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同時毛主席也是偉大的策略大師。在革命緊要關頭，他總是能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拿出辦法，引導革命取得勝利。毛主席從1921年投身革命開始，在其革命生涯中，至少遇到了如下幾次較大的挫折：第一次，秋收起義爆發僅僅六天就宣告失敗，部隊集結到湖南瀏陽文家市之后，遇到了“怎么辦”的問題。第二次，長征湘江之敗后，中央縱隊行進到湖南通道縣時，也遇到“怎么辦”的問題。第三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事件后，內憂外患，再次遇到革命何去何從的問題。
毛主席在遇到挫折時，采取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使得革命轉危為安、繼續前進，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策略思想，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戰略策略思想中內容最豐富、對馬列主義戰略策略學說貢獻最大的，是毛主席所總結和論證的一系列戰略策略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概括起來說，就是要堅持革命的遠大理想與眼前的具體目標相結合；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要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
首先，毛主席每次在革命遇到困難的時候，都沒有放棄革命的遠大理想、都沒有畏縮不前。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由勝利在望到一敗涂地，只是瞬間之變，倒在血泊中的共產黨人成千上萬。毛主席筆調生動、意志堅定地寫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轉戰井岡山的戰斗中，部隊狀況十分狼狽。當時擔任連隊黨代表的羅榮桓回憶說：大家又饑又渴、無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毛主席站起身來，朝中間空地邁幾步，身體筆挺、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這種堅強鎮定的精神，立刻強烈地感染了戰士們，他們提著槍站起來，向排頭看齊。1930年，林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出“紅旗還能打多久”，表現出悲觀情緒，毛主席罕見地用了一組排比句來表達他對革命必勝的信心：“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其次，毛主席在革命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是反對一味硬拼，認為該退卻的要退卻、該妥協的要妥協，保存實力、積蓄力量、尋求發展。比如，在秋收起義事實上已經失敗的情況下，剩余部隊集中于文家市，一些軍官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而毛主席堅決反對拿雞蛋碰石頭，主張向南部山區退卻。為了說服大家，他做了一個通俗的比喻，說我們現在是一塊小石子，打不破國民黨那口大水缸，我們上山之后要變成一個大石子，將來才能夠打破那口大水缸。
保存實力、不硬拼，這是不是投降和怕死呢？不是的，去井岡山繼續堅持斗爭，同樣充滿著危險和犧牲，道路同樣是坎坷的。據統計，井岡山斗爭時期，48000多名烈士長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比較有名的就有盧德銘、張子清、黃公略、伍中豪、劉疇西、王展程、宛希先、何挺穎、尋淮洲、劉作述、劉輝霄，還有年僅24歲便成為我軍第一位總參謀長的朱云卿。但這種犧牲與當時選擇繼續攻打長沙白白送死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是一條符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情的正確的道路，其結果是雖然犧牲很大，但革命力量能夠迅速增強起來，建立了大大小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從而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而文家市會議上反對退卻、主張繼續攻打長沙的蘇先駿、余灑度，后來成了可恥的叛徒。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八部分中，明確講到了有兩種妥協，一種是叛變，另一種是為了保存革命實力、贏得時間而不得不做的妥協。對妥協不加區分的否定是“左”派幼稚病的表現。列寧還引用了俄國著名文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政治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這就告訴我們，筆直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再次，毛主席堅持戰略藐視和戰術重視的原則。毛主席在中國長期革命斗爭中，創造性地提出和論證了“在戰略上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一切敵人”這一戰略策略的完整概念。他指出：“為了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毛主席這一思想的基本點，就是一切革命者在全局上、在戰略上不要過高估計敵人的力量，因為一切敵人都是腐朽的反動力量，從長遠觀點看是沒有前途的，而新生的、表面弱小但是正在生長中的革命力量，是能夠最終戰勝強大的反動力量的；一切反動力量，作為一個階級或一種勢力，其反動本性不會改變，它們對待革命力量的原則，永遠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而且在其還占統治地位時或還具有反抗力量時，對革命力量是極其兇狠和狡猾的，所以在具體斗爭中，在策略和戰術上，必須認真地、謹慎地對付敵人，力爭每個具體斗爭的勝利，積小勝為大勝，最后徹底戰勝和消滅敵人。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和在策略上或戰術上重視敵人，二者是對立的統一，是密切結合和相互依存的，前者必須以后者為保證，后者必須以前者為前提，只有把二者的關系處理好，才既不會犯“左”傾錯誤，也不會犯右傾錯誤。毛主席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四渡赤水出奇兵、十大軍事原則，都是戰術上重視敵人的經典之作。比如，十大軍事原則中有一條，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就體現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戰術思想。在長征湘江之敗后，在通道會議上，毛主席堅持要放棄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而建議紅軍前往敵人統治薄弱的貴州地區，體現了避敵鋒芒的戰術思想。
最后，毛主席高度重視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比如，國際托派一直對毛主席晚年會見基辛格、尼克松耿耿于懷，認為無產階級領袖怎么能與美國右派頭子搞好關系呢？殊不知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險境，中國無力對抗美帝、蘇修兩個超級大國，中美關系大門的打開是聯美抗蘇的一步策略，在戰略上中國始終沒有放棄支援世界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任務，這與后來的右傾投降主義的外交路線是有本質區別的。
這里可以引用毛主席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的談話，來說明這一點。1974年，中國確定要和馬來西亞建交。該年5月29日，毛主席會見了來訪的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拉扎克明確說明此行的目的，是要中國幫助解決馬共在馬泰邊境搞武裝斗爭的問題。毛主席回答說：“那是你們的內政，我們不好干涉。”拉扎克接過話說：“那我就回去說，你們沒有關系。”毛主席反駁道：“現在也有關系，將來還有！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呢！怎么沒關系呢？”馬共是與中共關系密切的黨，他的總書記陳平這時還住在北京，在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毛主席鼓勵馬共回到叢林中去進行武裝斗爭。當中國外交政策調整、需要和馬來西亞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的時候，毛主席既有策略的靈活性，又有原則的堅定性，堅決不承諾放棄對馬共的支持。這與某人1978年會見李光耀時犧牲國際主義原則的妥協，是有本質區別的。
回顧毛澤東戰略策略思想的指導原則以及列寧的論述，對國際左派斗爭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首先，要正確估計形勢。低潮時期總體是敵強我弱，力量對比非常懸殊。敵人是紙老虎，這是從長遠角度來談的；但現實當中，它又是真老虎，掌握各種專政機器。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人民群眾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人口的多數，但無組織的多數是不能形成現實震懾力量的，因此絕不能把進步力量寄希望于還沒有組織起來的群眾身上，組織群眾需要做大量細碎的日常的工作。有多大實力干多大事，僅憑一腔熱血是不行的。因此要反對單純依靠先進分子的硬拼，更要反對把“保存實力”說成是“逃避”的錯誤思想。保存實力是為了積蓄力量，以達到現在無法達到的目的。事實上，當提出的口號與力量不匹配時，即現有力量無法達到目的時，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由“左”變為右。
其次，要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通常情況下存在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以策略的名義犧牲原則來逃避現實斗爭，這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種是把必要的妥協、迂回當作是右傾逃跑，強調進攻、進攻再進攻，筆直、筆直再筆直地前進。前者表現為取消主義，后者表現為冒險主義，兩者的危害同樣嚴重，不能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硬拼不是好辦法，充分講求策略十分必要。同時，不能否認全世界敵人的兇惡、狡猾和陰險，也不能否認全世界青年進步同志的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但這并不是說不要總結其中的錯誤。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對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評價說：“這種情緒是極其可喜、極其可貴的；應當善于珍視和支持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英國以及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對于善于表達群眾的這種情緒、善于激發群眾的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下意識的）情緒的人，應該愛護，應該關切地給以種種幫助。”但他接著說：“同時應該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們：在偉大的革命斗爭中，單憑情緒來領導群眾是不夠的；即使是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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