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這次大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允許‘二月逆流’的人上主
席臺。他們一肚子氣，共產黨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大家并沒有隱
蔽自己的觀點，都講出來了嘛！只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話說1969年2月19日，毛澤東召見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他特意請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了這次談話。毛澤東首先對陳毅等人說：
“你們這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
他轉向李富春、李先念問道：
“今年的計劃，‘五年計劃’還有兩年，你們在搞嗎？”
李富春回答后，毛澤東說：
“總之，許多方面要改革。怎樣搞社會主義，就是不懂。”“現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歸，或者帶包袱去住個把星期。”“國內問題要注意調查研究，搞點材料，提出意見。”
他轉向陳伯達，問起“九大”的報告稿，說道：
“你報告寫得差不多了吧，20號交卷有希望嗎？你們3個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談一談。”
1969年3月2日上午8時40分，蘇聯軍隊再次侵入中國的領土珍寶島。蘇聯邊防軍出動70余人，分乘兩輛裝甲車、一輛軍用帶蓬卡車和一輛指揮車，突然襲擊正在珍寶島執(zhí)行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邊防軍戰(zhàn)士6人。中國邊防軍站長孫玉國率部被迫自衛(wèi)還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zhàn)，驅逐了入侵的蘇聯邊防軍。
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館，對蘇軍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緊急的、強烈的抗議。
珍寶島位于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以東、烏蘇里江西岸附近，在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面積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國管轄之下，是屬于中國的領土。
蘇聯在勃烈日涅夫上臺后，就開始走上了擴張主義的道路。他對西歐采取攻勢戰(zhàn)略，在中蘇邊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從中國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以后，到1969年3月間，在這4年半時間里，蘇軍在中蘇邊境挑起邊界事件多達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間，蘇聯邊防軍就8次侵入珍寶島。同時，蘇聯國防部命令其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zhàn)備狀態(tài)。這就是毛澤東幾年來一直提出要準備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關于“九大”報告稿問題，他說：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說明道理。會議決定的，一個人（指陳伯達——筆者注）推遲時間。”
在大家討論一個文件的署名時，毛澤東說：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針對蘇軍入侵、制造珍寶島流血事件問題發(fā)表了題為《打倒新沙皇》的社論。
3月5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發(fā)表講話，他再一次說：
“要準備打仗。”
3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關于“九大”準備工作，他說：
“開會，一個主要的是文件，一個是黨章，一個是選舉。”
由于“九大”報告稿遲遲寫不出來，毛澤東有些生氣，他說：
“做了決議又不辦，不辦又不報告。還是準備兩手，一個是寫出報告可用，一個是不能用。”
他問陳伯達：
“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陳伯達說：
“我自己一個人在寫。”
毛澤東批評他說：
“你這個人每次都說知過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變。”
3月9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九大”準備會議，各省、市、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qū)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共128人參加了會議。
3月12日，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提出“九大”報告稿由兩套人馬同時搞，他說：
“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張、姚。”“兩家各搞各的。”
關于“九大”報告的主題，毛澤東說：
“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斗爭，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
此后，康生、張春橋、姚文元3人一組，林彪、陳伯達一組，同時起草報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蘇軍又出動邊防軍和飛機，連續(xù)入侵珍寶島。在中蘇雙方沖突中，蘇軍的坦克、裝甲車被摧毀17輛，入侵者被擊斃58人，傷94人。
毛澤東看完一份有關珍寶島沖突的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
“中蘇發(fā)生交戰(zhàn)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邊的人問：
“美國人高興吧？”
毛澤東說：
“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zhàn)爭’，如果讓他縮減到一個半戰(zhàn)爭，你聯系起來想想，他們會怎么樣？”
身邊的人回答：
“中美蘇3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
毛澤東說：
“又等，又不等。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
此時的蘇聯，它的主要對手仍然是美國。勃烈日涅夫也擔心，如果中蘇邊境的武裝沖突發(fā)展成為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對蘇聯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過熱線電話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總機室的話務員問道：
“你是誰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說：
“我是勃烈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志講話！”
中國話務員一甩小辮子，罵道：
“修正主義分子！你是什么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講話？”
勃烈日涅夫被罵，只好掛了電話。中央領導人聞知此事，有的表揚話務員政治水平高，有的則批評話務員說：
“你也不請示領導，怎么能膽大包天，干這種事？”
3月15日，《紅旗》雜志第3、4期在社論《關于總結經驗》中，傳達了毛澤東的兩段指示：
“要認真總結經驗。”“到一個單位去了解情況，要了解運動的全過程，開始怎樣，后來怎樣，現在怎樣，群眾是怎么搞的，領導是怎么搞的，發(fā)生過一些什么矛盾和斗爭，這些矛盾后來發(fā)生了什么變化，人們的認識有什么發(fā)展，從中找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
3月15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關于準備戰(zhàn)爭問題，他說：
“一個縣成立一個團，全國都要搞。平時堅持地方，戰(zhàn)爭起來了就補充野戰(zhàn)軍。戰(zhàn)爭打起來，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東北、華北、西北要準備一下。準備好了，他不來也不要緊。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
“抗議他不聽，雙方都在搶時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紅衛(wèi)兵打仗勇敢，紅衛(wèi)兵還是要稱贊一下，他們還很活躍。凡是過去武斗比較厲害的學校，現在就轉得比較好。對這些武斗的學生，軍隊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紅衛(wèi)兵不聽話是個暫時現象，或者是有壞人指揮。紅衛(wèi)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間有一個時間不聽話，現在就好了。”
關于落實政策問題，毛澤東說：
“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盡管有清華的經驗，有的就學，有的就不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有一個就傳達，有一個就不傳達。
斗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調查，沒有目的地到處亂跑。還有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一個學校那么多教授、教員都不要，怎么辦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對走資派也要區(qū)別。有些走資派，開始執(zhí)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zhèn)壓群眾很厲害。但所謂死不改悔，難道他一萬年也不改嗎？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們推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里去了。我們講錢偉長、梁思成，可以作為典型，要找標兵嘛！有人說，人家有歷史問題。有歷史問題不要緊，人都是有歷史的嘛。人就是歷史。有的人和美國、國民黨有關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擺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調，又搞不清楚問題，盲目地亂跑，結果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問題還是搞不清。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關的人太多，統(tǒng)統(tǒng)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于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么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xù)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xù)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教授、講師不像軍隊，他們是手無寸鐵，不解放是不妥當的。當然不是一個不關。我們歷來講壞人是極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開始有些老工人、解放軍，一講就是一窩黑，一個樣，那樣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里去了？不要在學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數的教員、干部中打主意。不讓人家講一點怪話，也不讓資產階級講一點自由主義行嗎？他們因為肚子里有氣。有的今天講了，明天就不講了。……政策不落實，不解放知識分子不行。”
“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二月逆流’不僅北京有，其它地區(qū)也有。‘二月逆流’不僅沖擊了地方機關，也沖擊了軍隊機關。那個時候，一時打倒這個，一時打倒那個，可多了，無非是說錯了話嘛！我主張‘九大’報告上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1966年冬季和19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錯誤，對紅衛(wèi)兵沖擊不了解情況。有的打到自己身上來了，受了點侮辱，連聽報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聽。所以有點不服，所以鬧。這次大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允許‘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臺。他們一肚子氣，共產黨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大家并沒有隱蔽自己的觀點，都講出來了嘛！只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錯誤的，過一兩年還是要解放他們，就是不讓他們掌大權。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劉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資產階級。給了宋斐卿很多錢，結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李德一個人有什么用，還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場。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二月逆流’這些人選為‘九大’代表，地球還不是照樣轉！‘天地悠長，不為堯存，也不為桀亡’。主要是落實政策的問題。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勝利的。”
毛澤東還談到了“九大”的準備工作，他說：
“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
他轉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說：
“給陳伯達是一個月，給你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
張春橋、姚文元從3月16日開始，陸續(xù)分批將報告稿交毛澤東審改。
3月17日，《北京日報》發(fā)表社論《認真學習六廠一校的先進經驗》。社論中說，根本的一條就是：“狠抓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認真學習、努力掌握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學說，廣泛發(fā)動群眾，不停頓地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fā)動猛烈的進攻。”
3月2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中蘇熱線打到中國外交部蘇歐司，代司長李連慶接了電話，柯西金說他要找周恩來總理講話，李連慶回答說：
“我們兩黨已經沒有關系，但兩國還有外交關系，我將立即報告周恩來總理。”
隨后，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亦稱：“有話要轉達”給中方。周恩來立即與有關方面擬定了一份答復蘇方的備忘錄。備忘錄中寫道：“從當前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么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恩來即將一份報告呈送給毛澤東。
3月22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道：
“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舉行外交談判。”
爾后，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奉命約見蘇聯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葉里扎維金，向他遞交了備忘錄。
3月22日下午，毛澤東找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的準備工作，還特地把正在工廠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也找了來。他首先對陳毅等人說：
“好久不見了，你們搞得不錯啊。你們應該換一換，南口、新華、二七廠都是大廠。”“你們研究國際問題怎么樣？”“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鉆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卜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小蘿卜頭有用，但他們沒有經驗。”
毛澤東轉對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們說：
“‘二月逆流’，報告中不講。”“報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寫，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只寫我和劉少奇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這次犯錯誤的同志，沒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時一個也沒有丟。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guī)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譚啟龍、張平化、趙紫陽、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樣的嚴重問題。如沒有什么嚴重問題，只是這一次犯嚴重錯誤的話，過一個時間，群眾的氣消了，就可能解放他們。”
3月下旬，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九大”問題。他拿著厚厚的揭發(fā)材料，對周恩來說：
“賀龍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這是林彪、吳法憲送來的，全是賀龍的親信和部下揭發(fā)的喲，我還怎么講話？”
原來，賀炳炎等人在他們所寫的《回憶洪湖斗爭中的幾個小故事》里說到賀龍時，寫道：“賀龍是一條活龍，國民黨軍隊圍住了他，他會呼風喚雨，變成一條龍，溜出去了。”
毛澤東對這類話很反感，他說：
“賀龍是條龍，就可以登基當皇帝了吧！”
陳毅說自己在文革中有錯誤，對照“九大”代表的3條標準恐怕已不夠格。毛澤東說：
“這3條你不夠格，你可作為右的代表嘛！”
陳毅聽了心中非常難過。盡管毛澤東說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澤東還是在保護他的。
后來，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陳毅成為“九大”主席團成員，在大會上還當選為中央委員。
3月31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呈送的關于徐海東參加大會主席團的報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開幕式上主席臺人數不宜太少，似宜有伯達、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陳云等數人參加，請考慮酌定。”
此時的徐海東，因為還沒有接到出席大會的通知，心中正在納悶。他記得自從自己當選為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后，中央每次開會，毛澤東總要問一聲：“海東同志來了嗎？”4月1日中午，徐海東接到通知，參加下午開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東當選為中央委員。后來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東因病與世長辭，享年70歲。
3月31日，毛澤東在最后審改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報告時，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對于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fā)，繼續(xù)給以幫助。”
后來“九大”采用的正是經毛澤東多次審改的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這個報告稿，而林彪、陳伯達起草的稿子就棄而不用了。當時參加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在多年后回憶說：“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后，陳開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這是林、陳兩人商量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5時，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共有1512人，代表著全國2200萬共產黨員。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總結和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新調整黨的權力機構和人事安排。
毛澤東在《東方紅》樂曲聲中登上主席臺，全場歡聲雷動，掌聲震耳。
大會首先由毛澤東致開幕詞，他宣布：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毛澤東一開口講話，便被“萬歲”和“萬壽無疆”的呼聲打斷。毛澤東接著說：
“今天要選舉大會主席團，通過大會議事日程。大會議事日程主要包括3項：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現在選舉主席團。要不要讀？你們都知道了嘛。主席團這么多人，176名，行不行呀？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有董必武、劉伯承這些人；有于會詠、王體、王震這些人。一共176人。你們手上都有，贊不贊成？贊成的舉手。”（全體代表舉手）
毛澤東說：
“多數吧？通過了。”
（周恩來插話：請當選主席團成員上來。）毛澤東接著說：
“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志當主席。”
（周恩來插話：毛主席當合適。）（林彪插話：毛主席當主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鼓掌）毛澤東說：
“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個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站起來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主席萬歲！贊成的舉手。）（全體舉手一致通過）（林彪說：好！全體通過。）毛澤東說：
“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贊成的請舉手。（一致舉手）
毛澤東接著說：
”沒有意見，通過。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鼓掌通過）
毛澤東說：
“我希望我們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能開得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從1921年到現在，我們已有40年的歷史。這么長的時間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12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董老，還有人不認識吧？（董必武站了起來）再一個就是我。其他好幾個犧牲了，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武漢的陳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有4個：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張國燾，劉仁靜這兩個人還活著，張國燾到加拿大去了，劉仁靜在北京，是個托派，見過托洛茨基。另一個李達，武漢大學的校長，早二年去世了。那時全部黨員只有幾十個人，六七十個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后來就發(fā)展了。從那一個時候發(fā)展到現在這種情況。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幾十個人。第五次是在武漢開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開的，幾十個人，恩來同志參加了。（周恩來插話：還有劉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那時黨內有分歧。有人提議，不選王明路線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說服大家選了他們。結果有幾個人不好，王明跑到國外去了，反對我們，不好！張聞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維漢不好！（周恩來插話：還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錯誤。其他幾個，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這些人，那時不知道不好。對他們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
從‘八大’以來，現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比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們這次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開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能不能在全國取得勝利？我認為是可以的。開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是可以的。慶祝黨的這次大會的勝利！
現在請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
毛澤東一個簡短的開幕詞，竟被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打斷了10次。
接著，林彪代表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
這個報告便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那一份，全文如下：
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歷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學說。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不久，1957年，毛主席發(fā)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偉大理論。它象光芒萬丈的燈塔，照耀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航向，也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了更深刻地認識毛主席的偉大歷史貢獻，就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
1825年，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fā)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fā)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２）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３）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中文版，第63頁）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使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馬克思、恩格斯為此而奮斗了一生。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國際的那些黨，除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以外，幾乎全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斗爭中，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斗爭的焦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列寧在痛斥老修正主義者的時候，多次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99頁）
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根據他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實踐，看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和階級斗爭的長期性：“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yōu)閺捅傩袆印?/b>”（《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35頁）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fā)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的結論是：“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6頁）
列寧還指出了“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62頁）
列寧指出復辟的危險還來自資本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國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進行它們所說的武裝干涉，也就是扼殺蘇維埃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23頁）
蘇修叛徒集團徹底背叛了列寧的這些光輝的教導。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上臺，就立刻把資產階級的“復辟希望”變成“復辟行動”，篡奪了列寧、斯大林的黨，把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平演變”成為黑暗的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面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
早在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yōu)樯鐣髁x革命的前夜，即1949年3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之后，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斗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毛主席特別提醒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預見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向全黨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外交領域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戰(zhàn)斗任務。
我們黨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根據毛主席制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行了緊張的戰(zhàn)斗。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繼續(xù)前進的緊要關頭。毛主席鑒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的猖狂和我國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中，提醒全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針對劉少奇在1956年提出的所謂“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的謬論，毛主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還必須繼續(xù)革命。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率領廣大群眾，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繼續(xù)進行了偉大的斗爭。從1957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到1959年廬山會議揭露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斗爭；從關于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兩條路線的斗爭；斗爭的中心，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每一個勝利，黨發(fā)動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每一個重大戰(zhàn)役的勝利，都是粉碎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路線，才取得的。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歷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1939年，當毛主席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戰(zhàn)爭正在蓬勃發(fā)展時，劉少奇拋出了他的黑《修養(yǎng)》。這本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它根本不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談如何同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不談武裝奪取政權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而要共產黨員離開偉大的革命實踐去搞什么唯心主義的“修養(yǎng)”，實際上是要共產黨員“修”成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專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正當美帝國主義武裝蔣介石反革命軍隊，準備向解放區(qū)大舉進攻的時候，劉少奇適應美蔣反動派的需要，拋出了所謂“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總路線和對美蔣反動派的進攻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鼓吹什么“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斗爭變?yōu)榉俏溲b的、群眾的議會的斗爭”，要取消黨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把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八路軍、新四軍“統(tǒng)一”為蔣介石的“國軍”，并且要把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大量復員，妄圖從根本上取消人民軍隊，斷送中國革命，把中國人民用鮮血奪回的勝利果實雙手捧給國民黨。
1949年4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劉少奇卻跑到天津，一頭栽進資本家的懷抱。他瘋狂地同剛剛開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決議的對私人資本主義工業(yè)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相對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年青時代”，要無限制地“大發(fā)展”，“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厚顏無恥地吹捧資產階級“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大肆吹噓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妄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許多重大的歷史關頭，劉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但是，既然他們是反革命，他們的陰謀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后，特別當蘇修伙同美帝國主義、印度等國的反動派，大規(guī)模反華的時候，他們就更加猖狂起來了。
毛主席最早察覺了劉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陰謀的危險性。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qū)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主席提出的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接著，1963年5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規(guī)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黨發(fā)出了警告：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斗爭，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經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更加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了！
所有這些警告和斗爭，并沒有也不可能絲毫改變劉少奇一伙反動的階級本性。1964年，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跳了出來，鎮(zhèn)壓群眾，包庇走資派，并且公開地攻擊毛主席倡導的對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已經“過時”了，胡說什么不執(zhí)行劉少奇的路線就“沒有資格當領導”了，他們急不可待地要復辟資本主義。1964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會議，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痛斥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了劉少奇的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談怪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總結國內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得出的這個新結論，撥正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航向，指明了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方向。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次有億萬革命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偶然發(fā)生的。這是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斗爭的必然結果。這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xù)，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繼續(xù)”。決心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的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對劉少奇一伙的復辟活動，已經忍耐不住了，一場階級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fā)動廣大群眾來揭發(fā)我們的黑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有發(fā)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才能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揭露出來，粉碎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劉少奇這個叛徒、內奸、工賊的歷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廣大群眾參加下，才審查清楚的。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決定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把他永遠開除出黨，這是億萬群眾的一個偉大勝利。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學說，親自發(fā)動和領導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千真萬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一場政治大革命，是一場上層建筑領域里的大革命。我們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被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在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保證我國繼續(xù)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
毛主席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主席的話，打中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要害。他們那么起勁地抓意識形態(tài)，抓上層建筑，在他們控制的各個部門向無產階級進行瘋狂的反革命專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我們要從政治上打倒他們，也必須首先用革命的輿論粉碎他們的反革命輿論。
毛主席從來十分重視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全國解放以來，發(fā)動過對電影《武訓傳》、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對《紅樓夢研究》等的多次批判。這次，又是毛主席領導全黨向劉少奇一伙盤踞著的資產階級陣地發(fā)動了進攻。毛主席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這篇著名論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批判了劉少奇控制的文藝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tǒng)治著”，文化部“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衛(wèi)生部也應改名“城市老爺衛(wèi)生部”。在毛主席的號令下，無產階級首先在京劇、芭蕾舞、交響音樂這些被地主資產階級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域，發(fā)動了革命。這是一場短兵相接的搏斗。盡管劉少奇一伙千方百計地對抗、破壞，無產階級經過艱苦戰(zhàn)斗，終于取得了重要的戰(zhàn)果。一批光輝的革命樣板戲出現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終于在舞臺上站起來了。接著，毛主席又發(fā)動了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為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成為整個運動的偉大綱領。這個《通知》徹底批判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為鎮(zhèn)壓這場大革命而拋出的“二月提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把斗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特別注意揭發(fā)“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是向全國人民發(fā)出的開展政治大革命的偉大動員令。這個《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zhí)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投入了戰(zhàn)斗。北京大學寫了一張響應中央號召的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大字報迅速布滿全國。接著，一批批紅衛(wèi)兵起來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劉少奇集團亂了手腳，慌忙拋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殘酷地鎮(zhèn)壓青年學生的革命運動。但這并沒有為他們爭得多少茍延殘喘的時間。毛主席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個綱領性文件。毛主席發(fā)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揭開了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蓋子。毛主席在給紅衛(wèi)兵的信中指出：紅衛(wèi)兵的革命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接著，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門，8次接見了來自全國的1300萬紅衛(wèi)兵和其他革命群眾，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以及機關革命干部的運動，迅速地發(fā)展起來了。大字報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萬炮齊鳴，“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全國。億萬群眾炮打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戰(zhàn)斗，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任何反動階級都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當革命觸動到資產階級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時，階級斗爭更尖銳了。在劉少奇已經垮臺以后，劉少奇修正主義集團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斷地變換手法，拋出什么“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實右的口號，妄圖繼續(xù)打擊一大片，保護他們一小撮。他們還分裂革命群眾，操縱和蒙蔽一部分群眾，保護他們自己。而當無產階級革命派粉碎了這些陰謀以后，他們又來了一次猖狂反撲，這就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
這股逆流，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于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zhèn)壓和報復。但是，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嚴肅批判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抵制，它終究阻擋不住革命群眾運動的主流奔騰前進。
革命運動的幾次曲折和反復，使廣大群眾進一步懂得了政權的重要性：劉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壞事，主要是因為他們竊取了無產階級在許多單位和地方的權力；革命群眾所以受壓，主要是因為那里的權力不在無產階級手里。有些單位，形式上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實際的領導權被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所篡奪，或者仍然在原來的資本家手里。特別是當走資派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的陰謀遭到失敗，刮起罪惡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時候，廣大群眾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才能從根本上打敗走資派。具有革命傳統(tǒng)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干部聯合起來，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
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接著，毛主席又發(fā)出了“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毛主席繼續(xù)總結了黑龍江等一些省、市的經驗，確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和革命群眾代表參加的、實行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全國的奪權斗爭。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奪權和反奪權的斗爭，是生死存亡的斗爭。從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到1968年9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其間有1年零9個月的時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進行了反復的政治較量，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展開了劇烈的斗爭，出現了極其復雜的情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過去我們南征北戰(zhàn)，那種戰(zhàn)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zhàn)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我們終于克服了這種困難。1967年夏季，毛主席視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引導廣大革命群眾逐步地分清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進一步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把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使這場斗爭的過程，只是亂了敵人，鍛煉了廣大群眾。
潛伏在群眾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野心家、兩面派，他們不到一定的氣候是不暴露的。1967年夏季和1968年春季，他們從右的方面和極“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動的翻案邪風。他們的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挑動群眾斗群眾，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妄圖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但是，這一小撮壞人，終于同他們的頭子劉少奇一樣被揭露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三、關于認真搞好斗、批、改
這場上層建筑領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樣，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是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的問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除臺灣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志著這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革命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需要繼續(xù)前進，“認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層建筑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里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么幾個階段。”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單位，深入細致地、踏踏實實地、合理地完成這些任務。
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抓根本，必須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用毛澤東思想統(tǒng)帥一切。幾十年來，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著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劉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廣大革命群眾難以直接聽到毛主席的聲音。這場大革命的風暴摧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閻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廣大革命群眾見面，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7億人口的大國中，得到這樣廣泛的普及，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民《毛主席語錄》隨身帶、認真學、認真用；最新指示一發(fā)表，立即宣傳，立即行動，這種最寶貴的作風，必須鞏固下來，堅持下去。要深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繼續(xù)辦好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按照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把我們全國真正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須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斗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xù)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各種違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我們要繼續(xù)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搞的那一套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yè)繼續(xù)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進。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這是促使上層建筑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一項根本原則。重疊的脫離群眾的行政機構，壓制、束縛群眾革命積級性的繁瑣哲學，講究排場、追求形式的地主資產階級作風，都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是有利于資本主義而不利于社會主義的。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以及其他組織，都要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聯系群眾，首先是密切聯系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等基本群眾。新老干部都要經常掃除官僚主義的灰塵，不要染上“做官當老爺”的惡習。要堅持節(jié)約鬧革命，勤儉辦一切社會主義事業(yè)，反對鋪張浪費，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要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要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親自做調查研究工作，解剖一個到幾個麻雀，不斷總結經驗。要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按照毛主席關于革命接班人的5個條件，“斗私，批修”，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國家的主要成份是軍隊。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工農的子弟兵，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斗爭中，在保衛(wèi)祖國、抗美援朝、碎粉帝、修、反的侵略的斗爭中，立下了偉大的歷史功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戰(zhàn)員參加三支兩軍（即支援工業(yè)，支援農業(yè)，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軍事管制，軍政訓練），軍隊代表參加三結合，受到了階級斗爭的鍛煉，密切聯系了群眾，促進了軍隊的思想革命化，為人民立了新功。這也是最好的戰(zhàn)備。我們要發(fā)揚“擁政愛民”、“擁軍愛民”的光榮傳統(tǒng)，加強軍民團結，加強民兵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3年來，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企圖破壞我們這一支偉大的人民軍隊，沒有能夠得逞，就是因為人民擁護了軍隊，軍隊保護了人民的緣故。
在上層建筑領域中，文化、藝術、教育、新聞、衛(wèi)生等部門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七屆二中全會就決定了“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的路線。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令下，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軍工人階級和它的鞏固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登上了上層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臺。1968年7月27日起，工人階級浩浩蕩蕩地開進了長期被那些走資派統(tǒng)治的場所，開進了一切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無產階級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陣地牢固地占領下來，用毛澤東思想把它們改造過來，是能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關鍵問題。毛主席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工作，親自抓典型，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輕視思想文教戰(zhàn)線的錯誤傾向，緊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工人階級也應當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總結領導上層建筑斗、批、改的經驗，把這條戰(zhàn)線的仗打好。
四、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為了繼續(xù)進行上層建筑領域中的革命，必須認真執(zhí)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
在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和8月的《十六條》中，早已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確規(guī)定。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階段，要認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項政策具體化了。
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落實。
黨的各項政策，包括知識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對待群眾組織的政策，對敵斗爭的政策，經濟政策等等，總的題目就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
從舊學校中培養(yǎng)的知識分子，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或者愿意同工農兵結合的。應當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對于那些結合得好的，對于那些積極上山下鄉(xiāng)的紅衛(wèi)兵和知識青年，要予以鼓勵。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們：“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實行馬克思所說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對于犯錯誤的人，必須著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并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后，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并鼓勵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改造世界觀。對于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fā)，繼續(xù)給以幫助。毛主席最近指出：“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在對敵斗爭中，必須執(zhí)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政策。“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要執(zhí)行毛主席關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的政策。我們主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敵人實行專政。對于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查出的壞人或可疑分子，除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都應當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
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yǎng)，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敵人。
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要具體地研究本單位的情況。凡是革命大聯合還不夠鞏固的地方，應當幫助廣大革命群眾在革命的原則下，實行按系統(tǒng)、按行業(yè)、按班級的革命大聯合，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凡是階級隊伍還沒有清理、或者剛剛開始清理的單位，必須按照黨的政策，抓緊做好。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單位，應當根據毛主席對斗、批、改各個階段的指示，抓緊其他各項工作。同時，要密切注意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壞人又囂張起來怎么辦？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階級敵人如果再興風作浪，發(fā)動群眾把他們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條》中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我國農業(yè)生產連年獲得豐收，工業(yè)生產、科學技術也出現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廣大勞動人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工礦企業(yè)不斷刷新生產紀錄，創(chuàng)造了歷史上最高生產水平，技術革命正在不斷發(fā)展。市場繁榮，物價穩(wěn)定。到1968年底，我們全部還清了公債。我國已經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毛主席總是教育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72頁）列寧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經濟平列起來，也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同上）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搞上層建筑的革命，不發(fā)動廣大工農群眾，不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不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怎么可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一步發(fā)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呢？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tǒng)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我們必須根據毛主席“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根據“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zhàn)略思想，“以農業(yè)為基礎、工業(yè)為主導”等一系列方針，進行調查研究，積極而又穩(wěn)妥地解決經濟戰(zhàn)線上斗、批、改的許多政策問題。要充分發(fā)揮各族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完成和超額完成發(fā)展國民經濟的計劃。可以斷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必將繼續(xù)促使經濟戰(zhàn)線和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出現新的躍進。
五、關于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確實是偉大的。但是，決不能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毛主席在1968年10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所以，我們不能說最后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后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于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因此，輕易地說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是錯誤的，是違反列寧主義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階級斗爭還是會有反復的。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階級斗爭，千萬不能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在當前落實政策過程中，仍然存在兩條路線的斗爭，存在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做好斗、批、改各個階段的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我們要緊跟毛主席，緊緊地依靠廣大革命群眾，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曲折，奪取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更大勝利。
六、關于黨的整頓和建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如毛主席向全黨指出的那樣：“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zhàn)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毛主席的指示，確定了我們整黨建黨的政治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設起來的黨。從1921年誕生以來，我們的黨，經歷了武裝奪取政權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斗爭。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黨始終站在革命戰(zhàn)爭和革命斗爭的最前線。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在國內外敵人極其強大、情況十分復雜的環(huán)境中，我們黨領導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前仆后繼，英勇奮斗，才使黨從最初只有幾十個成員的共產主義小組，發(fā)展成今天領導著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我們深深懂得，離開了人民的武裝斗爭，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要永遠記住毛主席的教導：“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半個世紀以來，毛主席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中，在領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斗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哲學等各個方面，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一條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經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毛主席在談到整黨建黨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huán)，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毛主席用這個生動的比喻，講出了黨內矛盾的辯證法。“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tǒng)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黨內兩條路線的對立和斗爭，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斗爭，沒有吐故納新，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關于黨內矛盾的理論，是今后進行整黨建黨的根本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歷史。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戰(zhàn)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zhàn)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戰(zhàn)勝了王明的先是“左”傾后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zhàn)勝了張國燾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zhàn)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斗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特別是在戰(zhàn)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劉少奇這3個叛徒集團的斗爭中，鞏固、發(fā)展、壯大起來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歷史時期，無產階級的專政和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經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實現的。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就不能正確地解決黨的建設問題，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
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建黨路線，正是從根本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黨的建設的理論。當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fā)展、階級斗爭異常激烈的重要時刻，劉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養(yǎng)》，其目的就是為了推翻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產階級專政。劉少奇在抄錄我們在前面引證過的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話時，再一次故意刪去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個最重要的結論，明確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面目。劉少奇還繼續(xù)散布“階級斗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后論”、“入黨作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虧占大便宜”）等等反動謬論，就是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們的黨，使黨員越“養(yǎng)”越“修”，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平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應當繼續(xù)開展革命大批判，徹底肅清它的惡劣影響。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最廣泛、最深刻的整黨運動。各級黨組織，廣大的共產黨員，經受了兩條路線的劇烈斗爭，經受了大規(guī)模階級斗爭的考驗，經受了黨內外革命群眾的審查。使黨員和干部經了風雨，見了世面，提高了階級覺悟和兩條路線斗爭的覺悟。這場大革命告訴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必須向廣大黨員進行階級、階級斗爭、兩條路線斗爭和繼續(xù)革命的教育。必須在黨內外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把叛徒、特務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分子清除出黨，把大風大浪中經過考驗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吸收入黨。必須努力使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必須使黨員真正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使黨員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只有這樣，黨才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教導我們：“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的學習和宣傳，對兩條路線斗爭史的學習和宣傳，對毛主席關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學說的學習和宣傳，都不能只進行一次，而要反復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只有這樣，才能使錯誤路線和錯誤傾向剛冒頭時，就受到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批判和抵制，保證我們黨始終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正確航道勝利前進。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修改黨的章程。中央已將黨章草案提請大會討論。這個草案是全黨和全國革命群眾共同參加起草的。從1967年11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層黨組織參加修改黨章以來，中央收到了幾千份草案。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黨章草案以后，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又一次進行了熱烈的認真的討論。可以說，新黨章草案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產物，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的意志，是黨一貫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的生動表現。特別重要的是，黨章草案重新明確規(guī)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劉少奇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中央相信，經過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以后，我們的黨一定能夠按照新黨章的規(guī)定，建設得更加偉大、更加光榮、更加正確。
七、關于我國和外國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還要著重地說一說我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
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從來都是相互支持的。對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全世界的廣大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許多友好國家、友好團體和人士，都給了我們熱情的贊揚和支持。我在此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我們堅決保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同他們一道，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
當前世界的總趨勢，還是毛主席說的那兩句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一方面，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蓬勃高漲。越南南方、老撾、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勒斯坦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人民的武裝斗爭日益壯大。“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日益為廣大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心臟”地區(qū)，暴發(fā)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眾運動。越來越多的人民正在覺醒。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正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本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步發(fā)展起來。另一方面，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陷于政治經濟的危機，內外交困，走投無路。他們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在反華、反共、反人民、鎮(zhèn)壓民族解放運動和進行侵略戰(zhàn)爭方面，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在爭奪原料、市場、附庸國、戰(zhàn)略要地和勢力范圍方面，他們勾心斗角，互相傾軋。他們?yōu)榱藢崿F各自的野心，都在擴軍備戰(zhàn)。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就是戰(zhàn)爭。“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zhàn)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82頁）列寧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戰(zhàn)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49頁）列寧的這些科學論斷并沒有過時。
毛主席最近指出：“關于世界大戰(zhàn)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zhàn)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zhàn)爭。”這是因為，當代的世界存在著四大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據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經驗，可以斷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強加在世界人民頭上，那只會大大加速這些矛盾的發(fā)展，推動全世界人民起來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統(tǒng)統(tǒng)送進墳墓。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戰(zhàn)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zhàn)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毛主席指出的這個偉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著我們在同帝、修、反的斗爭中不斷取得勝利。
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本質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國主義這個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越來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臺以后，面臨著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和無法擺脫的經濟危機，面臨著全世界人民和國內人民群眾的巨大反抗，面臨著帝國主義國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的困難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樣，繼續(xù)玩弄反革命的兩手，表面上裝出一副“愛好和平”的樣子，實際上更大規(guī)模地擴軍備戰(zhàn)。美國的軍費開支，逐年增加。美帝國主義至今還霸占著我國領土臺灣。它把侵略軍隊派到很多國家，還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它搞了那么多飛機、大炮，那么多核彈、導彈。這一切，是為了什么？是用來嚇唬人民、鎮(zhèn)壓人民、屠殺人民、霸占世界的。而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它到處陷入與人民為敵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包圍和痛擊之中，并且必將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規(guī)模的革命。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紙老虎。它的社會帝國主義的面目，暴露得越來越清楚了。還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剛剛冒頭的時候，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現代修正主義對世界革命事業(yè)的嚴重危害。毛主席領導全黨，同以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同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使全世界人民在斗爭中逐步學會區(qū)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社會主義，使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宣告破產。同時，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堅決批判了劉少奇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的修正主義路線，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履行了我們黨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
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后，蘇修叛徒集團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內外困難越來越嚴重，就更加瘋狂地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對內，加緊鎮(zhèn)壓蘇聯人民，加緊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對外，加緊勾結美帝，加緊鎮(zhèn)壓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加緊控制和剝削東歐各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加緊同美帝爭奪中東和其他地區(qū)，加緊對我國的侵略威脅。派幾十萬軍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對我國領土珍寶島進行武裝挑釁，就是蘇修最近的兩次丑惡表演。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奪作辯護，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你的主權是“有限”的，他的主權是無限的。你不服從嗎？他就對你實行“國際專政”即對各國人民專政，以便組成新沙皇統(tǒng)治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即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樣。列寧痛斥第二國際的叛徒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8頁）這完全適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組成的蘇修叛徒集團。我們堅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tǒng)的蘇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一定會起來推翻這一小撮叛徒集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chuàng)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tǒng)治是不會長久的。”
由于蘇聯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的事件，中蘇邊界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蘇邊界問題，同我國和其他一些鄰國之間的邊界問題一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對這些問題，我們黨和我國政府一貫主張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談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在解決以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沖突。根據這個主張，我國先后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鄰國圓滿地解決了同他們的邊界問題。只有蘇聯、印度同我國的邊界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中印邊界問題，我國政府同印度政府進行過多次談判。由于印度反動政府繼承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不僅要我們承認舊中國歷屆反動政府都沒有承認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而且還妄圖進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國管轄之下的阿克賽欽地區(qū)，從而破壞了中印邊界談判，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蘇邊界問題，是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19世紀下半葉，那時中俄兩國人民都處于無權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強加給中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大片中國領土，還在許多地方越過不平等條約規(guī)定的邊界線，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這種強盜行徑，曾經遭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憤怒譴責。1920年9月27日，偉大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鄭重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并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宣言》）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列寧的這個無產階級政策，沒有能夠得到實現。
我國政府本著對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早在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就先后兩次主動向蘇聯政府建議舉行談判，解決中蘇邊界問題。1964年，中蘇雙方在北京開始談判。盡管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皇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我們從維護中蘇兩國人民革命友誼的愿望出發(fā)，仍然主張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邊界問題。但是，蘇修叛徒集團背叛列寧的無產階級政策，堅持新沙皇的社會帝國主義立場，拒不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的，還堅持要我國承認他們違約侵占和企圖侵占的中國領土都是屬于蘇聯的。蘇聯政府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使談判遭到了破壞。
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后，蘇修叛徒集團變本加厲地破壞邊界現狀，一再挑起邊界事端，槍殺我手無寸鐵的漁民、農民，侵犯我國主權。最近，他們更連續(xù)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我邊防部隊忍無可忍，實行自衛(wèi)還擊，給了侵略者應有的打擊，勝利地保衛(wèi)了我國神圣的領土。為了擺脫他們的狼狽處境，3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3月22日，我國政府立即用備忘錄答復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么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3月29日，蘇聯政府發(fā)表聲明，一方面仍然堅持其頑固的侵略者的立場，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復“協(xié)商”。對此，我國政府正在考慮給予答復。
我們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fā)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系；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在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我們的無產階級對外政策，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堅持實行的政策。我們過去是這樣做的，今后也仍然堅持這樣做。
我們歷來主張，各國的內部事務由各國人民自己來解決。不論大國、小國，大黨、小黨，都必須把相互關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同蘇修叛徒集團丑惡的大國沙文主義，進行了長期的斗爭，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蘇修叛徒集團口口聲聲“兄弟黨”、“兄弟國家”，實際上把自己當作老子黨，當作可以任意侵占別國領土的新沙皇。他們不但對于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等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進行破壞和顛覆，而且對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見的黨，對于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見的國家，都擺出一副兇惡的架子，進行鎮(zhèn)壓、破壞、顛覆，甚至出兵侵占他們的所謂“兄弟國家”，綁架他們的所謂“兄弟黨”的成員，無所不為。他們這種法西斯主義的強盜行為，決定了他們必然覆滅的下場。
美帝、蘇修總想“孤立”中國，這是中國的光榮。他們猖狂反華，動不了我們一根毫毛，反而激發(fā)我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反而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同美帝、蘇修劃清了界限。今天，決定世界命運的，不是帝、修、反，而是無產階級和各國革命人民。各國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是新生的力量，有無限廣闊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堅決同他們團結在一起，戰(zhàn)斗在一起。我們堅決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斗爭，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zhàn)爭進行到底，堅決支持老撾、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勒斯坦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人民的革命斗爭，堅決支持美國無產階級、青年學生、黑人群眾反對美國統(tǒng)治集團的正義斗爭，堅決支持蘇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翻蘇修叛徒集團的正義斗爭，堅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國人民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正義斗爭，堅持支持日本、西歐和大洋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堅決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蘇修侵略和壓迫的正義斗爭。所有受到美帝、蘇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
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fā)動大規(guī)模侵略戰(zhàn)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guī)戰(zhàn)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zhàn)。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毛主席早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們一定要打，我們奉陪到底。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億萬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下定決心，并且充滿了勝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領土臺灣，一定要把一切敢于來犯的侵略者，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蘇修、美帝狼狽為奸，做了這么多的壞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會饒過他們的。世界各國人民正在起來。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不論是戰(zhàn)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zhàn)爭，美帝、蘇修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埋葬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
八、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我們黨的歷史發(fā)展的重要時刻，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fā)展的重要時刻，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革命發(fā)展的重要時刻召開的。我們大會的代表，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鮮血液。產業(yè)工人黨員代表、貧下中農黨員代表和女代表數量之多，是我們黨歷次代表大會所從來沒有過的。人民解放軍的黨員代表中，有老紅軍戰(zhàn)士，也有新戰(zhàn)士。紅衛(wèi)兵中的黨員代表是頭一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多的代表，從五湖四海來到北京，來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邊，共同商量和決定黨和國家的大事，這就標志著我們的代表大會，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大會，是一個團結的大會，是一個勝利的大會。
毛主席教導我們：“國家的統(tǒng)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yè)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我們的祖國空前統(tǒng)一，我國人民形成了極其廣泛的革命大團結。這個大團結，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各個兄弟民族，包括長期以來為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作了好事的愛國民主人士，包括廣大海外愛國僑胞和港澳愛國同胞，包括在美蔣反動派壓榨下的臺灣愛國同胞，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人們。我們相信，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后，我們全國各族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必將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在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斗爭中，在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事業(yè)中，爭取更大的勝利。
毛主席在1962年說過：“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毛主席這個高瞻遠矚的雄偉展望，照耀著今后我們前進的道路，激勵著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英勇奮斗。
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以下口號略）
從4月2日開始，大會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澤東在大會秘書處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了話，他說：
“找同志們來商量一件事，這個會是小組會一直開下去，還是開一次大會？我們商量了幾次，中間開一次大會通過報告和黨章；然后搞選舉，再開一次大會，結束。”
“另外有一個問題和同志們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組的簡報上說，現在有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清理階級隊伍有一種傾向，就是擴大化。一方面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面掩蓋了打擊面寬和擴大化問題。”“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規(guī)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擴大化。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事。”
“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沒有經常講，沒有公開向大家講，結果廣大群眾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消滅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進行限制、改造，所以，這次又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讓歷史家去做結論，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為是由文化革命開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總之是觸及了上層建筑，從中央一直搞到工廠、機關、學校。過去這些不都在我們手里，大都在國民黨手里，都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里，而且他們還有后臺。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成，還要一個時期，要認真抓一下。”
“軍隊要謹慎。南口有個工廠，8個人搞了一個專案，把黨委書記搞成狗特務，后來交給群眾去查，不是特務，是個好人。搞專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準確，不那么可靠。他們的觀點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們過去行軍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過癮。搞專案的人搞錯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這么久，翻案還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講話。還是超脫一些好。我不搞專案，超脫了一點，就好講話。”“把人家既關起來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辦呢？你還要講點理由：你為什么抓我，現在為什么放我？總要講個理由。有些人關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還關在地下室。有些犯錯誤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來了。”
“現在擴大化的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于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
毛澤東最后說：
“下一步搞選舉，選舉的名單由下面提，然后大組提。我提議幾位老同志要選進去。我開幕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朱德、陳云、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要選進去。”
4月13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談話，他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眾有無政府主義，有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內，我看這些都無關大局。”
4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他說：
同志們：
不要喊口號了。今天的議事日程主要是通過林彪同志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這是第一。第二，是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第三是發(fā)言。現在報名發(fā)言的第一個周恩來，還有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風英、紀登奎這幾位同志報名發(fā)言。可以隨便發(fā)言。（周恩來說：先通過吧？指報告和黨章）你還沒有發(fā)言怎么通過？你們發(fā)言后，再通過。（周恩來說：好！）請周恩來同志發(fā)言。
（周恩來發(fā)言后）同志們！陳伯達講話。
（陳伯達發(fā)言后）康生同志發(fā)言。
（康生發(fā)言以后）黃永勝同志發(fā)言。
（黃永勝發(fā)言以后）怎么辦那？（下面都笑）一個一個的來，王洪文同志講話。
（王洪文講完以后）同志們怎么辦那？你們都是很忙的，好嘛！叫作爭分奪秒，你追我趕，那就請陳永貴同志講話。
（陳永貴發(fā)言以后）現在請另一位同志講話。孫玉國同志。
（孫玉國發(fā)言時，毛澤東就站起來了，他兩次站起來，鼓了6次掌。）
你多大年紀？（孫玉國說：我29歲。）噢！才29歲，你那里人？（孫玉國說：遼寧。）你老家是那里？（孫玉國說：河北）。噢，湖北？（林彪說：河北）
他叫孫玉國，孫是趙錢孫李的孫，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點，國是國家的國，是個副站長，3月15日這個仗就是他指揮的，一個副營長負了傷，以后就是他指揮的，是不是這樣啊？（孫玉國答：是）你打過仗沒有？（孫玉國答：沒有。）好，沒有打仗啊？他們100多人都是沒打過仗的，一個副營長打過仗負了傷，所以沒有打過仗的也可以打仗啊！敵人有飛機，有坦克，有裝甲車，有指揮車，我們什么都沒有，就是靠步兵，結果呢？15號連續(xù)打了9個小時，敵人連續(xù)組織了3次沖鋒，都被我們打垮了。他們是站在烏龜殼里，用處就降低了，我們不靠這些東西，我們也有飛機、坦克，但主要不靠那些東西，我們是靠人，靠勇敢，靠那能帶得動的步槍和輕武器，靠獨立作戰(zhàn)，靠短距離作戰(zhàn)。林彪同志你不是說200米的硬功夫嗎！現在我們打100米，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100米還不打，50米左右開火！他們?yōu)觚敋ひ淮蚓烷_花了。他們沒有辦法了。我們不要迷信烏龜殼，我們打了幾十年仗就沒有烏龜殼，我們不是說不要裝甲車了，裝甲兵司令是誰啊！來了沒有（林彪插話：黃志勇同志來了。黃志勇起立。）我不是說不要你們那個部門，把你們那個部門撤銷，也不是不要你吳法憲的空軍，飛機、大炮、坦克我們都要，但我們和他們不一樣，我們主要靠人，靠步兵，靠勇敢。我們的飛機、坦克比數量不行，沒有他們的多。我們不迷信，這次珍寶島就打破了這個迷信。（這時全場鼓掌）。
此后，尉鳳英、紀登奎也先后發(fā)了言。
這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的總綱中寫道：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zhí)行和捍衛(wèi)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zhàn)友和接班人。”
據陳伯達回憶說：“最初把林彪提出來的是上海代表團。因為毛澤東在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以后，提出要讓上海準備修改黨章，進行恢復黨的組織的試點。在修改黨章的討論中，他們已經提出了要把林彪寫進黨章的建議。在黨的‘九大’討論新黨章和政治報告的時候，很多的代表已經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來了。”
欲知此后的“九大”如何進行？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讓林彪、陳伯達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可他們卻一拖再拖，最后導致“九大”采用的是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報告稿。吳法憲說：“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后，陳開始投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這些看起來并不起眼的小事，卻是后人研究“913”事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還有，賀炳炎等人所寫的《回憶洪湖斗爭中的幾個小故事》里說“賀龍是一條活龍，國民黨軍隊圍住了他，他會呼風喚雨，變成一條龍，溜出去了。”毛澤東對這類話非常反感，他對周恩來說：“賀龍是條龍，就可以登基當皇帝了吧！”“賀龍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這是林彪、吳法憲送來的，全是賀龍的親信和部下揭發(fā)的喲，我還怎么講話？”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麾下那些頂層人物一個個都有著不甘人后的特質，以及他們之間那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可以設想一下，在這暗流涌動的情況下，要進一步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能不能一帆風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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