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誕生之際，世界處于冷戰的大背景下，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堅決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據已公布材料統計， 1949年前周恩來就至少三次去過蘇聯。新中國成立后，作為總理兼外交部長的他訪蘇達10次以上。其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貫徹執行、為中蘇兩國友好關系的鞏固發展、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僅就新中國成立伊始周恩來三年間三次赴蘇的主要目的和取得的成效作初步探討，以期深化對上世紀50年代中前期中蘇關系的研究。
一、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第一次訪蘇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第一次訪問蘇聯是1950年1月10日至3月4日，這次去蘇聯是應在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的毛澤東電召，趕往蘇聯主持與蘇方領導人就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進行談判。
周恩來是1月20日抵達莫斯科的，他在車站發表演說時強調：“中蘇兩大國家進一步的友誼與團結，對于世界和遠東的和平進步事業毫無疑義將有重大的意義。” 1月22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與斯大林會談，磋商如何區別于國民黨政府與蘇聯訂的舊約，如何起草新的友好同盟條約和借款等協定的各項原則和方法。毛澤東和斯大林都認為：在新的形勢下，過去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訂的同盟條約已不適用了，因為那是在對日作戰時訂立的。現在國際形勢和中蘇兩國情況已發生重大變化，必須另訂新約，密切兩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外交的合作，共同對抗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中蘇兩國的合作關系應在新條約基礎上固定下來。雙方商定由周恩來、米高揚、維辛斯基進行具體談判，起草條約和有關協定。
從1月23日開始，周恩來和李富春、王稼祥等人同蘇聯領導人米高揚、維辛斯基、葛羅米柯、羅申就條約和有關協定的內容進行了談判。1月24日周恩來主持擬定出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草案，并在條約名稱上增加“互助”二字。經毛澤東同意后，周恩來將中方擬定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送交維辛斯基。
2月2日，周恩來替毛澤東起草了致劉少奇電，將大體擬定好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草案告知國內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并讓胡喬木幫助校正一下。然后周恩來開始主持起草《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規定了中方收回期限。翌日，周恩來又起草了他和毛澤東聯名的致劉少奇急轉陳云、薄一波電，就中蘇貸款協定中一些具體問題，如蘇聯要求中國供應鎢、銻、錫、鉛四種戰略物資等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
◆周恩來
2月5日，周恩來再次替毛澤東起草致劉少奇電，將《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及其議定書、《中蘇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及其議定書和《中蘇兩國外交部長的換文》等六個文件發回國內，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并在電文中提出，在簽字的前一日請劉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舉行座談會，并對這些文件作解釋性的報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同日，周恩來還致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附上中國急需從蘇聯進口的物資訂貨單，希望蘇聯滿足中國的訂貨需求，并表示中國愿意向蘇聯供應它所急需的物資。
從2月8日至14日，周恩來多次致電中央政治局，通報中蘇兩國談判的概況，通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中蘇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兩個文件的文字校正、簽字時間，還研究了國內就此事如何進行宣傳報道等問題。
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和毛澤東、斯大林及中蘇兩國其他領導人一起出席了幾個重要文件的簽字儀式。周恩來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同蘇聯政府全權代表維辛斯基共同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中蘇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條約》和《協定》的簽訂保衛了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按照文件規定：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侵襲因而處于戰爭狀態時，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而且還規定蘇聯應不遲于1952年末將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和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政府。蘇聯軍隊從旅順口撤退，中國政府償付蘇聯自1945年以后在此處的建設費用。為支援中國經濟建設，蘇聯政府以優惠條件貸款三億美元給中國政府。周恩來在簽字儀式上指出：這些條約協定的簽訂，對于新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說來是特別重要的，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當晚，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一起出席了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舉行的盛大招待會，慶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一系列協定的簽訂。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什維爾尼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等500余名來賓應邀出席了招待會。
2月16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出席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盛大宴會。次日晚，他和毛澤東等一行14人乘火車離開莫斯科回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揚、布爾加寧等前往車站送行。3月4日，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行返抵北京，圓滿完成了這次出訪任務。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第一次訪蘇達到了預期目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的簽訂是新中國外交的第一個重要成就，這個條約把中蘇兩國在軍事、經濟、外交上的密切合作關系固定下來。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關于中蘇條約和兩個協定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闡明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的重大意義在于：“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
二、為抗美援朝周恩來第二次訪蘇
新中國成立伊始，周恩來第二次訪問蘇聯是1950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這次出訪任務很急，專門為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是否出兵，以及如果出兵后蘇聯是否給予中國軍事援助、特別是提供空軍掩護問題來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緊急磋商。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發布《關于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日，毛澤東派周恩來和林彪飛赴蘇聯，代表中共中央去同斯大林等人商談抗美援朝和蘇聯軍援問題。
10月10日，周恩來帶著中國出兵和不出兵兩種意見抵達莫斯科。翌日午后，他和林彪抵達蘇聯的克里米亞，同在此休養的斯大林會談。會談中，周恩來介紹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出兵援朝的問題，說明中國的實際困難，提出只要蘇聯同意出動空軍給予空中掩護，中國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時要求蘇聯援助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所需的軍事裝備，包括各種類型的武器與彈藥。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滿足中國抗美援朝所需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軍事裝備，但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才能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的作戰。斯大林接著解釋了蘇聯不能出兵的理由，他說蘇聯雖設想過幫助朝鮮，但早已聲明蘇軍從朝鮮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現在戰場上，更不能同美國直接對抗，否則就是國際問題了。他還表示：蘇聯雖可提供空軍支援，但不能進入敵后，以免飛機被擊落而造成國際影響。
◆周恩來
對于斯大林的這個答復，周恩來是有所心理準備并且能夠理解的，他速將會談情況電告了毛澤東，并于10月12日飛返莫斯科。他后來回憶說：那天談了一天，當我們問到蘇聯能否出動空軍幫助中國入朝作戰時，斯大林動搖了，“說中國既困難，不出兵也可，說北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
毛澤東接到周恩來電報后，立即致電彭德懷：在東北的各部隊就地訓練，暫不出動。同時決定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朝鮮問題。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中國出兵援朝問題。當晚10點，毛澤東將政治局的決定電告周恩來：“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并請周恩來“留在莫斯科幾天，和蘇聯同志重新商定上述問題”。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示后，當日夜約見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轉告了毛澤東來電內容，要求他立即報告斯大林。第二天，周恩來致電斯大林，提出一些急迫的問題請其答復，主要是在兩個或兩個半月后蘇聯能否出動空軍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作戰，蘇聯可否派掩護空軍駐扎中國沿海大城市？并提出需要購買飛機、坦克、炮類、海軍器材、汽車、重要工兵器材等。隨電附上了中國政府第一批關于各種炮類及其附屬器材的訂貨單。
10月14日，周恩來又收到毛澤東的來電，毛澤東告訴他我軍決定于10月19日出兵和我軍整個軍事部署。周恩來迅速將來電內容通知了斯大林。當晚9時，毛澤東再次致電周恩來，指示周“請再與蘇方一商，可否從商訂掩護城市的噴氣式空軍中先抽調一個師來北京，以掩護首都的空防”。隨后幾日，周恩來同莫洛托夫繼續進行了具體磋商。最后，蘇聯方面同意在中國出兵時提供軍事裝備，并答應派空軍到中國幫助防空和訓練，但不得越出中國國境。
10月18日，周恩來結束了這次訪蘇之行，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了中國出兵朝鮮問題。會上，周恩來匯報了在蘇聯與斯大林等人談判的情況，彭德懷匯報了志愿軍的準備情況。會議最后決定，中國人民志愿軍按原計劃于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
周恩來這次訪蘇取得了預期的主要目的，雖然斯大林出于對蘇聯自身利益的考慮沒有答應出動空軍幫助中國軍隊在朝鮮作戰，但通過周恩來多次與蘇方領導人會談，蘇方最終同意給中國提供赴朝作戰的軍事裝備，答應派空軍幫助中國進行防空和軍事訓練。周恩來的外交努力對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增強中國國防力量、鞏固中蘇友好同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為爭取援建周恩來第三次訪蘇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第三次出訪蘇聯是1952年8月15日至9月24日。這次訪蘇和其后的幾次訪蘇，主要目的是為了爭取蘇聯對華經濟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加快推進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
朝鮮戰爭期間，中共中央確定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周恩來從1952年起便著手主持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面對中國工業基礎薄弱的狀況，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為了實現我國的工業化，就必須主要地依靠新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建設。”為盡快改變中國經濟落后現狀，急需爭取蘇聯援建我國一批現代工業建設項目。
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代表團成員有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等。周恩來一行于17日抵達莫斯科，他在機場發表講話說：中國政府代表團“這次來莫斯科，是為了繼續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并商談各種有關問題。中蘇兩大國的友好合作的繼續發展，必然對于中蘇兩國人民的和平建設事業，以及對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建設事業，都將有更重大的貢獻”。
8月18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他向蘇聯外交官員說明，這次訪蘇目的有二：一是向斯大林報告朝鮮和談情況和中國五年計劃；二是要和蘇聯政府商談旅順軍港、中蘇共管修筑鐵路、中國地質勘探、工業設計、工礦裝備、器材訂貨、技術援助和國防建設、蘇聯貸款等問題。這次訪蘇期間，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與蘇聯政府代表團進行了多次籌商和談判，并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舉行了三次正式會談。
8月20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同斯大林舉行第一次會談。蘇方參加的有莫洛托夫、維辛斯基等。周恩來簡述了中國代表團將同蘇聯商談的問題，并介紹了毛澤東對朝鮮戰爭和國際形勢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毛澤東對朝鮮戰局的分析和在停戰談判中所采取的方針，表示愿意盡力在工業資源勘探、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和派人到蘇聯留學及實習等方面給中國以幫助，并指定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維辛斯基、庫米金組成蘇聯政府代表團同中國政府代表團商談各項具體問題。
8月21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同蘇聯政府代表團舉行了首次會談，雙方討論了旅順口問題、中蒙鐵路修建問題、蘇聯援助中國種植和割制橡膠的協定等問題。兩天后周恩來將《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后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的譯文送交蘇方。8月27日和9月1日，中蘇兩國政府代表團又舉行了兩次會談，雙方討論了蘇方提出的關于旅順口換文修正案、關于中長鐵路移交公告、關于橡膠技術合作協定修正案等問題。期間，周恩來將《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及八個附表、《中國國防軍五年建設計劃概要》的譯文送交蘇方。
9月3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同斯大林進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的中心依舊圍繞中國五年建設計劃與蘇聯對華經濟技術援助問題展開，蘇方參加的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米高揚、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維辛斯基等。周恩來在會談中明確表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現，“要取決于中國人民的努力和中國期望從蘇聯那里得到的援助”。周恩來向斯大林和蘇聯其他領導人介紹了三年來中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建設等情況，說明了今后五年建設的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基本目標，希望蘇聯政府在地質勘察、設計、工業設備、專家援助和技術資料等方面給予幫助。周恩來還向斯大林介紹了中國一五計劃建設的規模：初步擬定建設151個工廠，而航空工業企業、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業除外。現在已將151個工廠壓縮為147個工廠。斯大林表示：中國三年經濟恢復期的工作，“給我們這里的印象很好”。他提出的建設性意見是，制定計劃要留有余地，因為總是存在著不利的條件，不可能把各種因素都考慮進去；制定的計劃一定要能超額完成；要留有后備力量，才能應付意外的困難和事變。他建議未來五年中國工業建設規劃中，工業總產值從每年遞增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十五，同時表示愿意為中國實現五年建設計劃提供所需要的技術設備、貸款等援助，并派出專家幫助中國建設。會談后，周恩來立即將會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周恩來
9月6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說：“9月4日電收到。同意你們關于中蒙鐵路的意見，并同意待鐵路修成后再行公布協定。”當日，周恩來致信莫洛托夫，告知其中國在明年開始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從蘇聯進口的裝備和普通貨物以及非貿易支出所需要的外匯額度，請蘇聯政府在今后五年中給予40億盧布的貸款，并說明了貸款及應付利息的歸還期限。同時向蘇聯政府提出，為了迅速提高中國的技術水準，請將蘇聯經濟建設的各種技術資料，即工業產品的技術標準，建設礦山、工廠、學校、醫院等的典型設計，工交企業的技術操作規程，機器制造圖紙和先進企業的原材料、電力、燃料消耗的技術經濟定額等資料供給中國。
9月8日，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回信同意了周恩來的要求。當日，中蘇兩國政府代表團再次舉行會談，商討1952年和1953年朝鮮作戰的軍事訂貨問題和聘請蘇聯專家問題。周恩來將抗美援朝作戰訂貨單、委托蘇聯幫助設計的建設項目名單、聘請各類專家名單、國防工業各系統的發展計劃、各軍兵種五年建設計劃所需裝備的訂貨單等文件交給蘇方。
9月14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四個文件的簽字時間定在十五日晚九時，北京時間已在十六日上午二時，故新華社廣播準備在十六日上午，同日亦可見報。”翌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中蘇幾個協定的簽字儀式。中蘇雙方簽訂了《關于橡膠技術合作協定》，交換了《關于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通過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告》。同時，簽訂了中、蘇、蒙三方《關于組織鐵路聯運的協定》。周恩來在簽字儀式上致詞說：三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在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成就，“是與偉大的蘇聯人民和政府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對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的親切關懷和偉大援助分不開的。”“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種深切的友誼和援助。”
9月19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同斯大林進行了第三次會談。雙方就朝鮮停戰談判、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中蘇友好交往、越南人民的抗法斗爭等問題交換意見。隨后，周恩來又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蘇聯增派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
1952年訪蘇期間，周恩來還與蘇聯領導人商討了朝鮮戰爭和蘇聯軍事援助問題以及黨的工作經驗。如9月4日周恩來出席了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員同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樸憲永的會談，共同討論了中朝空軍在朝鮮作戰和戰俘遣返等問題。9月16日周恩來與粟裕、劉亞樓等同布爾加寧進行了軍事會談，研究解決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一些具體問題。此前一天，周恩來還和李富春、張聞天同蘇聯領導人馬林科夫交流了黨的組織工作經驗。
9月22日，周恩來完成了訪蘇談判的主要任務后，和陳云、粟裕等人離開莫斯科回國。行前他安排李富春留在蘇聯，繼續與蘇聯領導人商談援華的具體工作。9月24日，周恩來一行返抵北京。對這次訪蘇成果，周恩來在機場發表談話時闡明：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業已圓滿地完成了有關兩國重要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的商談，完成了毛澤東主席所委托的光榮任務，使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 9月29日，毛澤東在審定《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稿時，對“最近中蘇兩國關于在重要政治經濟問題上已經取得的一致的成功的談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四、周恩來多次訪蘇的深遠影響
在中蘇關系的演變中，周恩來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他對新中國外交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著僅次于毛澤東的影響力。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周恩來三次密集出訪蘇聯，對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確立、對維護世界和平、對中國經濟建設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他不僅是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而且還是最主要的執行者。新中國成立伊始，他多次與蘇聯領導人就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就蘇聯經濟技術援助、就重大國際問題與蘇聯領導人交換意見。幾乎每次都取得一定成果。經周恩來的外交努力，中蘇兩黨兩國友好合作關系很快就從政治、外交、軍事領域擴大、延伸至兩國間在經濟建設、雙邊貿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奠定了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基礎。周恩來的對蘇外交，對維護世界和平，發展中國經濟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繼新中國成立后三次訪蘇后，周恩來為爭取蘇聯援助仍做了大量不懈的努力。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周恩來率黨政代表團專程前往吊唁，同時與蘇聯新的領導人繼續商談援建問題。1954年10月12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中蘇關于蘇聯政府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五億二千萬盧布長期貸款的協定》和《中蘇關于蘇聯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建15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141項企業設備的供應范圍的議定書》。至此，蘇聯援建的156項大型建設項目以政府間協議的形式確立下來。經周恩來多次談判爭取到這些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項目，對中國一五計劃的完成和獨立工業體系的建成發揮了特殊作用，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工業基礎許多是一五期間在蘇聯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1954年10月，周恩來在有關蘇聯援建中國的建設項目協定的文本上簽字。
在冷戰的國際背景下，中蘇兩國關系的好壞對世界形勢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周恩來視野開闊、頭腦靈活，善于交流，對國際問題的思考、判斷具有戰略眼光，有著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他提出的外事工作的對策和建議往往對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重大外交決策有直接的影響。在新中國確定“一邊倒”的外交決策中、在構建中蘇友好互助同盟過程中、在爭取蘇聯對華經濟技術援助中，周恩來皆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為新中國第一任總理和外交部長，周恩來領導和參與領導了所有重大外交事件。據不完全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1975年最后一次接見外賓，他參加外交活動達6000余次，親自起草和批閱過的外交文電5000多份。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確立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后，急需與蘇聯建立密切友好的合作關系，周恩來三次赴蘇談判，每次皆取得了重要成果，對中國外交、國防、經濟、科技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對維護世界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寫下了其外交生涯中的燦爛一章。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成功實踐是新中國外交史的一個光輝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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