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以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醫來
控制病情。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
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
話說1972年3月5日，毛澤東在原海軍政委蘇振華的來信上批示道：
“此人似可解放了。”
3月13日，英國政府受到美國的影響，在北京和中國政府簽署聯合公報，決定從即日起，將雙方派駐對方的外交代表由代辦升格為大使。
英國同時宣布：自本日起，撤銷其在臺灣的官方代表機構。
3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二號文件》，公布了毛澤東關于巡視南方的《談話紀要》。
據紀登奎回憶說：“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談話紀要》，現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示，都是經過加工的，許多重要的東西都給刪去了。我最反對的就是斷章取義，把毛主席的好多東西刪改得不像樣子。”
吳德也在回憶中說：“那時張春橋為了不突出他個人，提出在傳達毛澤東指示時，不要提到他。”
中共中央在《第十二號文件》的通知中是這樣寫的：
“毛主席的談話，以路線斗爭為綱，總結了我黨50年來10次路線斗爭的經驗，提出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3個基本原則問題，明確指出1970年廬山會議的斗爭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反復強調對犯錯誤的干部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毛主席的談話，是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加強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是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有力武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談話，進一步開展反對林陳反黨集團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斗爭進行到底。”
紀登奎后來說：“這個通知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的，也是他們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經對我說：‘張春橋和姚文元對我的思想吃得很透，總結我的理論要點也很精粹。林彪反對他們，林彪有這個水平嗎？陳伯達也沒有這個水平呀！是他們在嫉賢妒能，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沒有一套，但是在搞陰謀詭計上卻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是張和姚最后定稿的，總結得很好，這對你來說，也會有作用的。’”
現將張春橋和姚文元最后定稿的毛澤東南巡《談話紀要》，全文抄錄如下：
“毛主席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了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我們這個黨已經有50年歷史了，大的路線斗爭有10次。這10次路線斗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么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毛主席逐次講了10次路線斗爭：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1927年‘八七’會議以后，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81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里面有我說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桿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權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后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余的話》。”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后，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3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贊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臺了。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共產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4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搞光了。從1931年到1934年，這4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臺了。”
“在長征的路上，1、4方面軍匯合以后，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長征前紅軍30萬人，到陜北剩下2萬5千人。中央蘇區8萬，到陜北只剩下8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愿到陜北去。那時不到陜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陜北，那怎么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么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么多根據地呢？到了陜北，張國燾逃跑了。”
“全國勝利以后，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里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什么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搞成。”
“再就是1970年廬山的斗爭。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見心里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后搞突然襲擊，5個常委瞞著3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3項議程。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天才問題是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6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7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么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么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并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林彪同志的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以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么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后，又趕快收回錄音。既然有理，為什么要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
“1959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斗爭，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跟劉少奇的斗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廬山這一次的斗爭，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么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林彪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的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么‘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6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聽，等于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么‘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么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黨內的10次路線斗爭，江青直接參與的是兩次，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的斗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斗爭，她在外圍，沒有介入到核心里來。這個人，頭腦清醒。但是她的言論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傳聲筒，但是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后，我采取了3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墻角。批了陳伯達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38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么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再增加一些人，這就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墻角。你們對廬山會議怎么看？比如華北組2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99人的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5個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干部都不讓知道，這怎么行呢？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的意見提出來的，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要謹慎。第一軍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要謹慎。不要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的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后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廣州軍區寫的那個三支兩軍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語上，我添了認真研究4個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視。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情，還要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顛倒了？”
“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將退位，小兵回營。”
“過去我們部隊里在軍事訓誡中有制式教練的科目。從單兵教練，到營教練，大約搞五六個月的時間。現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們的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一好帶三好，你那一好也許帶得對，也許帶得不對。還有那些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開得好的，也有好多是開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線問題。路線不對，那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就開不好。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還是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學全國人民。”
“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寫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里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么！我們唱了50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斗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斗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斗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后，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1條，八項注意的第1條與第5條，這幾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多好呀。三大紀律的第1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輝，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再就是八項注意的第1條和第5條，對人民，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要耍驕傲，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這是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員和人民。”
“廬山會議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后多讀點書。高級干部連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都不懂，怎么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么辦？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4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么大的權。我的秘書只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彭、羅、陸、楊揪出來了，這是很大的收獲。損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還站不出來。我們的干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總是少數。清除的不過1%，加上掛起來的不到3%。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么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的同志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么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再說3月25日，毛澤東在楊成武的女兒楊俊生關于楊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來信上批示道：
“此案處理可能有錯，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因患癌癥病逝于北京，享年63歲。
據江青的機要秘書楊銀祿回憶說：“江青得知謝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幾天無精打采，飲食減少，睡不好覺，也很少說話。”“中央辦公廳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禮堂參加謝富治的追悼會。我報告江青時，她很難過地說：‘我知道了。’我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聽到她打鈴叫我。我快步走進她的辦公室，她抬頭對我說：‘你剛才告訴我，富治同志的追悼會是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吧？沒有錯吧？’我說：‘是，是在公安部禮堂，是這樣通知的。’江青很不高興地說：‘你給總理打個電話，就說是我的意見：富治同志的追悼會在公安部禮堂舉行是不合適的，他是政治局委員，追悼會應該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請總理考慮我的意見。’我打通總理的電話后，把江青的原話報告了總理。總理說：‘請你報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會的地點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會在公安部禮堂舉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對我說過：我死了以后，追悼會就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因為我是公安部部長，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就意味著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對那里有感情。我們還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我把總理的意見報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無奈地對我說：‘那好吧，我尊重總理意見和富治同志的愿望。’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難過得遲遲下不了汽車。等她下了汽車以后，可能是因為她既難過，腦子又亂，所以走路都不穩了，警衛員和我一邊一個攙扶著她，艱難地走進追悼室。一進門她就哭泣著叫了一聲：‘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淚奪眶而出。她步履蹣跚地走到謝富治的夫人劉湘屏面前，兩人相擁而泣，她對劉說：‘要節哀呀！保重身體，富治同志離我們而去，這是無法挽回的，我們活著的人要好好活著，繼續跟階級敵人斗！’江青從追悼室出來，還難過得直流眼淚。上汽車都比較困難，是警衛員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車。”
關于對謝富治的評價，《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謝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經常有聯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觸，是為了處理田家英的事情，總理讓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談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請我去他家里吃飯。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來了，這么一個有著赫赫戰功的老將軍，家里的擺設卻比我還簡陋，簡直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說我是貴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來飯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沒什么兩樣的，只不過多加了幾個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從心底里就對他產生了深深的敬意。謝富治長期擔任公安部長，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經常把一些疑難問題擺出來，讓我幫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談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龍，于化龍漏夜批文，覺得手中之筆有千鈞之重。紅筆一點，身首分離，人命關天啊！謝富治說，他的筆點下去，那要比于化龍更重得多了，不知要關系到多少人的命運了。所以，他總是戰戰兢兢的，不敢有絲毫馬虎。謝富治是個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觀上沒有去搞過一個冤案。”
1972年4月上旬，國務院第八機械部部長陳正人、內務部部長曾山兩位老干部，因病救治不力，在一周內相繼去世。在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批示，指示衛生部對疏散在各地的副部級以上干部，普遍進行了體檢，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
衛生部組織了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對近500名副部級以上干部做了體檢。其中，有不少人是從外地“五七干校”趕回來的。爾后，還重新安排了他們的工作。
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論中寫道：
“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干部、新干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采取教育為主的方針。”
社論中還寫道：
“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
1972年“五一”節前夕，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樸方獲準到北京就醫，鄧小平的女兒毛毛陪同她哥哥前往北京。
此時，已經從南昌回到北京的王震，托人把毛毛叫到他家里，詳細詢問了鄧小平的情況。他對毛毛說：
“我要向主席和中央上書，請你父親出來工作。”
5月間，毛澤東決定在全國全黨發表他于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那一封著名的信件。
本傳前面已經說過，原信已燒毀，此次發表的是周恩來保存的那一份抄件。其內容本傳前面已有抄錄，這里不再贅述。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和國家機關及軍隊各方面的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周恩來主持了會議。他首先就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作了說明，他說：
“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７月11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據張耀祠回憶說：批林整風匯報會“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同林彪反黨集團斗爭中犯有錯誤和有牽連的同志，讓他們有一個交代和說明問題的機會。第一天，會議有汪某某同志（原文如此——筆者注）等檢查和說明問題，他們的檢查非常好，講得很客觀，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周總理聽后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周總理打電話向毛主席匯報了會議的情況。毛主席聽后問道：‘大家鼓掌了沒有？凡是在會上作了檢查交代和說明問題的同志，都要鼓掌歡迎。今天會上沒有鼓掌的，明天開會要宣布鼓掌歡迎。’”
這次批林整風匯報會一直開到6月23日才結束。
5月間，周恩來在體檢中發現患了膀胱癌。醫療組馬上把他的病情報告給毛澤東。張玉鳳觀察到：在逐字逐句看完醫療組關于周恩來的病情報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毛澤東當即在病情報告上批示道：
“由劍英、穎超、汪東興和張春橋領導恩來同志的醫療工作。”
毛澤東又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關于治療問題，他對著名的泌尿科專家吳階平說：
“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以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醫來控制病情。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
他的要求是“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
1972年6月27日晚，首都體育場歡聲笑語，熱鬧非凡。在6月25日來華訪問的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蘭卡小朋友，向中國兒童贈送了一頭小象。周恩來宣布中國兒童贈送斯里蘭卡小朋友一對白唇鹿。
國家體委為歡迎班達拉奈克夫人舉行了精彩的體育表演。賓主邊看邊談，氣氛非常融洽。
6月28日，毛澤東會見了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班達拉奈克夫人對毛澤東說，她有3個孩子，并拿出3張照片給毛澤東看，請毛澤東簽名。毛澤東當即在照片上一一簽了名。班達拉奈克夫人又拿出一個簽名薄，請毛澤東為她本人簽名。毛澤東欣然揮筆寫下了“毛澤東贈班夫人 1972、6、28”。
毛澤東在談話中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他指著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對班達拉奈克夫人說：
“在外交部，她們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邊站，弄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里，在那些所謂‘左’派手里。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他們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后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里頭。‘總后臺’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這些所謂的‘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自林彪事件后，毛澤東體弱多病，深居簡出，能到他身邊匯報情況的人很少，甚至連政治局委員、中央副主席想見他也很難。而王海容、唐聞生卻能在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常常見到他。毛澤東對她們二人也非常信任，讓她們參加政治局會議，然后聽取她們的匯報。
1972年7月7日，毛澤東在原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子女的來信上批示道：
“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
7月10日，毛澤東會見了法國外交部長舒曼，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現在跟英國搞好，我贊成，要團結起來才好，有時吵架是難免的，但總應該大團結，小吵架。我們不希望你們那么亂。你們還要注意，蘇聯的政策是聲東擊西的，口里講要打中國，實際上想要吞并歐洲，危險喲。”
7月11日下午，毛澤東的恩師、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王季范先生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機關為王季范先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向王季范先生敬獻了花圈，他在花圈的飄帶上寫著：
九哥千古！ 毛澤東敬挽
7月14日，周恩來會見了正在中國訪問、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訪問團和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全體成員。
7月19日，在中國訪問的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羅克珊·維特克，向陪同她的中外友協工作人員表示，希望能見一見江青。于是，對外友協就向周恩來呈送了一份報告。周恩來考慮到維特克是一位年輕的女教授，對中國也比較友好，就將對外友協的報告批轉給了江青。他寫道：
江青同志：
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果不愿見，也可不見。在你尚在北戴河時，已請鄧穎超、康克清兩同志見她，談談長征。蔡大姐因身體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擬見了。
周恩來
江青按照周恩來的安排，先讓接待人員把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講話轉告給維特克，并把重要的部分讀給維特克聽，讓維特克知道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義，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抽出了不少時間，和維特克進行了交談，回答了她提出的各方面的問題。
后來，維特克記述了她和江青的交往情形，她寫道：“江青戴著一副褐色的塑料邊框的眼鏡，我也曾在六十年代初以來有關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過。她的很好的橄欖臉色在熱氣中閃閃發亮。她的鼻子和面頰完全是雕刻出來的，造型和毛澤東的有些像。她身高不過5英尺5英寸（大約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數山東人那樣）。她站在我面前，要矮1英寸，皺著眉頭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纖細，骨骼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細，走起路來比較輕柔優雅。她的手很細致，手指非常細，正如古代詩人所稱的‘纖纖玉指’，動作就像流水一樣。
她的衣著比較保守——珍珠灰的褲子配著一件相稱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絲質襯衫。和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她也穿著塑料涼鞋，雖然她的涼鞋是與眾不同的白色。她還帶著一個與我們無產階級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裝束的風格、剪裁和質量，都和鄧穎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細很多。和鄧的一樣，衣服的邊角不是很精致。她們衣服的肩部很引人注目，難道這些就是無產階級風格的體現嗎？”“她享受的服務與其他人沒什么區別。”
“一個小時之后，我們又從晚宴上來到天橋劇場，觀看江青改革的第一個京劇樣板戲《紅燈記》。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要求所有的文藝都要達到這種無產階級的政治標準。”
“她專注地看著我，說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諾的路，走斯諾夫人的路。’”“‘可能有人會說我們把你洗腦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嗎？’‘不，我不怕。這種洗腦，是不可能的。’‘畢竟，’她說：‘尼克松總統和夫人也來過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總統和夫人，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們都可以競選總統！’”
“她轉到了更加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現在的角色。她說我是第一個了解她的過去歷史的外國人。然后，又提到了發表這次會見內容的問題：‘你可以發表。但是，你必須認識到我不是把你當成一名記者，而是一個好朋友。首先，我還得請總理檢查這次會談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訴你的都是事實。很顯然，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領袖）走的是一條曲折困難的道路。即使我現在都快60了，我仍然有決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她解釋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義。”
7月21日，早在4月下旬從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回到北京參加批林整風會議、并檢查身體的陳云，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請求中央根據我身體情況，分配給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22日，毛澤東在陳云的來信中批示道：
“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7月24日，毛澤東找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和王殊談話。
早在5月間，聯邦德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通過中國新華社常駐波恩記者王殊，向中國政府傳遞信息，要求訪華。不久，施羅德便獲得了中國方面的邀請。7月間，施羅德率團來到北京訪問。毛澤東指示從波恩召回王殊，進一步了解聯邦德國政府的動態。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說：
“西方有些人正在討論蘇聯的戰略是向西還是向東，還是聲東擊西，有些人還在幻想禍水東移。”
他列舉了中外史上一些聲東擊西的戰例，接著說：
“歐洲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美蘇爭奪的重點在歐洲，雙方的大軍都擺在歐洲地區，爭奪越來越激烈。西歐國家太多、太散、太軟，受到美蘇兩霸爭奪的威脅，要聯合起來，維護和平與安全。”
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了施羅德訪華的情況。毛澤東說：
“可以請一些人來，右翼的也請來，我也可以同他們談。尼克松來，就在這個房間里，我們談得還不錯。歐洲矛盾很多，局勢很復雜。沒有什么明燈，全是胡扯的。可以請一些人來，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調查研究，情況弄得確實一些。”
在談到中國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那件事時，毛澤東說：
“那個文件，我本來也是看了的，畫了圈。后來到了晚上，考慮還是要請，就叫打電話。結果他們那邊也是沒有準備，就去請示東京的大使館，馬上發護照，就來了。”
毛澤東還說：
“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
關于培養接班人問題，毛澤東說：
“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于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么辦？我的意見就是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30至40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年、中年還要。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輔助。”
幾天以后，中國外交部委派王殊為中方談判代表，聯邦德國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長史塔登為談判代表，在波恩舉行建交談判。雙方于9月29日達成協議，并草簽了建交公報。
欲知毛澤東關于接班人的設想落實得怎么樣，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和周恩來等人談到接班人問題時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于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么辦？我的意見就是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30至40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年、中年還要。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這的確是一個防修、反修的好主意！倘若那時候真的“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找一批“年齡在30至40之間”的杰出的工人、農民代表，“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再配備一些好的“老年、中年”干部，這樣的一個領導班子在毛澤東指導下工作幾年，逐步充實、穩定下來，中國肯定是有希望的！只可惜理想和現實總有很大的距離。正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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