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遵義會議權力交接的本質，有必要仔細說清楚。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調研時深刻指出，遵義會議的意義，就是“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在他的至理名言之中提到的黨史人物，只有毛主席，而沒有其他任何人。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并深刻領會學習的關鍵一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遵義會議之中，起了決定性領導作用的核心人物、靈魂人物，無疑是毛主席。
第五次反“圍剿”到血戰湘江，周總理是三人團之中軍事上的總負責。這兩場最終導致十萬紅軍只剩了三萬的災難性的敗仗，都總理親自指揮的。這兩場大敗仗給紅軍帶來了建軍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災難。從此，總理在軍事上的威信在紅軍中已經嚴重下降。
一個領導者的權力歸根結底來自集體大多數成員的共識，而總理錯誤的軍事指揮已經導致他自己徹底失去了大多數黨和紅軍領導者的支持，實質上也就標志著他徹底失去了他繼續行使權力的最根本基礎。雖然不可否認總理主動檢討并愿意支持主席重新指揮紅軍確實功不可沒，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總理讓權和檢討是必然的事情，不然他根本沒法對全黨全軍做一個公正的交代、在全黨全軍面前根本過不了關。事實證明，總理的軍事指揮能力難以勝任全軍統帥的職責，他和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已經導致當時全黨都到了滅亡的邊緣。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蔣介石四十萬大軍開始對紅軍逐漸形成了包圍圈，全黨全軍距離徹底滅亡僅僅一步之遙了。當時情況下，除了讓毛主席——讓這位打敗蔣光頭次數最多的軍事天才重新出來指揮紅軍，沒有任何其他保命的辦法。所以，總理讓權給主席，是全黨全軍的共識導致的必然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是任何一個在蔣介石四十萬大軍圍堵下想保住包括自己在內的全黨全軍所有人性命的人的保命之舉。
前文提到過，權力本質上就是來自共識，是共識的產物。遵義會議的時候共識已經不在博古為首的“三人團”這一邊了，共識只有讓主席重新出來指揮軍隊。所以我還要指出：總理交權和主席重新掌握部隊指揮權這個過程中，并不是總理發揮了決定作用，而是全黨全軍共同的選擇。總理想交權，當然是對的，但是他即使不想交，也不得不交，因為多次戰敗已經使他失去了共識、沒有任何再繼續指揮紅軍的權力基礎了。博古就是頑固者，但是也不得不交權——因為他已經沒有了行使權力的最重要的前提——集體多數成員的共識。而且，如果說對主席支持的程度的話，王稼祥同志支持的最早。王稼祥同志首先提出必須請主席出來領導紅軍。他在當時對主席正確路線的支持度是大于總理的。
之所以有些人過分突出總理的作用，實際上是這些人搞唯心主義、認為一個人名義上有什么職務就一定有什么權力而已。不是一個人名義上擔任什么職務、在名義上有什么權力，就一定會有這個權力。只有組織內部的大多數人由衷認可、真正擁護和贊成，一個人的職務才和他實際的權力相符合、才有可能讓他名義上的權力轉化為實質上的權力。權力來自共識，而不來自于職務名義。即使不排除總理確實有胸襟氣度、確實高風亮節，所謂的胸襟氣度、高風亮節也不是決定性因素。這壓根不是考驗總理或者博古的胸懷的場合，這是全黨全軍所有人想辦法保命的時候。
還有，如果沒有唯一能打敗蔣介石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總理再強烈要求讓位交權能有什么用呢？所以，當時根本不缺讓位交權的人，因為當時極端危險的形勢下，但凡一個由于指揮大量敗仗失去軍事威信、失去全黨全軍多數成員擁護、還有求生欲而且想保命的人都愿意交權給能人出來救自己的命，但是能不能找到救命之神才是最關鍵的。這就是千軍易得一帥難求。即使不否認總理在遵義會議的表現很好，比博古、李德的態度要誠懇、正確得多，遵義會議的權力交接實質上還是主席重新指揮紅軍成為了全黨全軍的共識和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已失去全黨對他們軍事能力信任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博古為首的“三人團”高風亮節或總理發揮了所謂的“決定性作用”而產生的結果。在遵義會議之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別人，只能是主席。如果把屬于主席的功勞放在總理身上、把總理神化為遵義會議中起決定性作用者，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實實在在的不得民心。這也是總理本人泉下有知的話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如果有學者否定了毛主席在遵義會議的決定作用，就完全喪失了一個史學家最基本的學術良心和道德底線、就根本違背了習近平總書記評價遵義會議的講話精神。無論某些人怎樣神化其他人，在最廣大人民心中排第一的永遠是偉大領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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