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無產階級在二月的勝利并沒有結束這場偉大的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不過是1917年后所發生的一切中的一個插曲，或者說是隨之到來的一系列巨變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個。群眾高漲的革命熱情已為十月的炮響埋下了種子，不久之后，人類第一個承載著無產階級血淚與希冀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誕生。
毛主義者不僅會紀念我們偉大的革命事件，也會在乎其發生的動機和實際發展中的情況。資產階級史學家們在蘇聯解體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傾向于將整個20世紀10年代的一整條革命鏈條視作某種偶然性事件。我們今天和未來幾天的文章，將會解釋一件事：它是如何從偶然到必然的。
戰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俄國的“社會金字塔”
自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俄國資本主義開始了其高速發展。1890年，俄國工業生產產值為15億盧布，1900年增加到30億盧布，1909～1913年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3%和6.2%，到20世紀初，俄國工業生產總值已穩居世界第五位。石油工業的發展可以作為俄國工業進步的一個縮影，1821年、1831年、1840年、1850年與1859年俄國石油開采量分別為20萬、25萬、33.7萬、22.1萬和23萬普特，到1894年，巴庫地區已有229個礦區，分屬88家石油公司。1898年俄國石油產量達6.3億普特，占世界總采油量的51.6%，1901年俄國采油量達到最高值，超過7億普特。石油加工業的發展是石油工業興起的又一例證。19世紀70年代起，巴庫地區石油加工廠數量迅速增加，1872年，石油加工廠數量為50家，煤油產量為40萬普特；1879年達193家，煤油產量為622.5萬普特。1887年，巴庫地區煤油供貨量為2440萬普特，煤油出口量為1159萬普特。到1890年，巴庫地區已有148家石油加工廠，1893年雖減少至73家，但煤油產量從1890年的6800萬普特增加到9000萬普特。自80年代起，俄國煤油開始出口國外，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加強，逐步沖擊美國石油產業。1870年，俄國采油量僅為美國的1/20，1892年兩國石油開采量幾乎持平；1893年俄美兩國占世界石油開采總量的97%，兩國的比例分別為46%和51%；1898年俄國采油量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而等到戰前，即從1909年下半年起，俄國經濟開始走向新的高漲。1908-1913年，全國生鐵熔煉量從17100萬普特增加到28300萬普特，鐵和鋼的產量從14800萬普特增加到24700萬普特。煤的產量增加了38%，1913年達到221,400萬噸，1911—1913年，新建鐵路3500俄里。
巴庫油田
俄國資本主義自其誕生便呈現出高度集中化的特點，一方面體現在工業布局的嚴重失衡。1908年的全俄工業普查資料表明，在歐俄地區，加工工業企業占93%，年產值占92%，工人數量占96%。而在歐俄地區內部，產業與其下屬的生產部門同樣顯現出分布不均。煤炭工業廣泛分布在歐俄大部分地區，甚至在西伯利亞和突厥斯坦（1）也有分布。即便如此，1912年煤炭工業的大部分產值依然集中在南部地區（占45.3%）、北高加索地區（占39.8%）和波蘭地區（占14%）。一些省份雖然工業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卻是某些生產部門的重要中心。例如，費爾干納州軋棉企業產值占俄國軋棉總產值的85%；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制材部門和鋸多層板部門產值占全俄總產值的22.5%；阿斯特拉罕省制木桶和箍桶部門產值占全俄總產值的61%。在1900年的工業普查中，通過對省份分組，清晰反映出俄國工業的分布情況。I組包括莫斯科、彼得堡與弗拉基米爾三個省，卻擁有俄國45.9%的產值與47.2%的工人，而前四組的30個省，擁有俄國幾乎全部的產值與工人，足以可見俄國工業驚人的集中程度。
俄國工業生產指標統計
另一方面，俄國企業也表現出生產集中化與壟斷式的組織形式，俄國的絕大多數工業部門由大型企業所主導，“在五年間，工人超過2000人企業所占比例在提高。1914年，此類企業集中了本行業46.3%的無產階級、43.2%的產值和67.04%的動力功率。相關指標在不同的領域中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例如，在冶金行業，1914年大型企業（工人超過2000人）占勞動力的86%，占產值的82.7%，占動力功率的92.8%。”。以食品行業為例，“在1895年共有45家超大型磨坊，有3860人在這些磨坊工作，產值為4224.52萬盧布，而小型磨坊（工人在5人以內，產值低于1萬盧布）共有482家，有1409人在此工作，年產值低于100萬盧布。在1914年小型磨坊（共有136家）的標準提高到了擁有14人，產值達到10萬盧布。超大型磨坊的數量增加到127家，集中了12500人，年產值達2.6億盧布。”可以看到，大型企業在俄國工業中占有幾乎絕對的優勢，而這必然會推動壟斷集團的產生。
俄國壟斷組織的發展歷經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世紀70到90年代，1873年經濟危機之后，部分生產部門出現了早期壟斷組織，形式為簡單的卡特爾。1882年俄國再次爆發經濟危機，為保證利潤，卡特爾協議在各工業部門中十分普遍。隨著工業快速發展，諸多壟斷聯盟相繼解體，但銀行與外資紛紛投入工業，致使生產集中化程度不斷增強，卡特爾組織逐漸向辛迪加組織轉化。第二階段為1900至1909年，卡特爾和辛迪加組織廣泛發展。20世紀初經濟危機再次掀起俄國工業企業兼并浪潮，中小企業紛紛破產，大企業為抵御經濟危機不斷聯合，壟斷化過程也隨之加快。1900到1905年，俄國32個主要工業部門中有23個出現卡特爾組織，辛迪加形式的壟斷聯盟也逐漸增多，涵蓋所有工業部門，能源、機器制造、冶金和紡織工業壟斷程度較高。1906年，辛迪加壟斷南俄67%的采煤量；石油卡特爾組織集中了俄國77%的石油銷售業務；1907年，車廂制造廠辛迪加集中了俄國車廂訂單總額的93.7%。第三階段是1910至1914年，托拉斯和康采恩壟斷組織出現。
1910至1914年，工業高漲促進俄國工業生產和資本進一步集中，卡特爾和辛迪加等中低級壟斷組織難以滿足市場需求，高級壟斷組織出現。托拉斯是以企業完全與控制股票為基礎。石油工業三大托拉斯集團為俄國石油總公司、諾貝爾兄弟集團和英荷殼牌石油公司；紡織工業也出現托拉斯集團，最具影響力的是科諾普公司。康采恩則是由實力雄厚的壟斷企業聯合而成的高級壟斷組織，最具代表性的是紡織工業中的孔申公司等企業。壟斷是生產集中化的必然結果，生產集中化中導致中小企業數量大幅減少，進一步促進壟斷加劇。1890至1900年，俄國工業企業數量減少26.5%，生產總值卻增長95%。化學工業中企業數量減少64.1%，生產總值增長93.7%。紡織工業企業數量減少16.2%，生產總值增長61.8%。食品工業企業數量減少40.5%，生產總值增長55.1%。
生活困苦的人民
工業的快速進步并沒有帶來無產階級處境的根本性改善，俄國群眾生活水平仍遠低于他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同胞，在歐洲各國中，俄國工人的工作時間最長，平均每天工作九小時半至十小時。根據1913年的調查材料，對于彼得堡的奧布霍夫工廠有如下數據：男工：工作九至十小時者占57%，工作十至十二小時者占34.4%，工作少于九小時者占8.7%。女工：工作九至十小時者占76%，工作十至十二小時者占20.4%，工作少于九小時者占3.6%。童工：工作九至十小時者占60%，工作超過十小時半者占33%，工作少于九小時者約7%。同時，俄國是世界工資最低的國家之一，1911年，俄國工廠工人平均工資為251盧布，而美國1910年工人平均工資為1,036盧布，比俄國工人高出三倍之多。工人微薄的工資還要受到罰款與物價上漲的削減，1910-1913年，罰款上升18%，而主要工業品價格提高12%，1909-1914年，房租增加30%。于此相對的則是工人勞動條件極差，1909年，在1.000名工人中，平均事故達38.8起，1913年上升到48.9起。衛生條件更是不容樂觀，莫斯科約70%的工人住房不符合衛生標準，1910年，死于霍亂者達10萬人以上，普梯洛夫廠大炮車間患結核病的人特別多，以致有“結核病工廣”之稱，俄國居民的死亡率是歐洲最高的，而平均壽命幾乎也是歐洲最短的。
革命與反動
資本主義在俄國的野蠻發展推動著革命運動的高漲，工業分布的集中也帶來了無產階級地域上的集中，天然地形成了社會革命的中心，大型壟斷式企業的廣布與城市同鄉村間的割裂，斬斷了工人與鄉村的聯絡，并將其以現代工業的形式組織與集中起來，加之工人們極度惡劣的生存條件與沙俄專制保守的政治環境，自然地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創造了良好的土壤。革命與反革命的反復，主導著沙俄的政治環境。在這座“各民族的監獄”里，關押著形形色色的躁動的革命者們，從民意黨到布爾什維克，從彼得堡到西伯利亞，革命的威脅始終高懸于帝國之上。逮捕、流放、絞死，沙皇政權使出渾身解數，用盡一切鎮壓手段，只為平息革命黨人的叛亂，但革命仍然在進行，無論是亞歷山大三世對民意黨的審判，還是斯托雷平的反動，都沒有能阻止這輛飛速前進的列車，它正摧毀著沿途的一切障礙，砸碎著束縛人民的一切枷鎖！
下表是一份俄國參與政治罷工的人數統計，政治罷工的人數多寡，清晰反映著革命與反動的較量。俄國工人運動經歷19世紀末的起步時期，開始逐漸在斗爭中走向成熟，1903-1904年的罷工相比于上一個高潮“彼得格勒工業戰爭”有了極大進步，罷工的訴求開始逐步由經濟轉向政治。1900-1903年的經濟危機與日俄戰爭的爆發使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風暴正在不滿的群眾中醞釀。
年份 參與政治罷工的人數（單位：萬人）
1903* 8.7
1904* 2.5
1905 184.3
1906 65.1
1907 54.0
1908 9.3
1909 0.8
1910 0.4
1911 0.8
1912 5.5
1913 50.2
1914（上半年）105.9
1915 15.6
1916 31.0
1917（1-2月）57.5
1903年和1904年的數字是全部罷工的參加人數，其中無疑多數是經濟性罷工。
注:此表部分數據存疑
日俄戰爭的開支高達每天300萬盧布，這大大加劇了沙俄政府的財政負擔，僅1904年一年，俄國的物質損失就達到近20億金盧布（2），所有這些負擔都以不斷增加的稅收形式落在勞動者肩上，工資降低，罰款增加，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失業人數激增，農民艱苦的生活條件更為惡化，被征召入伍者的家庭受到地主、富農殘酷的奴役和盤剝，而廣大農民則飽受耕地減少與收成降低的折磨。饑寒交迫的群眾開始走上街頭，1905年1月9日，15萬工人隊伍舉著圣像朝冬宮進發，災難性的一天開始了。“皇上！我們實在是沒有力量了。我們的忍耐達到極限了！”加邦神父對沙皇的懇切請求并沒有換來任何同情，全副武裝的騎兵分隊毫不留情地向高舉尼古拉二世畫像的群眾開了槍。加邦被打倒在地，受了輕傷，他在小巷里脫下大衣和袍子，喘息著說：“不再有上帝，不再有沙皇！不再有沙皇！”恐怖的鎮壓與血腥的屠殺遍布了整個彼得格勒，至少有1000名群眾死在沙皇政府的槍口下。政府1月9日的鎮壓成為了點燃群眾情緒的導火索，響徹首都街頭的“打倒專制制度！”的呼聲得到了全國千百萬人的響應，1月份，有66個城市舉行了罷工，罷工者總數達444,000人。無產階級的罷工運動在繼續進行，2月份，有293,000人舉行罷工，盧甘斯克工人的罷工是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準備和進行的，罷工中的團結一致顯得特別突出，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罷工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05年頭三個月里，參與罷工的無產者達81萬。革命的浪潮也在波及農村，1月份，自行砍伐森林、奪取糧倉、燒毀地主田莊的事件頻發，2月份，波羅的海沿岸、波蘭、第聶伯河西岸烏克蘭地區的農業工人舉行罷工運動。農民在運動中往往非常頑強地堅持自己的訴求，例如，沃羅涅什省馬斯丘基諾村的居民于1905年3月作出了關于分配和耕種地主土地的決定，同時向地方官宣布：“彼得堡工人爭得了自己的要求，盡管向他們開了槍，我們也要這樣做。”不久，農民們用火槍、叉子和斧頭武裝起來，趕跑前來的警察并自行耕種了土地，在軍隊的幫助下，動亂才被鎮壓下去。梁贊省5月至8月發生了54次農民騷動，南部各縣如丹科夫縣、扎賴斯克縣、普龍斯克縣、斯科平縣的暴動尤為激烈。在高加索，斗爭進行得頑強而且很有組織，在古里亞、明格列里亞和依麥列梯亞，農民們在社會民主黨人的領導下趕跑了沙皇的官吏，建立了農民委員會，并選舉自己的代表參加，中部工業區各省的農民斗爭也活躍起來了，1905年1-4月有85個縣局部地發生了農民暴動，占歐俄地區總縣數的17%。
夏季相比春季，罷工運動的明顯特點是政治罷工比重增加。如果說3月份參加政治罷工的人數還達不到總人數的30%，那么在后來幾個月里（4月至8月）就達到了50%至75%。在同反動勢力的不懈斗爭中，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正在迅速提高，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舉行罷工的工廠選出了自己的代表，他們受權同企業主進行談判并捍衛工人的利益，從5月15日起開始召開“全權代表會議”，這個會議事實上成了俄國第一個全市性工人代表蘇維埃，“參加這個會議的有128名男工和23名女工，三分之一以上代表都是布爾什維克。蘇維埃從建立的最初幾天起就不是作為通常的罷工委員會，而是作為同沙皇政府進行總的革命斗爭的機關進行活動的。不僅是工人，而且郊區農民也都來找它。例如，舒亞縣的農民就常派代表來，請求給予指示：如何奪回土地和消滅地方官。斗爭的邏輯要求蘇維埃必須作為雛形的革命政權機關來行動。蘇維埃組織起工人民兵來維持市內的秩序，根據蘇維埃的指令關閉了酒館，對印刷所實行監督。在蘇維埃的領導下，工人們未經官方許可徑自實現了言論和集會自由。每天由布爾什維克組織和蘇維埃召集的各種大會成了對工人進行政治教育的學校。”，一種嶄新的群眾性民主制度就此在同沙皇政府的激烈斗爭中誕生了！1905年6月波將金號的起義與發生在波蘭的暴動成了壓垮沙俄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8月6日，尼古拉二世批準了選舉國家杜馬的宣言和條例，但在限制選舉權的同時，并未賦予其較大職權。群眾反對布里根杜馬的斗爭與莫斯科九月事變拉開了全俄政治罷工的序幕，把各個單獨舉行的罷工匯合成聲勢浩大的全國性的運動，總共只用了五天時間。單是工廠工人參加罷工的就有519,000人，連同70萬鐵路員工大軍、數萬名礦業工人、成千上萬的機關職員、店員和學生，罷工總人數達到了200萬人，即列寧同志所言：“全俄政治罷工這一次真正是遍及全國了，它在最受壓迫的和最先進的階級的英勇奮斗中，把萬惡的俄羅斯‘帝國’的各族人民聯合起來了。”另外，這場罷工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質，并且是在下列革命口號下進行的：“打倒布里根杜馬！”“打倒沙皇政府！”“武裝起義萬歲！”“臨時革命政府萬歲！”“民主共和國萬歲！”無產階級在罷工的過程中，不經官方許可徑自用革命的方法實現了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在各企業中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經常不斷地和公開地舉行工人集會與代表會議，在會上各革命政黨的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沙皇政府妄圖通過武力鎮壓的計劃破滅了，隨之而來的是10月17日詔書的頒布，承認了人民的“公民自由”與國家杜馬的立法權，革命開始取得它的第一個決定性的勝利，在十月詔書頒布后，革命迅速擴大為武裝行動，但資產階級的倒戈與沙皇的血腥鎮壓終究使這場“俄國革命的總演習”落幕了。
此后，革命在反動派瘋狂的圍剿下不斷退卻，1905年的勝利待到1908年時幾乎全部喪失。在“斯托雷平的領帶”與俄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下，革命的威脅似乎已經消失殆盡，但它只是在積蓄力量，等待下一次高潮的來臨。從1910年開始，消沉的革命開始緩慢復蘇。1911年，罷工人數增加到105,000人以上，其要求開始從防御漸漸轉為進攻，即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日和改善生活條件。同時，政治罷工數量大幅增長，勝利的罷工打破了1906年50%的記錄，達到58%。在工人運動的影響下，農民運動以及學生、知識分子的運動也達到了新的高潮，農民起義在1909年發生了80次，1910年發生了147次，1911年，大學生舉行總罷課，殘暴的沙皇教育大臣卡索開除數千名大學生，引起莫斯科大學許多著名教授辭職以示抗議。勒拿慘案成為了自1912年起的革命的轉折點。1904-1911年，勒拿金礦公司的利潤增加了六倍，成為俄國最大的采金企業，與之相對的是，工人勞動與生活條件極差，他們每天必須在深至膝蓋的冷水中工作10-12小時，所得工資非常微薄，而且一部分工資以票證形式發放，僅限在公司自辦的小鋪里購貨。工人缺少必要的醫療勞保條件，流行病奪去了大量工人的生命。1912年3月4日，在安德列夫斯基礦坑，因商店供應質量低劣的馬肉，900人舉行罷工表示抗議，罷工迅速擴展到其他礦坑，至3月下旬，已有48個礦坑共6,000人參加罷工。布爾什維克積極領導此次工人運動，成立了礦坑罷工委員會和中心罷工委員會，工人們提出了改善居住、生活、衛生條件，提高工資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取消罰款等18點要求。沙皇政權與勒拿金礦的資本家相互勾結，決心以血腥鎮壓來粉碎工人的革命斗爭，1905年參加鎮壓工人的憲兵軍官特列申科夫被再次調來施行鎮壓。4月16日深夜，中心罷工委員會成員突然被捕。次日早晨，聚集了3,000人的工人隊伍立即向納杰日金礦坑行進，向駐在那里的法院檢察官遞交請愿書，當游行隊伍行進中時，兇惡的劊子手特列申科夫直接命令士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270人，打傷250人。
勒拿慘案激起了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各地連日舉行罷工、集會與示威游行，要求審判兇手。參加抗議勒拿慘案罷工的人數達30萬，彼得堡在一天內參加示威游行的工人占了總數的60%。第三屆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團向杜馬提出質詢，痛斥勒拿的血腥屠殺，并提出聲明：工人階級不但要掃除黑幫控制下的第三屆國家杜馬，而且要掃除整個現存制度。在革命運動迅速發展的基礎上，伴隨著六三政制的破產，1913年6月開始出現全國性的政治危機，革命新的高潮開始到來。1912年4月至1913年5月，參加罷工的工人達109萬人；1913年6月至1914年7月，罷工人數增加到174萬人，工人運動從中央工業區開始，發展到巴庫、恰圖拉、頓巴斯等地，參加罷工的人數在1912—1913年占全國工人總數的40%，1914年則上升為54%。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達到了戰前新的高峰。5月14日這一天，舉行了1185次政治罷工，涉及人數共達40萬人。在彼得堡，據當時的報道，“幾乎所有工人都慶祝自己的節日，在這陰暗的日子里，可以看到精神飽滿的面孔，紅石竹裝飾著勞動者樸素的服裝。到夜晚，城邊的工人特別活躍，汽笛不響了，許多工廠的煙囪不冒煙了”。整個彼得堡參加“五一”罷工的達21萬人，占全市工廠工人的80%。
1914年5月，巴庫工人在紹武勉領導下舉行罷工，要求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保障慶祝“五一”節的權利、規定最低限度工資額并每年遞增10%。這次罷工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得到了極好的組織，至6月30日，參加罷工的總人數達五萬人，工人同巡邏隊、哥薩克、警察發生沖突。巴庫罷工斗爭有力地推動了全俄罷工的進行，在彼得堡、莫斯科、葉卡特琳諾斯拉夫、頓河羅斯托夫、哈爾科夫、基輔、尼古拉耶夫、里加、索爾莫沃、格羅茲尼等地都舉行了群眾性的罷工運動。7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廠12000人為支援巴庫工人舉行集會，警察對其進行武裝鎮壓，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委員會立即號召全市工人舉行三天總罷工，17日早晨，彼得堡工人開始罷工，人數達九萬。7月20日，全市工人開始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們高唱著革命歌曲，高舉紅旗行進。晚上，在維堡區，工人們開始筑起街壘，并同警察展開了初次戰斗，7月21日，罷工仍繼續進行，人數達到15萬，自發舉行的武裝起義已經出現。沙俄政府的鎮壓與大戰的進行打斷了這場處于上升期的革命，伴隨著8月份的參戰，革命之火漸漸熄滅了。新的一輪鎮壓將最有戰斗力的一批工人與革命者送上了前線，成千上萬的群眾進入了車間，報紙遭到查封，工會被迫解散，社民工黨國家杜馬黨團中的不堅定分子（3）紛紛轉向，迎合政府的需要，為這場帝國主義間的大戰打上“革命護國主義”的旗號，肆虐的愛國主義迷惑著群眾的雙眼。布爾什維克全體杜馬代表在11月遭到逮捕，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對黨組織的普遍破壞，1915年2月，布爾什維克杜馬黨團的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庭審訊。到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居留國外或遭到流放與逮捕，全國各地地下組織幾近被破壞殆盡。
但革命仍邁著堅定的步伐緩緩向前，巨大的傷亡與困苦的生活刺激著群眾脆弱的神經，人民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激進化。1915年，參加政治罷工的工人比參加經濟沖突的工人少一倍半，1916年則少了一半，而1917年頭兩個月，參加政治罷工的工人人數相當于參加經濟罷工人數的6倍。“金屬工人出身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施里亞普尼柯夫講述了那些日子里工人情緒焦躁的情形：‘有時打一聲唿哨，或者發出一點喧鬧，就足以讓工人把這當作企業停工的信號。’這一細節無論作為政治征兆還是心理征兆都是同樣突出的：革命在走上街頭之前已經進入了躁動狀態。外省也經歷了同樣的階段，只不過要遲緩一些。運動的群眾性以及戰斗精神的增強使得其重心由紡織工人向金屬工人、由經濟罷工向政治罷工、由外省向彼得格勒轉移。1917年最初兩個月共有57.5萬人參加了政治罷工，他們當中首都工人占了最大的一份。盡管在1月9日前夜警察再次進行了破壞，那一天首都仍有15萬工人參加了流血紀念日的大罷工。情緒是緊張的，金屬工人走在前面，工人越來越感覺到退路是沒有的。每個工廠都形成了多半是圍繞在布爾什維克周圍的積極分子核心。在2月頭兩個星期，罷工與集會一直沒有間斷。8日那一天，警察在普梯洛夫工廠遭遇到了“冰雹般的鐵塊和爐渣”。14日，即杜馬重新召開會議的那天，彼得格勒發生了約有9萬人參加的罷工。莫斯科也有一些企業停工了。16日，當局決定在彼得格勒實行面包憑票供應，這種新奇的做法觸痛了人們最敏感的神經。19日，食品店前聚集了大批人群，尤其是婦女，大家都要求得到面包。一天以后，城里有些地方發生了搗毀面包店的事件。這乃是幾天后行將爆發的起義之前的閃電。”工人在戰爭后期沸騰著的革命情緒，毫無疑問的將為二月份到來的行動提供最好的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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