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佳
來源：《歷史評論》2024年第6期
《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是第一部闡發(fā)馬克思主義政黨創(chuàng)建史和發(fā)展史的光輝文獻。盡管篇幅不長，卻以科學的態(tài)度、豐富的史料、史論結合的筆法全景展現了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誕生過程，論述了同盟的組織活動及其歷史命運，為理解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演進、運行機制、政治影響等提供了權威可信的歷史依據。
馬克思主義政黨歷來重視對自身歷史的書寫和研究，回顧來時的路、走好腳下的路、錨定前進的路。共產主義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1885年，恩格斯撰寫《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回顧他與馬克思將舊式工人團體改造成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過程，闡發(fā)同盟的性質宗旨、組織原則、革命活動和歷史命運，提出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闡釋和歷史書寫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恩格斯對共產主義者同盟歷史的研究，堪稱書寫馬克思主義政黨史之典范，對新時代構建中國共產黨黨史敘事體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回應時代呼喚的重要歷史文獻
恩格斯歷來重視研究歷史，《德國農民戰(zhàn)爭》《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關于普魯士農民的歷史》等都是代表作品。恩格斯的歷史研究始終體現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和現實針對性，這一點也體現在他對共產主義者同盟歷史的研究上。
1847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被恩格斯稱為“正在形成的共產黨”。它的誕生為人類政黨制度發(fā)展和人類政治文明進步提供了全新選擇。共產主義者同盟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他們“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fā)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據恩格斯回憶，正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領導人多次邀請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領導同盟的改造活動——“1847年春天莫爾到布魯塞爾去找馬克思，接著又到巴黎來找我，代表他的同志們再三邀請我們加入同盟”。
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一經誕生就遭到查禁和封鎖，只能在秘密狀態(tài)下發(fā)展組織、開展活動。因此，外界對共產主義者同盟知之甚少，社會上甚至還流傳著一些對同盟的不實之詞和丑化污蔑，比如卡爾·福格特等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稱共產主義者同盟是“陰謀家團體”，還有一些報刊和書籍對同盟的組織和活動做出失之偏頗的論述。1853年，維爾穆特和施梯伯編寫的《19世紀共產主義者的陰謀》在柏林出版，其中轉載若干份落到警察手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文件，還收錄一份同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有聯(lián)系者的“黑名單”及履歷表。這套書充斥著意識形態(tài)偏見，對共產主義者同盟及其活動橫加指責，捏造、臆想隨處可見，產生十分惡劣的政治和社會影響。恩格斯評論道：“本世紀兩個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這本充滿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還是一切論述那一時期的非共產主義著作的重要的史料來源。”
錯誤的史料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錯誤的結論必然導致或進一步固化錯誤的歷史認知。恩格斯認為，必須堅決糾正錯誤的史料和結論，真實還原共產主義者同盟從創(chuàng)建到發(fā)展的歷史經過，準確闡述同盟的性質、宗旨和使命任務，以全面客觀的歷史敘事駁斥反動當局強加的不實之詞。
1851年，普魯士警察當局逮捕大批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收繳大量同盟文件和檔案資料，其中11名盟員以“進行叛國性密謀”的罪名被移交法庭審判，史稱“科隆共產黨人案”。針對這一事件，馬克思撰寫《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的小冊子，嚴厲批判普魯士警察用卑劣手段破壞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徑。1885年，恩格斯編輯出版該書的德文第三版，并專門撰寫引言——《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科學闡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命運
《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是第一部闡發(fā)馬克思主義政黨創(chuàng)建史和發(fā)展史的光輝文獻。盡管篇幅不長，卻以科學的態(tài)度、豐富的史料、史論結合的筆法全景展現了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誕生過程，論述了同盟的組織活動及其歷史命運，為理解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演進、運行機制、政治影響等提供了權威可信的歷史依據。
一是闡明馬克思主義政黨創(chuàng)立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chuàng)建是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必然結果，符合歷史發(fā)展潮流。《共產黨宣言》從社會歷史運動的角度論證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必然性，《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則根據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世”與“今生”，用翔實生動的案例證明這種歷史必然性。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發(fā)展，“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工人運動只有告別分散、自發(fā)狀態(tài)，通過階級聯(lián)合組建無產階級政黨，才能聚合工人階級的磅礴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統(tǒng)治和資本主義體制。
圖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 海峰/供圖
二是闡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剔除正義者同盟原有的密謀性和狹隘性，“用新的符合時代和目的的組織來代替它的過時的組織”。在組織名稱上，“密謀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切舊的神秘名稱都被取消了”，用“共產主義者同盟”代替“正義者同盟”的組織稱謂，公開發(fā)布“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的戰(zhàn)斗口號；在組織體系上，建立從中央機關到基層組織的完整的組織網絡，“同盟現在已經是由支部、區(qū)部、總區(qū)部、中央委員會以及代表大會構成的了”；在制度形態(tài)上，用民主制取代獨裁制，把民主和集中統(tǒng)一起來，“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并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
三是科學評價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意義。從1847年創(chuàng)立到1852年“科隆共產黨人案”，共產主義者同盟僅存在5年左右，但其歷史意義不容低估。恩格斯從三個方面評價同盟的重大貢獻和歷史地位。第一，共產主義者同盟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若干建黨原則，形成馬克思主義政黨內部治理的制度基礎，對無產階級的建黨運動以及對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單靠那種認識到階級地位的共同性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足以使一切國家和操各種語言的工人建立同樣的偉大無產階級政黨并使它保持團結”。第二，共產主義者同盟加速工人階級的政治覺醒，使德國工人階級逐步擺脫自發(fā)狀態(tài)，推動德國工人運動乃至歐洲工人運動蓬勃發(fā)展。“現在，德國無產階級不再需要正式的組織，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階級同志間的簡單的自然聯(lián)系，即使沒有任何章程、委員會、決議以及諸如此類的具體形式，也足以震撼整個德意志帝國。”第三，有力推動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和普及，使工人階級掌握改變自己命運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提高了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威望和影響力。“現在，這個學說在世界一切文明國家里，在西伯利亞礦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亞的采金工人中，擁有無數的信徒；而這個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當時受到人們的憎恨和誹謗最多的一個人——卡爾·馬克思，直到逝世前，卻是新舊兩大陸無產階級經常請教的、并且總是樂于提供幫助的顧問。”
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研究作出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還體現在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
一是從經濟基礎出發(fā)研究歷史。恩格斯說道：“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yè)而得到充分發(fā)展的國家里，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斗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他基于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對現代政黨歷史及其活動進行深入考察。他指出，資本主義發(fā)展造成的階級對立催生了現代政黨和政黨斗爭，深刻揭示了現代政黨產生和發(fā)展的經濟基礎及其階級本質。
二是注重歷史分期法在黨史研究中的運用。歷史分期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馬克思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歷史時就十分重視運用這一方法。為使外界能夠全面、清晰理解共產主義者同盟發(fā)展歷程，恩格斯在其歷史闡述中特別強調了若干關鍵的時間節(jié)點。這些時間節(jié)點相互銜接，共同構成一幅展現同盟歷史演進的“時間圖譜”。
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者同盟大致經歷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36年至1847年的正義者同盟時期，正義者同盟從一個密謀性團體發(fā)展成為國際性工人組織，內部存在無法克服的深層次矛盾，為馬克思、恩格斯對同盟的改造埋下伏筆；第二個階段是1847年至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對正義者同盟的系統(tǒng)改造時期，恩格斯詳述了正義者同盟的改造經過以及改造后的政黨組織特征；第三個階段是1848年至1852年共產主義者同盟活動時期，恩格斯闡述了同盟的革命歷程、重組分裂以及破壞解散等問題，科學評價同盟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共產主義者同盟波瀾壯闊的歷史被完整呈現出來。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重大決策部署、重要革命活動的歷史背景、前因后果、歷史影響一目了然，為人們理解同盟歷史提供了清晰的時間線索。
三是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要人物。評價重要人物是黨史研究的必然議題。共產主義者同盟是由一批具有革命精神、犧牲精神和政治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政治共同體，他們代表正在覺醒的無產階級，但難免也會帶有舊學說、舊觀念的印記。恩格斯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把同盟領導者置于特定的歷史場景、歷史階段和歷史條件中進行評價。譬如在論及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改組正義者同盟工作的倡議者之一的沙佩爾時，恩格斯指出他“雖然思維有些遲緩”，甚至有時感性超出理性，但他是“起過一定作用的職業(yè)革命家的典型”，“他在開創(chuàng)德國工人運動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在談及以魏特林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時，恩格斯基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分析空想學說的局限性，認為由于魏特林還不是真正的無產者，還沒有完全同資本主義處于直接對立的位置，因此每當涉及具體的社會問題時，“他們的手工業(yè)者舊有的成見對于他們就成為一種障礙”。這啟示我們，唯有將黨史人物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進行分析與審視，方能對其功過是非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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