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全面否定戰時日本信奉的“皇國史觀”，定義了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當年日本政府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是日本走出軍國主義的前提。右翼學者北岡俊明宣稱“不克服東京審判，就走不出戰后”，恰好說明這一歷史認識至今仍起到禁錮日本軍國主義的作用。
東京審判開庭后，來自日本的質疑聲不絕于耳，日本右翼將法庭對被告的罪責判決，以及對日本從1928年皇姑屯事件至1945年戰敗投降期間進行侵略戰爭的事實認定，蔑稱為“東京審判史觀”。在這個貶稱之下，聚集起否定東京審判的各色言論：A級戰犯嫌疑人、前首相岸信介指責東京審判是“使用絕對權力的一場作秀”。首個參拜靖國神社的在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認為，“這場審判或許應當由歷史作出最終判定。審判有一定價值，但當時出現了一種認為什么都要歸咎于日本的自我苛求的思想，這種思想至今存在”。2013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公然批判東京審判是“遵照勝者意愿所作之斷罪”。2015年，安倍內閣的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妄稱，東京審判建立的歷史認識完全不是事實，日本有必要基于“客觀事實”對“東京審判史觀”加以檢證，“克服東京審判史觀”。同年，自民黨在成立60周年之際，宣布籌建黨內直屬于黨總裁安倍的“歷史認識檢證委員會”，打出“檢證歷史”的口號，重點“檢證”東京審判等歷史事件。日本政界右翼對東京審判的否定，已從價值批判深入到歪曲史實層面。
審判證據確鑿
日本右翼堅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只是在附和檢方主張，這種立場先行的極端觀點是右翼在事實認定方面否定東京審判的主要理由。事實上，東京審判取證程序正規審慎，形成的材料嚴謹可信，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翔實地呈現了日本戰爭罪行。
首先，東京審判的史料價值具有唯一性。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在戰后第一時間發掘大量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公文及函電，他們還抓住絕大多數重要當事人都還在世的窗口期，積極采錄回憶，其內容以訊問記錄、陳述書、宣誓證詞和當庭證言等文字形式呈現，法庭采納了其中一部分為證據。開庭兩年半期間有419名證人出庭作證，28名被告中也有16人走上證人席為自己辯護；還有一批當事人同意為檢辯雙方作證，但礙于種種原因無法到庭。證人出具庭審所用陳述書或宣誓證詞共計779份之多。1948年審判結束后，許多策動戰爭的核心人物被執行死刑或因其他原因亡故，茍活者等到時局發生變化后，不再面對訊問和調查，往往就會緘口不語甚至歪曲事實?？梢哉f，如果沒有東京審判，絕不可能留存如此巨量的重要史料。
其次，辯方證人證詞（包括相當一部分被告的自辯證詞）對判決和定罪起到重要作用。這是安倍晉三所謂“遵照勝者意愿所作之斷罪”一說最難自洽之處。辯方證詞原本旨在為被告脫罪，卻在有意無意間牽連出其他相關罪行。如東條英機在宣誓證詞中百般否認日本預謀發動太平洋戰爭，卻披露了時任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在1940年締結《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和1941年日美談判中所起的作用。掩耳盜鈴者往往弄巧成拙。辯方證詞中甚至不乏自證其罪者，如板垣征四郎為反駁檢方證人溥儀有關日軍扶植傀儡政權的證詞，反而吐露更多此前不為人知的內幕，也成了為自己定罪的關鍵證據。當辯方無法作出有效反證時，常常為推卸責任而百般牽扯，往往供述出檢方未掌握的內容。如辯方證人石原莞爾（他未到庭，新西蘭法官諾斯克萊福特率辯護律師和檢察官親赴山形縣采錄其證詞）的宣誓證詞及其應對質證的回答，供述出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日軍制訂的作戰計劃，以及他親歷的事變經過。又如橋本欣五郎在接受檢方訊問時，供述他在南京戰役中炮轟英船“瓢蟲”號，是奉上司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的命令，此后辯方為替橋本脫罪，繼續提請人證就此事追加證言。最終法庭駁回檢方對橋本的普通戰爭罪暨反人道罪指控，但辯方牽連出第十軍司令官命令，等于自證侵華日軍高層對暴行負有直接責任。東條、板垣在閉庭后即被執行絞刑，石原于翌年病亡，諸如此類日方高層的回憶文字非審判無以存世，盡管它們真偽交織，但當事人不經意間吐露的真相有時成為坐實日本侵略戰爭罪行的鐵證。
圖為東京審判庭審全景 本文作者/供圖
最后，法庭充分使用來自盟國和日本的證據，審理各種類型戰爭罪行。一方面，法庭充分聽取盟國受害人和目擊證人的證詞來審判日軍暴行（普通戰爭罪暨反人道罪），亞太地區暴行主要由前線和基層日軍實施，其詳情在書證中大多得不到反映，必須通過當事人方可獲知。其中有南京大屠殺親歷者的證詞，以及泰緬鐵路事件、巴丹死亡行軍和其他盟國被俘軍民的證詞。另一方面，法庭對于最重要的反和平罪，即日本策動侵略戰爭罪行的審理，則大量采用日方檔案和日本政要的回憶文字作為定罪依據。這是因為侵略戰爭由制定國策的軍政高層（如東條英機）和親手挑起事端的現地軍官（如板垣征四郎）策動并實施，唯有取用施害方的證據才能從內部視角審查事件經過，裁定戰爭罪責。最典型的要數檢辯雙方反復引用的明治維新元老西園寺公望的回憶錄和被告木戶幸一的日記，它們呈供出日本在1930年至投降期間，幾乎所有重要政治事件的幕后參與者，不僅對于法庭認定犯罪事實意義重大，而且早已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的基本史料。
裁定侵略罪責
東京審判還建立起關于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認識。東京審判全面否定戰時日本信奉的“皇國史觀”，定義了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當年日本政府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是日本走出軍國主義的前提。右翼學者北岡俊明宣稱“不克服東京審判，就走不出戰后”，恰好說明這一歷史認識至今仍起到禁錮日本軍國主義的作用。
日本右翼心心念念的“克服東京審判”只是一廂情愿。他們所謂“走出戰后”的根本目的和最大難題是否定當年發動戰爭的非法性。東京審判的檢方主張，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蘇聯發生武裝沖突、加入軸心國同盟、挑起太平洋戰爭等行徑，都是一場自1928年持續至1945年的侵略戰爭的組成部分。該主張包含兩層定性：日本在各戰場發動的戰爭都具有侵略性質，且彼此有因果關系；1928年后歷屆日本政府一以貫之地實行對外侵略擴張的國家政策。兩年半的庭審用證據夯實了檢方的主張，最終法庭裁定上述定性符合史實。戰后日本學者提出“十五年戰爭”史觀和“亞洲太平洋戰爭”史觀，批判戰爭的侵略性質，并且強調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之間的連續性，它們皆深受東京審判影響。日本右翼若要“走出戰后”，勢必要否認戰爭的侵略性質，至少要否認從九一八事變到珍珠港事件之間各種戰事的因果關聯，這顯然無法做到。日本侵略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且具有攫取中國領土目的，這種行徑在國際法中無論如何都屬于侵略；日本侵華和挑起太平洋戰爭之間的因果關系，則能在戰時內閣和軍部的檔案文件中處處覓得證明。簡言之，日本右翼蔑稱的“東京審判史觀”，其主體部分無法被撼動。
日本右翼還以其他各種方式為日軍暴行狡辯。東京審判不僅把日軍暴行公之于眾，更把日軍基層士兵在整個亞太地區實施的種種暴行同日本軍政高層關聯起來，從而追尋暴行發生的根由。眾所周知，日本在宣布投降之后，為逃脫罪責，自上而下大規模銷毀檔案文件，給取證造成巨大困難。鑒于此，檢方搜集日軍在亞太各地實施暴行的證據，向法庭證明日軍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在如此廣袤的區域內屢屢制造各種暴行，日本高層必須承擔責任，他們或下令施暴，或縱容軍隊施暴。這一檢控邏輯使正義得以伸張，最終法庭裁決犯有普通戰爭罪暨反人道罪的被告，不僅有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等現地軍隊指揮官，也有東條英機等身居東京的政府高層。法庭認定，戰時日本政府和軍部對日軍暴行都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閉庭后至今70余年，法庭對日本侵略戰爭罪行的總體結論從未動搖。而當年因證據匱乏而遭受質疑的部分判決，隨著新證據的披露得以為世人重新認識。如荷蘭法官勒林（B. V. A. Röling）曾認為畑俊六對侵華日軍的暴行不知情，但他在30多年后因新出史料而轉變了認識。日軍暴行不僅包括當年法庭審理的虐待戰俘、屠殺平民、販賣毒品，還有近幾十年相繼受到關注的醫學暴行和性暴力等內容，這些鐵證讓日本右翼左支右絀。
深刻影響戰后國際法
東京審判不僅是“文明的審判”，而且成為今日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躋身人類法治文明的里程碑。戰后盟國采用司法審判方式追究軸心國戰爭罪，并以個人責任為主要追究對象，基于這些理念的紐倫堡和東京兩大國際軍事法庭代表人類文明的躍升，完全超越了二戰前戰勝方懲罰戰敗方的慣例。兩大審判作出的反人道罪（今譯危害人類罪）認定，反映了人類對戰爭問題認識的深入，是對人道的進一步捍衛。
戰爭犯罪源于戰爭的發動，追責戰爭犯罪必須追責侵略戰爭，防范戰爭犯罪必須遏制侵略戰爭，兩大審判以反和平罪（一譯破壞和平罪）為核心，正是試圖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反和平罪建立在1928年《非戰公約》等一系列國際法基礎之上，明確規定發動侵略戰爭的行為屬于犯罪。盡管它自誕生之日起就聚訟紛紜，但其根本理念為國際社會所繼承，歷經數十年法理探索和司法實踐，演化為當今國際刑事法院的侵略罪。此外，東京審判對指揮官責任、共謀等罪行的司法實踐也深刻影響后世的國際刑法。
在所有受害國中，中國是遭受日本侵略荼毒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重的國家，侵華戰爭在整個日本侵略戰爭中處于核心位置。檢方以皇姑屯事件爆發的1928年作為起訴全體被告所犯罪行的起始點。法庭審理了九一八事變（溯及更早的濟南慘案和皇姑屯事件等）以來日本侵華戰爭罪行，以及日本在華經濟掠奪、毒品貿易、南京大屠殺、虐待在華盟國僑民和戰俘以及東南亞華僑華人等暴行。據統計，與日本侵華罪行直接相關的內容約占全部庭審內容的三分之一，體量超過日本對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戰爭罪行。東京審判還中國人民以正義，對于清算日本罪行、捍衛人類文明有重大意義。
早在戰后初期，世界主要國家就通過國際法庭的形式，建立起共同的歷史認識。東京審判通過法律手段，選取確鑿證據，經嚴密論證，對日本侵略罪行所作的認定和追究不容動搖。如今日本右翼猖獗，東京審判正可成為世界各國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的重要依托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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