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扛木刀的孩子，延安，1944年，（美）福爾曼 攝
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終于到達目的地延安。
比起重慶，延安顯然粗糙、土氣，沒有一點鮮艷的色彩。國民黨方面的記者甚至說，延安破落、荒涼。用今天的話，延安絕不性感！
的確，在延安的街上，沒有高跟鞋，沒有花花綠綠的綢緞衣服，更沒有時髦女郎，女人和男人一樣忙忙碌碌、行色匆匆，一樣打綁腿，腳蹬藍布軍鞋。穿軍裝的女性，在國統區是很難見到的，這里卻隨處可見。跟重慶那些穿著旗袍、燙著卷發、腳蹬高跟鞋，隨處可見的貴婦相比，延安沒什么脂粉氣，只有革命的戰斗的氣息。
延安市容，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延安人都在忙什么？
福爾曼發現，當地的每一個人，下至農民、工人上至官員、將軍以及學生、教授，都立下生產計劃，制定一年中在各領域所希望完成的大綱，立志與惡劣的生存條件抗衡。在沒有合適土壤的情況下，盡量增加畝產。即便是“教員”和朱德也不例外，“教員”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里種下洋蔥，朱德則種些萵苣和白菜。
這就是CPC提倡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大公報》記者孔昭愷不禁想到了重慶：
“陜甘寧邊區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自力更生，做出那樣的成績實在了不起。回過頭來看看重慶，不論上下照常吃喝玩樂。‘前方吃緊、后方緊吃’，達官貴人經常用飛機從香港運美味佳肴到重慶解饞。哪里看得出國難當頭啊？兩相對照，我不能不認為CPC搞得好。我的頭腦中突然冒出一個想法：誰好誰來（管理這個國家）！”
延安的女性，左起：浦安修、鄧穎超和康克清，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在延安，福爾曼發現了一種足以改變未來中國命運的神秘力量，這就是人民。CPC、八路軍，“教員”、朱德和農民一起勞動生產的背后，意味著什么？
勞動英雄吳滿有回答福爾曼：
“你知道，現在只要有可能，現在軍隊和人民都在相互幫助。八路軍不像國民黨那樣對待人民，他們并不粗暴。在農忙季節一年最后那個大約有10天，各地的軍隊都來幫助農民生產工作。但是他們從來不向我們要食物，甚至我們送他們也不要。我們生病了他們還會派軍醫來給我們醫治。”
吳滿有和王震，1944年，（美）福爾曼 攝
這樣的勞動英雄，福爾曼采訪了許多，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舊社會受盡侮辱和損害的一群人，比如寡婦和孤兒，甚至還有被俘的日偽軍和二流子。但是CPC成功地改造了他們，讓他們受到尊重和善待，把他們變成了勞動英雄，勞動在這里被認為是美德，延安是勞動人民的社會。尊重勞動者，尊重人民，CPC就能和最廣大人民站在一起，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擁護，這種力量是不容小覷的。
除了勞動，邊區還有個特點，就是軍民都在學習。
斯坦因發現，邊區像個巨大的學校，幾乎每個人，老老小小都急切地學習，如果可能的話，還要教別人。80%的人至少能識字三四百個，在軍隊、農村和工廠，很多目不識丁的積極分子，已經能看書看報。
學生的文化娛樂活動，1944年，（美）福爾曼 攝
這意味著什么，這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可想而知。
覺醒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就可以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戰勝一切強大敵人，直至最后奪取勝利。
福爾曼曾經問過一群八路軍的“軍官”，在與國民黨區域連接的防線上，駐扎的兵農合一的八路軍，一旦重慶發動新的“摩擦”時，恐怕很難對付胡宗南的中央軍。五萬對五十萬，你們毫無優勢，戰爭勝負的天平，怕是要一邊倒……
一群年輕的八路軍“軍官”，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然而，對方卻認為恰恰相反：
“你忘記我們還有人民站在一起嗎？！”
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是中國CPC和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這一宗旨決定了中國革命可以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
壓迫和剝削人民的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對立的，這就注定他們失敗的結局相反，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CPC，以及在她領導下的來自于人民、得到人民擁護和愛戴的人民軍隊，在此基礎發動的廣泛的人民戰爭，是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幫助，才有一切可以反擊、限制和消耗敵人的力量，造成“汪洋大海”之勢，使敵人陷于泥潭，永遠難以自拔，直至力竭心疲，斃命于歷史車輪之下。
正在集會的延安民兵，1944年，（美）福爾曼 攝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一切正義的戰爭、為人民群眾利益的戰爭必勝，為人民而戰必勝。
記者們還見到了“教員”，不少人禁不住拿他和蔣介石做了對比。
斯坦因說：
“‘教員’的樣子和行動仍然像農民和教員，他本來是農民，后來又當過教員的。他平易近人，簡單，深思而且精確。他的特殊有力的前額，他的透視一切和極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及其成熟的人格所表現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示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領袖。他和嚴厲的、憂心忡忡的蔣委員長是完全相反的。”
餐前閑聊，1944年，（美）福爾曼 攝
關于“教員”，還有個細節，就是今天我們能看到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和“教員”的合影，后者竟然沒有站在“正位”上！
愛潑斯坦佐證了斯坦因對“教員”的觀感，他說：
“‘教員’的個人作風是平易近人、十分簡樸的。他常常會步行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不帶警衛，同老百姓隨意交談。在集體照相時他總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沒有人把他引導到這樣的位置上（同我們中外記者團合影時就是如此）。他隨便找個地方站著，有時在邊上，有時在別人后邊。”
“教員”和蔣介石完全相反，延安的中國，與重慶的中國，也完全不一樣。
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1941年，（美）福爾曼 攝
在斯坦因看來，重慶雖然有一百萬人口，有發電廠、工廠和現代化機器，又幾千輛卡車和小汽車，交通發達，有幾百架運輸援助物資的美國飛機，有肥沃的大后方與一億多人民。但國民政府治下的人民，厭戰、松散、無助，官員雖也在為抗戰到底而努力，但心情沮喪，政府氣氛人浮于事。所以，重慶只是一個可悲的城市，城市無生氣，市民緊張、毫無目的，國際公認的國民政府黯然失色戰時避難所。
的確，只有四萬人口的延安，沒有電燈，沒有現代化機器，只有四五輛舊式卡車，沒有跟紐約同步的時尚轎車，沒有外國飛來的運輸援助物質的飛機，有的是交通不便、半荒蕪的土地，有的是國民黨和日軍的四面封鎖，以及分散于各敵后根據地的八千萬人民。但延安沒有厭戰情緒，面臨封鎖自力更生，群眾精神面貌積極樂觀，所以延安已經成為另半個中國的首都，另一個抗戰的指導中心，另一個新中國的雛形。
延安的商業區，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由此，斯坦因得出結論，抗戰勝利后，仲供如果去動員國民黨陣營里的人民，起來反抗恐怖襲擊、苛捐雜稅、經濟危機、鄉村封建專制和官僚體制，去追求民主、進步和改革，許多人可能會追隨CPC，拋棄國民黨。
換言之，抗戰勝利后，如果國民黨還想維持其反動秩序，勢必要消滅CPC的先進制度，到時候必將爆發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決戰。
《新民報》記者趙超構的視角，遠比西方記者更加犀利，畢竟中國人更關心中國人的未來。他非常感興趣，CPC是用什么制度，使得工人們所貢獻的汗血，遠比在工頭老板管理之下還多呢？CPC憑什么比資本家做得好，憑什么工人自覺自愿加班加點，以廠為家，迸發出狂熱的勞動生產積極性呢？
陜甘寧邊區難民紡織工廠全體職工攝影
在難民紡織廠，趙超構詢問相關人員，你們工人的生產計劃是怎樣決定的？
對方回答：是工人自己根據自己實際情況，實際生活收支自己提出來的，經過小組會討論，工廠幫助他們整理出來，而不是任何人決定的。
問：工人是否有偷工廠東西到外邊賣的？
答：現在是沒有了，在整風以前，有這樣個別亂象，這是個別工人認識不清，自從去年七月整風以后，每個職工思想都有很大進步，在生產的數、質量上都有了進步，所以現在就沒有這種落后亂象發生。
正在紡車上工作的紡織工人，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問：你們工廠有工人小孩多的，是否有吃不上的？
答：沒有的，如我們有一個工人有五個小孩，工廠就負責三個大的，送高橋的小學校，工廠管的穿吃，又如女工朱曹英生產力低，不能維持小孩奶量，工廠就幫助她一部分。又如一個老漢，六十多歲，就有一個小孩七歲，沒有老婆，那老漢愛惜兒子，不許他兒子遠離，工廠也不是一定要將他兒子送學校，那個孩子的衣食也由工廠負責。
結合歷史看，這段問答，就相當有意思了。
紡織廠的生產狀態，1944年，（美）福爾曼 攝
難民就是流民，流民問題是幾千年來不斷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近代以來在“振興實業”的口號下，流民很多進廠當了工人，成為工人階級，但如何在勞動中救濟扶持并改造他們，讓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既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又增加工廠收入，保證持續的產品質量，這就是很大的現實問題了。
延安的辦法是首先引導工人樹立“新的勞動態度”。
最初，負責這項工作的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出于樸素的階級感情，優先考慮的是提高工人收入，工廠的負責同志也認為這樣做，有利于激發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可問題出來了一大堆，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月，你搞經濟刺激吧？又出現只顧個人利益，只圖高額工資和優厚待遇，而不安心工作等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工人勞動模范趙占魁
干部深入群眾，結合延安當時的整風運動，提出要解決工人群眾的思想問題，樹立新的勞動態度，這就是“趙占魁運動”。
趙占魁是陜甘寧邊區工業戰線的著名勞動英雄，被稱為以主人翁態度做工的新式勞動者。趙占魁運動中模范工人的奮斗目標：“（一）愛護工廠、嚴守紀律；（二）積極工作、始終如一；（三）數量最多、質量最好；（四）愛惜工具、節省資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學習、幫助別人；（七）克己奉公、團結群眾。”
簡單說，就是把廠看作家，把生產勞動視為革命事業。
延安鑄造廠工人，1944年，（美）福爾曼 攝
正如工人自己告訴趙超構的：
“這是我們工人的勞動熱忱，副業生產完全是自動的，我們前方戰士在拼命作戰，我們多勞動一些怕什么？！”
思想工作做通了，工人的面貌煥然一新，明白了為自己勞動這一真理，從“要我干”，到“我要干”，不但能安心工作，生產之外，工人還承擔了副業生產。要想火車快，全憑車頭帶，工會的整風運動，請群眾批評監督，讓官僚主義作風一掃光，干部下基層蔚然成風，幫助工人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生產計劃，產供銷碰頭，減少浪費，保障需求。
人工排字的印刷工人，延安，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強度自然隨之增長，光喊口號，光精神鼓勵，顯然是不行的，趙超構發現工廠在配套福利方面，也是真金白銀，實實在在。總之主打一個不讓老實人吃虧，各項獎勵政策和勞模選拔，也完全向基層下沉，向一線傾斜，體現出工會深入群眾、以人為本的工作理念。還制訂學習制度，節假日期間組織秧歌舞、演新舊戲，給了工人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機會。
這讓外國記者和國統區來的記者，感到新鮮而有益，當然那幾個特殊“記者”除外，不斷煽動著去發現他們希望看到的東西。
但趙超構、斯坦因和福爾曼，還是在參觀工廠結束后，在工人們的盛情邀請下，在《批評簿》上寫下了他們的觀感。
正在加工零部件的鑄造工人，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參觀了本廠的一切，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工作上的創造性，務的自覺性，及集體批評的力量，是建設事業的必要性。——趙超構
“我沒有資格對這里的工作有什么批評或建議，但看到在困難下勤勉工作之后，我覺得完全有資格批評那些使這些工廠和這些工人不能得到工具和原料，以便他們對中國革命和戰爭能有更大得多的貢獻之人們了。——斯坦因”
“我很少看到這么集中表現出來的謙虛和真誠，我所感到印象的，不是你們干了些什么，而是你們沒有東西而制造出東西來，我祝你們成功。——福爾曼”
延安街頭正在上演的抗日活報劇，1944年，（美）福爾曼 攝
那些“造謠社”記者，還有那些國民黨兩統特務，不希望中美人民大對賬，更不希望本國人民知道延安與重慶的不同，他們希望中美人民知道的是國民黨許可的，由他們精心制造的“新聞”。
都是些什么貨色呢？
斯坦因說：
“但是幾個星期后，當我們的中國同行和三位國民政府派來的向導回去后，接受國民黨津貼的重慶民力通訊社就發出了來自西安的下列電訊：
延安反映諾曼底登陸的活報劇中的艾森豪威爾，1944年，（美）福爾曼 攝
‘該團途經各地，罌粟花怒放，蔚為奇觀。
某記者最近有函自延安寄至山西三民主義青年團支團部，詳述其見聞：信中附詩一首如下：
‘到處長著一種奇異的花/我可不知道她的名稱/下騎借問老者/他們都搖頭擺手/緘口不言’”
延安市場上的買賣人，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對此，斯坦因調侃道：
“難道這就是重慶用來功績CPC的那種情報嗎？也就是向委員長報告的那種情報嗎？”
愛潑斯坦更是直接指出：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謊言，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真實的是，外國記者誰也沒有看到一株罌粟，更不用說‘繁茂壯觀’了。盡管記者團經過的許多地方都是西安當局事前都向他們保證那里種有鴉片，可是記者團中沒有一個中國成員在此地逗留時說過，他曾看見過種有罌粟。許多團員，包括政府代表在內，在談話過程中說，他們未能找到罌粟，盡管全團人員因為原先聽說的情況而對這件事十分注意，不會放過小小一點跡象。”
延安街道上的行人，1944年，（美）福爾曼 攝
除此以外，混在記者中的特務，還不忘干點他們的“正事”。
軍統特務原景輝在延安，還不忘跟軍統洛川組的特務接頭。當然這一切都在我方的掌握中，我們也沒動他，讓他繼續把戲演下去，戲別太過就好。所以逃臺后，原景輝寫回憶錄，才能自我吹噓：
“幸我處驚不變，態度冷靜，從容地化解應付過去，達成上級交付‘知彼’之任務，如今時隔六七十年，每一想及，猶有余悸。我本愚魯反應遲緩，而當時不知哪來的機警，妥善應付，未露絲毫破綻，如稍有支吾遲疑，身份必會暴露，后果不堪設想，雖萬死難辭其咎。這可能是我列祖列宗、天地父母的感德、庇佑，感恩不已。”
挖窯洞，1944年，（美）福爾曼 攝
作為老牌特務，其中深淺，原景輝當然知道，可他后來不管是面對戴笠，還是蔣經國，都只講“結果”，不講細節，反正有些細節只有他自己知道，怎么說都是“功在黨國”，你懂的。
不過，私底下國民黨方面的記者，又是怎么想的呢？難道他們一點人味兒也沒有嗎？完全分不出好賴嗎？顯然也不是這樣的。斯坦因后來就說：
“在和國民黨同業的談話中，我注意到很多人，當他們發現，一旦潛伏的精力得到自由和刺激，一切階級的普通中國老百姓在最困難的情形下能夠做的事情時，一種忠心的矛盾使他們苦惱，他們對于中國的愛國的忠心使他們傾向于承認延安的許多成就，因此對中國前途更有希望。”
延安“三三制”的參議會，1944年，（美）福爾曼 攝
還是那句老話：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
不知不覺，參觀團在延安已經訪問了一個月，大家紛紛向仲供方面表示，希望到八路軍前線訪問，看看CPC領導下的抗日軍民，所謂“人民戰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外國記者中，福爾曼的態度最具代表性，他顯然對仲供方面講到的敵后根據地的一系列戰果，心存懷疑。
八路軍和民兵，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特別是當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告訴他：
“目前，我們已經從日本人手中收復的失地，比太平洋戰爭開始時晉察冀根據地擁有的土地還多。我們現在對敵軍仍然采取攻勢。”
此時，福爾曼心里想的卻是：
“這看來像一個夸大的談話。到了敵后前線，我會證實他所說的一切。幾個星期后，我將動身到前線去，他們允許我到那兒去看看人民戰爭的威力；同時，我也愿意聽到關于它的起源、它的現狀以及它的發展的更多消息。”
延安王家坪，參觀團與延安領導合影
當然，國民黨方面是不希望中外記者深入到抗日一線，因為那樣就會徹底戳穿國民黨，一直以來對八路軍“游而不擊”的污蔑，成為中外媒體和人民的笑柄，進而擴大仲供及其領導軍隊的影響力。
原本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喧部提出的附帶條件，就是你們要延安采訪，必須答應的條件中，專門寫了一條必須在CPC區至少待三個月。蔣介石心善嗎？當然不是了！蔣介石曾告訴胡宗南，他的小九九，說：
“至外國記者考必須限以三個月為最少時期，則匪之內情與宣傳及其欺詐手段當可暴露若干，此亦重要之對策耳。”
參訪團成員和王震、朱德、李鼎銘、周恩來、賀龍、林彪合影
蔣介石是非常自信的，他覺得中美人民真的大對賬，必然優勢在我：
“余信十分之六有利于我，且欲揭破供匪之虛偽與惡劣之宣傳，亦非如此，不能喚醒美國朝野之迷夢也。”
結果呢？
一線具體干活的心里最有數了，這才看了一個月，記者們就越來越表現出“親共”傾向，延安沒看夠，還要到華北敵后根據地看看八路軍和老百姓，具體是怎么在CPC的領導下，與日偽進行斗爭的。真看了，我們長期設置的新聞縫鎖，以及由此帶來的信息差，還不得徹底破產？誰還相信國民黨的宣傳，國民政府的信用不得破產嗎？
延安干部與市民的一次日常會議，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如此下去，大家回去，發出點什么不合上官口味的報道，即便新聞縫鎖，他們私底下嘀嘀咕咕，也影響惡劣，傳出去好說不好聽不是？搞不好摘掉我們哥們的頂戴花翎，再批發下紅帽子，就徹底斷了前程，總不能我們也投共吧？
思來想去，領隊謝保樵和副領隊鄧友德，決定硬氣一把，公然給“委座”指示打個三三折，三個月實在太久，一個月就夠了，該走了，再不走，國民黨都得變成CPC了！
于是，參觀團內部開始爭論，走還是不走，多數人真想繼續看下去。但是外國記者不在乎國民黨方面的威脅，中國記者卻不能不考慮飯碗。幾經搏斗，由中央日報和中央社記者從中活動，逼迫態度中間的《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出面，提出急回重慶的要求，那位美籍天主教神甫夏南漢也表示贊同。最終，等于把參觀團里的大多數人，給硬拽走了。
標語和城門下走過的民兵，1944年，（美）福爾曼 攝
當然，趙超構、孔昭愷，還有夏南漢的心里，具體是怎么想的，謝保樵、鄧友德就不管不顧了，反正這趟沒出啥事，你回去寫啥說啥，到時候自有人擦屁股，跟我們哥們就沒太多關系了。殊不知，這些人的內心其實已經在發生著悄悄的改變。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在回去的名單中，竟然沒有武道！
就是那位國民黨中喧部的顧問，素來被認為傾向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喧部也向蔣介石打了保票，說這位熟悉中國國情，了解CPC內幕，而且與國際宣傳處有密切聯系，參加西北行，必有優良效果的美國記者。他不但沒有跟隊返回，反而跟著福爾曼、斯坦因和愛潑斯坦，興致勃勃表示沒看夠，還想繼續到CPC的其他根據地去看看。
這下國民黨方面就不好收場了，你能管住中國人，卻管不住洋人。
福爾曼與民兵，1944年，（美）福爾曼 攝
又：終于發現“竅門”了，就是寫那些特殊名詞，甚至一些圖片，必然影響流量，也就是憑泰的宣推算法，決定這篇文章控制在多大范圍內，大家能不能看到，所以不得不繼續折騰。沒辦法，原因都懂，雖然很無奈。
本來本周想寫篇冀魯豫的基層兩面政權，一個白皮紅心村長（地下黨），怎么應付日偽，積極抗日的故事。無奈跟書商扯皮，有些油印和手寫材料，對方憋著勁，實在講不下價。我又沒有固定狩如，倘若付了，他是心滿意足了，我家孩子的輔導班和紅燒排骨，可就沒著落了。
所以實在抱歉，魏博上說好，要放的內容，又得無限期延長了。
西北參觀團這個內容，不少朋友催更，但我也得看大量的史料，才能去寫，更別說還要考慮諸位的搭尚，夠不夠我一周的開銷，畢竟我只是個自媒體個體戶，又不去湊熱鬧，更不去胡編亂造憑泰認為受眾感興趣，必定力推的某些玩意。
啥玩意呢？比如這張，所謂的“隨子（杜聿明）上前線的高蘭庭”，你猜她實際上是誰的媽？這位老太太身邊左右，被裁掉的，她實際上的兒子、兒媳婦是誰？
很多打著“歷史”旗號的自媒體，包括抖音、頭條的所謂歷史大V，懂歷史嗎？肯下功夫翻閱一手史料嗎？但人家就是火！說句難聽的，一群歷史發明家，不是普及歷史，而是提供歷史情緒，什么歷史情緒，為啥平臺推？你懂的，這才是要害！更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正負，出于種種原因，也在推波助瀾，這就純屬“政治亂輪（你懂那個字）”了！
有朋友出主意，說你這樣那樣，你就火了，狩如肯定上去。問題是以這篇為例，多少“錯別字”，憑泰能放過嗎？我怎么那么大面子呢？
所以，您真為我好，多轉轉我的文章，方便的話搭尚幾枚銅子兒，我就感激不盡了，說那些，沒啥用，真的，話不好聽，事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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