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許多時候，我不愿意說得太早，也就是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實面
孔，沒有他們對別人的態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壞人的。稼祥
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遠做一個老實人，不要動搖。”
話說1973年2月20日，鄧小平攜家人離開江西回到了北京。
2月21日，毛澤東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他走到多日不見的朱德面前，熱情地與朱德握手，問候道：
“老總啊，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評他們。我說是紅司令，這不是紅了嗎？”
朱德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1973年3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要“安定團結”，要“穩定”。
會議結束后，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一些老干部一直沒有工作的情況。毛澤東說：
“我并不知道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但不要燒糊了。”
周恩來說：
“看來有一個落實干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說：
“這個問題由你去落實吧！”
此后，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先易后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爾后，由解放軍總政、中組部、國務院政工組提出了一個360人的名單。周恩來抱病連續主持政治局開會討論，逐個研究。
3月9日，周恩來將草擬的《中共中央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呈報給毛澤東。周恩來還在送審稿上寫道：
“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問題，政治局會議幾次討論過，并在主席處開會時報告過。現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為在全國樹立這樣一位高級標兵，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做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
毛澤東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作為正式文件發往全國各地。
3月中旬，曾志在臨潼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寫了一封信，匯報她在臨潼干休所的情況。她在信中寫道：
“臨潼干休所是軍隊的，都是不在職的軍人，不完全按照在職的軍人待遇，他們每年只發一套軍裝，沒有領章。我是最早的紅軍戰士，有紅軍就有我這個紅軍戰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來是做地下工作，也轉為軍人，穿上了軍裝。我也請求轉歸軍隊，每年發一套軍裝。”
不久，陜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就把曾志接到了西安，他在談話中說：
“你的信，主席和總理都作了批示，同意你回北京。你若想繼續工作的話就在西安，由陜西省委分配工作，回北京就不好再做什么工作了，你自己選擇吧。”
曾志最終選擇了回北京。
3月18日，曾志帶著女兒、小外孫和外孫女，離開臨潼，回到了北京。
3月22日，毛澤東批準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
這個報告是國家計委在1月5日向國務院提交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擬定的從國外進口成套設備和單機的“四三”引進方案，該方案建議“在今后三五年內”，從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國家，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四三”方案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項目共有26個，這是繼新中國建立初期從蘇聯引進156個項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設備。
“四三”方案提出了引進技術設備要遵循的6條原則：1、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2、學習與獨創相結合。3、有進有出，進出平衡。4、新舊結合，節約外匯。5、當前與長遠兼顧。6、合理選址。
《四三方案》在毛澤東批準后，又陸續追加了一些項目，總金額達到了51.4億美元。
3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重申了對待在林彪問題上犯有錯誤的人的政策，還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當有人匯報說，一些人議論“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毛澤東氣憤地駁斥道：
“怎么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么能發現？怎么能打倒？”
3月26日，毛澤東在會見喀麥隆總統阿希喬時說：
“我們的報紙和我們總理都講我身體怎么好，其實我經常害病啊！”
3月28日，周恩來、李先念在北京玉泉山同鄧小平會面。
3月29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匯報鄧小平的情況，他寫道：
“他的精神、身體都好。29、30兩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處開政治局會，到時當約小平同志同來見主席。”
3月29日下午，周恩來陪同鄧小平來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握著鄧小平的手說：
“努力工作，保護身體。”
這天晚上，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商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并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3月30日，周恩來將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報告給毛澤東。
3月末的午后1時許，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點，照例到辦公室看文件。她在一份《國內動態清樣》中看到了為破解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做出重大貢獻的數學家陳景潤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情景很糟糕，便非常難過。據江青的機要秘書楊銀祿回憶說：
江青看完這條遲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鈴叫我進她的辦公室。我進入她的辦公室，看到她拿著一塊小毛巾正在抹眼淚，因為我不知道她為什么流淚，所以不敢問她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邊，等待她先說話。過了一會兒，她拿起那份《國內動態清樣》，手哆哆嗦嗦，眼含淚水，對我說：
“哥德巴赫猜想，是數學領域內最深奧的理論，不少發達國家的高級數學專家都在研究運算，陳景潤在這方面作出貢獻，這是中國人的驕傲。而他的境況竟是這樣，我們能不管嗎？”
不久，江青又打鈴叫我。我到她辦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說：
“你再看看這份《清樣》，現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過一看，還是關于陳景潤情況的那份《清樣》，發現上邊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毛主席批示：“請文元同志辦。”姚文元又批示：“陳景潤的論文在哲學上有什么意義？”江青說：“你看完了嗎？姚文元‘書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對題。你給遲群打個電話，告訴他趕快到我這里來，關于陳景潤的工作、生活條件我跟他講一講，這是他負責的領域。”
遲群來后，江青對他說：“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說著就把那份《清樣》遞給了遲群，叫他仔細看看。她接著說：“陳景潤是我國也可以說是全世界著名的數學家，許多外國著名學者都為他的刻苦鉆研精神和偉大成果所打動。我們本來應該對他好好進行褒獎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多么差呀！不用說叫他搞科研，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可憐得很啊！主席歷來尊重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離開了知識分子是不會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會鞏固。有人對主席關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話有誤解，理解為‘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這不是誤解是什么？主席說的這句話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戲中的一句臺詞，‘老九’指的是楊子榮，楊子榮是英雄，是這出戲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識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學院怎樣對待陳景潤的，我累了，難過極了，不想跟你再多說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動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淚的雙眼，說：
“我委托你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說的那樣？如果真的是那樣，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你把了解的情況和處理的情況盡快告我！”
另據一篇報告文學《“猜想”報春——中國知識分子的1978》記載：1973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徹了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陳景潤也被驚醒了。一名身著戎裝的彪悍男子在門外高呼：‘陳景潤同志，我是遲群，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你了！’……陳景潤出來了……（遲群）懇請他馬上去檢查身體。陳景潤死活不肯，遲群不得不親自動手，強拉瘦弱的陳景潤，把他塞進了紅旗轎車。五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開進遲群的‘陣地’清華大學，幾名專家立即會診，陳景潤患有慢性腹部結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癥。不過，依照主席的指示，陳景潤還是住院了。”陳景潤住院后，由北京醫院內科主任和衛生部一位副部長進行了全面檢查，得到了認真治療和療養。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醫院。此后，陳景潤的身體、辦公、生活條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1973年4月1日下午，周恩來召集國家各部委負責人開會，宣布了鄧小平復出的決定。他還說：
“今天這個會是毛主席催促要開的，再不傳達就失職了。墨西哥總統來訪，鄧小平同志參見接待。”
4月3日，國務院批轉了科教組《關于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意見》規定：各地招生“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這就基本上否定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1970年、1971年“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成功經驗，從而改變了1972年全國各地高校依照北大、清華經驗招收數以萬計“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制度。于是在6月間，高校招生工作便依據《意見》恢復了“高考”制度，進行語文、數學、理化3科的書面文化考查。具體辦法由地、市命題，縣（市）主持，開卷考試。正是在這次“高考”中，遼寧省興城縣考場上出現了一個“白卷英雄”，這才使大學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的工作再一次出現了轉機。
4月12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從柬埔寨解放區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鄧小平隨著周恩來步入宴會廳后，和毛澤東的表侄孫女、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坐在一起。這是鄧小平退出政治舞臺6年后復出的第一次公開露面。
在場的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描述了鄧小平第一次公開露面的情形：他“只身孤影，緘默無聲。”“他那對大而近似歐洲人的眼睛，正掃視著所有在場的人，似乎這孤獨絲毫沒有使他感到難堪和不安。”“這天晚上，宴會未散就搶先急匆匆地走下樓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國的新聞記者。他們直奔近處的郵電總局，向全世界傳播一件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
4月15日，毛澤東觀看了我國自行設計制造的彩色電視轉播工程圖樣。
4月19日，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阿爾巴雷斯來華訪問，鄧小平參加了接待工作。
4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時對駐墨西哥大使熊向暉說：
“外交人員要搞好駐在國的調查研究工作，掌握那里的情況。不要老住在大城市，到鄉下跑跑，中國的鄉下，墨西哥的鄉下，研究社會情況和社會問題。”
他還對埃切維里亞和墨西哥駐華大使安基亞諾說：
“你們也要多跑跑，多看一些真實情況。”
埃切維里亞后來回憶說：“毛主席是詩人，預言家，人民的戰士。”“他是中國人民的一位偉大的革新者，確實充滿智慧，擁有極其深刻和牢靠的經驗。是中國人民偉大的政治和精神領袖。”“毛主席由于對人類事業做出了貢獻，已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一位偉人。”
4月間，毛澤東召集會議，聽取關于中美談判的匯報。有人說，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繼訪華，外交形勢大好。外交部長喬冠華詩興大發，當即寫出了3句詩，可第4句卻寫不出來了。毛澤東拿過來一看，笑著說：
“我來給喬老爺填后兩句。”
他又轉對喬冠華說：
“喬老爺，你的前兩句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我現在給你填上后兩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
喬冠華詩中的首句是說廖承志在4月前些時率團訪日。第二句是說韓敘正訪問美國住在“五月花”旅館。毛澤東填上的后兩句，說的是喬冠華在1967年被群眾組織勒令到王府井大街賣報紙的故事。那時，他把整摞的報紙丟在地上，然后溜之大吉，再自掏腰包上繳報紙錢。毛澤東將這一趣聞填入詩中，倒也大有解頤得趣之妙。
4月25日，毛澤東復信給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
早在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員、下鄉知識青年家長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達2000多字的信。他在信的后半部分寫道：
“在我們這里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勞動，并不認真磨煉自己，并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后門，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么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里當今社會走后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于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知道你老人家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李慶霖的信幾經輾轉，最終交到了毛澤東的手里。特別關心農民問題的毛澤東看著李慶霖的來信，兩眼慢慢地紅了起來，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他曾經對中央政治局有關成員和北京、沈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里幾個月，經常看，看了3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
毛澤東在給李慶霖的復信中寫道：
李慶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1973年4月25日
4月29日晚，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復李慶霖來信的精神，主持召開了解決知青問題的專門會議。周恩來深情地說：
“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了。”
后來在6月10日，中共中央將毛澤東給李慶霖的信印發全黨。
再說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回到毛澤東在游泳池的住處，看到書桌上放著一本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就拿起來翻看。
諸位有所不知，毛澤東隨著年齡增大，眼睛也越來越不好了，看小字本書籍感到非常吃力，于是他就自己花錢，將一些書籍改印成了大字本。但他要看的書籍實在是太多了，不可能將想看的所有書籍都印成大字本，沒辦法，就只好借助于放大鏡了。說起放大鏡，還有一個小故事與讀者分享。毛澤東最早使用的放大鏡，是九三學社贈送的一個象牙柄的，柄上刻有“敬呈毛主席”的字樣。因為時間久了，放大鏡的柄斷裂了。毛澤東吩咐工作人員找人修一修，工作人員便將放大鏡送到上海光學儀器廠。因不便公開放大鏡主人的名字，他們就用白膠布把柄上的字纏住了，并對光學廠的人說：“這個放大鏡是位外賓的，下午2點鐘要離開，請抓緊時間修好。”光學廠的師傅撕開白膠布一看，放大鏡的主人竟然是毛主席，廠領導馬上組織人員進行維修。這鏡子倍數太小，架子又沉，不適合老年人用，他們便重新調整了放大鏡的倍數，把鏡面加大，還將斷裂的象牙柄改成了優質塑料柄。同時，出于對領袖的崇敬，他們又做了兩把新的放大鏡。工作人員來取貨，發現放大鏡變成了3個，非常高興，便在臥室、大廳這些毛澤東常常看書的地方，各放了一把。毛澤東用過后也感到比以前的好使，很是喜歡。此后，工作人員在他外出時也總忘不了為他隨身帶上放大鏡。
再說毛澤東見江青翻看他的大字本的《十批判書》，就另外送給了江青一本，說：
“我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用的。”
說罷，他還順口吟誦了4句詩：
郭老從韓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5月20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籌備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
前邊已經說過，中共中央早在1971年就準備在“十一”以后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沒想到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將整個工作計劃打亂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葬身荒漠，6個政治局委員也成了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這就需要盡快召開黨的“十大”了。“九大”《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根據這一規定，“十大”是可以而且必須提前召開的。
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負責人，軍委各總部、軍種、兵種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還有一些剛剛站出來的老干部。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周恩來在會議上宣布，此次會議的任務是：
1、籌備召開黨的“十大”。2、討論批林整風運動。3、討論本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
周恩來還說：
“從‘九大’到現在已整整4年了，經過批陳整風、批林整風運動，召開‘十大’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周恩來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他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宣布說：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王稼祥、秦基偉、李成芳、方強、廖承志、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出來工作，參加“十大”。這13人中的多數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只有曾希圣已經去世了，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
“曾希圣雖有錯誤，但功大過小，現在他死了，應當全面地歷史地看，給他恢復名譽。”
周恩來還宣布了一項經毛澤東提議、由政治局通過的更為重要的決定：王洪文與華國鋒、吳德一起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此后，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十大”代表產生辦法和修改黨章原則兩個問題。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王稼祥寫給他的一封長信，大為感動。
原來，王稼祥在文革中主動在家校對英文和俄文版的《毛主席語錄》，他將發現的錯誤一一作了修改，寄給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希望下次再版時予以訂正。在粉碎林彪集團后，王稼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除了匯報上述校對英文和俄文版《毛主席語錄》的工作外，還匯報了自己的思想，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和缺點。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
“王稼祥同志寫了一份報告給我，這樣的老同志，只講自己的過錯，不講自己的功勞，很難得。他是從‘左’傾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他是有功的人。遵義會議沒有他不行，他出了很大的力。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遵義會議后成立了3人軍事領導小組，我，你，還有稼祥嘛，奪了王明等人的軍權。他和張聞天不一樣。他是有大功的人，應該早點讓他站出來工作。”
據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回憶說：“在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后，毛澤東很快就指示周恩來說：‘要保護王稼祥。及時地解放他，讓他站出來工作。’周恩來和中央的一些領導人曾經讓王稼祥揭發林彪，王稼祥說：‘林彪的歷史和表現，毛主席最清楚。他的歷史雖然有過污點，但是那不算什么大不了的問題，誰也不是圣人。他能夠在毛澤東還沒有經過大的風浪時就認為毛澤東注定是我們的領袖。林彪在歷史上反對過毛主席，恰恰說明了他也是一個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我們這些人是在經過實踐證明了毛澤東正確的時候才把偉大的領袖推舉出來的，這符合馬克思主義。至于林彪和陳伯達后來要篡權，要謀殺毛澤東，自然是人神共憤的壞蛋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揭發、批判他也就是理所當然了。所以，我們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后諸葛亮。’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等人的匯報后，呵呵大笑，他說：‘還是老實人說得好，我也沒想到林彪會這樣。我們都不是神啊。’毛澤東這個人頭腦非常清楚，他曾經對王稼祥說過：‘你放心，我胸中有數，你不要背什么包袱。歷史問題有人愿意提就讓他們提去吧，完全不讓別人講也不可能。但是他們的做法肯定會得到與他們的愿望相反的結果的。許多時候，我不愿意說得太早，也就是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實面孔，沒有他們對別人的態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壞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遠做一個老實人，不要動搖。’”
再說周恩來聽了毛澤東對王稼祥的高度評價后，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進行了傳達，并告知了王稼祥，王稼祥激動地說：
“我犯的錯誤不少，我沒有什么功。是毛主席幾次三番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隨后，毛澤東又批示讓王稼祥參加老中央委員學習班，還讓周恩來親自去辦。
5月25日晚，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他說：
“只注意生產，不注意上層建筑、路線，不好。要認真看書學習，包括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在內，要懂點歷史，學點哲學，看些小說。”“對中國的歷史要進行研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烏龜殼（甲骨文）到現在，都要進行研究、總結，要有知識。”
毛澤東還說：
“郭老的《十批判書》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過小，他在中國歷史的分期上，為殷紂王、曹操翻案，為李白的籍貫做考證，是有貢獻的。”
他引用了《漢書·東方朔傳》中的兩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接著說：
“既要堅持原則性，又要有一定的靈活性。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純也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是很欣賞曹操這個歷史人物的，他熟讀《三國志》，曾在《三國志》一書中多處加了批語，如：“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做土皇帝，孟德不為也。”“殺降不祥，孟德所不為也。”等等。他在同子女談話時說：“曹操的文章詩詞，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應當學習。”他也曾對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毛澤東1959年在談到翦伯贊一篇關于曹操的文章時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后來西晉統一鋪平了道路。”“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弊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么寫，戲里這么演，老百姓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正是基于這種思想，毛澤東是很欣賞郭沫若為曹操翻案的。
本傳在第一卷中曾經提到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已經非常喜歡《三國演義》，并固執地認為《三國演義》就是歷史。后來在反復研究了《三國志》之后，這才了解到曹操是“真男子”“了不起”，同時也明白了“七分事實，三分虛構”（清代大學者章學誠語）的《三國演義》的作者“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三國演義》以劉備為正統，罵曹操是奸雄），由此認定“這個案要翻”。
5月末，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黨的“十大”代表產生的決定》，《決定》要求：“十大”代表既要有“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特別是在第十次路線斗爭中經過考驗鍛煉，表現好的，聯系群眾，為群眾信任的”新干部，“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嚴重錯誤，作了檢討，愿意改正，并取得群眾諒解的老干部”。
工作會議通過了經過毛澤東審定的《中央政治局關于修改黨章問題的請示》，請示中提出了這次修改的重點是總綱部分，關于林彪的一段話要刪去。要求按照毛澤東多次提出的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進行修改，不贊成3個里程碑的提法。增加毛澤東近年來的若干指示和第10次路線斗爭的經驗等內容。
5月31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十大”籌備委員會，以王洪文為主任，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任。籌備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協商“十大”主席團名單和中央領導機構人選。
會議確定“十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由周恩來、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葉劍英、李先念6人組成，執筆人是張春橋。
會議確定《中國共產黨黨章》修改小組則由王洪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組成。
欲知中共“十大”籌備的情況如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稱王稼祥是“老實人”，是一個很中肯的評價。本傳從第三卷開始介紹王稼祥，作為書中重點人物之一，一直寫到他逝世為止。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宗派集團統治時期，王稼祥本來是受命到前線蘇區整毛澤東的，可他一旦同毛澤東有了實際接觸，便發現毛澤東是正確的，是被人冤枉的。于是，他便“從‘左’傾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此后，他不但在遵義會議上作出了重大貢獻，還在王明重返國內、大多數領導人支持王明搞第二中央、毛澤東再次遭受危難之際，受命去蘇聯拆王明的臺，為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革命又立了一大功。應該說王稼祥是黨內高層中為數不多的、無需“斗私”的一個老實人。在黨內與王稼祥極為相似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康生。康生在認識毛澤東之前，先是在上海上大學、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組織3次武裝起義；在進入中共高層領導“中央特科”后，負責收集情報、鏟除叛徒、營救同志等工作；又在1931年作為中共代表團副團長到了蘇聯，在“共產國際”工作。1937年他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后，這才認識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毛澤東。可謂是慧眼識英雄，在眾人反水之際，唯獨他站到了王明的對立面，成為毛澤東的支持者。此后終生不變，唯毛澤東是從。你說他是不是一個老實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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