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止中醫之說，始自晚清。其時，隨著國力羸弱、國運衰微，尋求救亡的人們將原因歸于中國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落后，于是一方面西方政治、科技文明備受推崇，另一方面傳統文化遭到批判和否定，中醫也成為被“討伐”的對象之一。1904年，中醫出身的丁福保率先“開炮”，在其創辦的《醫學報》上大力提倡引進西醫，聲討中醫。辛亥之后，民國政府在訂立學制時，將中醫排除在外，顏福慶、余云岫等一批具有西方醫學背景的醫生，又紛紛發表批判中醫的言論。凡此種種，引起中醫藥界的危機感，救亡請愿之舉時有發生。雙方間的論戰，最終在1929年發展成一場波及全國的運動。
“廢止中醫案”的提出
1929年2月23日，國民政府衛生部在南京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此次會議的主題，用時任衛生部次長劉瑞恒的話講，即討論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根本大計。不過，包括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衛生委員會主席褚民誼，衛生部次長劉瑞恒，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余云岫、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等在內的50余名參會者中，除少數外行，其余全都是西醫界人士。而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衛生部官僚體系中的各級官員，要么是西醫出身，要么是非醫界人士，同樣沒有中醫的身影。這就意味著，這次會議所要討論的未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根本大計，將深受西醫標準的影響。在此種背景下，中醫自然就成了不被允許的存在。
余云岫
2月24日，與會人員開始討論各項提案，其中涉及中醫的有四項。經討論，會議將四項提案合并為《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又被稱為“廢止中醫案”），委托衛生部施行。其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舊醫登記限至1930年底止；二是禁止舊醫學校；三是其余如取締新聞雜志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如前言所講，中西醫間的較量實際上早就存在。早年間，如嚴復、陳獨秀、傅斯年等，都曾對中醫發表過批評指責。孫中山的主治醫師、協和醫院著名醫生湯爾和，在給汪精衛的信中更是聲稱：“我敢放肆說一句，中醫要講醫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說，現在中醫的先生們實無‘論病’之可能，不要說‘治病’。”而中醫則抓住梁啟超、黃克強、岑春煊等名人均被西醫誤診之事，來嘲諷協和醫院的診療技術不過如此。但這種論爭大多限于民間。現在，官方發聲，正式為全面否定中醫背書，影響力自非往日可比。所以，廢止中醫的消息一經媒體爆出，立即引發了中醫界的大震動。
中醫界全面反擊
最先爆出“廢止中醫案”消息的，是2月25日的《申報》：“余巖（余云岫，字巖）提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26日的《新聞報》則完整報道了決議案通過的內容。上海市中醫協會夏應堂等人率先發表通告，“否認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摧殘國醫各議案”，稱中央衛生委員會各委員均屬西醫，對國醫學術“無絲毫研究，隔靴搔癢，妄加非難”，實際上不過是“舶來醫藥之推銷員”。上海作為當時的遠東大城市，存在大量的西式醫院和中醫醫館。許多有影響力的中醫團體，如醫界春秋社、上海神州國醫學會、中國醫學會等全國性中醫團體，都在上海。所以，上海成了打響反擊“廢止案中醫”第一槍，同時也是反擊力量最為集中和強大的地方。
反擊首先體現在宣傳輿論戰線上。1929年3月出版的第34期《醫界春秋》，刊登了《上海醫界春秋社駁斥中央衛生委員會議廢止國醫案之通電》。為爭奪話語權，爭取社會民眾的支持，《醫界春秋》將廢止中醫問題與帝國主義對中國實施文化、經濟侵略相關聯，將中醫與民族榮辱聯系在一起。在全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申報》也刊登了大量有關中醫界反對廢止中醫的文章。這些文章很快引來上海西醫界的反擊。余云岫、汪企張等人也在報上發表反對中醫的言論，雙方在報紙上展開筆戰。總體來說，中醫在輿論上占了上風。《康健報》主編、上海名中醫陳存仁回憶說：“各報不斷發表來自各方面的文稿，其中十分之七都是指責西醫和租界上的醫院怎樣的腐敗……所以在聲勢上，中醫比較占上風。”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中醫藥團體也紛紛發表反對宣言，聲援上海的斗爭。但這種口頭或文字上的反對，并沒有讓衛生部引起重視。他們的回電不痛不癢，表示“中央衛生委員會議決案，并無廢止中醫中藥之說”。對此，陳存仁和《醫界春秋》主編張贊臣決定召集全國醫藥團體在上海召開一次代表大會，討論具體應對措施。二人與另一名醫謝立恒商量后，以上海中醫協會的名義，通過訂閱《康健報》和《醫界春秋》的用戶，聯系到各個縣的中醫。3月17日，來自全國各地15個省132個中醫團體的262人，從通商大旅社出發，一路浩浩蕩蕩行至大會會場上海總商會。為示支持，上海中醫中藥界不僅貢獻車輛保障交通，還在這一天集體停業半天；各藥店門上貼著“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國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等標語；胡慶余堂、蔡同德堂、達仁堂等大藥店門前掛有大字橫幅，“請國人注意消滅中醫之背景”“擁護今日舉行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等標語。
全國醫藥團體代表請愿書
這次由上海中醫界召集、全國中醫代表參加的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共開了兩天半。時間雖然不長，但成果豐碩，比如確定了3月17日為“國醫紀念日”、組建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組織請愿團赴南京請愿、要求政府同意設立國醫藥學校等。3月20日下午，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召開第一次執監委員會，公推丁仲英為主席。會議決定，推選謝利恒、隨翰英、蔣文芳、張梅庵、陳存仁五位中醫界人士組成請愿團，于20日夜乘車赴南京請愿。
兩次組團赴京請愿
3月20日，謝利恒等與隨行秘書張贊臣、岑志良一行7人，乘夜車趕赴南京。抵達南京后，他們受到以張簡齋為代表的南京本地中醫界的熱烈歡迎。張簡齋不僅為上海請愿團安排住處，還憑借與南京國民政府要員孔祥熙、陳立夫、于右任等人的關系，為上海請愿團牽線引薦。其時，正值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張簡齋的協助下，請愿代表先見到了大會代理秘書長葉楚傖，向其表達了排除中醫發展障礙，提高其國際文化地位的訴求。為壯聲勢，南京中醫界自發組織了200人的請愿團，隨同上海代表一同前往。之后，一行人又先后拜訪了行政院院長譚延闿，以及張靜江、李石曾、陳果夫等一眾國民黨重量級人物。這些人均表示，中醫確有保存提倡之必要，中衛會議決案斷無實行之可能。23日，請愿代表還出席了衛生部部長薛篤弼組織的宴會。席間，薛篤弼向他們表示，中衛會議案須經衛生部核奪，并不執行，對中西醫藥不會有所偏袒。
關于這次請愿活動，陳存仁在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中提到，蔣介石在3月23日這天接見了請愿代表，并表態說“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對中醫絕對擁護，你們放心好了”。但此事未見其他史籍記載，而且在請愿團回滬后發表的《全國醫藥請愿團報告結果》中，沒有提及此事。所以，蔣介石表態的真實性有待考證。
《銀元時代生活史》
當時在南京，還有一支由北京名醫施今墨組織的請愿團。施今墨在南京期間，汪精衛母親患痢疾，找了很多西醫都不管用。后有人推薦施今墨。施老先生診完病后很有把握地說：“此病一診可愈。”果然，三劑藥服下，老太太病就好了。
在各方力量的努力下，“廢止中醫案”被暫緩。請愿團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到了衛生部的正式批示，說他們將以深明公共衛生學識及具有經驗者為標準，無中西醫之分別。這個批示，雖然沒有明確將“廢止中醫案”廢除，但至少表明了中衛會議決案不能自行施行，衛生部將考慮中西醫平等之待遇。
但此時說抗爭取得勝利還言之過早，衛生部雖對廢止中醫按下暫停鍵，但教育部卻開始行廢止之實。4月29日，教育部發布通告，稱現有中醫學校授課內容與科學相差甚遠，考核也沒有標準，為方便統一學制，應改稱中醫傳習所，不在學制系統之內。這份通告實際上就是承認了之前中衛會通過決案中“禁止舊醫學校”一項，為衛生部處理中醫學校提供了依據。之后，政府又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的限制中醫的措施，如中醫不準設立學校、醫院，禁登招生廣告，醫院改稱醫室，禁止中醫參用西法西藥等。10月23日，衛生部發布命令，要求之前成立的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修改會名和章程。實際上這也是在為后面的取締造輿論。
當時的中國西醫學校
面對這種“鈍刀割肉”的嚴峻形勢，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再次聚集到上海商討對策。這次會議規模比3月那次更大，到場代表457人，加上旁聽者800余人，規模已超千人，連菲律賓都派了代表團參加。會上除了要求政府撤銷管理藥商規則、力爭醫校醫院名稱外，決定再次組織請愿團赴京，并做好訴訟準備。之后，張梅庵等23名代表進京請愿。蔣介石派秘書朱文中接見了請愿代表，朱文中轉述了蔣對于中醫中藥的維護意見。隨后，一行人先后前往立法院、中央黨部，并設宴招待各新聞界記者和醫藥職工代表，壯大輿論聲勢。
1929年請愿代表團成員合影
眼見事態擴大，南京國民政府發文撤銷了教育、衛生兩部的布告，稱之前兩部的布告“使中國醫藥事業無由進展，殊違總理保持固有智能發揚光大之遺訓”，讓行政院分飭各部“將前項布告與命令撤銷，并交立法院參考”。
這份奉蔣介石手諭的回函，令請愿團極為振奮，他們認為：“請愿之有如此結果者，一方固賴國人之提倡，一方全恃團結之力量，此后尚希我國醫藥界一德一心，更努力謀醫藥事業之建設，積極促醫藥學術之改進。”但在上層建筑缺乏中醫“代言人”的情況下，中醫受打壓頂多算暫緩，不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果然，國民政府行政部門雖然接到通知，但都以各種理由推諉拖延，行政院也同意維持相關規定。
在抗爭的過程中，中醫界認識到，唯有爭取一個合適的位置和名稱，才能減少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面，為此，同西醫一樣，他們也開始走上層路線。在譚延闿、胡漢民、陳立夫、焦易堂等人的支持下，1931年3月17日，中央國醫館正式成立，成為中醫在上層的代言機構。后又于1936年初正式頒布了中醫條例，對中醫的行醫資格和行業準入作了明確規定，在傳染病診治、死亡判斷及社會責任上與西醫相同。至此，中醫藥界的要求得到了相對合理的答復，抗爭也基本告一段落。
中醫界的抗爭，有家國情懷的義憤，也有成千上萬的中醫從業人員生存的考量。與此同時，這場中西醫之爭的背后，還有著濃厚的政斗色彩。
斗爭背后的政治、經濟與社情因素
單就1929年時中國國情而言，廢止中醫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首先是老百姓不買賬。中醫經過幾千年的綿延傳承，盡管也有問題，但在絕大多數社會民眾的傳統認知里，其地位依然是無法動搖的，不可能因一紙行政命令就土崩瓦解。而囿于經濟發展條件和民眾整體知識水平，大多數人們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西醫宣傳的那套知識。這也是為什么“五四”之后，不少接受過西方知識訓練的精英分子雖然一直在極力貶低中醫，鼓吹西方科學，但并未引起中醫界恐慌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中醫價格普遍要比西醫便宜。比如同樣是治療感冒咳嗽的藥，中藥“瓣香廬驥制半夏”大盒二元四角，小盒一元一角；同類型的西藥“助肺呼吸香膠”小盒二元。診費方面，西醫門診一元，出診五元或面議，時間也固定，而中醫在這方面彈性更大。所以，價格低廉的中醫為中低層民眾所喜愛。
西醫推崇者也認識到，如果這樣下去，“一千年之后，中國仍有兩種醫學對峙”，“中國醫學革命”將永無實現之日。于是，他們便希望通過政府的行政力量，徹底廢除中醫。但這批精英忽略了一點，不管是醫學革命還是社會革命，總是要依靠人去做的。當時，全國西醫醫生總數不足萬人，到1931年時全國新式公、私立醫學類大專院校還不到30所，已根本無法滿足地廣人眾的中國社會的需求。而且，西醫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在偏遠落后地區，中醫仍然是人們的不二選擇。這一點，當時的衛生部部長薛篤弼也承認：“現在全國約有二千縣，有西醫的地方尚不能占十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縣分，率皆接受中醫藥支配。”中醫界在抗爭時，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全力向國民政府呼吁，最終使政府改變初衷。
其次，涉及“飯碗”之爭。作為這場斗爭的始作俑者，提出“廢止案中醫”的余云岫等人，忽略了中國和西方在國情、民情和歷史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于是落入了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陷阱，最終招致全體中醫界的激烈抗爭。有人在1936年的時候統計過，當時全國中醫有十余萬人，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國中醫約80萬人。如此龐大的中醫數量，加上與此相關的從業者，中醫產業鏈影響人數保守估計得有數百萬人。
最后是政治斗爭。中醫存廢之爭，實質上也是國民黨內部權力集團之間爭斗的縮影。如汪精衛，他一開始是中醫忠實的擁躉。孫中山病重時，他堅決站在宋慶齡等人一邊，主張在西醫放療效果不佳的情況下，由中醫接手治療。但之后由于政治需求，他轉而反對中醫。受日本明治維新時廢止漢醫影響，汪精衛以革新派領袖自居，宣揚“中國衛生行政最大的障礙就是中醫中藥，如果不把中醫中藥取消，不能算是革命”，由此吸引了一幫支持者，汪以此在黨內與蔣爭奪影響力。所以在見到自己的母親被中醫治好后，對施今墨個人可以送匾送錦旗，但在面對中醫藥界時，則依舊持反對態度。這些，自然是中醫界醫生學者所不了解的。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樸實判斷，那就是既然問題是上層提出來的，就應該找上層解決。蔣介石一開始雖沒有表態，但眼見國民黨元老派都在為中醫藥界發聲，于是就對汪精衛等人下手，將其手下“廢止派”褚民誼降職，對汪也進行了書面警告。到這個時候，這場中西醫之間的斗爭，已然超出了醫學本身的范疇，成為政府各派系間矛盾斗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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