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毛澤東在“窯洞對”中為跳出歷史周期率而給出的民主新路。在這條“新路”的邏輯鏈條中，“人人起來負責”是關鍵前提。為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延安時期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如加強政治教育，強調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增強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并以參議會、人民代表會等方式，讓人民參與社會治理工作，增進人民政治生活的參與性；通過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減租減息，發展新的經濟產業，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通過強化教育、掃除文盲，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推動社會進步。總的目標，就是讓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的主人，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進而讓人人起來監督政府，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在同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提出了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這條“新路”的邏輯鏈條中，“人人起來負責”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關鍵前提，而要做到并非易事。為此，延安時期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對此，本文主要從“引導教育人民解放自己”“重視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不斷提升人民群眾文化水平”“暢通人民群眾參政議政渠道”這四方面展開論述。
一、引導教育人民解放自己：“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在歷史創造活動中有主動和被動兩種方式。要讓人民群眾“人人起來負責”，必須使他們認識到所要從事的活動與自身密切相關，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對于這點，毛澤東早有深刻認識。在《民眾的大聯合》中，他對辛亥革命沒能發動群眾就曾深有反思，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系。”因此，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將發動群眾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他強調：“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組建了自己的武裝隊伍，人民軍隊成立之初成分十分復雜、思想混亂。針對軍隊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如何讓將士們認識到革命的意義，從而自覺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毛澤東認為“最迫切的問題是教育問題”。為此，毛澤東專門組織了黨員訓練班、黨團訓練班等，開展思想教育工作。毛澤東還親自給黨團訓練班的學員講課，促進戰士們的革命自覺意識、主動意識。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教育引導人民群眾樹立自覺的革命意識投身抗日斗爭和根據地建設，對革命來說至關重要。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指出：“政府的基礎建設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懼怕人民，而且必須喚起人民，引導人民發表意見，以便積極地參加戰爭。”為喚起人民，毛澤東將“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提到實現黨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之一的高度來看待。為此，他多次作出指示，反復使用“教育群眾”這個詞語。他強調“我們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起來為解放自己而斗爭”“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等等。
全面抗戰爆發后，“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重大政治任務。為完成這一政治任務，“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就要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一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為此，1938年8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講課中提出“當學生、當先生、當戰爭領導者”的要求。他強調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都有責任教育別人：“我們中國人很多，四萬萬五千萬，但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團結抗日，什么民主政權，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戰，游擊戰，運動戰，什么天地人和，一二三四，趙錢孫李，等等懂得很少。”因此，做支部書記、縣委區委、青年救國會、自衛軍、少先隊、農民會、工會、婦女工作、游擊隊、新聞記者，“每人能誨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團結干部，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團結起來，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繼則人民水平都提高了”。
就人民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毛澤東多次從方法論高度強調：“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我們要在人民群眾中間，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使人民認識到中國的真實情況和動向，對于自己的力量具備信心。”為做好黨對人民群眾的宣傳鼓動和教育工作，1941年6月，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強調“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對于我們整個黨的工作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不可缺一”，明確了宣傳鼓動工作的任務范圍、基本原則、工作特點、工作方法、組織領導，并對群眾鼓動、文化運動等提出要求。7月，中央宣傳部又發布《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群眾鼓動工作的指示》，強調應該使黨的全部政策和政府施政綱領，經過各種具體的鼓動工作變成群眾的實際行動。其中對群眾鼓動的方式方法要求如下：
（甲）主要的不是文字的方式，而是口頭的方式，尤其在大多數還是文盲和半文盲的群眾中。但口頭鼓動的時間宜短，以能說清鼓動內容，激起群眾感情為度。
（乙）村莊和市集的群眾大會，是深入口頭鼓動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應利用居民閑暇時間舉行之。群眾常去的茶館、救國堂、民革室、俱樂部等亦應利用之為鼓動的場所。鄉以上的遠距離的群眾大會，常常勞民傷財，只能在十分必要時有節制地舉行之。
（丙）凡文字的鼓動方式，如傳單、標語、布告等，采用時必須做到內容具體簡明，文字通俗動人，必要時用繪圖加以說明，使為普通識字的群眾所能了解。
（丁）各種民間的通俗的文藝形式，特別是地方性歌謠、戲劇、圖畫、說書等，對于鼓動工作作用很大，應盡量利用之。
（戊）要依據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對象，而靈活地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與方法，創造新的方式方法，并由這種方式轉變到另種方式，糾正千回一律的刻板方式。
延安時期，毛澤東通過作報告、講黨課、寫文章以及領導開展學習運動、辦讀書班等多種方式，親自面向干部群眾開展教育，提高干部群眾的革命覺悟。中央和各根據地，也推出了一系列規定、辦法，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比如，各根據地高度重視文化藝術在宣傳鼓動、教育人民中的作用，積極創作了一大批作品。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在1944年11月16日通過《關于發展群眾藝術的決定》，指出反映人民生活又指導人民生活的藝術，已證明是一個偉大的教育武器，應該一面在群眾中發展新文學、新美術、新音樂、新舞蹈和新的藝術組織，一面團結和教育群眾中舊有的說書人、故事家、畫匠、剪紙婦女、小調家、練子嘴家、吹鼓手等，使之為人民的新生活服務。歌曲《義勇軍進行曲》、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等，教育和激勵起千百萬軍民投身抗日洪流，發揮了巨大的思想啟迪作用。
二、重視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經濟無疑是影響人民群眾政治參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黨對待歷史發展的基本觀念。在領導革命中，我們黨認識到經濟利益在發動群眾中的作用，強調“群眾只有為具體的切身利益爭斗而信仰某一政黨，是不會為抽象的主義而信仰的”。對此，毛澤東也深有認識，土地革命時期他指出：“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為此，他強調要關心群眾生活，并詳細指出如何做到關心群眾生活：“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唯有如此，才能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黨是代表他們利益的，是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的。這樣，群眾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逐步了解我們黨的觀點主張、革命戰爭的任務，然后才會接受我們的號召支持革命。毛澤東強調：“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斗爭。”土地革命時期，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宣傳語，切中并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使革命得到廣泛支持。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面臨嚴峻的經濟壓力。一方面，由于陜甘地區自然條件惡劣，水、旱、蟲災嚴重影響生產發展；另一方面，敵、偽、頑軍的進攻、封鎖，鉗制著當地經濟發展；同時，非生產人員增加，也極大擴展了物資需求。聶榮臻說：“陜北根據地面積不算小，可是的確太‘窮’。”特別是1940年前后，根據地財政經濟極度困難，毛澤東指出：“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藥，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這種狀況，嚴重影響我們黨的革命事業發展。為解決這一問題，延安時期毛澤東對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問題的關注前所未有。他多次指出：“如果我們的黨與政府不注意動員人民并幫助人民發展農工商業，則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戰需要亦不能供給，其結果就是軍民交困。軍心民心如不能鞏固，一切也就無從說起了。”“在財政供給上，必須使自衛戰爭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同時又必須使人民負擔較前減輕，使我解放區人民雖然處在戰爭環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
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困難、改善人民生活？毛澤東指出：“以實行減租和發展生產兩件大事作為幫助人民解決困難的重要關鍵，我們就會獲得人民的真心擁護，任何反動派的進攻是能夠戰勝的。”實踐中，我們黨也是按照這種辦法做的。
大生產運動是以自給自足為目的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主要發展農業生產，兼及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面對極端嚴峻的經濟困難，毛澤東指出黨必須努力領導人民發展生產事業，“黨政軍民學大家一齊動手，衣食住都由自己來解決，艱苦奮斗”。其中，1942年12月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3年10月1日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以及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等，是毛澤東指導根據地生產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比如，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毛澤東強調：“農業生產愈發展，農民每年收獲農產品及其副產品的數量愈增多，則其交給政府的糧食稅的數量在其收獲總量上說來就可愈減少。我們提議從一九四三年起，每年征收公糧十八萬擔。……這個數目以外的一切增產概歸農民，使農民好放手發展自己的生產，改善自己的生活，豐衣足食，穿暖吃飽。”在毛澤東和黨中央大力號召推動下，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取得豐碩成果。以陜甘寧邊區為例，通過大生產運動，邊區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從1941年的1200多萬畝增加到1945年的1500多萬畝；棉花種植從無到有，1945年達到35萬畝，邊區軍民基本實現豐衣足食。同時，畜牧業、工業、商業等也都快速發展。對此，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最近幾年，我們邊區部隊從事大量的生產，衣食豐足，同時又進行練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學習，這些都比從前有更大的成績，軍隊內部的團結和軍民之間的團結，也比從前更好了”“我們將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氣，更有精力，愈戰愈強。”
減租減息是另一條舉措。1935年瓦窯堡會議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1937年8月洛川會議后，減租減息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對于減租減息，毛澤東認為這是有利于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互助的原則和方針。他強調：“在土地關系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
較早實施以“二五減租”為主要內容的減租減息政策的是晉察冀邊區，大規模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關于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批評了此前工作只注重上層統一戰線工作，而忽視下層群眾工作的錯誤傾向，強調為取得群眾支持“在經濟改革方面，必須實行減租減息廢止苛捐雜稅與改良工人生活”。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提出“十大任務”，其中第六條是“要認真實行減租、減息、減稅與改良工人生活，給民眾以經濟上的援助”，這樣“才能發動民眾的抗日積極性，否則是不可能的”。1942年，在抗日戰爭最為困難的時期，為進一步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抗日根據地，1月28日和2月4日，中共中央又分別作出《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這兩個文件對減租減息政策及其執行辦法進一步做出明確規定，重申農民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減租減息目的是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改善農民生活，提高其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在我們黨的大力推動下，各抗日根據地普遍掀起了減租減息的高潮。晉察冀邊區先后公布《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暫行條例》《農民土地斗爭綱領》；晉冀魯豫邊區公布《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陜甘寧邊區發出《關于徹底實行減租的指示》《關于減租實施的補充辦法》《陜甘寧邊區土地租佃條例草案》；山東抗日根據地頒布《山東省租佃暫行條例》；中共中央華中局發出《關于減租問題的指示》等，都對開展減租減息作出規定。
各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取得顯著成績，不僅有利于團結各個階級、階層一致抗日，而且改善了農民生活，促進了生產發展，從物質上極大支持了抗日戰爭的開展。以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山12個縣15個村的調查來看，“通過減租減息，地租率明顯下降，基本上下降到占收獲量的37.5%以下，很多地區在10—30%之間；地租中超經濟的額外剝削和高利貸剝削消除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開展根據地經濟建設、特別是減租減息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恩賜”的觀點。他說：“減租是農民的群眾斗爭，黨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領導和幫助這個群眾斗爭，而不是給群眾以恩賜。凡不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恩賜減租，是不正確的，其結果是不鞏固的。”
三、不斷提升人民群眾文化水平：“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
具備政治參與能力，是人人起來負責監督政府的前提，這對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畢業的毛澤東，青年時期就認識到教育對于國家建設的重要作用。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撰文指出：“言世界改良進步者，皆知須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識始。”大革命時期，他對文化的階級屬性以及因文化落后而制約革命發展的認識更加深入。1927年，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的系統考察，毛澤東寫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大力提倡發展蘇區教育。他說：“執行蘇維埃的文化教育政策，開展蘇維埃領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產主義武裝工農群眾的頭腦，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戰爭中動員民眾的力量，同樣是蘇維埃的重要任務”“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為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為著動員民眾一切力量，加入于偉大的革命斗爭，為著創造革命的新后代，蘇維埃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于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為此，毛澤東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總方針：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
延安時期，一方面針對根據地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針對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奴役和“總力戰”，毛澤東更加重視教育工作和提高人民群眾文化水平。他多次強調：“如果不發展文化，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都要受到阻礙。”“為著戰勝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軍事、政治、經濟之外，還要注意文教工作。”1938年，在《論新階段》中，毛澤東將實行新的文化教育政策、使文化教育事業適合戰爭的需要作為“全民族的第十個任務”來強調，目的“在于發動人民自己教育自己”。他指出：“抗戰以來，教育制度已在變化中，尤其戰區有了顯著的改進。但至今還沒有整個制度適應抗戰需要的變化，這種情形是不好的。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相配合，二者間的不配合現象亟應免除。”新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內容包括：改訂學制，改變管理制度，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創設并擴大增強各種干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后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等等。
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詳細論述了文化教育工作。他首先肯定了陜甘寧邊區近幾年工作特別是政治、軍事工作，同時批評了不重視經濟、文化工作的現象，強調不掌握經濟、文化，就只會破壞舊東西而不能建設新社會。毛澤東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為改變因文化落后而“被拖住了腳”的狀況，毛澤東提出要“來一個五年計劃”，也就是用五年時間，通過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個方面工作，“使陜甘寧邊區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加上黨政軍十萬人，一共一百五十萬人，統統把文盲消滅掉，把邊區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個必要的程度”。怎么做呢？以辦學校來說，毛澤東以鎖家崖村辦的一所小學為例，指出：采取一年三學期制，農忙時放假，學生幫助家里耕作。這樣，一面讀書，一面幫助家里做事。他還積極推廣組織識字組：“我們大體上有這樣一個計劃，就是說邊區三十五萬戶，一百四十萬人，十年之內消滅全部文盲。一天識一個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識三百六十五個字，十年識三千六百五十個字。十年又可以分作兩個五年計劃，一個五年計劃識兩千字左右，如果能夠識兩千字，就接近消滅文盲了。”肯定冬學的作用，“可以來一個三四個月的冬學”。至于教員，毛澤東認為可以是老師、可以是干部，也可以是群眾，“識字組也可以民教民，認識十個字的就可以當組長，認識一百個字的就可以當委員長”。而學習的內容和教材，可以“搞一些關于生產知識等方面的書，作為教材”；“學生要學會打算盤，學會寫信，學會記賬，學會寫路條”，等等。總之，就是“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每一個鄉就是一個學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這個大學校里學習生產，學習文化。幾年之內，邊區的群眾文化就會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漢、重慶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
在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延安時期各根據地都加強了文化教育工作并取得豐碩成果。以陜甘寧邊區為例，邊區文化教育原本十分落后，曾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的李維漢指出：陜甘寧邊區荒山遍野，地廣人稀，農業粗放，交通不便，農民終日勞動難得溫飽，“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學校教育，除城鎮外，在分散的農村，方圓幾十里找不到一所學校，窮人子弟入學無門；文化設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衛生條件極差，缺醫少藥，人畜死亡率很高，嬰兒死亡率達百分之六十，成人達百分之三；全區巫神多達兩千余人，招搖撞騙，為害甚烈”。為改變這一狀況，陜甘寧邊區政府積極發展文化教育事業。1939年1月，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提出：“為要普及邊區的國防教育，培養抗戰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邊區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強國防教育工作是當前迫切的任務。”同年12月，邊區第二次黨代會通過《關于發展邊區教育提高邊區文化的決議》，對發展文化教育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以人民群眾的教育來說，邊區政府制定實施《陜甘寧邊區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兒童8歲至14歲為受義務教育年齡，不分性別均應受義務教育”。在中央和邊區政府重視和推動下，邊區小學教育發展迅速。到1940年，陜甘寧邊區已有小學1341所和中等學校7所，其中小學生達4.36萬余人；晉察冀根據地有小學7697所。各抗日根據地普及文化知識的社會教育，如夜校、冬學、識字班（組）、讀報組和劇團等也有很大發展。一些世代不識字的農民開始學習文化知識，思想覺悟得到啟蒙和提高，政治參與能力不斷增強。
四、暢通人民群眾參政議政渠道：“通過各種會議、報紙和群眾的來電來信等等一切能聽到人民呼聲的渠道，總是能發現群眾的真正的意見”
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人民群眾有序政治參與。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就開始探索民主建政實踐。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建設人民政權新的開端，成為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預演。對于蘇維埃人民政權，毛澤東多次強“它是民眾自己的政權”，對人民群眾“表現出來的只是最寬泛的民主主義”。如何保障蘇維埃政府對人民的“最寬泛的民主”呢？“首先表現于自己的選舉。蘇維埃給予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民眾以完全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蘇維埃的民主，見之于市與鄉的代表會議”；“政府工作人員由選舉而任職，不勝任的由公意而撤換，一切問題的討論解決根據于民意，所以蘇維埃政權是真正廣大民眾的政權”。對于人民對黨和政府的監督，毛澤東指出：“蘇維埃政府下每個革命的人民，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蘇維埃并且給予一切盡可能的物質條件上的便利（會場，紙張，印刷機關等）”“為了鞏固工農民主專政，蘇維埃必須吸引廣大民眾對于自己工作的監督與批評。每個革命的民眾都有揭發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錯誤缺點之權。”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局部執政。隨著根據地的發展和人民政權建設的深入，毛澤東對如何保障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監督政府有了更深入思考。他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密切聯系群眾，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聽取群眾意見。他說：“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1944年，在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毛澤東專門講到如何傾聽群眾意見的問題，他說：“我們十分注意傾聽人民的意見。我們通過村、鄉鎮、區、縣的群眾大會，也就是我們區域內任何地方的群眾大會，通過黨員同各階層人士的交談，通過各種會議、報紙和群眾的來電來信等等一切能聽到人民呼聲的渠道，總是能發現群眾的真正的意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強調根據地的政權建設要采用“三三制”原則。他說：“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三三制”，即政府人員的組成，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在“三三制”民主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上，毛澤東要求“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為保證政權的民主性和代表性，毛澤東十分重視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作用。他指出：“在貧農團和農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區村（鄉）兩級人民代表會議，是一項極可寶貴的經驗。只有基于真正廣大群眾的意志建立起來的人民代表會議，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會議。這樣的人民代表會議，現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區出現。這樣的人民代表會議一經建立，就應當成為當地的人民的權力機關，一切應有的權力必須歸于代表會議及其選出的政府委員會”“在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中，必須使一切民主階層，包括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工商業者以及開明紳士，盡可能地都有他們的代表參加進去。”“縣的各界代表會的成分，應包括黨、政、軍的代表，農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識分子及婦女的代表，工商業的代表，及若干開明紳士的代表。”
關于發揚民主，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這個問題，毛澤東在《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系》中做了集中闡述。他指出，堅持全民族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必須反對“關門主義”，廣泛傾聽群眾意見。要做到這一點，“一切黨員，都有責任經常地將黨外人員的意見和要求（不論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反映到黨內及各工作部門內，而一切黨組織與一切工作部門的領導人員都有責任考慮這些意見和要求，并須適時地列入議事日程，加以討論及解決”；“必須與黨外人員實行民主合作，傾聽黨外人員的意見，和他們一起，共同商量問題與決定問題，共同遵守少數服從多數、局部服從全體、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并須使黨外人士有職有權，敢于說話，敢于負責”；“一切善意批評，不論是文字的、口頭的或其他方式的，黨員及黨組織都應虛心傾聽。……絕對不可文過飾非，拒絕黨外人員的批評，或曲解善意批評為攻擊，而造成黨外人員對黨的過失緘口不言的現象”；“《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及各抗日根據地的報紙刊物，應吸收廣大黨外人員發表言論，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都有機會在我黨黨報上說話”；“在機關、部隊及學校中，黨的一般支部大會及小組會，允許在同一部門工作的黨外同情分子到會旁聽，并得發表意見”；“縣委以上的各級黨委必須有計劃地召集黨員與黨外人員聯合一起的干部會議及座談會，與黨外人員共同討論各項抗日政策，并征求黨外人員對黨的意見”，等等。
在實踐中，按照中央和毛澤東的安排部署，各根據地紛紛開展民主政權建設。1941年5月，《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經中央批準發布，明確提出民主政權建設是抗日根據地建設首要、根本的任務。為保證民主政權的代表性，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還專門通過《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為人民群眾的選舉權提供法律保障。在實際投票中，群眾還創造了采取投豆、畫圈、畫杠、燃香在紙上燒眼等多種適合當地實際的選舉辦法。晉察冀邊區在1940年8月也公布實施《施政綱領》，并于同年秋天在全邊區進行普選。其他抗日根據地陸續建立“三三制”政權，各抗日根據地還相繼制定、頒布各種法規和條例，如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各級政府組織條例、選舉條例、保障人權條例、懲治貪污條例等，從法制層面推進民主政權建設。
對于民主政權建設的成效，美國記者西奧多·懷特曾作過概括介紹：“共產黨的全部政治論題可以概括為下面的一段話：如果你遇見這樣的農民——他的整個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笞、被人辱罵，而且他的父親把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痛苦感情都轉移給了他。你真正把他作為一個人來對待，征求他的意見，讓他投票選舉地方政府，讓他組織自己的警察和憲兵；給予他權力，讓他決定自己應交納多少賦稅，讓他自己決定是否減租減息。如果你做到了這一切，那么，這個農民就會變成一個具有奮斗目標的人。而且，為了保衛這個目標，他將同任何敵人——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進行殊死拼搏。如果你再給這個農民提供一支軍隊和一個政權，幫助他耕種土地、收割莊稼，為他消滅曾經強奸他妻子、糟蹋他母親的日本鬼子，那么他就必然會忠于這支軍隊、這個政府以及控制軍隊和政府的政黨；必然會擁護這個政黨，按照這個黨給他指引的方向進行思考，并在很多情況下成為這個政黨的積極參加者。”
總的來說，延安時期毛澤東為發揮人民主動性，在政治上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并以參議會、人民代表會等方式讓人民參與社會治理工作，增進人民政治生活的參與性；在經濟上通過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減租減息，發展新的經濟產業，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文化上，通過強化教育、掃除文盲，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推動社會進步。總的目標，就是讓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的主人，“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讓人人起來監督政府，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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