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60年代對馬格里布和葡萄牙棚戶區的鏟平，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郊區社會住房的大規模拆除，法國政府和市政當局無數次驅逐并迫使有色人種工人階級遷離家園，這一過程清晰地延續了殖民邏輯。Funambulist的長期撰稿人Hajer Ben Boubaker梳理了自1980年“維特里推土機”（Vitry bulldozer）事件以來移民工人為抵抗這類破壞所開展的各種自主斗爭。
許多同代人對巴黎南部郊區的“維特里推土機事件”知之甚少，但它卻是20世紀80年代初法國政治上的一個關鍵時刻。這不僅是一場以推土機為核心象征的拆除行動，更重要的是，它瞄準了一個專供移民工人居住的宿舍進行拆除。這座宿舍名為“馬努奇安之家”（le foyer hostel Manouchian），以亞美尼亞移民Missak Manouchian和Mélinée Manouchian夫婦命名。Ta們曾是抵抗組織成員、共產黨人，和MOI（移民勞工組織）的成員。MOI成立于1932年，與法國共產黨（PCF）有聯系，致力于幫助外籍工人維護自身權利，抵抗社會上乃至工會內部的潛在排外情緒。Manouchian夫婦與MOI的其他22名成員一起，被納粹在巴黎郊外的Mont-Valérien槍決。
由此，“維特里推土機事件”成為移民歷史中又一例象征性與物理性的暴力事件，延續了移民群體被推土機推平、其與歷史的聯系被抹除的譜系。
在法國，每年冬季有“冬歇期”規定（依據1956年的法律，節日期間禁止驅逐租戶）。然而，在1980年圣誕節前夕，仍然發生了一起強制驅逐事件，受影響的是320名馬里籍男性工人。他們原本居住在巴黎東南郊的Saint-Maur-des-Fossés的一處工人宿舍，因建筑過于破舊，12月21日被遷至維特里河畔的另一棟房子。然而，當時由法國共產黨（PCF）掌控的維特里市議會（當時法共黨員人數高達400萬）強烈反對這次遷移。維特里市長Paul Mercier反復強調該黨的新排外論調，聲稱有人想要通過建立外籍青年工人宿舍等方式，讓移民群體定居在共產黨控制的市鎮，從而將這些市鎮隔離開來并貧民窟化。12月24日，市長在數十名支持者的陪同下進入“馬努奇安之家”，切斷了水、電、燃氣和電話供應。幾分鐘后，一輛推土機摧毀了宿舍的門廊，徹底阻斷了工人們的進入通道。
在這里，推土機象征著一種摧毀移民自主權的意圖。然而，這一沖突的起源遠早于工人們向維特里的遷移。事實上，共產黨掌權的維特里市政府對這些移民工人的敵意，早在“Sonacotra宿舍罷租事件”期間便已顯露（該事件將在下文描述）。這一事件反映了共產黨市政當局對移民斗爭居高臨下的態度，并標志著移民自主抗爭進入的新轉折點。在過去兩年里，維特里市政府一直與“馬努奇安之家”的居民對抗，這些工人正在進行一場“罷租運動”（rent strike）。要理解這場斗爭，我們需要追溯移民工人宿舍的起源。事實上，移民宿舍的存在與法國的殖民歷史密不可分。負責管理宿舍的國營機構SONACOTRAL（“阿爾及利亞工人住房建設國家公司”）成立于1956年，即阿爾及利亞反殖民戰爭最激烈的時期。成立這一機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對阿爾及利亞籍工人進行嚴密監管，防止ta們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建立聯系，尤其是防止FLN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工人中招募新成員并征收革命稅。阿爾及利亞獨立后，SONACOTRAL并未隨之解散，而是繼續以“SONACOTRA”的新名稱運營（縮寫相似，但去掉了“阿爾及利亞”），并將其人口控制策略擴展到所有移民工人群體。該機構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使用的反革命手段至今仍在延續，其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宿舍管理人員的特殊招募方式。SONACOTRA特意將宿舍管理工作交給法國軍隊的退役軍官，并明確解釋了這一決策的理由：
“Claudius Petit先生（時任SONACOTRA總裁）指出，將宿舍管理交由習慣于管控‘人群’的退役軍人負責，有助于宿舍的良好管理，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和1968年五月風暴等敏感時期。”（Mireille Galano，《一場典型的斗爭》，2002）
“馬努奇安之家”在1980年推土機襲擊后被摧毀的入口 / Michel Clément供圖
這種軍事化管理將內部規定交由各宿舍的負責人自行決定。所有宿舍的共同點是維持一種封閉管理：禁止接待訪客、早晨必須整理床鋪、限制居住者在宿舍管理者規定時間外進入宿舍、禁止接待女伴或任何其他女性訪客。此外，宿舍管理員有權進入所有房間，并持有全部鑰匙。他還擁有攜帶武器的權利，以“控制”宿舍的秩序。典型的宿舍模式通常是過度擁擠的集體房間，或是面積在五到九平方米之間的單人房，配備公用廚房、浴室和公共活動空間。租金極高，尤其是對于外國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這正是法國20世紀70年代最重要的移民抗爭運動之一——Sonacotra宿舍罷租運動的起點。1975年，該運動始于巴黎北郊Saint-Denis的Romain-Rolland宿舍，并于1976年擴展到整個巴黎大區及法國其他地區。罷工者的訴求眾多，包括降低房租、驅逐種族歧視的管理員、承認住戶委員會的合法性等等。
1977年，Sonacotra宿舍罷工協調委員會轉變為“斗爭宿舍委員會”，將所有由Sonacotra以外的其他機構管理的抗爭宿舍聯合起來。這一協調組織堅持自治原則，以避免被工會、政黨、極左團體或由原籍國設立的監控移民工人的組織所收編。該委員會旨在協調斗爭，并提出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以對抗法國共產黨（PCF）及其附屬工會CGT試圖控制運動的行動。Mustapha Cherchari是移民斗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駐巴黎成員。他曾在1961年10月17日大屠殺中僥幸生還，親眼目睹了阿爾及利亞人被拋入塞納河“像石頭一樣沉入水底”。他與塞內加爾活動家Assane Ba一起發起了Sonacotra宿舍罷工。Cherchari與阿拉伯工人運動（MTA）和巴勒斯坦委員會關系密切，并積極推動體面住房的議題。受到FLN的啟發，他建立了一個包含一個核心和七個委員會（“宣傳”、“信息”、“技術”、“文化”、“支持”、“管理”和“控制”）的組織架構，以協調全國范圍內約三萬名罷工者的行動。
正是這一史無前例的運動激起了共產黨人的敵意，ta們很難接受移民自主斗爭的想法，尤其是當法國共產黨正在利用法國工人和外國工人之間的對立時。
市政當局一直小心翼翼地反對“馬努奇安之家”居民罷工的問題，甚至還宣布了拆除市內的另外兩處宿舍的計劃。當法院在1979年11月下令關閉該宿舍時，市長Paul Mercieca及該地區的黨組織積極推動用法國工人取代宿舍中的阿爾及利亞和葡萄牙居民。
推土機摧毀宿舍門廊的畫面在法國媒體上廣泛傳播。相關報道超過百篇，其中有許多文章批評了這種驅逐方式，盡管這在針對移民人口的住房政策中相當常見。強行拆除移民和貧困人口的住處至今仍然是常態，尤其是在被認為是左翼的市政當局所管轄的地區，這些地區通常聚集著大量移民社區。面對這樣的情況，受這些城市政策影響的當地居民提出了“回歸權”的訴求。1984年，巴黎第18區的社會黨市長宣布對Goutte d'Or（也稱 Barbès）南部地區進行“改造”。該區幾十年來一直是移民聚居地，尤其是來自馬格里布地區的移民。市政府官方的目標是清理被認為“不適宜居住”的建筑，市長辦公室下令拆除243座建筑中的126座，即相關地區近一半的建筑物。只有60座建筑符合不拆除、僅進行翻新的標準，最終徹底改變了該區的面貌。對于居民和激進團體來說，這項計劃更像是一種“剝奪所有權”的行為，而非政府提供補助支持住房翻新的一項政策。該項目被秘密推進，在未與居民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便由巴黎市議會投票通過。
巴黎地區的移民社區長期面臨威脅，20世紀以來，該地區一直在經歷士紳化（gentrification）進程。早在1960年，巴黎警察局長Maurice Papon便宣布關閉巴黎第五區60多家廉價旅館，蓄意搜捕阿爾及利亞人，同時，媒體也借此機會制造本地居民安全問題與移民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的影響延續至今。當時已經制定了一系列后來在巴黎其他街區也被采用的程序，特別是對目標地區虛假的重新安置承諾——盡管1958年“重建第五區”的規劃報告早已建議將移民群體驅逐出該區，甚至更廣泛地驅逐出整個巴黎市。面對與推土機的強制拆除抗衡的困難，居民采取了“回歸權”策略，以維護受影響社區居民的居住權。在Goutte d'Or的案例中，這場斗爭已持續多年，其中一個核心訴求便是確保所有因拆遷而失去住房的居民都能獲得安置。其中一種行動方式便是“百人呼吁”（Appel des 100），這是一種如今已被公眾遺忘的表達方式，由100名面臨威脅的居民聯合撰寫信件，表達ta們的訴求以及對社區的熱愛。這些使用多種語言書寫的信件，見證了該街區多元的居民背景，也反映了ta們的人生經歷和居住在此地的歷史。一封由一位年長女性書寫的信件，描述了她的家族如何與巴黎歷史性政治事件交織在一起，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
“我的姨祖母們曾告訴我，那時候的街區還能在街上轉圈兒跑，蒙馬特高地（Butte Montmartre）真的很陡峭，她們小時候會和父親一起攀爬到山頂，在‘磨坊餐廳’（Moulin de la Galette）吃點心。公社時期，她們住在地下室，因為街道上爆發了戰斗……后來，我母親就在Goutte d'Or街上的這棟樓里長大，而我現在仍住在這里。”
對于該區居民來說，“移民聚居區”被刻意針對的事實毋庸置疑。這里長期以來是巴黎市中心的重要移民社區，坐落于蒙馬特山腳下。為了正當化大規模拆遷政策，巴黎市政府及政客們毫不猶豫地使用“貧民窟”和“治安問題”等言論。居民們的抗爭形式多種多樣，包括邀請專家證明該街區的“建筑價值”，以及在城市改造計劃宣布時，商家集體罷市抗議。盡管這些運動未能阻止推土機改變社區結構，但至少迫使政府建造了800套社會住房。盡管爭取“回歸”Goutte d'Or的斗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目標并未完全實現：僅40%的被拆遷居民得以在原社區內重新安置，另有20%被安置在同一行政區的其他地段，而剩余的居民則不得不搬遷至巴黎的其他區。
推土機政治之后，炸藥政治（dynamiting politics）隨之而來，特別在新世紀初。其最早的實踐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1983年6月9日，20公斤炸藥在幾秒鐘內爆破摧毀了四千噸混凝土，三座十五層高的大樓轟然倒塌。這一幕發生在里昂東郊Les Minguettes社區的Monmousseau片區，該地是法國移民和郊區居民自主動員的核心地區。1983年“反對種族主義與爭取平等大游行”（Marche pour l'égalité et contre le racisme）正是從這一社區開始的，這是一場全國范圍內反對警察種族暴力的和平游行。在激進媒體機構 IM'média 拍攝的紀錄片《Minguettes 1983 – 社會和平還是鎮壓？》中，有一段采訪顯示，社區居民正在動員反對拆遷。片中還有其他居民批評市政府拆除大樓而非進行翻修并降低租金的做法，而當地工廠的工人們也加入了抗議，指出工廠里有許多工人急需住房。在另一幕中，一名年輕男子在面對采訪時，被問及對大樓被拆除的看法。他望向這座大樓，似乎對拆除后社區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Ta們要把它拆掉，我們聽說ta們會建一個公園什么的……其實ta們應該留下它。”當記者問他：“你覺得ta們（政客們）應該在Les Minguettes做些什么改變？”這一次，這位年輕人毫不猶豫地回答：“Ta們應該換掉警察局。”
1983年6月9日，Vénissieux當地Les Minguettes社區的住宅樓被拆除的場景 / 來源：Le Progrès newspaper
然而，2000年代標志著爆破政治的轉折點。2000年5月，《巴黎競賽》（Paris Match）雜志發布了一張特別的法國地圖，名為“爆炸地圖”（Explosive Map），用炸彈圖標標示出所有被政府新城市政策列為目標的郊區社會住房區。同年，政府宣布在未來20年內拆除20萬至30萬套社會住房，并建議每年爆破1.5萬套。2004年，La Courneuve標志性的“4000城”（Cité des 4000）中的Ravel和Presov兩棟樓被炸毀，記者現場拍攝了爆破過程。爆炸讓一些居民回憶起了其他往事：一位阿爾及利亞婦女在接受IM'média采訪時表示，這場爆破讓她想起了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法國軍隊對平民房屋的轟炸。
因此，推土機成為了一種常規手段，被當局用來針對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工人階級和外來移民群體，也被用于摧毀那些孕育文化或政治自主性的空間，即使這些空間事實上也是被隔離的。
如今，以城市政策的名義反復針對工人宿舍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
例如，為了巴黎2024年奧運會的奧運村建設，當局拆除了位于Saint-Ouen（巴黎北郊的一座城市，過去15年來經歷了大規模的士紳化）的一座工人宿舍。286名馬里工人多年來一直居住在那里。奧運村的建設完成了對這一歷史性工人階級社區的中產化進程的最后一步。又例如，在ADEF宿舍，租戶們最后才得知建筑將被拆除，而此前管理方曾承諾進行修繕。建筑最終被拆除后，市政府將居民安置到Montreuil，但居住條件極其惡劣，延續了殖民時期住房政策的脈絡：每間18平方米的房間住兩人，每月租金高達447歐元，且無法申請住房補助。居民們的核心訴求之一是“回歸權”（right to return）。然而，奧運村的所有房產都被出售，排除了讓ta們返回奧運會開發過程中建造的新建筑的可能性。此外，規劃中的兩座新住宅價格過于昂貴，且居住模式完全不同——從原本帶有多個臥室和大型公共區域的公寓，變成了狹小的15平方米單間，而整個樓內僅有一個20平方米的公共客廳，這種戶型設計完全背離了居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由于無法從新的基礎設施中受益，居民們一直在抗爭，希望能回到ta們生活多年的街區和城市。
面對這種“塵埃政治”（politics of dust），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們必須通過自我組織進行抵抗。盡管我們并非總能與推土機和炸藥抗衡，但“回歸權”仍應作為一項核心原則。歷史往往給予我們啟示：當Monmousseau街區的第一座大樓即將被拆除時，一些當地居民占領了大樓，拒絕離開，直到當局釋放因警民沖突被捕的同伴。面對追求熱點的法國媒體的鏡頭，居民們在建筑上涂寫“釋放卡梅爾”（Libérez Kamel）的字樣。Kamel是三名在Les Minguettes抗議警察暴力者的絕食者之一，而這場抗議最終引發了“平等與反對種族主義大游行”。在這一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身體與空間的交匯，這是“回歸政治”的一種表達（politics of return），即爭取自由生活在自己家園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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