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工農紅軍和八路軍高級將領，中國著名的游擊戰術創造人之一。他以足智多謀、思維嚴謹、軍事造詣深厚見稱，既是揮戈前線的戰將，又是運籌帷幄的智囊，多次創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奇跡。其“在戰略戰術方面的成就，實融合了1925-1927年大革命時代、內戰時代及蘇聯紅軍最先進的戰術”。毛澤東對其軍事才干更是溢于言表：“左權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這個人硬是個‘兩桿子’（筆桿子、槍桿子）都硬的將才啊！”周恩來稱他是“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足以為黨之模范”。朱德贊譽其“鋼鐵般堅強、獅虎般勇猛”，“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左權躋身于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2009年，他當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投筆從戎
左權，乳名自林，學名紀權，號叔仁，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縣平橋鄉黃貓嶺村(今醴陵市新陽鄉)一個貧農家庭。中學時代參加中共領導的社會研究社，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因學習刻苦、少有壯志，深得倡辦新學的叔父左銘三的鐘愛，并對其進行精心輔導，使其學業大有進益。1922年春，左權考入醴陵縣立中學，第二年與同學陳覺、蔡申熙、宋時輪、王亞文等30余人組織社會問題研究社，逐步認識到改造社會之責任，并積極從事反帝反軍閥的學生愛國運動。1923年冬，當得知廣州大元帥府軍政部長程潛意欲派人來醴陵招收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的學生后，他毅然棄文從武，開始走上探尋救國救民之路，其勤學苦練精神與準確嫻熟的軍事動作贏得區隊長林伯森的賞識。
1924年11月，左權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六隊學習，是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之一。他與陳賡、周恩來建立了深層次的聯系，1925年2月，經陳賡、周逸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為共產主義奮斗成為左權“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的準繩”。畢業后他被分配至黃埔軍校教導團，曾任排長、連長，先后參加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與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期間屢建戰功，奠定了其軍事指揮生涯的基礎。
1925年底，左權踏上異國求學之路，被選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鄧小平、俞秀松、傅鐘同窗。1927年9月，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一年后，與劉伯承成為同學，在蘇聯4年多時間，系統學習政治、軍事理論和專業課程。他善于從研究戰爭的歷史著手，從中理解戰爭本質，探尋戰爭規律、作戰原理和原則。劉伯承、鄧小平曾在《紀念我們的戰友左權同志》一文中提及他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凡教員指定的參考書籍，必一一閱讀，并以紅藍鉛筆標出要點。所以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常能旁征博引，闡其旨趣。我們在高加索戰術作業時，戰術指導員很器重其謹厚，常稱揚于同學中。”
蘇區斗爭
1930年6月，左權與劉伯承、陳啟科等一道奉調回國趕赴中央蘇區，左權備受毛澤東賞識，在毛澤東看來，其軍事教育才華對紅軍意義重大，隨即被派往閩西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閩西分校)教育長，任職的3個月內，他為紅軍培訓了200余名基層干部。左權學識豐富，授課生動風趣。一次野外教學時，他一邊拿地形圖，一邊指著地形地貌實地講解，當講授射擊原理談及彈道的弧形時，不少人理解不了，總認為子彈打出去應是條“直道道”，左權便詼諧地說，“你們都看過頑童撒尿吧，他那個‘彈道’是一條直線呢，還是弧線呢？”這下把學員們逗得哄堂大笑，疑難問題也迎刃而解。
1930年11月，左權當選為閩西工農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12月又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新12軍軍長。1931年初，第一次反“圍剿”戰爭結束時，他被調往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任作戰參謀。6月，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結束時，升任參謀處長，并以總司令部特派員名義，到后方從事安置傷員、教育俘虜、管理槍械及籌建后方醫院，指導組建訓練地方武裝等工作，在當年7月進行的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為掩護撫州宜黃縣黃陂的紅軍主力向興國轉移，他奉命率紅34師、紅10師向寧都方向迎敵，硬是拖著敵人轉了個大圈，從閩西經會昌、瑞金一直拖到賴村，保證紅軍主力得以在興國休整了半個月。1931年12月，他奉命同王稼祥、劉伯堅作為中革軍委代表，赴贛南寧都參與聯絡指導國民黨軍第26路軍舉行寧都起義。起義勝利后，任新組編的紅5軍團第15軍政委。左權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對起義部隊改編的紅軍抓得更緊。他強調官兵一致，要尊重士兵人格，不許有打罵體罰士兵的事件發生，他甚至提出“軍閥主義是‘頭號敵人’，必須首先打倒它”的口號。
1932年4月，左權率15軍隨東路軍東征福建漳州，并擔任前鋒。他率部先在龍巖縣的小池消滅敵軍1個補充營，接著配合紅1軍團殲滅了駐考塘之敵291團，占領龍巖縣城。在進攻南靖天寶山一帶之敵時，他率44師佯攻寶林橋，然后勇猛插入敵軍左翼，攻下南靖，敵潰不成軍。之后，他又率部協同紅1軍團圍殲福建軍閥張貞49師2個旅的大部，俘敵千余人，占領閩南重鎮漳州。這時，他奉命兼任紅15軍軍長。6月，他回師贛南后，被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領導誣陷為有參加托派組織之嫌疑，遂被撤銷軍長兼政委職務，并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盡管他一再聲明與托派組織無任何關系，但仍忍辱負重，繼續忠誠地為黨工作。
1933年1月，左權調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委總部作戰局任作戰參謀，參加第四次反“圍剿”，特別是在寧都黃陂殲滅敵軍59師、52師的作戰中，他對確定作戰的伏擊地點兵力部署提出最佳方案。12月，他被任命為紅1軍團參謀長，并參加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乾昌橋、鳳翔峰作戰。1934年7月，他還負責組建紅1軍團偵察科，率部在閩北、長汀、清流一帶運動作戰，相機殲敵4000余人，為中央紅軍準備突圍轉移贏得寶貴時間。
浴血長征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開始長征，左權與林彪、聶榮臻等率紅1軍團為前鋒，斬關奪隘。11月，左權率部控制了廣東麻坑九峰山要道口，苦戰數日，掩護紅軍縱隊和后續部隊順利越過粵漢鐵路和渡過湘江。12月的一天，他率部日夜兼程趕到貴州劍河地區。當時雖已是晚上宿營時間，但為搶占施秉縣城，他運用奇襲取勝的戰術，果斷命令偵察科長率偵察排與便衣班，先機占領施秉城，從而保障部隊順利通過施秉，進軍遵義。
遵義會議后，左權參與指揮紅1軍團四渡赤水，搶占婁山關和再攻遵義城的戰斗。1935年5月，在強渡大渡河戰斗中，他率紅2師第5團一部和軍團偵察連長途奔襲，連續作戰。第一天行軍150里，趕到小相嶺，消滅扼守隘口的守敵，接著攻克越西縣城，又以一天行軍140里的速度追殲殘敵，攻占大樹堡渡口，然后佯攻對岸守敵，故意示弱以誘敵深入，吸引川軍主力，為紅軍主力搶占瀘定橋創造有利戰機，策應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的紅1師在安順場順利渡過大渡河。6月，他率部到達四川夾金山下，雖積勞成疾行走困難，但仍堅持率部翻過大雪山抵達懋功。懋功縣兩河口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他堅決擁護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率部先越過草地。1935年9月，左權參與制定突破有“川甘古道咽喉”之稱的臘子口天險的作戰方案，并親臨前沿陣地指揮。激戰臘子口，是開辟北上通道的關鍵之戰。10月進占陜北吳起鎮與徐海東等率領的紅15軍團勝利會師。
◆1936年，左權（二排右一）代表紅一方面軍歡迎紅二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與任弼時、賀龍、王震等人合影。
1935年10月19日，紅軍主力到達寶安縣胡集鎮，左權率部參加直羅鎮戰役，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1936年5月，左權被任命為紅1軍團代理軍團長。不久，他率部西征陜甘寧邊境地區和南下策應紅二、四方面軍，曾先后在甘肅東部的曲子鎮、馬嶺殲敵2000余人。9月，再率部楔入甘肅靜寧、會寧地區，攻克會寧縣城。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相繼會師，長征宣告勝利結束。此時，蔣介石想一舉殲滅立足未穩的紅軍，遂派嫡系胡宗南部“追剿”。為打擊胡宗南部5個軍從會寧至固東的4路進攻，左權反復權衡敵我態勢，認為敵人有大炮、機槍、轟炸機，不利于紅軍打正規戰、陣地戰，于是必須發揮紅軍特長。左權指揮紅1軍團與紅15軍團一部，在山城堡采用攔頭、截尾、沖腰等戰法，對追敵78師進行分割包圍，發揮紅軍近戰、夜戰之特長發起猛攻。經一晝夜激戰，俘、斃敵軍1.5萬余名，粉碎了胡宗南部的進攻。對于此次戰斗，總參謀長劉伯承曾作高度評價，稱“布置的作戰計劃簡直天衣無縫！”，是“部署作戰，細致周密”的“一個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紅1軍團參謀長，左權要求把紅軍長征中所有打的仗都記錄下來，包括在何地打了什么仗，同誰打的，結果如何；紅軍每日從哪里到哪里，中間多少距離，均需記錄。他不愧是“萬里長征里程的統計者”。
抗日名將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左權被任命為副參謀長。1937年9月，他隨八路軍總部于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不久參與指揮著名的平型關戰斗，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1938年4月，為粉碎日軍3萬余兵力分9路向晉東南地區進行的“分進合擊”，左權奉命率部于9日在武鄉縣馬牧村突破日軍包圍，攻占沁縣，先解除總部之危。然后于16日配合奉命直插武鄉的129師，左權決定利用長樂地區狹窄的河灘，將有限兵力精心分作3部分，利用地形布成口袋狀，將日軍苫米地旅團3000余人分割成數段，血戰一晝夜殲敵大部，隨后乘勝追擊各路回竄日軍，粉碎了敵重兵圍攻。此次戰術也在后續的多次戰斗中被借鑒與運用。同年12月，左權任八路軍前方指揮部參謀長。
1940年2月，左權兼任八路軍總部在太北地區成立的第2縱隊司令員，協助朱德、彭德懷指揮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在左權軍事生涯中，不得不提及1940年夏秋的百團大戰。左權醞釀的百團大戰由大的與小的并同時發起的無數戰斗構成，軍事活動分為諸多單個的行動而又結成一個整體，這在我軍歷史上尚屬首次。當時八路軍任何一支部隊均處于敵之包圍中，敵寇在鐵路、公路沿線建立“愛護村”，扶植訓練漢奸組織，擴大占領區，令我軍無法機動。日軍深知，“戰勝中國之重要條件，是后方不被截斷”。而左權直接突破的正是敵之弱點，他大打“交通戰”，以破壞敵寇交通要線為重要戰略。無交通聯絡，敵寇便沒法保持據點的占領，也無法向抗日根據地內作戰，左權正是以此遲滯、消耗日軍。
為避免陷入被動，左權協助副總司令彭德懷制訂作戰方案，左權和總部參謀處等作了大量細致的戰前部署，從偵查的準備到部隊的準備，從行軍注意事項到怎樣組織民眾參戰，再到對各級軍政指揮人員的紀律要求等都予以提前安排。左權深知，指揮機關在行動與努力上的任何懈怠，對瞬息萬變的軍事現象缺乏精準而迅速的判斷，都會增強敵之力量。大到上下左右一個戰役的配合，小到部隊的一次具體戰斗，左權都要反復揣摩，謀定而后動。戰斗從正太路打響后，他每日及時掌握戰況，查看地圖，研究敵情，起草電稿，每日工作長達15小時以上。百團大戰歷時3個半月，到1940年12月初共作戰1800多次，擊斃擊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日、偽軍1.8萬余人，摧毀敵大量碉堡和據點，繳獲大批槍炮和軍用物資。
從長樂之戰的智勇雙全到百團大戰的運籌決勝，左權始終堅守在抗日最前線。黃崖洞保衛戰更是其軍事才干的集中展示。黃崖洞，位于太行山區黎城縣北部的赤峪溝，四面峰巖環抱，壁立千仞，植被豐茂，地勢險要。1941年11月，日軍36師團和419混成旅團共5000余人向這里發動兇猛進攻，企圖摧毀之。為打好黃崖洞保衛戰，左權對八路軍總部警衛團作了周密部署，強調“要掌握一個‘穩’字，不驕不躁，不惶不恐，依靠有利地形，以守為攻，以靜制動，殺敵致果”。他巧借黃崖洞的天然地勢，令部隊“首先到山口處頂兩天，殺殺敵人的勢頭，再回二線和山中堅決阻擊，咬住敵人，殲滅敵人！”，“儲足半個月的水和給養準備迎敵”。戰斗打響后，敵發起多次猛攻，傷亡慘重，卻始終未能踏入半步，氣急敗壞的日軍調來空中支援，重磅炮彈、燃燒彈、毒氣彈一齊拋來。警衛團深藏不出，相機殲敵，挫敗敵人一次次進攻。但到第8天，黃崖洞北面桃花寨陣地因漢奸帶路而被日軍突破。當敵人進入黃崖洞時，機器早已安全轉移。接著，他又指揮部隊進行反包圍的戰斗，將日軍趕出黃崖洞。經八晝夜激戰，警衛團僅以較小代價殲敵近千人，傷亡比例為1：6。警衛團被八路軍總部授予“黃崖洞保衛戰英雄團”的榮譽稱號，被中央軍委稱為“反‘掃蕩’的模范戰斗”。
左權“不但謀兵，而且謀糧”，朱德稱他“大事不悸，小事不忽”。1940年冬，在總部與129師舉行的后勤工作會議上，左權作了題為《論我軍后勤建設》的報告，強調“后勤部門是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上沒有只有前方而無后方的軍隊。軍隊組織越復雜，技術越發達，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所以“沒有健全的后方工作，就沒有正規軍，沒有健全的后方工作，就不會有前方的勝利”。但如何做好在“各種情況下的后勤工作”呢？他指出：“在我們今天的特殊情況下，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依據我們可能獲得的特質基礎，供應軍隊；另一方面，也是基本的，在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情況下，努力生產，解決供應軍隊的需要。”左權于1939年在山西黎城縣親自籌劃創建的黃崖洞槍炮廠，系太行山區最大的兵工廠，每月可生產裝備4個營的七九步槍和擲彈筒，朱德稱它為八路軍的“掌上明珠”。
左權一貫重視提升部隊軍政素質。1939年春起，他先后三次協助八路軍總部開展整軍。左權還組織總部巡視團到冀南、冀魯豫等根據地，幫助部隊開辦短期集訓班，傳播與交流經驗，培育干部。盡管戎馬倥傯，他一直堅持鉆研軍事教材、研究中日戰爭的特點與規律。1939年至1941年，他撰寫了《論堅持華北抗戰》《埋伏戰術》《襲擊戰術》《戰術問題》《論軍事思想的原理》等40余篇文章，對戰略戰術、軍隊建設、司令部工作與后勤工作等問題作了較系統的研究，提出了諸多精辟見解。另外，1942年他與劉伯承合譯的《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成為部隊訓練之基本教材。他還十分重視司令部機關的建設工作，曾制訂第一個司令部工作條例，即《八路軍各級司令部暫行工作條例》，建立司令部各部門機構，確定工作規則。左權為創建并鞏固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人民抗日武裝，為八路軍全面建設立下卓越功勛。
以身殉國
1942年2月，日軍發動以山西遼縣麻田八路軍總部為目標的“二月掃蕩”。總部決定暫時轉移。左權指揮警衛團，與上千名日軍激戰兩個多小時，掩護總部直屬隊突圍。接著，又在武鄉白草坪和蟠龍多處，予敵以大量殺傷，粉碎了所謂“二月掃蕩”。5月，日軍又糾集3萬余眾，兵分五路向八路軍總部進行報復性的大“掃蕩”進攻。然而日軍此次行動，有點出乎“彭、左”的預料，他們不僅妄圖消滅八路軍的主力，還想偷襲八路軍總部。我軍主力開拔后，敵人先進的電訊情報技術發現八路軍北方局總部這個密集向外發送電話、電報訊號的中心，日軍以為是129師首腦機關，即刻以數十倍于我之重兵合圍。八路軍總部、中央北方局機關和北方局黨校的幾千名干部均陷入日軍包圍中。而當時擔任守備任務的僅有2個團，情況萬分危急！5月22日，總部決定由左權指揮2個團在東西兩頭阻擊，掩護各機關分開突圍。他先到各陣地向部隊下達命令，要誓死保衛總部安全突圍。機關干部隊伍越過日軍3道封鎖線，于25日早來到十字嶺后，日軍突然包抄襲擊，妄圖切斷總部撤退轉移通道。但左權早有準備，搶先把政治部的警衛連擺在谷口的兩邊山脊上，給日軍以迎頭痛擊。日軍見包抄襲擊不成，就強化正面進攻，飛機大炮漫山轟擊。險要時刻，左權一面派人護送彭德懷、羅瑞卿轉移，組織部隊掩護機關人員突出山口，一面堅守陣地，檢查總部各機關轉移情況。25日中午，當總部機關突破重圍后，他又發現擔文件箱的同志還未趕上隊伍，立即令身邊警衛員郭樹保一定要把他們找回來。他沒有同意警衛團團長歐致富極力要他轉移的要求，一直在陣地上堅持看到掩護最后一批人沖出包圍圈。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天下午2時許，在十字嶺的東山坡，一顆炮彈落在他身旁爆炸，彈片擊中其頭部，左權當即犧牲，時年37歲。他把熱血揮灑在巍巍太行山間，把青春燃燒在救國救民中！正如他在家書中所言：“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斗，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偉大的、光明的。”
左權犧牲3天后，毛澤東驚聞噩耗，當即復電劉伯承、鄧小平轉彭德懷：“感日五時電悉。總部被襲，左權陣亡，殊深哀悼……。”6月21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了《左權精神不死》一文，稱其犧牲“對于抗戰事業，真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7月7日，在延安召開的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大會上，毛澤東親筆題寫“為左權同志報仇，為一切死難烈士報仇”的挽詞。朱德撰文《悼左權同志》：“在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事建設、參謀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左權有極其豐富與輝煌的建樹……。”并賦詩：“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同年9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在涉縣石門修建了左權陵墓與紀念塔，隨后彭德懷撰寫和手書《左權同志碑志》：“壯志未成，遺恨太行。露冷風凄，慟失全民優秀之指揮……。”劉伯承、鄧小平在《紀念我們的戰友左權同志》中寫道：“最好的紀念，不是在死者血泊的周圍踟躕，而是踏著他的血跡前進，向死者與我們共同堅信的真理前進！”
◆朱德賦詩悼念：“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權是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八路軍最高將領。為紀念左權，根據太行人民的請求，經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批準，1942年9月18日，遼縣黨政軍民等5000余人舉行了遼縣易名典禮。時至今日，左權縣仍保留著這個獨特的充滿英雄色彩的名字。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將左權靈柩移葬于河北邯鄲晉冀魯豫烈士陵園中。1985年，家鄉醴陵市為他建亭立碑，雄偉的左權塑像矗立在市區西山之陽。
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左權夙興夜寐為國征戰獻出了生命，樹立起一座巍峨豐碑！其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黨的高貴品質，無私無畏、不屈不撓、奮進奮發的革命精神，必將激勵后人為實現強國強軍偉業而礪志鑄魂、礪戰激氣、礪行厚德；其豐富而具特色的軍事理論，如一顆璀璨明珠，永遠閃耀在中國無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寶庫中。為民族而獻身的英雄，人民記得，河山記得！
參考文獻
1.軍事科學院左權軍事文獻編輯組：《左權軍事文選》，軍事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
2.《左權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
3.《左權烈士傳略》，《人民日報》，195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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