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加減乘除”，就是算經濟賬。周恩來歷來重視算賬，擅長“加減乘除”，是這方面的典范。他曾說，國家大，這個家不好當，領導者必須注意算賬。
周恩來在1957年曾說過，“中國的物力，說起來是物產豐富，但是也不能那樣簡單地看”。對此，他沒有講什么大道理，而是直接拿數字來算賬：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幾個數目字，就說明不是輕易可以建設得好的。六萬萬人口的國家，這樣多的人口的國家，而我們現在可耕地只有十六萬萬畝。拿我去過的南亞的一些國家來比，只有東巴基斯坦那個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較少，跟我們幾乎相等。除那個地方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我們耕地少的，都比我們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幾倍。我國人口跟可耕地面積比，平均每人不到三畝。城市人口不算，三畝多一點，要是五口人一家，一家就是一公頃，而人家總是一公頃半或者二公頃，乃至于十幾公頃。至于歐洲國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
在此，周恩來提醒人們，我們“必須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必須精打細算，“浪費是不許可的”。經過他的一番“加減乘除”，相信與會者對我國耕地緊張的嚴重狀況會有更深刻的印象，對于節約土地、艱苦奮斗的思想會產生更加強烈的認同感。
關于算賬的重要性，周恩來曾強調說：“中國有兩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他所說的“除法”，就是把生產增長的數字除以人口數，增長就不多了，所以生產要用除法。生產的賬不能孤立地算，而必須跟人口、勞動力的安排、效益等方面都聯系起來算，才能符合實際。他所說的“乘法”，就是把每人消費的數字乘以人口數，那消費就不少了。這一個乘法，一個除法，對于中國這個落后的人口大國尤其重要。他時時提醒人們：只要把中國的人口和產量、產值、鐵路長度計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國還很落后。單獨算產值覺得很大，可是按人口一分，就顯得不多了。
“除法”和“乘法”可以用來算我國生產和消費的賬，而在分析資源問題時，周恩來用的則是“減法”和“加法”。1962年2月，他指出，12年來為了搞建設，占用的好地超過2億畝以上。而12年來，開荒不過1億多畝，增減相抵，少了1億多畝好耕地，嚴重影響了農業，很不劃算。
一個國家除了有“經濟賬”外，還有“政治賬”。兩本賬同等重要，也往往難分彼此。由于長期養成了理性思考、周密計算的習慣，即便是在“大躍進”時期大家普遍“頭腦發熱”的情況下，周恩來對一些違反經濟規律的情形也不輕信，對一些不正常的傾向有著比較清醒和敏銳的觀察。
例如，“大辦鋼鐵”時，河南新鄉市一天放出生產生鐵102萬噸的高產“衛星”。周恩來得知后算了算賬說，我們在鞍鋼，煉一噸生鐵，貧礦石要三四噸，煉焦用煤要二三噸，加上石灰石、輔助材料等要十多噸。河南新鄉一天生產102萬噸生鐵，要1000多萬噸運輸量，這怎么可能呢？
周恩來不僅自己算經濟賬，還要求財政工作者也要時常算經濟賬，做“加減乘除”。例如，他要求他們要訓練自己對數字的記憶能力，一般要能記住兩三年內國家財政預算的重要數字。他還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熟記各種統計數字，開會時要帶上國內外的各種統計手冊，以備隨時查詢。這樣一來，那些“胸中無數”的領導干部在周恩來面前往往就會感到緊張，因為過不了數字關。1959年8月，周恩來審查修改國家計委和統計局起草、準備向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報告稿。報告稿里附了一張計劃表。結果，這張計劃表經過周恩來的手后，每一行計劃數字的備注里，都用紅藍兩色鉛筆計算了一個百分比數字，藍色的表示數字無誤，紅色的表示算錯了。他批評說：“你們工作這樣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錯了也不核對，就往上送，只是劃圈，不負責任，這樣工作怎么行呢！”1966年4月，周恩來到河北省大名縣楊橋公社前桑圈大隊調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問在場的公社書記，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書記答不上來。周恩來隨即批評說：“我在北京不曉得，你在楊橋也不曉得？”
經常做一做“加減乘除”，算一算經濟賬，看起來簡單，也可能很枯燥，用處卻不可小瞧。換句話說，就是要做到凡事嚴謹細致、胸中有數。這里面的道理并不深奧，就是周恩來常說的：我們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勤務員，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不能有半點馬虎。這其實已經不僅僅是算經濟賬了，同時也是一本“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賬。周恩來還說過一句話：“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其中蘊含的實事求是的精神、科學嚴謹的態度和對國家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都是今人的寶貴思想財富。對一個領導干部來說，學會和善于“加減乘除”，既是掌握一種好的科學的領導方法，也是履行一種對國家對人民盡心盡職的領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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