這次滬中紀念列寧的宣言,就是與滬中的實際問題很少關系。”這就使得該時期中共的街頭宣傳品內容容易重復雷同,滿足不了各地民眾的差異化需求。
其次,受“左”傾政策路線影響,該時期的中共街頭宣傳品的內容往往高估了民眾的革命積極性,將民眾日常需求機械地拔高至革命目標,“常用‘武裝擁護蘇聯’、‘武裝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等口號去動員群眾行動;常在罷工要求上加上‘驅逐日寇出中國’”,從而降低了民眾的閱讀興趣。1929年2月,上海總工會指出:“宣傳問題:現在我們在群眾中的宣傳,幾乎可以說等于零,群眾厭棄我們的宣傳,不接受我們的宣傳,這可以說是由于過去我們的宣傳過多偏于政治的,過于沉〔冗〕長,不問工人日常生活之痛癢,遂使群眾對宣傳品覺得疲倦。”
此外,中共街頭宣傳品的語言風格與受眾文化水平之間仍存在距離。盡管中共街頭宣傳品已經篇幅較小,但工農群體受文化水平所限,閱讀起來仍存在困難。1929年8月,中共外圍群體團體上海工會聯合會指出:“因女工不識字,則對于宣言傳單的影響很少,今后應注重畫報、定期刊發。”何況此時中共街頭宣傳品的宣傳語言也不夠通俗。1933年3月,北平門頭溝特支報告宣傳情況:“粉筆標語寫的不少,不過字句還是在北平學的,套子太不通俗了,工人看見有的不能了解。在工業區的粉筆也應當通俗,才保障有效力,不然,那不是叫工人們去看,是叫統治階級知道我們在這里吧〔罷〕了。”
對于街頭宣傳內容方面的不足,1930年代初中共即已有所察覺。1932年11月,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主管宣傳鼓動工作的張聞天指出:“關于宣傳鼓動工作的形式方面。我們所采取的宣傳鼓動的形式大都不外是傳單與標語,所以每一次我們檢查某一運動節中我們所做的宣傳鼓動工作時,我們總是說我們發了多少傳單,多少標語。這差不多是我們宣傳鼓動工作的全部……可見我們所采取的宣傳鼓動的形式,大都是限制于死的文字的。由于中國一般文化程度的落后,中國工人識字的百分數是非常低的。因此,這種宣傳鼓動的方式,也就不能變為群眾的,而常常是限制于少數人的。我們的黨以及群眾團體還沒有能夠打破宣傳鼓動工作中的這一傳統的藩籬,而盡量的去采取與創造新的宣傳鼓動的方式。”可見,中共中央已經意識到宣傳工作存在片面追求數量,忽視宣傳品內容的問題,鼓勵轉變宣傳形式以吸引民眾。而這種從受眾出發轉變宣傳內容與形式的宣傳取向,在1935年黨內政策路線轉變后迅速被中共中央宣傳政策所吸收。1936年1月,瓦窯堡會議剛結束,中共中央就指示各級黨組織轉變宣傳工作:“一切的宣傳必須普遍深入、通俗簡明,改正過去一些高談闊論使人煩厭的宣傳。”由此推進了中共街頭宣傳群眾化、通俗化的進程。
五、結語
既有研究已經指出,街頭是中國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在政治勢力的相互博弈中起到重要作用。街頭傳播具有信息混雜的“灰色”特性,包含合法層面與地下層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街頭的宣傳空間因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拓展,即使官方也難以將其完全查禁。這為大革命失敗后的中共提供了宣傳渠道,也使得黨組織運作需要與街頭傳播相磨合。
在日常工作中,中共采取了秘密散播與公開散播兩種方式。前者融合了街頭傳播特點,具有靈活機動與社會掩護等優勢,但也容易出現傳播偏差,而且在降低傳播風險的同時犧牲了宣傳效果。后者能夠促進與民眾互動,擴大宣傳聲勢,因而得到力圖發動城市革命暴動的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倡導。但公開散播需要集中大量組織資源,存在巨大運作壓力,同時喪失了街頭傳播的靈活性與隱蔽性,容易遭受打擊。可見,中共革命宣傳與街頭傳播既存在重合,也不乏張力。中共在街頭傳播的地下層面進行靈活宣傳的同時,不可避免地犧牲了宣傳的聲勢。當中共試圖公開擴大宣傳聲勢時,也逐漸脫離了街頭傳播的環境掩護,從而受到官方的打擊。從散播成果來看,中共憑借嚴密的組織體系取得了可觀的宣傳品散播量。然而,由于局限于地下傳播路徑與宣傳品內容風格的不足,中共街頭宣傳的效果依然受到了限制。而這也為1935年后中共白區宣傳政策的轉變提供了經驗。
可見,中共街頭宣傳不僅受黨內政策路線影響,也與20世紀社會文化結構變遷存在密切聯系。中共該階段的街頭宣傳探索,是馬列主義政黨組織形態與白區街頭傳播磨合的過程。該過程既呈現出中共地下宣傳的社會空間,也展現出宣傳效果的界限,以及此后突破界限的方向。從長時段的眼光來看,更為靈活自主的地方黨組織形態更適宜復雜多樣的街頭傳播環境,而如何運用合法傳播渠道與地下宣傳相配合也成為白區宣傳走向成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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