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七大的時候，毛主席的正確建軍路線遭到否定、陳毅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朱德嚴重不理解主席正確建軍路線、劉安恭近乎瘋狂的污蔑、抹黑、攻擊、迫害主席。但是，毛主席依舊以紅軍事業、中國革命大局為己任，極盡所能為紅軍出謀劃策、提供他的正確指揮意見。紅四軍七大后、古田會議之前，紅軍的行動可以概括為“一勝一敗”，這一勝，就勝在了接受毛主席的正確軍事指揮意見；這一敗，就在于背離了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
1929年7月29日，毛主席出席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同朱德、陳毅商討對付敵軍“三省會剿”的計劃。毛主席精準指出：“敵人內部有矛盾，他們各自為政，所謂‘會剿’，實際是‘會’而不‘剿’、‘剿’而不‘會’。對于敵人的‘會剿’，我們不能硬拼，應在閩西采取比較靈活機動的戰術，敵人打過來，我們就縮小目標，轉移敵人視線，分散敵人的力量。敵人一走，我們再打過去。”（黃允升：《毛澤東的三落三起》。中央文獻出版社）會議決定紅四軍一路在閩西通過游擊戰爭擾亂敵軍，另一路出擊閩中、到敵人兵力薄弱的方向發展，以分散和轉移敵軍的力量。可見會議接受了主席的正確指揮意見——以一小部分兵力牽制和擾亂敵人，并以另一部分兵力打倒外線轉移敵人的視線，等敵人不得不走之后再打回根據地。
在此期間，主席親自指揮最危險的內線作戰，他僅僅指揮兩個縱隊，就有力的牽制和干擾了敵人。“這期間，紅四軍第一、第四縱隊，在毛澤東和閩西特委指導下，在上杭、永定、龍巖三縣分兵游擊，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并以有限的兵力，與蘇區群眾密切配合，有力地牽制和打擊了‘會剿’之敵。”（《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9年，三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一期間，朱德率領的另一部分兵力之所以出擊相對順利，也離不開主席早就告訴他們的正確戰略戰術以及主席親自在最危險的根據地內線指揮的牽制敵人的游擊戰爭。
在此期間，主席還嚴格、及時糾正朱德的錯誤，使紅軍避免了重大損失。當時朱德率領的第二、第三縱隊計劃渡烏龍江、到贛浙皖邊界打游擊。主席發現了朱德的錯誤。根據主席的意見，閩西特委致信紅四軍前委說:“過了烏龍江則敵消息靈通，運輸便利，更有受大軍包圍危險”“建議前委再調四軍回閩西”（《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9年，三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于是，紅四軍第二、第三縱隊決定返回閩西。紅四軍反“會剿”在毛主席的指揮下取得了重大勝利。
這就是紅四軍七大后的一勝。
1929年10月18日，朱德、劉安恭指揮的中共紅四軍決定冒進到粵東東江地區，這無疑嚴重違背了毛主席避實擊虛、反對冒進、撿著弱的打這一正確戰略戰術。紅四軍前委告訴中央和福建省委:“毛同志久病，現雖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東江，尚不能出發”（《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9年，三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趁著主席因病無法大力工作以及朱德相對軟弱、沒有主席那樣敏銳而果斷，劉安恭盡情瞎搞！次日，紅四軍主力分三路開始向東江地區進軍。離開了主席正確軍事指揮的紅四軍遭到了慘敗，從到紅四軍以來壞事做盡、嚴重禍害紅四軍、不停污蔑和迫害毛主席的劉安恭也在這次慘敗中徹徹底底的死了。紅四軍在梅縣之戰慘敗之后，朱德決定撤出東江，返回閩西。
無疑，“紅四軍主力‘冒進閩中’企圖放棄割據贛南、閩西計劃，想到湘贛皖邊界游擊，只是由于敵人的阻攔和自然條件的障礙才不得不返回閩西；為貫徹中央決定，軍部率三個縱隊離開閩西又南下，企圖待機奪取廣東大城市，割據東江，只是由于梅縣受挫，又才不得不返回閩西。可見，紅四軍新前委沒有堅持割據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的計劃，紅四軍也沒有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根據地建設方面，這不能不說是忽視了毛澤東在贛南、閩西擴大‘工農武裝割據’的戰略思想，也不能不說是紅四軍七大否認黨內存在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的結果”（黃允升：《毛澤東的三落三起》。中央文獻出版社）紅軍的這次慘敗，就是違背毛主席正確軍事路線的后果。
這就是紅四軍七大后的一敗。這次大敗之后，毛主席出山整軍，在古田會議親手締造了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軍隊。
紅四軍七大后的一勝一敗證明——按著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紅軍就能打勝仗；背離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紅軍就會打敗仗。
不僅僅是軍事方面，很多方面的事實都足以證明——堅持了毛澤東思想、堅持了毛主席指引的正確路線，就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違背了毛澤東思想、背離了毛主席指引的正確路線，就會走向小道、邪路甚至不歸路。
共產黨離不開毛主席的路線、人民軍隊離不開毛主席的路線、中國人民離不開毛主席的路線、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離不開毛主席的路線，這就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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