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民解放軍是怎么解開這個結的呢？
這個辦法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向敵人要兵員！
沒有槍炮讓敵人給我們造，沒有兵員讓敵人給我們送。
在戰爭開始一年后的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會議上，就將“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列入了“十大軍事原則”。[1]1948年“九月會議”前的7月17日，毛澤東又就兵源問題致電劉伯承、陳毅、鄧小平、鄧子恢、粟裕、陳士榘、唐亮及各中央局：
今年華北、華東、東北、西北各區除個別地方原定擴兵計劃準予完成外，其余均不應擴兵。鄉村人口大為減少。冀南、太岳會門活躍。肥鄉（冀南）、遵化（冀東）發生地主領導的暴動。各區擴兵（包括東北在內）均已至飽和點。支前供應和后方可能性之間發生極大矛盾，此項矛盾如不解決，則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故今年后方原則上不應擴兵，明年是否擴一點兵，還要看情形才能決定。今后前線兵源全部依靠俘虜及某些地方部隊之升格，你們及各軍對此應有精神準備。今后各區擴兵，征稅，編組新部隊新兵團，供給標準，脫離生產人數與當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須獲得中央批準，方許施行，嚴禁各自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戰所獲俘虜可能大為增加，各區及各軍應用大力組織俘虜訓練工作，原則上一個不放，大部補充我軍，一部參加后方生產，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軍戰勝蔣介石的人力資源，主要依靠俘虜，此點應提起全黨注意。[2]
迄自戰爭第二年度結束時的1948年8月，中央軍委下達《關于兵員補充問題的指示》，再度強調指出了“向敵人要兵員”的重要意義：“解放區的老區、半老區經幾次大動員補充部隊后，壯丁已感缺乏，而前線野戰軍，因戰斗頻繁，經常要求補充，以便連續戰斗，又是必須的。這種矛盾的解決，應從俘虜中、蔣軍逃兵中及新區中設法，而俘虜與蔣軍逃兵的增多，新區擴大，正是我兵員補充最好最大的來源，其中尤以俘虜為主要來源”，“除俘虜軍官與土頑仍按中央工委會議決定方針處理，給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敵人外，對俘虜士兵原則上應是一個不放，大部用于補充部隊，小部用于后方生產。許多兵團俘虜成分已占百分之八十，至少的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但部隊經過三查和訴苦運動，并加強政治訓練后，俘虜兵的階級覺悟提高，已知道解放軍的作戰目的，解放軍才是他們自己的隊伍，因之較前容易鞏固，并能努力作戰。這種三查訴苦運動，已成為我新式整軍制度，今后只要能夠加強這種教育，是能把俘虜教育過來并加以鞏固的”。[3]
這些“取之于敵”的兵員，人民解放軍有著一個獨創版權的稱謂——解放戰士。
所謂“解放戰士”，是指“被人民解放軍俘虜而從國民黨反動軍隊中解放出來、經過教育、參加人民解放軍的原國民黨軍士兵”[4]。有人考證過，“解放戰士”這個稱謂早在抗戰末期就出現了，而且在解放戰爭期間流行起來[5]——史載：人民解放軍在“兩年內，從解放區動員了大約一百六十萬左右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還“溶化了大約八十萬左右從國民黨軍隊來的俘虜兵，使他們變為解放戰士”[6]。
這個稱謂意義深遠。
本來，俘虜就是俘虜，而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卻一律將這些“教育過來參加我軍”的“俘虜兵”稱作“解放戰士”，將俘虜軍官改稱“解放軍官”，將戰俘營稱為“解放戰士教導大隊”或“解放軍官教導團”。稱謂一變，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被視作“恥辱”的“被俘”，就成為了獲得“解放”的新生。
一詞之改，既體現了對俘虜人格的尊重，更體現了共產黨人政治理想的格局和境界。
人民解放軍連續作戰中不斷“滿血復活”的奇跡，正是產生于這種“格局和境界”之中。
這就是所謂“即俘即補即訓即打”——或可簡化為“即俘即補”。
所謂“即俘即補”，《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有過權威詮釋：
所謂“即俘即補”，是指在火線上獲得俘虜后，因戰事緊急，只給他簡單換頂帽子或發個證明人伍的符號、證書，就馬上補入部隊投入戰斗，最多也只有三五天的短期審查教育后補入部隊，參加戰斗。戰斗。在實行“即俘即補”的過程中，各部隊都十分注意抓緊對俘虜兵的審查教育。一首先，是及時進行審查，大體弄清軍官與非軍宮，以及每個人的籍貫、年齡、家庭出身、所任職務、參加國民黨軍的時間和身體強弱狀況，然后將家庭成分較好、參加國民黨軍時間不長、年輕力壯的連隊戰斗兵，立即補入部隊。如確因戰斗情況來不及審查，也要邊補、邊戰斗、邊審查，或利用戰斗間隙繼續審查。其次，是對俘虜兵的教育，主要是采取各種形式宣傳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的根本區別和當前戰爭形勢與前途，解決好愿意人伍打仗的問題，同時利用戰斗空隙進行小型訴苦，提高其階級覺悟，及時消除其疑慮，以發揮他們的戰斗積極性。在教育中，各部隊都十分注意用老兵特別是老解放戰士以交朋友、相互談心的方式去接近和教育他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7]
這是人民解放軍保持“連續作戰”效能，生成高效率“戰場再生能力”的法寶之一：“解放戰士”的基本軍事技能已經由對手幫助培訓過了，也有一定戰斗經驗，只要啟發了其“階級覺悟”，解決了“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認識問題，產生了對新生活的向往和瞳暻，以及“走進自已隊伍”的親近感，作戰積極性就能得以空前的煥發。
這劑妙方，的確產生了神奇的效力。一個昨天的“敵人”，今天被俘虜，經過一場訴苦，揪下青天白日帽徽再操家伙上陣，明天就能成為勇敢的戰士。淮海戰役中，這種“即俘即補”的事例數不勝數。就連濟南起義的吳化文部，經過整訓后，都出現在戰役最后階段的徐西戰場，當上了“板凳隊員”——預備隊。
時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唐亮回憶說：
在淮海戰役中，我們根據后方動員來不及，國民黨軍士兵絕大多數是被抓來的貧苦農民，他們的階級覺悟容易激發等特點，提出隨俘、隨補、隨教、隨打。各部隊稍加教育直接補入部隊的解放戰士有10萬多人，解放區動員了一批翻身農民參軍，使我軍得以保持充足的戰斗兵員。華野部隊在淮海戰役開始時為42萬人[8]，到戰役結束時，增加到46萬人余人。某部一個連，戰役開始時為150人，經過兩個多月連續戰斗，傷亡170至180人，結果還有160至170人。在連續、激烈的戰斗中，部隊數量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增加，這在軍隊戰史上是少見的。
……
淮海戰役中溶俘數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好，是從來沒有過的。[9]
如今關于淮海戰役的史籍典冊中，對人民解放軍參戰兵力的計量上出現了兩個看似差異很大且相互矛盾的數字：一個是“人民解放軍參戰的兵力有華東野戰軍16個縱隊另一個軍，中原野戰軍7個縱隊，以及江淮、魯中南、蘇北、豫皖蘇、豫西、陜南、冀魯豫軍區部隊共60余萬人”[10]，一個是“此戰役我集中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與華東、中原、華北等區之地方武裝各一部共達一百萬以上的兵力，在同一個戰場上密切協同作戰”[11]。
這個數字差異也在諸多后世的治史者中產生了疑惑乃至爭議。
其實，這兩個數字看似矛盾或不洽，反映出的卻是一個極具合理性的動態變化：“60萬”是指人民解放軍在戰役之初的兵力規模（野戰軍），其兵員數量在戰役中則時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不斷地損耗，又不斷地補充，補充數又遠遠大于損耗數（軍區及地方武裝等不斷參戰、解放區群眾的兵員及“解放戰士”的不斷補充），“60萬”只增不減，人越打越多，呈增量變化，所以最后一累計參戰人數，“60萬”就奔“100萬”而去了；而國民黨軍方面則是損耗一個少一個，補充數根本追不上損耗數——實際上也沒法補充，人越打越少，“80萬”只減不增，呈減量變化，所以最后一算總賬，也就剩不下幾個殘兵敗將了。
由此而言，用“60萬對80萬”來概括南線這場決戰的力量對比，至少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在這場決戰中，雙方力量的對比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
時任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兼后勤司令員劉瑞龍日記有過這樣的記載：迄至1948年12月底總攻杜聿明集團之前，戰役之初不到20萬人的中原野戰軍主力及參戰軍區部隊，此時“人員及補充[及]新兵俘虜”已有“約25萬人”；戰役之初42萬余人的華東野戰軍主力及參戰軍區部隊，此時“人員與補充新兵及俘虜”已達“68萬[12]人”。
兩者相加，已近百萬——這還沒有算上近40萬的常備民工和臨時民工。
可以簡而言之：對人民解放軍來說，“60萬”，是指參戰的兵力規模；“100萬”，是指累計參戰兵員。而“100萬”這個數字，其實也與“解放戰士”這個稱謂密切相關：在淮海戰役期間，華東解放區有11萬“翻身農民”參軍[13]（中原解放區不詳）；而在戰役期間起義、投誠或被俘虜的30余萬國民黨軍官兵中，成為“解放戰士”的，至少有20萬人以上，或更多。[14]
光這么著說話太空洞枯燥，還是來看看當年那些創造奇觀的人們留下的鮮活案例吧！
注釋
[1]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2頁。
[2]《襄陽太原濟南各地戰況及今后的兵源問題（1948年7月17日）》，《毛澤東軍事文集㈣》第53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中央軍委關于兵員補充問題的指示（1948年8月）》，《總參謀部·文獻⑶·表冊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74～第375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4]江林平：《“解放戰士”群體的產生及其規模》，《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第96頁。
[5]江林平：《“解放戰士”群體的產生及其規模》，《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第96頁。該文稱注釋②稱：“據1945年3月《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關于太岳軍區野戰醫院一所政治工作通報》記載：“十三旅一個解放戰士開小差被抓回來，經過醞釀，由他當眾認錯，并提出保證。在群眾熱情的思想互助下，他解除了某些解放戰士對我們害怕的疑問，同時，也穩定了個別想開小差的同志的思想。”（何正清主編《劉鄧大軍衛生史料選編》，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頁）”
[6]《中共中央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7～第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7]《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㈢》第279～第28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8]這個數字包括了參戰的華北冀魯豫軍區和華東兩淮軍區共4個獨立旅及參戰的軍分區地方部隊。
[9]唐亮：《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奪取勝利的保證——回憶淮海戰役中華東野戰軍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戰役·回憶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3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10]《淮海戰役綜述》，《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1]《淮海戰役概況（1949年2月）》，《總參謀部·文獻⑶·表冊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編審委員會）第522頁，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12]劉瑞龍：《我的日記——淮海、渡江戰役支前部分（1948年12月28日日記）》第1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13]《中共華東局關于兵員補充計劃致華東局所屬各區黨委、軍區、華中工委并粟裕、陳士榘、張震電（摘要）（1948年11月21日）》，黃玉章：《淮海戰役的運籌謀劃》第149頁，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14]時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唐亮估計，華東野戰軍在戰役期間“各部隊稍加教育直接補入部隊的解放戰士有10萬多人”（《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奪取勝利的保證——回憶淮海戰役中華東野戰軍的政治思想工作》，《淮海戰役·回憶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33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粟裕也有同等數量的估計。中原野戰軍在戰役期間補入的“即俘即補”的“解放戰士”總數不詳，估計也是個不小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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