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先通過詳細分析沙俄在帝國爭霸中處于下風的原因，引出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因此對專制當局不滿并預備改組當局的內容；再用大量事實數據，表明俄國勞動者在大戰中所遭遇的苦難，從而點明二月革命真正的群眾基礎之由來。
戰局的失利與資產階級的轉變
俄國戰前的軍工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使得俄軍在戰爭初期成功擺脫了日俄戰爭時期武器裝備嚴重缺乏的困境。根據下表，我們可以發現，在戰前的俄軍中，步槍似乎并不缺乏，但機槍與火炮則顯得匱乏。
一戰開始時沙俄陸軍武器情況
在戰爭開始后不久，俄軍便再度飽受裝備缺乏的困擾。比較反直覺的是，這里的缺乏主要來自機槍與火炮，而非流傳甚廣的步槍。經過數十年重整與恢復的俄國軍工業，在戰時為其龐大的軍隊提供了足夠數量的槍支與相應的子彈。一戰期間，俄國動員兵力1550萬人，在1914-1917年間，大約生產了671萬支步槍——作為對比，動員了1325萬軍隊的德國生產了854.7萬支步槍；而動員了約1700萬軍隊的英法，生產的步槍總和達到了635萬支。伴隨著戰爭的進行，俄國軍工業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越發明顯。在機槍方面，俄軍生產的機槍數量僅及德國的十分之一，英法的二十分之一；火炮數量相當于德國的五分之一，英法的四分之一；而炮彈數量同樣只有德國的五分之一，英法的七分之一。以機槍的生產為例“戰前，只有圖爾武器制造廠制造機關槍，那里有專門的機關槍生產部門，每年生產700挺機關槍。在戰爭開始前夕，部隊的軍用儲備中有4157挺機關槍，即每1000人平均有1挺。在大戰期間，機關槍生產部門的產量達到了戰前生產水平的24倍，共制造了28000挺機關槍。但這些機關槍仍然不夠，因為1915年時機關槍的年需要量已達到31000挺，而在1917年，這種需求更是達到了11萬挺的巨大數額。由于本國軍事工業的薄弱，俄國政府不得不將機關槍的生產訂貨轉交給國外，在大戰期間從美國得到33808挺機關槍，從各盟國那里得到8590挺。然而，機關槍還是嚴重缺乏。”同時，俄國在大戰前夜其火炮的數量也遠遠落后于中歐強國的炮兵。1914年，俄國軍隊擁有959個炮兵連，7088門炮，其中只有40門重型炮；而德國和奧匈帝國則擁有14446門炮，其中有996門重炮。火炮與機槍的缺乏嚴重影響了俄軍的戰斗力，這也造成了其在西線戰場上面對德軍時的普遍失利。但相比于奧匈帝國而言，俄國的軍隊無疑是具有相當優勢的，這也注定了加利西亞地區是俄軍少有進展的戰線。
一戰俄國步兵
俄國龐大的地域突顯了鐵路運輸的重要性，但俄國并未很好地吸取遠東的教訓，日俄戰爭中導致俄軍失敗的因素再一次出現。俄國西部稀疏的鐵路網、混亂的鐵路調度、缺乏足夠數量的列車與熟練的工人，使得沙俄部署在東線的龐大部隊嚴重受制于后勤補給，這也導致了大規模快速的軍事行動難以開展。雪上加霜的是，沙俄嚴重缺乏軍用汽車，從居民手中征用的車輛完全無法滿足運輸需求，軍事部門所部署的汽車工廠直到戰爭結束也未完成建設。為了滿足作戰部隊對汽車的需求，軍事管理部門不得不在1915年向美國與西歐訂購了3938輛汽車。車輛的缺乏使得俄軍需要依靠馬匹進行絕大部分的后勤運輸，無線電技術的落后使得俄軍間信息交流遲緩，不經加密的電文將會給俄軍帶來一次次的重大失利。相比于德國士氣高昂、訓練有素的軍隊，俄國軍隊仍停留在19世紀中葉的水平，部隊成員以征召的農民為主，自上而下嚴重缺乏高素質軍官，總參謀部與前線中充斥水平低劣的貴族。在同德軍的交戰中，這些差距帶來了極大的戰損比。在相對成功的布魯西洛夫攻勢（2）中，俄軍付出50萬的代價，僅消滅德軍35萬人；在整個東線戰場，德軍損失約167.7萬人，而俄軍的損失達到了驚人的703.6萬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德軍造成的，保守估計，德軍與俄軍的戰損比至少應為瘋狂的2.5:1，但西線的交換比卻接近1:1。
加利西亞前線的奧匈帝國士兵
戰爭始于俄國倉促的總動員，工業與軍事實力的懸殊差距也注定了這場戰爭的結果，局部戰線的勝利并不能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在1915年的大撤退中，俄軍丟失了西部的波蘭與立陶宛，加利西亞取得的戰果也丟失殆盡，最初直指柏林的戰爭計劃化為泡影，失敗情緒的陰影開始不斷蔓延。
“俄國的將軍們唯一有魄力干的事情就是不斷地從國內調取人肉，而他們動用牛肉和豬肉時卻無比吝嗇。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手下的雅努什凱維奇和沙皇麾下的阿列克謝耶夫這樣一些司令部里毫無價值的庸人，利用新動員掩蓋所有的漏洞。每當需要一隊隊戰士的時候，他們就用一串串數字來安慰自己和盟國。戰爭期間，大約有1500萬人被動員上了前線，他們塞滿了火車車廂、營房和轉運兵站，擠作一團，人們不停地跺腳，互相踩踏，互相敵視與咒罵。如果說，這些人對前線來說還不過是虛幻的數字，那么在后方他們則是極為有效的破壞因素。大約有550萬人陣亡、負傷或被俘。逃兵的人數一直在不斷增加。
”資產階級在深感戰爭無望時，也充分意識到處于虛弱狀態的沙皇政府很容易做出巨大的讓步，所以自由主義者將這場大戰視為實現他們目標的良機。1914年七八月間，立憲民主黨、十月黨、進步黨等自由主義政黨先后發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全俄城市聯合會，這兩個組織負責向軍隊供應醫療器材、組織救護人員、建立野戰醫院和軍需倉庫、疏散傷病員等任務，后來還參與了對軍隊的糧食供應。到1916年末，在其所屬各類機構中工作的人員已達數十萬。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業代表大會上，進步黨人里亞布申斯基建議各地成立軍事工業委員會，以動員私人企業承擔國家訂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提出了立即召集杜馬會議、成立軍事工業委員會以幫助前線等要求。7月，舉行了軍事工業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古契柯夫被選為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主席。在不長時間里，全俄各地成立了200多個地方軍事工業委員會，資產階級通過地方軍事工業委員會成功控制了沙皇俄國的軍備制造，在自由主義政黨的策劃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聯合會、幫助戰爭受害者協會、全俄勞動委員會等各種社會組織紛紛成立。這些社會組織的成立及其活動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明確的政治任務，希望它們能成為促進政治變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聯合會、城市聯合會、軍事工業委員會等組織廣泛參與了軍事后勤的組織工作，沙皇政權不得不考慮它們的意見并承認其地位，正因如此，右翼政論家將其評價為自由主義運動用來逐漸掌握整個國家機關的“特洛伊木馬”。
軍事工業委員會——1916年
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使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情緒越來越激昂。1916年2月國家杜馬復會的開幕式上，杜馬主席羅將柯當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責任內閣的問題。在得到否定的答復之后，進步同盟的領導人在杜馬之外積極活動，抨擊當局，推動社會各階層的反政府浪潮。柯諾瓦洛夫在一些社會組織會議上公開把現政府稱為“人民的敵人”，古契柯夫指責大臣會議主席施丘爾梅爾背叛國家，說現政府是“可恥的、惡劣的、污穢的”。1916年11月1日杜馬年會開會，自由主義反對派在會上對政府發起了猛烈攻擊。在11月1日下午2點30分開始的杜馬會議上，杜馬主席羅將柯接受了地方自治聯合會和城市聯合會遞交的要求成立與人民一致、能領導國家取得勝利的政府的請愿書。在宣讀了杜馬多數派聲明之后，進步同盟首腦米留可夫等人發表了演說。米留可夫拋出了他不久前作為杜馬成員出訪歐洲期間搜集到的一些報紙上關于俄國政府準備與德國單獨媾和的消息，強烈譴責現政府背叛俄羅斯民族利益，指出“一小撮黑暗勢力以自己卑劣的私利左右重要的國家事務......我可以向你們指出這些人的名字：馬納謝維奇—馬努伊洛夫、拉斯普京、皮季里姆、施丘爾梅爾”，這個“宮廷黨”集合在皇后的周圍。他不斷提出責問：“這是什么，是愚蠢還是叛賣？”盡管米留可夫后來自己承認，他當時的這個“揭露”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要證明確實存在某個宮廷黨或與德國單獨媾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在11月1日的杜馬會議上，米留可夫宣稱“我們對這個政權能否引導我們走向勝利已失去信心，因為我們所作的糾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嘗試都沒有成功”；“在我們和這個政權之間，鴻溝正在擴大并變得不可逾越。除了爭取現政府垮臺之外，我們今天沒有任何別的任務”；“為了數百萬犧牲的生命，為了流淌成河的鮮血，為了我們對于把我們派到這里來的人民所承擔的責任，我們將斗爭到底，直到政府負起責任為止”。
1916年末，局勢的危急促使一些高級官僚、將領以及一些傾向于“把君主制從君主手中拯救出來”的大公都站到了尼古拉二世的反對派立場上。許多皇親國戚、貴族高官都明確表示希望沙皇向社會作出更大讓步，在建立信任內閣的基礎上與杜馬達成妥協。上層人士與沙皇政府的分裂已成必然，資產階級開始將皇室看作通往勝利之路上的障礙，12月末針對拉斯普京的刺殺行動最好地反映出他們的心態。針對皇室的政變與軍事密謀在不斷醞釀，1916年10月，在立憲民主黨人費奧多羅夫安排的場所，召開了一次自由主義運動主要領導人會議。會上古契柯夫指出，在通過議會斗爭取得政權的努力未能奏效、而革命又日益迫近的情況下，必須以政變方式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否則革命就將“越過我們”而達到其目的。會議接受了這一意見，并明確了政變的綱領：阿列克謝繼位；米哈伊爾大公攝政，他應宣誓忠于憲法，從而使國家和平地走上資產階級君主制的道路；李沃夫組閣。1917年1月，關于存在政變“陰謀”的說法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而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宮廷政變正在醞釀之中，古契柯夫、柯諾瓦洛夫、 米留可夫、李沃夫公爵等已在考慮分配“自己的政府”的部長職位了。正如列寧同志所言：“單是壓迫這一點，不管它有多么嚴重，并不總是能造成一個國家的革命形勢。在多數情況下，對于革命來說，僅僅是下層不愿像原來那樣生活下去是不夠的。對于革命而言，還要求上層不能像原來那樣統治和管理下去。”俄國上層密謀中的政變剛好迎頭撞上群眾二月的行動，沙皇政府遭到拋棄，短時間內倒臺也是不足為奇的。
饑寒交迫的群眾
戰爭的爆發深刻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西部領土的丟失、龐大的軍糧開銷、農村廣泛的征兵，無不威脅著這個古老帝國的生命線——糧食。資本主義的發展似乎并未重塑俄國的糧食生產，廣大而技術落后的農民，如同千百年前一樣，承擔著提供糧食的重任。為了準確描述俄國群眾在1917年年初所遭遇的生活困境，我們不得不引用大量的統計數據與歷史資料，來闡述這場困擾著沙皇乃至布爾什維克的廣泛的危機。
下圖中的資料清晰地反映了戰爭時期俄國糧食總產量的變化。戰爭的進行摧殘著農業生產，在起初的兩年內，其影響不大，甚至1915年的豐收還緩解了糧食產量的下降。但待到1916年以后，戰爭開始顯現其破壞力，糧食的總產量下降了近30%，即使沙俄在1915年幾乎完全停止了對外的糧食出口，也無法彌補如此巨大的糧食缺口帶來的危機。
世界大戰摧殘了沙俄的農牧業（一）
世界大戰摧殘了沙俄的農牧業（二）
由于俄國那龐大的地域、混亂且緩慢的鐵路系統，戰爭的影響被進一步放大了。軍用的運輸需求擠占了原本屬于糧食的運力，產糧市場與消費地被空間的距離所隔斷，俄國城市龐大且集中的人口加劇了糧食短缺的破壞力。當我們將目光投向糧食的生產與供需平衡時，饑荒的陰影已經悄然浮現。與戰爭的頭兩年相比，1916年后糧食開始嚴重短缺，同時，沙俄的糧食儲備正被消耗殆盡。
世界大戰逐步奪走了被剝削者的口糧
在價格波動方面，這一陰影變得更為具體，沙俄的糧食收購政策并未有效抑制自由市場上糧食價格的上漲，到1917年初，糧食的“固定價格”已經漲至戰前的三倍。至于“自由價格”，則自然比固定價格還要更高。
反革命戰爭利好一小撮糧商，卻使更多人承受不起飛漲的糧價（一）
下面這組數據更清晰地反映了糧價的飛漲。在經歷了1916年5-7月的停滯之后，價格從1916年8月開始飛漲，新糧的上市并未緩和糧價的上漲趨勢，此后糧價便再也沒有停下上漲的步伐。
反革命戰爭利好一小撮糧商，卻使更多人承受不起飛漲的糧價（二）
沙俄的最后幾個月里，饑荒的陰云始終籠罩著彼得格勒上空，糧食供應量下降與價格上漲的影響，在彼得格勒充分地體現了出來。人們不得不排幾小時的長隊，去購買價格高昂且數量有限的面包。彼得格勒衛戍司令部曾在1917年2月發布這樣一則欲蓋彌彰的告示：最近幾天，送到面包店的面粉和在彼得格勒烤出來的面包和以前一樣多。商店里不應該缺少面包。如果一些商店的面包不夠，那是因為許多人擔心面包短缺，已經儲備了硬面包。“在彼得格勒有足夠數量的黑麥面粉，這種面粉的運輸不間斷地進行。”————彼得格勒軍區部隊司令：哈巴洛夫中將。面包的供應竟需要衛戍部隊司令去澄清，可見其供應已經緊迫到了何種程度。事實上，1916年12月，彼得格勒僅能得到計劃供應糧的14%；1917年2月，全城面粉儲備已只能應付10天的需要。市政當局不得不于3月1日開始實行面包券定額配給制度。
排隊領取面包的人們
工業品的供應也不容樂觀，對于沙俄這個與西歐相比，資本主義尚處于起步階段的落后國家來說，戰爭帶來的破壞性是巨大的。沙皇政府的軍費和日常支出達305億盧布，但其中軍費就達145億盧布。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沙皇政府濫發紙幣，造成了盧布的大幅貶值與嚴重的通貨膨脹。直到1917年3月1日，投入流通的紙幣已達995000萬盧布，而黃金儲備卻只有147630萬盧布。同時，深陷戰爭與經濟危機的沙皇政府已無力處理工業生產上的衰退。“波蘭的煤礦與工廠迅速顯現出令人擔憂的情形：在戰爭頭一年間，境內的工業生產能力下降了大約1/5。供應軍隊和戰爭需要的產品卻達到了總產量的50%，其中包括全境生產的75%左右的紡織品。超負荷運行的交通運輸設施無法把必需數量的燃料和原料運到工廠去。”工業生產的下滑導致市場供應不足，物價飛漲的速度遠超過工資增長的速度，1917年的生活成本較戰前同比增加6倍。由于鐵路運力不足與戰爭帶來的損耗，俄國的鐵路運輸開始陷入危機。彼得格勒嚴重缺乏燃料的同時，頓巴斯地區堆積的煤炭卻無法運出，居民們不得不忍受俄國那寒冷而漫長的冬季。
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定律又一次發揮了它那不容置疑的威力，在法國1789年發生的暴動很快便會在俄國再次出現，巴黎憤怒的群眾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面包價格最高的一天，沖破了巴士底獄。面對饑寒交迫的群眾，任何來自統治階級的謊言與空話，來自暴力機關的破壞與鎮壓，以及來自“國家與民族”的“榮譽”與“責任”，都不過是一紙空文。群眾內心深處對統治者的仇恨，對光明未來的向往，將推動著他們，完成這場始于1917年的全人類的偉大革命!
彼得格勒街頭饑餓的群眾
起義，到街上去！
2月23日(注:此為俄歷，下同)，國際婦女節，受夠了食物匱乏的紡織女工們開始率先行動起來。群眾的游行隊伍高舉紅旗，打著革命的標語穿過彼得格勒的大街小巷。此刻，他們誰都沒有意識到，這一次看似與平常無異的游行示威，竟開啟了一場從推翻帝制到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偉大革命。二月革命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是人民選擇了革命，而不是某個大人物賜予了革命”。在此過程中，革命的飛速發展完全超出了各方預料，沒有任何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無論是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還是社會革命黨——能夠真正領導、掌控這場革命。相反，他們只能在初期的震驚和恐慌之后，亦步亦趨地跟上人民的腳步，以免被一路狂飆突進的革命遠遠甩在后面。
彼得格勒游行示威的群眾
2月23日的行動并沒有像往常一樣停下腳步，2月24日，罷工愈演愈烈，遍及首都各個區域的224個企業，工人總數多達20萬人，他們紛紛舉行集會，向市中心游行進發，“要面包”的口號逐漸被“打倒專制制度”與“打倒戰爭”的口號所淹沒。警察很快趕來驅散聚集的群眾，“打倒警察”的口號響徹大街小巷。示威人群對警察表現出難以遏制的憤怒，他們打著唿哨，用石頭和冰塊追打城市騎警。與此同時，工人開始與士兵們進行友好的交談，哥薩克的態度也開始變得不那么兇惡了。戰爭的進行拉近了軍隊與群眾的距離，士兵們的態度受著群眾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戰爭的厭惡與對沙皇政府的普遍不滿將士兵與工人連接在一起，這也為軍隊接下來決定的倒戈舉動埋下了種子。2月25日，罷工還在不斷擴展，當天參加罷工的工人達到了24萬人，大量的小企業也加入了罷工的行列，大學生們也開始了罷課的斗爭。3月10日晚，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洛夫才向大本營報告了近幾天以來彼得格勒的局勢，并透露，僅僅依靠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力量已不足以鎮壓革命，不得不從郊區調進部隊。當晚，尼古拉二世就簽署了給哈巴洛夫的電報：“著令于明日將京都中的騷亂悉行制止，在與德奧作戰的困難時刻這種騷亂是不能容許的。尼古拉?哈巴洛夫立即發出布告，威脅把那些游行的群眾送上前線，命令軍隊不惜使用武器鎮壓革命。彼得格勒市中心與交通要道上布滿了軍警，屋頂和角樓里架起了機關槍，密探連夜搜查逮捕革命者。2月25日深夜，城市各處有分屬不同革命組織的大約100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布爾什維克黨彼得格勒委員會的五名成員。2月26日的朝霞在一片捉摸不定與強烈擔憂的晨霧中冉冉升起，工人們聚集起來，向市中心進發。警察與軍校生開始對工人進行武力鎮壓，到處都是巡邏隊、檢查哨卡和騎兵分隊。通往涅瓦大街的各條道路特別加強了警戒，從隱蔽的埋伏地點不時傳出陣陣槍聲，傷亡人數不斷增加，救護馬車在各條道路上不停地來回奔馳。根據官方統計數字，當天有40人被打死，并有同樣多的人被打傷。斗爭進入了決定性階段，面對黑洞洞的槍口的威脅，群眾會退回到自己出發的遠郊嗎？不，他們沒有退卻，而是堅定地朝向自己的目標前進。軍隊在躊躇不安中等待著，它尚無法確定自己的立場，是投入這場群眾革命，還是像1905年一樣用槍彈消滅這群造反的人們？經歷了大戰慘痛教訓的軍隊終于開始動搖，士兵們越發覺得自己和那些無產者站在同一戰線上，共同的敵人是專制制度與資產階級。終于，決定性的那一天——2月27日來臨了。
繼前一天巴甫洛夫團第四連開始起義后，早晨6點，沃倫近衛團教導隊士兵起義，殺死教導隊長，打開武器庫，分發槍支子彈，并開往鄰近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立托夫斯克團和工兵營，試圖聯合它們共同行動。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立即停止了戰斗訓練，同沃倫團聯合；接著，立托夫斯克團也參加起義。起義兵團整理好隊伍便向維堡開動，與工人會合。衛戍部隊迅速攻占了彼得保羅要塞，釋放了全部犯人。隨著革命的發展，宣布起義的士兵越來越多，2月27日晚，還只有600名士兵起義，一晝夜之間，起義士兵增加到66700人。2月28日，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升起紅旗，轉向革命方面。真正的革命已經到來，資產階級面對起義的群眾陷入恐慌，但很快意識到這是取得權力的絕佳時機。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于2月27日組織成立了杜馬臨時委員會，他在給尼古拉二世拍的電報中以火急火燎的口吻指出：“在彼得格勒開始的群眾騷動具有自發的性質和危險的規模。騷動的原因是面包不足和面粉運輸薄弱引起的恐慌，但主要是人們完全不信任無力引導國家走出困境的政權。正因為如此，事態無疑將會擴大……政府權力已徹底癱瘓，無力恢復已遭破壞的秩序。陛下，救救俄國吧，她正面臨屈辱和羞恥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戰爭是不可能勝利結束的，因為騷動已經擴散到軍隊并將進一步發展。”而就是在同一份電報里，羅將柯已經膽大到向沙皇提出建立新政權要求的程度，而他的底氣無疑來自于已經完全控制彼得格勒的起義工人和士兵：“陛下，請立即征召一位得到全國信任的人士，授權他組織一個全體人民能夠信賴的政府。重新恢復了對于自己和自己領導人信心的全體俄國人民，將跟著這個政府前進。在這個后果極為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急時刻，已經沒有別的出路，也不可能再拖延了。”
鑄造廠大街上的街壘
尼古拉二世迅速對起義做出了反應。2月27日，彼得格勒士兵起義的第一天，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羅夫和內閣軍事大臣別利亞耶夫分別向沙皇在前線的莫吉廖夫大本營發報，稱首都已經沒有可靠的部隊，要求從前線調集部隊平叛。當天傍晚，尼古拉二世下令：“從北方戰線和西方戰線各抽調一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和一個機槍隊前往彼得格勒。”在27日傍晚7點給皇后的電報中，尼古拉二世告訴她，已經命令諾夫哥羅德近衛騎兵軍立即前往彼得格勒。但軍隊卻毫不留情地拋棄了皇室，將軍們早已將沙皇視為對勝利的阻礙。2月27日下午，西南方面軍司令布魯西洛夫向沙皇發電報，“建議”立即成立一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以平息人民的騷動。2月27日晚上，北方方面軍司令魯茲斯基向沙皇發電報，“建議”避免采取可能加劇局勢惡化的鎮壓手段。2月27日晚上11時，首相戈利岑公爵宣布辭職，帝國議會上院“國務會議”有21位成員聯名向沙皇發電報，要求沙皇任命被人民信任的人士重新組閣。2月28日，杜馬命令鐵路部門禁止沙皇專列開往彼得格勒。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1日停靠在北方方面軍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當晚11時，尼古拉二世收到俄軍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的電報，內容也是“建議”沙皇任命責任內閣。萬般無奈之下，3月2日，尼古拉二世在經過反復搖擺后決定讓位于米哈伊爾大公。然而首都的局勢又發生了變化，事實證明他們再次落后了：首都工人和士兵已經提出了廢除君主制的直接要求，這一要求得到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支持。3月2日，當米留可夫在塔夫里達宮宣傳立憲派主張時，迎接他的是群眾長時間的噓聲。衛戍部隊的軍官們甚至為此對米留可夫發出威脅性的照會，要求其收回關于立憲主張的話。米留可夫不得不公開宣布，其維護羅曼諾夫王朝的發言只代表他個人，而不代表杜馬。古契科夫帶著退位詔書從普斯科夫返回彼得格勒，并在鐵路工人集會上“為米哈伊爾陛下”祝福時，群情激憤的工人把他轟下了臺并試圖撕毀詔書。其結果是米哈伊爾大公在群眾壓力下主動放棄了權力，并呼吁全民選舉并召開立憲會議。俄國君主制就在這短短幾天內以戲劇性的方式結束了，正如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記中所寫的那樣，“周圍都是背叛、膽怯和欺騙！”資產階級與軍隊在關鍵時刻果斷地拋棄了沙皇，群眾革命的行動取得了自1905年以來的最大勝利！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塔夫利宮召開會議
無產階級在二月的勝利并沒有結束這場偉大的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不過是1917年后所發生的一切中的一個插曲，或者說是隨之到來的一系列巨變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個。群眾高漲的革命熱情已為十月的炮響埋下了種子，不久之后，人類第一個承載著無產階級血淚與希冀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即將誕生，無產者的黎明仿佛就要到來，世界革命的未來似乎近在咫尺。但熟知歷史走向的我們深知，歷史并未朝著“理想”的方向前進，它反而展現出了冷酷無情的一面。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將面對舊勢力的瘋狂反撲，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設想也在1923年德國起義失敗后被遺忘。但是我們要記住，在108年前的彼得格勒，曾有無數高舉紅旗的無產者們，堅定地參與了推翻沙皇殘暴統治的二月革命。沒人可以預知未來的勝敗，但只有斗爭，才能奪回權利！（此處為社會革命黨口號“只有斗爭才能奪回你的權利！”）
讓我們以馬雅科夫斯基的詩篇，來作為對二月革命最好的紀念！
公民們！
今天要把千年來的“從前”毀掉。
今天要把全世界的基礎翻修。
今天
要把生活重新改造，直到衣襟上最后一粒鈕扣。
公民們！
這是工人洪流的第一天。
我們去
拯救陷入迷途的宇宙！
讓群眾的腳步聲響徹云霄！
讓艦隊的汽笛吐出怒吼！
斬斷雙頭鷹：
歌聲飛揚。
人群沉醉！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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