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向現代科學進軍——周恩來對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卓越貢獻

2025年春天，中國高科技大放光彩。

春節期間，機器人扭秧歌上春晚、DeepSeek席卷全球；2月20日，中國深地塔科1井完鉆10910米，創下全球陸上鉆井突破萬米“最快”、亞洲陸上取巖芯“最深”等多項工程紀錄；2月27日，中國使用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成功將四維高景一號03、04衛星星發射升空入軌， 具有超高分辨率、高敏捷控制、高定位精度等特點，綜合性能達商業衛星國際先進水平；3月3日新華社報道，中國科學家成功構建105比特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祖沖之三號”，處理量子隨機線路采樣問題的速度比目前國際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快千萬億倍，再次打破超導體系量子計算優越性世界紀錄……這些成果表明，中國在趕超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頂尖高科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中國高科技的輝煌成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開拓創新，打下的堅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中國建立之初，黨中央就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周恩來既是科技事業決策的參與者，又是組織實施的領導人，他堅決貫徹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奠基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今年3月5日，是開國總理周恩來誕辰127周年。我們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的崇高風范，推進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作貢獻。

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領路人。

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科學技術對人民解放，國家富強的極端重要性。

毛主席指出：“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署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

早在抗日戰爭的殘酷年代，雖然毛主席的主要精力是指揮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但依然決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學研究院，組織人員研究科學技術。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毛主席黨中央高瞻遠矚，把發展科學技術作為實現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舉措。同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成立，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啟航。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分析了世界科學技術巨大而迅速進步的形勢，闡述了加快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會議的最后一天，毛主席講了話，要求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而奮斗。會議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并且提出了關于制定科學發展規劃的問題。

毛主席非常重視科技規劃的制定。1956年1月?25?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1956年1月31日，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下，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著手制定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國務院成立了由中科院和各部委負責人組成的科學規劃10人小組，進行具體的組織工作。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批準科學規劃小組改組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決定由陳毅副總理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中科院新任黨組書記兼副院長張勁夫任秘書長。1956年3月，科學規劃委員會開始召集各門類科技專家和所有學部委員，討論制定規劃。專家規模最多時候達到六七百名。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參加了工作，如錢三強、華羅庚、李四光、趙忠堯、趙九章、葛庭燧、殷宏章、吳文俊、錢學森、羅沛霖、侯祥麟、錢偉長、鄧稼先、馬大猷、王大珩、陳芳允等，他們當時年富力強，科技水平高，大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學家，這對我們掌握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最新動向，制定好規劃，發展新中國科技事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周恩來對這個規劃的總方針和要求作了明確指示。他說：“這個遠景規劃的出發點，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在規劃制定中遇到一些問題，周恩來以敏銳的戰略眼光和科學的智慧及時化解。如，怎樣確定制定規劃的原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按任務進行規劃，二是按照學科進行規劃。最后確定把兩者結合，把“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作為主要的原則，任務帶不動的就以學科規劃來補充。這體現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所謂“任務”，就是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提出的科技任務。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認為，這弱化了基礎科學的理論研究。爭論反映到周恩來那里，他指示：增加一項按照學科規劃的“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以解決重大學科問題。他清楚地看到：“如果我們不及時地加強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

規劃草案編制完成后，秘書長張勁夫帶著600多萬字的資料向周恩來匯報。他看后提出：印出來的本子這么厚一摞，國務院怎么抓，你們要把最緊急的事情搞一個報告。張勁夫感到據周總理講得很對。他馬上組織專門小組研究。經過分析、綜合、歸納，科學家們認為最重要、最緊急的有6項，即原子彈、導彈、計算技術、半導體、自動化技術、無線電電子學。前兩項屬于軍工尖端技術，國家已有特別安排。后邊的四個領域，國際上發展很快，在我國還是空白，但它們又是直接服務于“兩彈”的前沿尖端技術，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把它們搞上去。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項緊急措施方案》。后來，這個“方案”的實施對推動尖端科技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經過不懈努力，到1956年8月下旬，《1956-1967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連同4個附件，即《國家重要科學任務說明書和中心問題說明書》《基礎科學學科規劃說明書》《1956年緊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計劃要點》《任務和中心問題名稱一覽》共600余萬字的編制任務順利完成。

規劃確定，我國發展科學必須執行“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要求，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科學發展的方向，確定國家的重要科學技術任務，把各個科學部門的力量匯合在統一的目標下；在進行科學研究時，應該首先掌握世界現有的先進科學成就，盡量避免重復研究國外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必須及時地積極地積累自己的科學儲備，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本國建設中不斷出現的科學技術問題。

規劃在內容上，從13個方面提出了57項重大科學技術任務、616個中心問題，從中進一步綜合提出了12個重點任務，還對全國科研工作的體制（主要是科學院、產業部門和高等院校三個方面之間的分工合作與協調原則）、現有人才的使用方針、培養干部的大體計劃和分配比例、科研機構設置的原則等作了一般性規定，是一個集項目、人才、基地、體制統籌安排為一體的規劃。黨中央很快批準了“規劃”，予以實施。

1962年，國家科委對“12年科技規劃”的執行情況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做過一次廣泛的調查，結果有50項任務基本達到原定的目標。其他任務有的并不是12年內所能完成的，但也取得了重大進展。這意味著，“12年科技規劃”的目標提前5年基本完成了。從1958年起，中國科技領域就有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問世，并為計算技術、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以及一系列相關領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為后來“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為工業和國防現代化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56年制定實施的“2年科技規劃”，是新中國的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 是我國科技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實踐表明，這是國家發展科學技術事業的一次成功管理實踐。不僅奠定了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堅實基礎，推動了的發展，而且對中國科研機構的設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學科及專業的調整、科技隊伍的培養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體系和方法、科技體制的形成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對實現國家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兩彈一星的總指揮

原子彈、導彈和衛星是尖端科學技術，是大國重器。周恩來總理受毛主席黨中央委托，領導兩彈一星的研制，為推動新中國尖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進程，起到了決策、領導和組織實施的核心作用。

新中國之初，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封鎖。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出兵入侵朝鮮，打到鴨綠江邊，派飛機轟炸我邊境地區，派軍艦入侵臺灣，我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黨中央毛主席英明決策，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英勇作戰，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趕回三八線。新中國贏得了世界尊重，經濟建設得到蘇聯的很大援助。美帝對我國加大了封鎖，并以核武器威脅，不讓我們發展。

1955年1月，在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下，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啟動了我國尖端科學技術事業。我國原子能發展的初期，也曾得到蘇聯方面的幫助。赫魯曉夫上臺后搞大國沙文主義，要以經濟技術援助，控制我國主權，遭到我國拒絕。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援助協定，撤走專家，帶走圖紙，還以核武器威脅我國，使剛剛起步的新中國原子能事業受到沉重的打擊。

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憤發圖強建設新中國，發展以核武器為中心的尖端科技事業。

1962年秋，為加強原子能和尖端科技事業的組織領導，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以周恩來總理為主任，由副總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有關部部長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杰、孫志遠、段君毅、高揚共十五人組成。這些組成人員中，有共和國的總理，七位副總理，七位政府部長。如此強有力的領導陣容，顯示了專委會極大的重要性和權威性。專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我國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加速核武器研制以及核科學技術工作的領導。

自中央專委會成立到1974年4月，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專委會會議達六十次之多。主持或參加的與中央專委會工作有關的大大小小的會議達五百次之多。及時解決了生產、科研和建設中的一百多個重大問題。錢學森等同志說：我國搞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都是周總理領導的。周總理是“兩彈一星”的總指揮。他以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優良的工作作風，運籌、組織、管理，為“兩彈一星”研制成功，為國家尖端科學技術的發展，付出了巨量勞動，花費了大量心血，取得了豐碩成果。

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高度的綜合性是核武器研制和核工業建設的重要特點，涉及的科學技術范圍和工業部門很廣。只有實行全國大力協調，才能實現目標。周總理主持的中央專委會有七個副總理和政府有關部的部長，形成了一個權威性的空前龐大的協作體系。周恩來組織協調，舉全國之力攻克難關。這個時期，有全國26個部（院），20多個省區市，10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通力協作、頑強拼搏、刻苦鉆研、協同攻關，攻破了一個又一個核心技術難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大科技成果。如原子彈研制中的“九次計算”“草原大會戰”，氫彈原理突破中的“群眾大討論”“上海百日攻堅戰”等。全國各條戰線的大力支持，中央一聲令下，全國上下立刻行動，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力出力。為了發射中心的創建，當年居住在場區的350多戶土爾扈特蒙古族牧民義無反顧地讓出了世代生息的草地，北遷140公里另建家園。1970年發射東方紅衛星時，萬民齊上陣，僅守護通信線路一項任務，全國就出動了60萬民兵，每根電線桿下面站一名民兵……都充分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發揚技術民主，走群眾路線，實行三結合。周恩來把黨的群眾路線運用于兩彈一星研制中。他在中央專委會的講話中指出：“要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統一領導，大力協同，一竿子到底，搞好領導、群眾、專家三結合。”他帶頭發揚民主，善于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汲取集體智慧作決策。在專委會會議上，只要有一個人提出有道理的反對意見，他都不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再討論決定。

有一次在專委會，周恩來聽七機部領導匯報規劃，其中估計了過多的失敗反復的因素，把導彈試飛的時間拖得很晚。周恩來指出，為什么那樣慢呢？你們回去發動群眾討論，我看群眾會比你們看得準些。他另派專辦副主任趙爾陸帶人下去，經多次征求錢學森、任新民、黃偉祿、謝光遠等許多專家學者意見，并和部領導組織了廣泛的討論，修改了實驗計劃，提出了中遠程的全面規劃，把新導彈試驗時間從1968年，提前到1966年。七機部重新向專委會匯報，得到批準。實踐證明效果很好，既提前了時間，又降低了成本。聶榮臻元帥語重心長地對專委會同志說：“技術民主問題，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現在大家嘗到味道了。” 

周恩來在總結東風三號導彈試驗成功經驗時說，“東風三號”地地導彈試驗時有許多部件不大合規格。但為什么能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們工人階級。老工人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檢查了多次，發現200多個問題，最關鍵的有70多個，老工人一個一個把它解決好。有些是重新搞，所以試驗成功了。

堅持十六字方針，保證研制成功。周恩來對參加研制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工作方針。他身體力行，每次聽取核試驗匯報，總是仔細詢問可能影響成敗的各個關鍵環節，而且還要求把各種不利因素考慮到。如，原子彈掛到飛機后，氣象變化了怎么辦？彈投不下來怎么辦？飛機帶彈返回機場時意外脫鉤，應采取什么可靠保險措施？等等。得不到滿意回答就休會、再研究，等拿出可行的辦法再開會審議。他多次嚴肅地重申十六字方針，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核武器試驗關系重大，決不能有一絲一毫馬虎。我們國家窮，做什么事都要考慮周到。略有失誤，都會加重人民的負擔啊。

周恩來在聽取錢學森、李福澤、楊國宇、任新民、戚發韌等同志匯報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時，對軌道參數、衛星重量、測量哪些空間物理參數以及衛星能不能準確入軌入軌后能不能播放《東方紅》樂曲等大大小小的問題，問得非常仔細。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周恩來批準“東方紅一號”衛星和“長征一號”火箭進入發射工作位置，隨后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他又通過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羅舜初發出指示：第一顆衛星的發射要做到“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在衛星準備發射期間，周恩來還要求參加此項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認真地、仔細地、一絲不茍、一個螺絲釘都不放過地”進行發射前的準備工作。直到把檢測中發現的問題全都解決后，周恩來報經毛主席批準，才將衛星發射的時間最后定下來。

“兩彈一星元勛”朱光亞回憶說：“正是由于周總理嚴肅又親切地教導和榜樣的力量，培養鍛煉了國防科技隊伍的嚴細作風。此后，每一次重大科研試驗中，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針，都要開展群眾性的預想、預防活動，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彈不帶隱患進試驗場，星不帶隱患上天，使我國在同一類的尖端科學試驗中成為世界上成功率最高的國家。”

在毛主席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周恩來總理的組織指揮下，科學家努力攻關，全國人民大力支持，兩彈一星研制進展快、效率高。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國核彈頭與導彈結合飛行試驗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英國用了４年零７個月，蘇聯用了４年。當時法國已花了４年多的時間研制氫彈，但未成功。而中國從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僅用了2年零８個月，無論在速度還是技術水平上都超過了蘇美等核大國，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是一次又一次震驚世界的突破，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創舉和中華民族的偉力。

鄧小平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大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兩彈一星研制成功，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科研能力和科學技術水平，極大增強了新中國捍衛獨立和反擊外來侵略的能力，打破了核霸權主義者的核壟斷和核訛詐，為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促進了我國機械、電子、冶金、化工等基礎工業和相關科學技術發展。促進了社會生產力和國民經濟發展。

建立人民的科技隊伍

科技發展的關鍵是有一支高素質的科技隊伍?？萍既藛T既是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載體，又是科技實踐活動的主體。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科技人才。

1939年12月，中共發出由毛主席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明確提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在陜甘寧邊區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對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給予了優待和照顧。如，1941年1月經中央書記處批準，決定當年給文化技術干部另做干部服裝，增加津貼1/3；伙食則另辦小廚房，增加菜金5元。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同志說，“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搶知識分子”，最終“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匯集了化工、機械、地質、醫藥、農林等方面科技人才。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們黨就對科技工作者進行了長期深入細致的工作，推動科技工作者參加抗日救亡和民主運動，越來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加入黨的隊伍，成為黨和人民的科技工作者。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指出：“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設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向科學進軍，不能走世界各國發展科學技術的老路，而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黨中央采取有力措施建立人民的科技隊伍。新中國成立僅僅兩個月，“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即成立。1949年12月18日，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邀請海外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號召留學國外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回國，是當時的重要決策之一。

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朱光亞、郭永懷、師昌緒等一大批偉大的科學家，懷抱對祖國的濃濃感情，破除一切艱難險阻，陸續回到祖國，在各領域為新中國科技事業做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

李四光是我國杰出的地質學家。抗日戰爭時期，李四光在重慶兩次見到周恩來。1948年2月，李四光和他的夫人許淑彬一同從上海啟程赴英國倫敦出席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大會，同年接受挪威奧斯陸大學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4月初，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1949年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即，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這時，李四光獲悉，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將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后，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意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直到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于到了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人民政府就醞釀召開一次全國地質工作會議，周恩來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國后再開。李四光聽說周恩來等他回來開全國地質工作會議，深感黨的信任。他擔任了新中國第一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60多歲的李四光全力投入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創立的地質力學，為新中國的地質事業崛起，為石油工業發展和地震預防作出了杰出貢獻，為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

錢學森是世界著名的火箭專家。1939年，獲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和數學博士學位。1947年，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曾任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兼噴氣推進中心主任。1949年秋，錢學森獲悉新中國成立，決定回歸祖國。而當時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聲稱：“錢學森無論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我寧可把他擊斃在美國，也不能讓他離開。”錢學森由此受到美國政府迫害，失去自由。1950年9月7日，美國司法部移民規劃局非法拘留了錢學森。

黨中央毛主席決定采取一切措施讓錢學森回來。經過周恩來在與美國外交談判上的不斷努力，不惜提前釋放11名在朝鮮戰爭中俘獲的美軍戰俘作為交換。1955年8月，美國移民局對錢學森下達了放逐令，在美國整整滯留了五年的錢學森終于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

1955年10月29日，錢學森到北京第二天，周恩來邀請錢學森和夫人蔣英來到中南海。周恩來一見面就緊緊握住了錢學森的手，充滿激情地說：“學森同志，歡迎你歸來，我們的國家太需要你了！”后來，周恩來陪同錢學森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緊握住錢學森的雙手說，“盼了你好久啰！……聽說美國人把你當成5個師呢！我看呀，對我們來說，你比5個師的力量大多啦！我現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論，用來指導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呢！”

回國后，錢學森歷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為新中國兩彈一星的成功，為國防科技建設作出了杰出貢獻。

還有華羅庚、朱光亞從美國經香港回國，鄧稼先從美國普渡大學回國，姜圣階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張沛霖從英國雪菲爾德大學回國，楊承宗從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回國，李正武、郭永懷、王承書也從大洋彼岸回國……到1957年，歸國的海外學者已經達到3000多人，約占新中國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學生和學者的一半以上。他們中大多數人成為新中國各個領域科學技術發展的奠基人或開拓者。

1955年底，當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進入關鍵性的第四年的時候，各類科技人才匱乏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和尖銳。對于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黨和政府一直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許多知識分子懷著報效祖國的熱忱，投入到了國家建設中。但黨內一度也存在著忽視知識分子作用的傾向。為改變這一狀況，周恩來向毛主席建議專門召開一次關于知識分子的大會。1955年11月23日，毛澤東召開會議討論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研究知識分子問題。

1956年1月14日，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劉少奇主持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在以他特有的親切語調所作的報告中，著重講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周恩來特別加重語氣代表黨中央鄭重宣布：“知識分子中的絕大部分現在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番話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毛主席出席了1月20日的閉幕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稱贊“這個會議開得好”。在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他幽默地說，要革愚昧無知的命，單靠大老粗，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中國應該有大批知識分子，并強調說：“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這次會議鼓舞了廣大知識分子，激發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和工作積極性。

為解決科技人才短缺的問題，黨和政府采取措施加速培養專業人才。根據錢三強等人建議，周總理決定調浙江大學的胡濟民、北京大學的虞福春、東北大學的朱光亞、復旦大學的盧鶴坺到北京大學創辦技術物理系，由胡濟民任系主任。學生從全國各物理系三年級學生中擇優選拔，人數為100人，教學用的儀器由近代物理所幫助解決。教學和科學用房由科學院負責修建。緊接著，清華大學辦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東昌任系主任。這樣，從1956年夏起，每年有約100名學生畢業，從1960年起每年畢業生達200人。1958年聶榮臻提議，經周恩來批準，科學院創辦了中國科技大學，采取所系結合的辦校方針，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負責辦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學系。事實證明，這一決策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6年時間里開辦了4期計算機和計算數學兩個專業的訓練班，培訓近800位學員，他們成為計算機領域的中堅骨干。1958年，經黨中央批準，原學習汽車、電機、管理等專業的287名高年級大學生轉成清華大學定向培養自動控制和計算機專業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為計算機專業調配學生。截止到1966年，高校計算機專業入學學生超過6000人。

在培養人才的同時，加速建立科研機構。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這是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咨詢機構，負責對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計劃和重大科學技術決策提供咨詢，對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提出研究報告，對學科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目標提出建議，對重要研究領域和研究機構的學術問題進行評議和指導。全國科研機構從1956年的381個增至1962年的1296個，人員由1.8萬余人增至6.8萬余人，主要學科和技術領域幾乎都設置了專門的研究機構，中國已經有了一支門類和學科比較齊全的科研隊伍。在國外對我國進行先進技術嚴密封鎖的形勢下，科技人員用雙手做出上千臺電子管、晶體管、集成電路計算機，完成了許多國家急需的高難度課題，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和經濟統計、石油、電信、鐵道、鋼鐵、造船、水利等許多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課題，為新中國科技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讓科技為人民群眾造福

我們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發展科技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人民謀幸福。

毛主席黨中央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為經濟建設服務，為人民群眾造福。1940年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的成立時，毛主席就指出：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與科學家交談用科技為國防和經濟建設服務問題。1964年2月6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同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談話兩小時，就農業、地質、核武器等問題進行廣泛的交談。從戰略的高度，探討用核技術、地理、天文、氣象等科學技術，為提高國防水平，開發石油資源，促進農業發展等問題。激勵他們勇攀科技高峰，為新中國現代化建設作貢獻。

周恩來高度重視把尖端科技成果用于經濟建設，為人民服務，防止科技發展中出現危害老百姓的副作用。我國首次核試驗前，周總理親自找氣象專家研究試驗期間的氣象問題，做好核試驗后的污染對人民健康安全影響的工作。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周總理立即要求有關部門，調查研究敦煌、蘭州一帶受到放射性污染情況如何？對老百姓影響怎么樣？他指示先給駐敦煌的部隊戰士驗血，因為他們在最前線，根據他們受到核輻射的劑量程度再決定下一步措施。經過對戰士們抽血化驗，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周總理才放心了。

在核武器試驗成功后，周總理從更高的角度對二機部的工作提出要求：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我國發展核電站的方針是：“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1970年２月８日，周總理提出，要在國內搞核電站，靠發展核電解決用電問題。據此，我國自行設計和建設的核電站工程被命名為“七二八工程”，由此拉開了我國核電站建設（即秦山核電廠建設工程）的序幕。此后，周總理主持召開了多次中央專委會會議，研究如何向更高的目標前進的問題。發展核電站、利用原子能為大眾造福，成為專委會要抓的中心工作。他深刻闡明了建設核電站的方針原則：第一是安全，不出事故；第二是實用，要有發展前途；第三是經濟，一切材料都用國內的，自力更生。要求有關單位對該工程進行論證，具體方案可以“百花齊放”。他強調：核電站的設計建設，必須絕對安全可靠，特別對放射性廢水、廢氣、廢物的處理，必須從長遠考慮。一定要以不污染國土、不危害人民為原則。

1971年以后，晚年的周恩來總理著重關心衛星、核潛艇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問題。1973年，周總理主持召開了兩次中央專委會會議。在６月19日、20日的會議上，針對國防工業發展中對水文地質情況不清楚的問題，他嚴肅地提出：建國已經24年了，全國水文地質情況還不清楚。國防工業搞多少項目，都得從頭做起；搞個試驗、搞個基地，都不知哪里有水沒有水。就這么大個地方，搞了20年還搞不清，現在應該補上這一課。

周總理還到長江、黃河、密云水庫、岳城水庫、新安江水庫等現場向張含英、錢正英、須愷、馮寅、張光斗、汪胡楨、林一山、李鎮南、魏廷琤、文伏波、王化云、趙明甫等水利專家詢問治水規劃、工程設計與施工進展情況，幫助解決水利專家不能解決的問題，還常常把他們請到中南海或人民大會堂聽取他們的匯報，共同商討治水大計。這對新中國取得史所罕見、世所罕見的水利成就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那個火紅的年代，面對美蘇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封鎖、威脅，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老一輩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自力更生、憤發圖強，創造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的輝煌。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不僅取得了兩彈一星、第一艘核潛艇等國防科技的顯著成就，還在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秈型雜交水稻等方面獲得成功，民用科技也有突破。全國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有了鐵路，1968年建成的南京長江大橋，是當時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最大的鐵路、公路兩用橋。經過改造的寶成鐵路成為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曾經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亂、血吸蟲病、瘧疾、鼠疫等疾病，均得到有效防治。1972年，中國中醫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種新型抗瘧藥青蒿素，在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這些輝煌成就，是新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豐碑，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主要參考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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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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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恩來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

[6]《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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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恩來自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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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民的好總理》上、中、下卷，人民出版社資料組編（1977年）

[11]《中國共產黨歷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

[12]《周恩來故事》石仲泉、陳登才主編，紅旗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