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帝國主義”是清末士人用以認識論述19世紀以降國際形勢的重要概念，由梁啟超率先介紹到中國。部分士人認為，既然世界已進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中國應效仿列強，對內建設民族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對外與列強在世界范圍內一爭高下。如此既能挽救民族危亡，又符合民族帝國主義的哲學根基——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強調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邏輯。而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部分革命派人士，受以日本為中介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思潮啟發，反思檢討民族帝國主義及其實踐。他們思考如何在中國國家建設中彰顯社會主義原則，并探索如何構建一個真正平等公正的世界體系。
關鍵詞：民族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 梁啟超 章太炎 劉師培
近代以來，中國被卷入歐美列強主導的世界秩序中，由近代民族國家參與的“萬國競爭”、“弱肉強食”之勢是必須直面的現實。清末士人借用一些外來新概念，描述外部世界局勢和中國面臨的危機，強調內部變革重要性，進而規劃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和具體路徑。其中，一度頗為流行的“民族帝國主義”十分值得關注。清末士人基于“世界已進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的認識，或主張遵循列強既有經驗，效仿他們的“成功案例”，或是在社會主義等新思想啟發下，檢討摒棄這條意味著對內發展資本主義、對外積極擴張的舊道，開拓新路。本文擬分析“民族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討論其對清末士人認識內外局勢與思考中國未來的影響，揭示其在特定歷史階段所起的作用及理論限度，呈現部分清末士人以社會主義為思想資源，對一條不同于19世紀資本主義列強的發展道路的寶貴探索。
一、梁啟超對“民族帝國主義”的引介
明治維新后，隨著近代民主主義思潮傳播，日本社會興起呼吁施行民主政治的風潮，自由民權運動由是而生。日本的自由民權派主張開設國會，提出體現一定民主原則的憲法草案，并成立政黨，欲在國會中有所作為。不過，目睹西方列強在東亞不斷擴張，不少日本政學人士漸生推崇效仿之心，開始呼吁推行對外侵略擴張政策。一度影響極大的民權主義，逐漸被強調國家利益、鼓吹對外侵略擴張的國家主義取代。如福澤諭吉、德富蘇峰這樣曾不遺余力宣傳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宣揚殖民主義政策，甚至搖身一變為狂熱的國家主義者。甲午戰爭后，清政府的“不堪一擊”刺激帝國主義在日本知識界的進一步流行。他們宣稱，推行帝國主義政策不僅符合日本國家利益，更體現人類社會進化規律、符合近代國家所蘊含的政治倫理。日本政壇、軍界甚至民間社會中，效仿西方列強故伎、對外侵略擴張的方案和宣傳也層出不窮。日本思想界的轉向和擴張活動的擴展，影響到主要借助日本學者論著來了解世界大勢的梁啟超。在發表于19、20世紀之交的《自由書》中，梁啟超表示，他意識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對東西列強既有發展道路的承認甚至推崇由此萌生并逐步強化。
在發表于1901年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梁啟超首次使用“民族帝國主義”概念。他借鑒德國政治學者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一方面將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國際政治的基本單位，另一方面認為當時正是“民族主義時代”與“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交替之際；民族主義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但“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由此到來。
在發表于1902年的《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梁啟超詳細分析民族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與那些已步入此階段列強的活動。他自言此文取材自“美人靈綬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靈綬即美國外交學者、后任駐華公使的芮恩施，其《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由近代日本政學人物高田早苗譯為日文，專門分析19世紀以來的國際形勢及列強對華政策。芮恩施致力于構建一個以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工業資本主義之互動與關聯為框架的國際政治研究范式。他認為，民族主義在19世紀的政治生活中產生巨大影響，民族主義思潮日漸膨脹的國家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海外，殖民擴張活動由此開啟。由代表“全體國民意志”的民族國家主導的殖民擴張，就屬于民族帝國主義。20世紀正是民族帝國主義的時代（芮恩施所用英語詞為National Imperialism，高田早苗翻譯所用日語詞為“民族的帝國主義”）。另外，芮恩施關注中國局勢，認為列強對中國的領土瓜分已然“過時”，未來國際競爭將以商業競爭為主，首當其沖的便是中國。
浮田和民的帝國主義論也強調晚近帝國主義是民族國家勢力膨脹、為追求民族生存而彼此競爭之結果，故侵略性十足。其基于一定經濟理由并體現國民意志，屬于“自然的擴張”，明顯不同于古代帝國主義。同時，浮田和民還提倡所謂“倫理帝國主義”，即不采取武裝侵略方式，而用經濟擴張、政治改造等手段擴大勢力范圍。雖表面上似乎比殺人掠地要“有道德”，但還是建立在對弱國的支配控制上。一旦日本需要對外擴張，“倫理”外衣便越發稀薄，與西方列強并無二致的帝國主義色彩就越發明顯。據鄭匡民考證，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的很多重要論點尤其是對民族帝國主義的認識，直接承襲自上述芮恩施、浮田和民的著作。
梁啟超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寫道，“近世列強之政策，由世界主義而變為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他指出，“民族主義者，實制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在民族國家間競爭越發激烈之際，民族國家的特征從著眼于重組調整內部秩序，轉變為對外擴張以保障本國利益，民族主義也轉變為民族帝國主義。民族國家是民族帝國主義的前提，民族帝國主義是民族國家演進的新階段，采取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政策是民族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換言之，以民族國家為本位展開思考是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的共性，但二者在國家發展目標上的側重點不同。他認為，民族帝國主義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優強民族自移殖于劣弱民族所居之地”，二是“優強民族能以同化力吞納劣弱民族”；英國、德國、俄羅斯、美國正是“今日世界第一等國，而帝國主義之代表也”，他們的內政外交證明，未來世界政治的趨勢是大國逐漸吞并小國，大國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白熱化，即進入“大帝國與大帝國競爭之時代也”；不屬于“大帝國”的國家難逃被滅國的命運，“天地雖大，而此后竟無可以容第二等國立足之余地也”。民族帝國主義的哲學根源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將此運用于人類社會的、以斯賓塞學說為代表的社會進化論，梁啟超因此明示或暗示道德批判不適用于人類社會發展公理：國家間也適用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原理，未在競爭中生存下來的國家走向滅亡是自然之事；能不斷擴充實力的國家理應占據更多土地、獲取更多資源，無須遭到譴責。
可以看到，梁啟超在論述民族帝國主義時，認可將其產生歸因于民族主義的自然發展。與之相關，他認可民族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征是對外擴張活動得到本國民眾的大力支持。在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國家恃人民而存立”，民主思想盛行一時。而到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人民恃國家而存立”，更強調民眾為國家服務，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因此民族帝國主義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王朝或帝國擴張，關鍵在于它受民族主義熏染。在此意義上，民族帝國主義的完整表述應是“具有民族主義屬性的帝國主義”。在梁氏看來，由民族主義自然發展而來的上述新政治—經濟形態，源于全體國民對國家利益即是個人利益的體認和對國家對外擴張的全力支持。由于民意基礎非常牢固，政策不會如古代王朝或帝國那樣因統治者更替而人亡政息，“全民之擴張”是那些尚未完成民族國家建設的弱國難以抵擋的。
正因如此，國家意識與國民思想成為梁啟超“新民”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并非抽象的政治哲學論證，而是直接針對中國面臨的已進入民族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威脅的處境。《新民說》中對“權利”與“自由”的論述，旨在強調人只有具備高度獨立意識、權利思想，才會自覺探索救國救民之道；正因“自由”在近代民族國家中占據重要位置，所以才要改變列強侵略中國、清政府助長列強侵略等對中國人個體自由造成極大損害的因素。中國連最基本的民族國家還未建設起來，在發展階段上遠落后于進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的列強，必須先快馬加鞭補上這一課。
梁啟超在論述民族帝國主義特征時，未將整軍經武、暴力侵略作為重點，因在他看來，更值得注意的是，進入此階段的列強在對外擴張中采取與傳統帝國不同的新手段，“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理由”，即為本國商品與資本輸出服務，將弱國納入本國經濟勢力范圍，是列強對外擴張的重要原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的民族帝國主義國家進入以托拉斯為代表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坐擁巨富的大資本家不但可以影響本國政局，而且要求操控全球市場，弱國經濟難以得到根本上的發展，只能受制于強國，“五大洲物產、人力之菁英，將為最小數之大資本家所吸集”。梁啟超更擔心“全球平準界之橫風怒潮波及于我國”，“十八省、千百州縣之地，勢必全為歐美資本家之領域”。在介紹美國的資本主義托拉斯時，他特別強調，“帝國主義，又托辣斯成立以來資本過度之結果也”，“二十紀以后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這是他思考民族帝國主義問題的延續。
清末梁啟超言論的特點是，若他正面評價某一學說或史事，基本也就是希望中國積極借鑒效仿。在他看來，既然民族帝國主義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在時代進化序列里處于落后狀態的中國要想走出危局、實現富強，就必須在內政外交上效仿那些已進入民族帝國主義階段國家的所作所為，先建設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不斷完善內部秩序，再與列強爭雄于世界，“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不僅如此，梁啟超認定由民族主義至民族帝國主義是不可違逆的歷史趨勢，感嘆中國政治傳統中缺少符合民族帝國主義精神的經驗和措施，致使中國在近代落后于人。為此，他以列強海外擴張經驗為尺度“挖掘”中國傳統資源，撰寫數篇中國古代政治人物傳記，欲證明他們在“開疆拓土”上完全不落后于近代列強，是現階段國人應當效仿的典范：“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系者何等乎？曰辟新地之豪杰是已”，“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中國數千年來懷抱此思想者僅有張騫、班超等人，“僅有一二人，是中國之辱也”，“猶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國之光也”。同時，他借敘述東南沿海閩粵民眾遷居海外的史事，聲稱“自今以往，吾國若猶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則彼兩省人，其猶可用也”。
另外，他還極力表彰19世紀以降德國的發展模式：“歐洲列國中，其最能發揮現世帝國主義之特性，代表近來世界歷史之趨向者，莫德國若也。”他認為德國在俾斯麥領導下，不但陸軍稱雄歐陸，而且大力發展海軍，本國資本主義更是蒸蒸日上。其國家實力與殖民擴張手段較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有后來居上之勢，“德意志自建國以來，不過三十年，而其進步之速如此，觀此可以見民族主義之勢力，最強最厚，茍得其道而利導之，斯磅礴郁積，沛然莫之能御矣”。在《新民說》中，梁啟超更毫不吝嗇地表彰德國對軍事的重視和德皇英姿雄武，稱其為民族帝國主義國家的表率：
獨不見德意志乎？十九世紀之中葉，日耳曼民族，分國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侖之蹂躪，既不勝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創舉國皆兵之法。國民歲及二十，悉隸兵籍，是以舉國之人，無不受軍人之教育，具軍人之資格。卑斯麥復以鐵血之政略，達民族之主義，日討國人而訓之，劃滌其渙慢苶靡之舊習，養成其英銳不屈之精神。今皇續起，以雄武之英姿，力擴其民族帝國之主義……
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梁啟超感慨，“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東西帝，兩虎不斗群獸殃。后起人種日耳曼，國有余口無余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拼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眾國，潛龍起蟄神采揚”。如果說他在描述英俄兩國時用詞還無感情色彩，那么形容德國美國的“殊皇皇”、“神采揚”，透露出對兩國不加掩飾的羨慕、推崇進而希圖效仿之意。既然在歐洲屬于后起之秀的德國可以“擴張勢力”、“后來居上”，中國沒有理由做不到。
針對民族帝國主義對外擴張主要依靠的資本主義經濟手段，梁啟超也提出相應的經濟主張：“今日乃經濟上國際競爭你死我活一大關頭。我若無大資本家起，則他國之資本家將相率蠶食我市場，而使我無以自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風行西歐、北美與日本之際，“惟有獎厲資本家，使舉其所貯蓄者，結合焉，而采百余年來西人所發明之新生產方法以從事于生產，國家則珍惜而保護之，使其事業可以發達以與外抗，使他之資本家聞其風、羨其利而相率以圖結集，從各方面以抵當外競之潮流”。因此，“今日中國所急當研究者，乃生產問題，非分配問題”，“生產問題不解決，則后此將無復分配問題容我解決也”。與之相聯系的是，梁啟超承認社會主義在歐洲出現的歷史合理性，但強調在中國不宜提倡社會主義，更不宜宣傳社會革命，否則定會妨礙本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壯大。
總結來說，梁啟超將以殖民擴張為宗旨的民族帝國主義視為民族主義自然演變發展的唯一必然結果，并未區分踐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民族主義與弱小國家反抗侵略的民族主義。在他提倡新民學說、將中國建設為近代民族國家主張的背后，自然也隱含著中國必然融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走上與列強相同道路的預測和期許。同時，梁啟超還主張在建立民族國家后發展資本主義。即便暫且不談中國能否在半殖民地條件下充分發展資本主義，一旦選擇這條道路，從本質上講，自然也不可能脫離和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結局。一個飽受帝國主義擴張之害、懷抱正當反抗侵略救亡圖存之志的國家如中國，居然必然與列強殊途同歸，實際是一個堪比近代中國努力向西方學習，但“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的邏輯悖論。
二、“民族帝國主義”支持者的設想
在梁啟超等人介紹下，源自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民族主義思潮經日本傳入中國，時人逐漸接受在民族國家框架下思考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一方面，傳統天下格局中不同區域之間的交往方式與禮儀制度逐漸被以民族國家為主體、以“文明等級論”為基礎的近代國際法體系取代；另一方面，那些國力不斷增強、軍備越發精良的近代民族國家的制度、政策與文化，成為清末士人主動了解、效仿的對象。梁啟超用以描述晚近世界形勢的重要概念——“民族帝國主義”也受到重視。清末最重要但立場截然相反的兩個政治派別——立憲派和革命派中，均有樂于利用“民族帝國主義”概念佐證自身具體政見之人。他們一度沿著梁啟超的思考邏輯，推崇和向往民族帝國主義所昭示的發展路徑。
清末著名言官、立憲派士人趙炳麟，用五言詩形式表達自己對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的理解和看法。對民族主義，他寫道：
西哲最要言，國者民之國。更有一治箴，政為國民立。是以國民事，應由民組織。我觀百年前，政以民為則。謂之安民律，又謂自由策。至今權利表，實建萬國極。
對民族帝國主義，他說：
國力相比較，強弱遂分明。茍無進取力，即無保守衡。鎖港固非策，交通順物情。拓地以保地，殖民以安民。民必為君用，君必重民生。君民同一鵠，眾志自成城。是以舉國中，農商即正兵。
趙炳麟清晰區分了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內涵是“政為國民立”，國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民族帝國主義的要義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視域下的“國力相比較，強弱遂分明”。在優勝劣汰的鐵則里，只有建立起民族國家后“拓地以保地，殖民以安民”，才能讓本國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中生存下來。為此國民需以國家利益為行動指南，與本國統治階級同進退。此詩流露出對民族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因在厲行對外擴張上達成高度一致，而“君民同一鵠，眾志自成城”與“是以舉國中，農商即正兵”的歆羨，正體現他對中國未來的某種期許。
在創刊于1903年的《湖北學生界》的《敘論》中，革命派士人張繼煦開篇即言當時的世界大勢：
自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亞洲以外之天地，一草一石，無不有主人翁矣。鷹鄰虎視者數強國，四顧皇皇，無所用其武，于是風飆電激，席卷而東，集矢于太平洋。亞洲識微之士，莫不深顰蹙額，驚走相告曰：危哉中國，其為各國競爭中心點也。
在他看來，帝國主義由民族主義發展而來，以對外擴張為進一步目標，因此可判定張繼煦所說“帝國主義”即梁啟超所說的“民族帝國主義”。而他后文又稱，倘若中國青年學生能夠發憤圖強，借鑒由“斯賓塞、達爾文之精神鼓蕩而驅使”的“歐洲政治人群之進化”要義與路徑，“取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那么“庸知夫中國將來不為地球第一強國”。
如果說這番話說得還不十分具體的話，同樣刊登于《湖北學生界》的《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簡明扼要揭示民族帝國主義的實質：
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由民族主義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何？即曰“野蠻人無開發土地富源之能力，文明人必代為開拓之”；又曰“優等人種虐待劣等人種，為人道之當然者”是也。各國挾此主義，如貪狼惡虎，四出搜索，不顧天理，不依公法，而惟以強權競爭為獨一無二之目的，殺人如草不聞聲，此帝國主義之真本領也。
一方面，民族帝國主義國家以文明等級論為殖民擴張辯護，“殺人如草不聞聲”，是危局中的中國人理應警惕的。另一方面作者又認為，如果國人能充分認識這一大勢，“同心協力，矢沉舟破釜之忱”，模仿列強所為，就能徹底擺脫近代以來的困境，讓中國“一舉而戰勝于政治界，再舉而戰勝于經濟界”，“壓倒白人種于二十世紀之舞臺，豈非支那民族史上空前絕后之光榮哉？”
梁啟超認為民族帝國主義的特征之一是基于資本主義“經濟理由”的對外擴張。這一觀點也被大量清末士人借鑒申發。《新民叢報》刊登的《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中，作者“雨塵子”（革命派士人周逵）認為帝國主義是19世紀民族國家內部民族主義膨脹之結果，帝國主義的根源即在列強間越發激烈的經濟競爭。在此情形下，“所謂商、工業家，非多數之勞動者迫于求食之念，乃少數之資本家求資本之繁殖也”。因此各國政府成為本國大企業的代言人，汲汲于對外擴張以獲取經濟利益。就此而言，“帝國主義之盛行，其目的不在領地之開拓，而在貿易之擴張”。他雖未直接使用“民族帝國主義”一詞，但從對帝國主義的描述，特別是強調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帝國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經濟侵略來看，推測他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來源于梁啟超對民族帝國主義的描述。而作者如此鋪陳列強“經濟之侵略”，是為了揭示中國的自強之道，即應效法近代歐洲的經驗建設民族國家，“歐人不于十九世紀中，大振民族國家之勢力，則二十世紀中經濟競爭，必不能強橫至此”，并發展資本主義，“以固有之貨殖力，據固有之沃土，以爭霸于經濟界中”。
相似的，在著名的《金鐵主義說》中，楊度認為晚近世界形勢新特點是“經濟戰爭”成為常態。各國殖民擴張，“經濟勢力為軍事勢力之先鋒，經濟勢力深入之后而軍隊隨之矣”。因此，“今世文明國之對于文明國，蓋無一日而不在經濟戰爭之中；今世文明國之對于不文明國，亦無一日而不在經濟戰爭之中”。在此情形下，為了避免亡國，中國應以建設“經濟的軍國主義”國家為目標。雖楊度同樣未使用“民族帝國主義”一詞，但他描述的現象和表達的觀點與梁啟超基本一致。同時，楊度也將近代德國作為效仿借鑒對象。“金鐵主義”正是在修改擴充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后形成的，“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在具體政策層面，楊度認為中國應對標列強，大力發展本國工商業，先抵御外國資本借堅船利炮涌入中國，再在激烈殘酷的國際經濟競爭中獲勝，軍事上的“全國皆兵，并力于外”，也是因為“非此不足以為經濟戰爭也”。他宣稱：“吾之主張工商立國者，不外乎使國中生產事業日趨發達，于經濟戰爭之中由劣敗而反于優勝之意，姑以國際的社會問題為先，而以國內的社會問題為后也。”所謂“國際的社會問題”，不外乎要意識到“所居者為野蠻之世界，不野蠻則不足以圖生存”，并未自外于民族帝國主義式的發展模式。
當然，上述士人對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驗歆羨有加的態度，與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及傳統“善戰者服上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觀點頗不合拍。這些認同者警惕批判列強對中國的武力和經濟侵略，甚至意識到帝國主義侵略很大程度上源于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卻又主張效仿上述一直危害于己的發展道路，實是陷入資本主義列強的話語和邏輯陷阱而不自知。以歷史的后見之明而言，與其說他們在內心深處真的認同、熱衷于此，不如說他們是在民族危機和救亡圖存的巨大壓力下對既有道路和列強所謂“成功案例”產生某種盲目崇拜，也在當時帝國主義看似高歌猛進、資本主義看似一統天下的環境中產生某種路徑依賴，認為只有沿著這唯一“可行”的模式發展，方能讓中國擺脫困境。他們因此一度陷入人云亦云境地，在關乎中國未來的選擇上丟失主體性和批判性。
梁啟超1903年以后基本不再談論革命，楊度更是清末立憲運動的主角。部分立憲派常用“民族帝國主義”概念論證其政治訴求的合理性，強調國民參與政治的重要性。旅居加拿大的華僑葉恩在《上振貝子書》中寫道：
夫今日列強并立，無不以民族帝國主義為方針，故其國民團合，視國家為一體，兢兢焉與萬國爭強。今滿漢也，皆黃種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則宜團為一體，不宜歧視。為令天下各州縣開地方自治議會，準其自治，久之開各省會議，又久之開議院于京師，確立憲法，漢滿民族，同擔義務，同享利權，則中國不數年而強，大清之統不萬年而存，未之有也。
他通過強調民族帝國主義的特征——國民一致支持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凸顯中國內部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認為中國若不通過君主立憲來凝聚人心、集合民力，將難以抵御民族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更重要的是，在上述邏輯里，反清革命也不具備正當性，因其會造成國民之間本無必要的“分裂”，不利于“團結”抵制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的外來侵略。
新學說與新話題能產生廣泛的時代共鳴，往往被在現實政治中處于對立狀態的力量所共享，成為表達各自政治觀點的思想資源。雖然革命黨與立憲派在立場上截然對立，但不妨礙雙方汲取同樣的新學說，只是賦予其不同的意義、服務于各自的政治目標。革命黨人同樣也使用“民族帝國主義”概念。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中國國力遠弱于列強，是革命、立憲兩派人士展開思考言說的共同語境。他們之間的不少論爭，本質上也是辨析怎樣的政治方案才能使中國擺脫危機。傾向于革命的《江蘇》雜志曾刊登署名“漢駒”的文章，作者為喚起民眾的救亡圖存之念，說：“莽莽六洲，林林五種，蕓蕓萬國，何以削者削、弱者弱、滅者滅，至今歸并成數十國，淘汰于一白人？推此活劇，非所謂‘民族帝國主義’之侵略沖激之效果耶！”在民族帝國主義時代，東西列強的“大外交家、大政治家，汲汲焉以殖民政略為鞏固國家、強大民族之不二法門，目光所注射、心力所經營，惟在開拓新地”。不過，只要中國能夠充實國力，提升武備，將來“超英軼美，凌俄駕德，爭握霸權于海上，一決黃白之雌雄，亦非難事”。
革命派楊毓麟認為，要想救中國，需要了解列強對華政策的“遠因”與“近因”：
夫所謂歷史上之遠因者，何也？則民族建國主義是也。所謂歷史上之近因者，何也？則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是也。民族主義之前，固已有所謂帝國主義矣，顧其為此主義之原動力者，或出于世主一人之野心，或出于武夫健將一二人之權略，而非以其全國人之思想為發生之基本，非以其全國人之耳目為運動之機關，故其末路往往喪敗不可收拾。民族主義變而為民族帝國主義則異是。其為此主義之原動力者，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國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脹也；亦非出于武夫健將一二人之權略也，國民工商業發達、資本充實之所膨脹也。發生之基本，則全國人之思想也；運動之機關，則全國人之耳目也。故其風潮之猛，若傾海水而注之大陸……
陶成章在《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論述“中國民族”遷徙事跡時言：
蓋遷徙之說所以明祖也，明祖所以尊祖，尊祖則敬祖心生，敬祖心生則自愛心生，自愛心生則保守之性質日益固，而團結之力日益強，此近世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所以彌淪滂渤而充塞于大地也。
很明顯，革命黨人同樣用“民族帝國主義”來描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猛烈且殘酷的對外侵略擴張，認為侵略擴張既為全體國民所支持，又是“工商業發達、資本充實”的結果。
因此，革命派中也有部分人士主張，未來中國也要步歐洲列強之后塵，實行民族帝國主義。如汪精衛稱：
彼英德法等方盛行民族帝國主義，以廣拓殖民地，而民族主義棄置不復道者，其境遇實使之然。我中國實行民族主義之后，終有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一日。
革命黨人宋教仁以書寫漢族歷史的方式強調，“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國于天地間者；其原素雖復雜，而其主要則不外乎排外之主義，與夫進取之政策”，本國歷史上更不乏“雄才大略之君主，饒勇善戰之將士，挾其強武之力，奮其撻伐之威”，“其以視歐人今日之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何遽不克逮耶！”他的論述有極強的現實所指，即中國也有足夠資質能力走上民族帝國主義式的發展道路，與“歐人”一較高下。
與立憲派不同的是，革命黨人如此分析世界形勢，主要是為凸顯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腐敗無能的清政府阻礙中國成為近代民族國家，導致民氣衰頹，國家孱弱，難與列強抗衡，只有革命才能讓中國擺脫危機。根本上說，部分革命黨人與部分立憲派一樣，之所以推崇民族帝國主義式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絕非因他們對這樣的殺伐與爭逐心向往之，而是因為他們根據接觸到的世界大勢，誤以為這是未來國際政治演進的唯一“可行”路徑，不遵循此路徑則難逃滅亡命運。但是，革命派對中國內部變革道路有著相對立憲派更準確和徹底的認識，更具備推翻舊制度的無畏精神，一旦有機會接觸到新的思想資源并進行更深入思考，也就更可能意識到世界政治經濟矛盾和中國外部環境的本質，進而超越民族帝國主義的分析框架。歷史也證明，部分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啟發的革命派察覺到前人忽視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意識到民族帝國主義式發展路徑的弊病，意識到中國在如此路徑下難以真正擺脫困境，進而反思未來世界是否只有個別民族帝國主義列強彼此爭霸或瓜分世界這一種前景。
三、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者的批判
近代中國面臨的內外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所致。作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受害者，也出于樸素的是非觀、正義觀以及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絕大多數中國人顯然厭惡和反感民族帝國主義所代表的殖民擴張和壓迫剝削，不斷探索抵御之道。但在強勢意識形態話語籠罩下，要擺脫發展道路上對東西列強的盲目崇拜和路徑依賴，從現代學理層面駁斥民族帝國主義的話語邏輯和哲學根源，設想論證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替代方案，也并非易事。因此，在引進新知過程中，時人十分注意發掘突破資本主義列強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努力尋找相關的新學說新思想。批判帝國主義列強內外政策及本質的學說，特別是社會主義學說，一經出現就引起注意，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不同于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思想資源。在“民族帝國主義”概念逐漸傳播的同時，深入其邏輯和哲學根源的批判聲音也逐漸涌現。
19世紀存在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在如何推翻資本主義、動員無產階級、對待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等方面不無差異。但它們都剖析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批判資本主義國家間為爭奪商品與資本輸出地、原料與廉價勞動力獲取地而進行的全球爭霸，揭露其擴張爭霸最終只使本國統治階級獲利，平民大眾依然飽受剝削壓迫。這是梁啟超等人所不具備的視野，實際拆解了民族帝國主義的底層邏輯及其代表的發展道路理論。
1907年6月，劉師培、張繼等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創建“社會主義講習會”，批判當時輿論界“知倡民族主義，然僅辨種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現象，致力于“研究社會問題，搜輯東西前哲各學術，參互考核，發揮光大，以餉我國民”。該會成立后，部分日本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如幸德秋水、大杉榮、堺利彥等，常被邀請來講座，章太炎、錢玄同等也頻繁參與其活動。與彼時歐洲社會主義的流派分歧一樣，日本也存在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包括無政府主義），占主流地位的是歐洲第二國際所宣傳的改良而非革命的社會主義，但它們都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希望改變生產關系實現經濟社會平等、遏制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的對外侵略擴張。隨著日本社會主義思潮聲勢漸大，戊戌變法后東渡的中國學生與士人也開始受到影響。他們或撰文介紹社會主義主張，或翻譯日本學者編寫的社會主義論著，開始形成批判民族帝國主義的意識。
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社會主義者對時局的分析就不局限在一國之內，而將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全球性現象來剖析。經常參加社會主義講習會活動的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所著、并迅速被翻譯成中文的《廣長舌》與《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就將批判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政策。在《廣長舌》中，幸德秋水指出，帝國主義的特征是“團結其國民之力，伸其競爭之手段，以與他種民族爭”，雖看上去聲勢浩大，但也是“吾人世界社會主義之導火線耳”，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內部“貧富隔絕之過甚”現象難以根除，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運動，才能“矯正帝國主義之弊，而為現今之救世主也”。在《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中，幸德秋水認為帝國主義體現的野蠻“愛國心”與軍國主義“大擴張其領屬版圖”的目的，是當前世界紛爭不止的根源。針對帝國主義辯護者聲稱的今世帝國主義為“民國的帝國主義”，不同于古代帝王“個人的帝國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的說辭極為相似），幸德秋水強調，究其實，帝國主義并不代表“國民膨脹”，僅代表“少數之政治家與軍人”、“少數之資本家與少數之投機師”的利益，對廣大平民并無益處。因此他認為，要想徹底埋葬帝國主義，需進行“世界的大革命之運動”。具體言之：
變少數之國家，為多數之國家，變海陸軍人之國家，為農工商人之國家，變貴族專制之社會，為平民自治之社會，變資本家橫暴之社會，為勞動者共有之社會。而后以正義博愛之心，而壓其偏僻之愛國心也，以科學的社會主義，而亡其野蠻的軍國主義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義，而掃蕩刈除掠奪的之帝國主義也。
可見，他設想了一條不以帝國主義為終點的發展道路，認為國際紛爭的最終解決離不開各國內部政治社會矛盾的解決，尤其離不開改變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剝削結構。而資本主義列強借助民族主義宣傳，靠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只會進一步擴大國際戰爭。民族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政治氛圍是充滿危機、難以持久的，所謂的“普遍民意”更是虛假的。在這個意義上，幸德秋水拆解了梁啟超宣揚的民族帝國主義的理論邏輯。社會主義學說為時人提供考察晚近歷史進程的新視角，提供了不同于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路徑。在社會主義視野下，民族帝國主義所代表的發展道路漏洞百出、弊病明顯，終將被社會主義取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多從自己熟悉的傳統出發理解社會主義。王瀚浩注意到，幸德秋水深受《孟子》影響，在批判帝國主義時將中國古典的“王霸之辯”進行一定程度的近代轉化。他對社會主義的表彰，也常從后者更高尚、更具道德感出發。這種帶有儒家色彩的論述方式使清末士人感到親切。在上述思想因緣下，近代日本學者編撰的社會主義論著，特別是幸德秋水的論著，對清末留日人士尤其是革命黨人產生不小影響，使他們在思考如何推翻清政府的同時，也思考如何構建一個不以民族帝國主義為旨歸、真正平等公正的國內政治秩序和亞洲區域體系。
因“蘇報案”揚名天下，后任革命黨機關報《民報》主編的章太炎與社會主義講習會關系密切，自言自己“從甲午以后，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在廣泛閱讀西學之初，他對社會進化論青睞有加，對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路徑持正面態度。不過，章太炎也研究近代社會學，關注到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貧富懸殊問題，為系統反思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對外擴張奠定思想基礎。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成為革命黨機關報《民報》主編。他在評價中國歷史上的典章制度時，常以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標準，用他自己的話說：“中國一切典章制度，總是近于社會主義，就是極不好的事，也還近于社會主義”，“我們今日崇拜中國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會主義”。隨著對中外形勢的觀察深入，章太炎注意到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下，中國社會內部存在著支配剝削關系，強調政治變革須建立在改造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上。他提醒人們，隨著中國進一步卷入由列強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過十年，中人以下，不入工場被棰楚，乃轉徙為乞丐，而富者愈與皙人相結，以陵同類”。基于此，他提出四點經濟主張：“均配土田，使耕者不為佃奴”；“官立工場，使傭人得分贏利”；“限制相續，使富厚不傳子孫”；“公散議員，使政黨不敢納賄”。最終目的是實現“豪民庶幾日微，而編戶齊人得以平等”。可見，章太炎所理解的革命，絕非僅基于“民族主義”立場來反清，也具有社會革命的意涵：改造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消滅舊式與新式剝削。
章太炎關于中國內部問題的新思考伴隨著對中國外部形勢的新認識。他在與日本友人筆談時說：
我所希望的是在亞洲各國凡有政府者同時革命，被征服者同時獨立。宮崎君說中國革命一旦成功，日本也將帶來變化。但我以為日本革命并非當務之急。我很希望讓安南、印度、緬甸等地，從現在的悲慘境地中解脫出來。
1907年4月，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等中國革命者聯合印度、越南、緬甸、菲律賓、日本等地的志同道合者，在日本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該會的創建離不開社會主義講習會的中國革命黨人，以及日本社會主義者、亞洲其他國家革命者的共同努力，社會主義色彩極為明顯。也正因如此，該會將批判矛頭直指在亞洲各國大肆殖民擴張的列強。在該會“約章”中，章太炎指出：“百余年頃，歐人東漸，亞洲之勢日微，非獨政權兵力，浸見縮朒，其人種亦稍稍自卑。”在這一帝國主義入侵浪潮之下，“越南、緬甸，繼遭蠶食”。而亞洲和親會旨在“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凡亞洲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各國會員之間，應摒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倫理觀與政治觀，尊重彼此的傳統文化，以文化為紐帶建立休戚與共的聯系。在政治領域，“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余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中國在其中的意義，便是作為一個亞洲大國，“幸得獨立，則足以為亞洲屏蔽，十數鄰封，因是得無受陵暴”。換言之，章太炎等人構想的亞洲區域體系，建立在各殖民地與被帝國主義壓迫國家實現獨立自主的基礎上。他希望中國的反清革命起到示范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的反帝運動。可以說，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較為系統地思考如何超越民族帝國主義的國際體系，革命黨的革命論述由此更具批判力度與理論深度。
與印度愛國人士交談時，章太炎表示希望中印兩國擺脫帝國主義侵略，建立起平等關系，進而“使百姓得職，無以蹂躪他國、相殺毀傷為事”，“使帝國主義之群盜，厚自慚悔，亦寬假其屬地赤黑諸族，一切以等夷相視”。在他看來，“支那、印度既獨立，相與為神圣同盟，而后亞洲殆少事矣”。不可否認，他的愿望有些不切實際，“帝國主義之群盜”不會因為中印建立友善關系而善待其他被侵略的國家。但究其動機，章太炎希望中印兩國樹立榜樣，為建立不同于民族帝國主義的國際體系創建契機。
此外，1907年9月，章太炎在社會主義講習會發表演講，“痛斥國家學之荒謬”，進一步揭示為什么19世紀列強所秉持的發展道路與背后的意識形態根基是錯誤的。文明等級論是民族帝國主義的重要意識形態支撐，章太炎指出：“一般輿論，不論東洋西洋，沒有一個不把文明野蠻的見橫在心里。學者著書，還要增長這種意見，以至懷著獸心的強國，有意要并吞弱國，不說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產，反說那國本來野蠻，我今滅了那國，正是使那國的人民獲享文明幸福。”因此，在思想層面拆解民族帝國主義話語，“第一要造成輿論，打破文明野蠻的見，使那些懷挾獸心的人，不能借口，任便說我愛殺人，我最貪利，所以要滅人的國，說出本心，到也罷了。文明野蠻的見解，既先打破，那邊懷挾獸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說出，自然沒有人去從他”。基于此，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撰寫許多哲學論著，拆解各種被近代西方帝國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用以美化其內外政策的概念，批判其“文明愈進者，其蹂踐人道亦愈甚”。他對莊子哲學進行創造性闡釋，形成“齊物哲學”體系，破除固定化的名相關系，解構名相關系背后的權力關系與支配邏輯，達到“不齊而齊”的“齊物平等”，成為批判文明等級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利器。在章太炎看來，只有深入哲學層面的批判，才能真正瓦解19世紀以降強權國家的意識形態話語，中國也決不復制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擴張、奴役侵略他國的活動。
除章太炎外，劉師培等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革命者受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國際主義精神影響，開始修正前期部分革命黨人偏狹的民族主義主張。作為晚清宣傳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主陣地之一《天義報》的主要創辦人，劉師培認為革命黨人深受近代西方民族主義影響，但西方民族主義往往以侵略別國為目標，如徑直將其作為革命理論，則“民族帝國主義之說，亦將因此而發生”。要主張民族主義，應主張反抗“異族之特權”，“印度之于英、安南之于法、菲律賓之于美、中亞之于俄，亦當脫其羈絆”，“民族之革命，即弱種對于強種之抗力耳”。劉師培意識到近代西方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系，有意識地辨析旨在鼓舞被殖民國家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與旨在進行殖民擴張的民族帝國主義的本質區別，無疑比梁啟超宣傳效仿列強的民族帝國主義道路來實現救亡圖存的主張更合理深刻。
在發表于1907年的《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中，劉師培認為彼時世界不平等的表現之一即為強族對弱族的壓迫，“歐美各國，侈言帝國主義，挾其兵財，雄視世界。推其原因，一由國家權力之擴張，欲逞國威于境外；一由資本家欲擴充商業，吸收他境之財源，盜為己有。積此二因，遂成戕殺之世界”。他所描述的帝國主義及其原因，正類似于梁啟超對民族帝國主義的論述。因此，劉師培不是在抽象批判各種形態的帝國主義，而是具體批判以民族國家為政治基礎，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經濟基礎的民族帝國主義。相似的，在發表于同一年的《亞洲現勢論》中，劉師培介紹法國殖民越南、日本殖民朝鮮、美國殖民菲律賓、英國殖民印度的狀況，強調“帝國主義乃現今世界之蟊賊也”。他相信，亞洲“弱種相聯，必有排斥強權之能力；而弱種排斥強權之日，即強族政府顛覆之日。蓋此乃世界和平之兆機也”，亞洲遭侵略的國家與各國“民黨”（即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革命政黨）建立緊密聯系，是推翻列強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重要方式：
倘亞洲屬地之人民與歐美、日本之民黨互相依賴，民黨革命為屬地獨立之機，屬地獨立又為民黨革命之機。倘亞洲人民共明此旨而實行此策，則世界之中，其有強權所加、人治所束者，均可同時顛覆，以圖人類之自由。即赤種、黑種之民，亦隱受其賜，以泯強種之侵凌。人類最大之幸福，其在茲乎？
與劉氏相似，一位名“志達”的作者分析美國工人排華傾向時指出，“近日，各國政府實行民族帝國主義，只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此在上者之謬見也”。赴美工作的華人與美國本地工人之所以發生沖突，“均資本家有以致之”，“世界主義之公敵，在于資本家”。社會矛盾“實由經濟問題而起”，工人之間的成見愈深，資本家愈能操縱工人、轉移勞資之間的矛盾。要想徹底批判民族帝國主義及其經濟基礎，需“使黃人、白人之為勞動者，共明資本家為大敵，則人種之爭消弭于無形，而世界主義之實行亦可計日而待矣”。由此可見，劉師培等人通過吸收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學說，意識到以資本主義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國家中充斥著平民與政府的沖突、資本家對勞工的壓榨，并將中國內外危機置于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與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思考。他們分析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壓迫剝削、制造的矛盾，進而探索反對帝國主義、構建真正平等國際體系的可能性。當然，因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影響，劉師培等人雖指出民族帝國主義及其背后的資本主義力量是造成中國社會矛盾的主因，卻不贊成建立強大、有組織的革命力量。正因刻意回避組織、動員革命力量與建設革命政權等問題，將政治斗爭設想得過于簡單，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雖不乏真知灼見，但僅限于小圈子內的呼喊，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
余 論
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時人探索、思考與選擇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歷史。在辛亥革命前十年，時人運用一些經日本學者譯介的新說分析中國內部狀況與世界形勢，以此開展動員，推動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革。章開沅指出，“先進的中國人在研究二十世紀的時代特征時，自然首先要把目光集注于帝國主義”。清末士人對帝國主義的理解，與后來受列寧帝國主義論影響的進步知識分子之間有不小差異。后者同樣從經濟生產方式角度分析帝國主義問題，但更強調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是因為帶有壟斷色彩和強烈對外資本輸出需求的金融資本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主導力量。正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導致中國農村破產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步履維艱。不過，對資本主義問題的高度關注、對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侵略手段的揭示，貫穿清末以降時人對世界形勢與中外關系的認識。如劉師培等人在社會主義還未形成潮流之時，便率先吸收相關理論，以此為資源拆解民族帝國主義的所謂“全民支持”，直指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導致列強發展至帝國主義階段，從分析要素和思考邏輯上說，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有不少相似之處。可以說，清末知識界對民族帝國主義的關注與討論，為五四時期及其后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接受，提供了思想基礎。
辛亥革命后，因革命的不徹底性和諸多遺留問題，中國知識界對政治社會現狀深感失望，將批判矛頭指向軍閥官僚，但也常流于就事論事，罕能由表及里地分析中國社會諸多矛盾。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出現一批掌握科學理論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近代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進行徹底剖析，思考政黨、階級、軍隊、政權對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性，探索如何組織動員廣大中國人民參與革命斗爭。較之清末知識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更加深入也更具實踐性。清末士人對平等公正國內國際秩序的樸素追求，至此才有了真正實現的可能。
更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梁啟超對民族帝國主義的論述鼓吹影響廣泛，但他很大程度上被民族帝國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蒙蔽，未能深刻認識到相關政治實踐的巨大弊病。梁啟超始終對德國青睞有加，認為德國是民族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模范生。辛亥革命后，他發表具有政治綱領意味的《中國立國大方針》，同樣視德國為中國的榜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梁啟超又撰寫《歐洲大戰史論》。因對民族帝國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執念過深，他認為這場帝國主義分贓戰爭的結局不但一定是“德之必勝”，而且是“決勝甚速”，因為德國政治組織極為完美，國民教育甚為發達，“其全國人之共為國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加之軍隊戰斗力極強，符合民族帝國主義時代強國的特征。他甚至預測，“使德而敗，則歷史上進化原則，自今其可以摧棄矣”。但戰爭最終結果證明梁啟超錯得一塌糊涂。
一戰結束前后，“民族帝國主義”概念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列寧帝國主義論在中國流行，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開始更深入剖析世界形勢，思考如何才能抵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提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上述分析視野不但是20世紀20年代以來左翼知識分子思考言說的理論基礎，而且對那些屬于“中間勢力”的知識分子產生不小影響。抨擊以對外擴張為宗旨的民族帝國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很大程度上成為當時知識界共同的思想底色。1928年，學者張慰慈撰文分析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認為“所謂民族帝國主義就是以本國民族做根據，把勢力擴充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在民族帝國主義的邏輯里，“民族主義只適用于本國，不適用于別處，對于別處須采用帝國主義”。除了理論分析，他還回顧歷史，“近世歐洲政治史只可以算是帝國主義侵略史”，“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影響到全世界的各區域”。但是，張慰慈也認為，隨著一戰后殖民地解放運動興起，當“世界被壓迫的民族的抵抗力充分養成時，便是帝國主義的末日了”。他在思想光譜上并非社會主義者，但他同樣意識到，民族帝國主義的發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未來被壓迫的國家與民族必然掙脫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攜手共建一個真正公正平等的世界體系。可見，探索一條不同于19世紀東西列強通過殖民擴張來增強國力的發展道路，在近代中國有著極為深厚的思想基礎。
（作者王銳，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暨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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