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膚施會談意氣相投 堅定張學良抗日決心
“九一八”事變后，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張學良面對日本在東北的侵略行徑奉行“不抵抗主義”，致使東北三省很快淪于日軍的鐵蹄之下。張學良被迫率東北軍流落關外，他本人也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中下野出國。回國后，蔣介石任命張學良擔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負責“剿滅”西北紅軍及剛剛在陜北落腳的中央紅軍。東北軍與紅軍先后發生三次戰斗，接連損失了近3個師的兵力和兩名師長。張學良對紅軍的戰斗力有了深刻的體會，對自己的損失也大感痛心。而令張學良失望的是，蔣介石不但借故停發東北軍傷亡士兵的撫恤金，還趁機取消了其部隊番號。彼時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作為抗日先鋒的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中明確提出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了對圍困陜北的東北軍與楊虎城西北軍的統戰工作。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通過參觀學習、與紅軍一起生活，對共產黨的主張心悅誠服，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主動提出愿意回去勸說張學良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而張學良也在東北愛國將領李杜及杜重遠等人的勸說下，開始考慮聯共抗日打回東北的救國之路，他與高福源交談后，表示愿意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問題進行面談。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張學良的這一愛國動向，先后兩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與他談判，達成雙方互不侵犯協定。張學良多次表達他愿意為成立國防政府而奔走，希望毛澤東或周恩來到膚施（1937年1月改為延安）來與他正式會談，經過慎重考慮，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前去同張學良展開雙方高層的直接對話。
1936年4月7日，周恩來與李克農帶著電臺從瓦窯堡啟程前往膚施，張學良自駕飛機前來，陪同者有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上海中共組織派到東北軍的代表劉鼎。周恩來同張學良一見面就笑著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張學良說：“我了解，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說過。”周恩來奇道：“怎么張伯苓也是你的老師？”張學良爽快地回答：“過去我抽大煙、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我和你同師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兩人的會談就是在這種親切而輕松的氣氛中開始，他們交談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東方泛白才結束。5月12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進行了第二次會談，通過這兩次懇切的談話，周恩來堅定了張學良聯俄聯共抗日的決心。
張學良和楊虎城
兩次膚施會談都是秘密進行，雖無第三人知曉其中的具體情形，但張學良在晚年接受采訪回憶這段歷史時，直言對周恩來的印象是：“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來。”（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可見周恩來對他的影響至深。而周恩來在給張學良的信中也直抒胸臆道：“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并電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書信選集》）欣賞之意躍然紙上。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在形成軍事聯盟、以西北為中心號召全國共同聯合抗日等問題上很快就互相達成了默契，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的統戰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勝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周恩來返抵膚施，在機場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歡迎
二、身入危局折沖千里 調停西安事變
1936年10月，蔣介石親到西北，督責張學良、楊虎城進攻紅軍，他猛烈抨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對東北軍訓話時更是道：“抗日需要先鎮壓共產黨，那些不愿意剿共的人與不愿意抗日的人毫無差別，共產黨是更大的敵人。”（程中原《中共高層與西安事變》）蔣的講話引起了東北軍的強烈不滿和騷動。12月4日蔣介石再赴西安，他厲色威脅張學良和楊虎城，如果反對其“剿共”命令就要嚴加處置。張學良在反復苦諫蔣介石停戰抗日甚至“哭諫”無果后，與楊虎城一起毅然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及隨行南京政府軍政大員十余名，宣布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并通電全國，提出改組政府、停止內戰等八項救國主張，西安事變震驚了海內外。
在發動事變的當天，張學良即致電中共中央告知事變的經過，希望中共可以派人前來協助工作。面對如此突變，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反應，由于周恩來一直負責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統戰交涉工作，而張學良又對周恩來深為敬服，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過去，并請張學良派飛機前來膚施接應。12月15日，周恩來率領羅瑞卿等9人，從保安騎馬趕往膚施。時值隆冬，道路陡滑難行，一行人直到16日中午才到達膚施縣城北邊。在得知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已經離開后，周恩來迅速做好兩手準備，他一方面讓占領膚施機場的部隊用白布擺好約定的十字形接應標志，加強機場警戒，另一方面準備騎馬趕到西安。由于當時紅軍未接防此地，膚施城內的武裝力量是地方保安團，周恩來一行就在城外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他們由城北翻山走至城南時，聽到有飛機的聲音，周恩來判斷是張學良的飛機再次前來，于是派人前去向膚施縣長說明紅軍代表團應邀前去西安，準備借道至縣城東郊機場搭乘飛機，得到了縣長的同意。周恩來作為中共高層領導人，在情況如此危急下初次下山，一路走來人馬疲乏，但他在這樣的小事上也毫無疏漏，專程派人向當地政府說明，既表示了對對方的尊重，也避免了雙方可能會因為信息不相通而產生誤會，全面細致真誠的統戰作風可見一斑。
周恩來在飛機上聽取了劉鼎的報告，對張、楊兩人及其部隊的思想動態以及蔣介石的個人態度都做了詳細的了解。趕到西安后，他先去了七賢莊1號（今西安“八辦”），將絡腮胡剪去，稍作整休即前往張學良公館。當周恩來等人到達后，張學良極為高興，他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不停地晃動著，高聲問道：“美髯公，你的長胡須怎么不見了？”周恩來笑著說：“剪去了！”“那樣美的胡須，剪掉實在太可惜了。”（石仲泉、陳登才《周恩來的故事》）張學良很惋惜地說。
張學良與周恩來一直談到深夜，張學良先講了發動兵諫的初衷及蔣介石的態度轉變，表示現在是最有可能爭取蔣抗日的時候，只要蔣停止內戰，全力抗日，就送他回到南京，依然擁護他做抗日的領袖。對張學良的看法和主張，周恩來表示了贊同，并談了對事變性質、前途以及處理蔣介石的方針看法。周恩來分析，西安與南京正處在對立狀態，對蔣介石的處置必須謹慎，如果將蔣處死，那南京方面必將以此為借口對西安進行軍事行動，到時候內戰爆發，日本也會乘虛而入，中國的前途便更加晦暗；而如果可以就此勸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擊日本侵略，就可以釋放他回去，還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蔣介石現有的實力也并沒有因為這次事變而受到損失，爭取他走上抗日的道路，有利于發動全面的抗日民族戰爭。蔣介石被扣留，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結成的“三位一體”既是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力量，也是能迫使蔣走向抗日的強大力量。周恩來從民族大義著眼，對蔣介石與中國的前途命運所作的分析，對應該采取的處置方法說明，與張學良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增強了他和平解決事變的信心與決心。
中共代表周恩來和秦邦憲（左）、葉劍英（中）在西安合影
在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事變的決心后，周恩來又馬上找到楊虎城，向他表達了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楊虎城雖然對捉蔣之后可能又要放蔣的情況有所估計，但聽到周恩來也持以蔣介石人身安全保障和平前途的意見時，還是覺得非常意外。他坦白自己早已破釜沉舟，既不像張學良與蔣介石有過多的私人關系，也不像共產黨本來就與蔣是敵對的關系，他只是蔣的部下，倘若今日輕易放蔣而他日后翻臉，恐怕自己以后會處境艱難甚至可能性命不保，而且他對蔣是否能夠同意抗日也頗為懷疑。對于楊虎城的憂慮，周恩來作了多方面的分析，首先是國內外形勢都要求蔣出面抵抗日本侵略，現在他本人除了抗日這一條路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所以盡力爭取迫使蔣走向抗日是很有可能的。而關于他是否會挾私報復，這并不是完全取決于他個人，只要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緊密團結，發動全國形成聲勢浩大的抗日力量，蔣介石縱有報復之心但也斷然沒有實現的條件。楊虎城聽后深受觸動，表示“我是追隨張副司令的，現在更愿意聽從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就這樣，通過周恩來的工作，西安方面在放蔣與否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方面，達成了內部的意見統一。
在與張、楊兩人密切交換意見共商對策的同時，周恩來還與西北軍政各方力量相談相商，與民主人士或單獨長談，或召開座談會，同自己在南開、黃埔時期的同學加強接觸，使人們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不僅無絲毫報復之心，而且專為保蔣并爭取他同全國人民一起為抗日救亡而奮斗”。在民主人士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他們“愿意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盡一點應盡之責”（遠方《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周恩來指示事變后成立的西北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充分動員群眾，支持張、楊的八項主張，通過群眾工作保障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通過各種方式與渠道，周恩來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全面地、不遺余力地反復闡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宣傳貫徹和保證落實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和指示。
自端納入陜后，南京政府的主和派一直在緊鑼密鼓地籌劃用政治談判的方式和平解決爭端。12月20日，宋子文到達西安，當他得知周恩來也在西安，不禁緊張道：“事情麻煩了。”以為周恩來會增加和談的難度。但周恩來通過中間人向宋子文轉達了中共繼續貫徹執行團結抗日方針政策，希望他以國家大局為重，勸說蔣介石改變當前的政策。這令宋子文十分意外并贊賞，稱“中共手中掌握著開啟時局之鑰匙”（姬乃軍、申輝《西安事變實錄》）。宋美齡22日到達西安后，周恩來分別在23日、24日與她進行了長談，贏得了宋美齡對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誠意。12月23日，西安方面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代表，宋子文代表蔣介石，雙方展開正式談判。周恩來本來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充當調停者，但卻因為更具謀略和政治格局而變為談判的主體，“儼為西安之謀主”（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談判一開始，周恩來就闡釋了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平處理西安事變的意見，并就中共愿意作出的讓步條件與要求作了詳細說明。宋子文認為這些條件合情合理，與之前兩黨接洽談判時所提的條件完全一樣，“并未因西安事變而增加一絲籌碼”（楊天石《史事探幽》），展現了共產黨只為求得民族統一共同御辱而不計一黨之私的磊落與胸懷。24日，宋美齡也加入了談判，最后雙方在關于“改組政府、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問題上達成一致。當晚，周恩來與蔣介石直接見面，周恩來坦率表示：“只要蔣先生可以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而蔣介石也明確做了三點表示：一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是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解決一切；三是他回到南京后，周恩來可以直接去談判。
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幾乎是圓滿的結果。周恩來以博大的民族情懷，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己任，以極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居間調節，終于杜絕了內戰發生的可能，為國家民族爭取到了一個好的前途。
1936年12月2日，蔣介石在洛陽與西北軍政首腦合影。前排左起：楊虎城、蔣介石、宋美齡、楊虎城夫人張蕙蘭、張學良、邵力子等
三、臨危不懼多方協調 堅持和平立場
12月25日，張學良陪同蔣介石一起飛返南京，隨后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軍政大員也被釋放。蔣介石回到南京后很快發表了《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訓詞》，污蔑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受到反動派的蠱惑，只字不提他在西安所做的允諾。不久，從南京傳來張學良被判刑的消息，緊接著楊虎城被撤職，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陜甘善后辦法”，陳兵潼關。蔣介石一面派人到西安私下四處游說拉攏，一面以軍事為威脅，旨在分化“三位一體”的甲乙兩案中選擇一案接受，進一步動搖東北軍和西北軍內部的統一。東北軍內部在先爭取張學良回陜還是先接受南京政府解決方案，以及甲乙兩案的利弊得失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很快形成主和與主戰兩派。主和派主張在甲案基礎上談判，而主戰派則主張要先救張學良回陜。此時，談判形同叛變。雙方矛盾尖銳，西安的形勢在內外夾擊中陡然變得嚴峻起來。
周恩來兩度致函蔣介石要求撤兵釋張，并多方協調，堅持選擇有利于西北團結的甲案和平解決。然而西安內部的主戰派與主和派的矛盾愈演愈烈，在東北軍主戰派基本控制局面的渭南會議中，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共的基本方針始終是為和平奮斗，雖然支持在甲案的基礎上通過與南京談判達到和平，但“我們不單獨行動，進則同進，退則同退，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的條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在明確的反戰立場下仍以三位一體共同進退為重的情義使東北軍和西北軍深為感動。但在不久后的王（王以哲）宅會議中，主和派否定了渭南會議，決定仍以談判爭取和平，參會的周恩來面對如此倉促的轉變，仍堅定表示：“在你們兩方有許多人堅決主戰的情況下，我們為了團結可以保留我們原來的和平解決的主張，現在你們兩方主和，我們自然贊同。”但他鄭重提醒東北軍將領一定要做好內部團結，做好部下的思想工作，防止出現內部分裂。
周恩來的擔心很快就得到了印證，2月2日，主戰派刺殺了王以哲，以為就此可以堵住和談之路，主戰派還沖到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厲聲斥責肇事者孫銘九等人：“你們要干什么？你們以為這樣干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是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做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在周恩來嚴厲訓斥下，幾個青年軍官氣焰頓斂。周恩來跟他們講明了這其中的利害關系，認識到錯誤后，他們不禁流淚下跪向周恩來請罪。與此同時，西安城內謠言四起，甚至惡意傳播是共產黨指使少壯派殺了王以哲。周恩來一邊派人去渭南向東北軍前方將領說明中共是反對殺害王以哲的錯誤行為的，一邊不顧個人安危，與李克農等紅軍代表一起趕去王以哲家吊唁，主持料理后事，此時離王以哲遇難只一個小時左右，他是最早趕到王以哲家的。周恩來一邊安慰家屬，一邊迅速親自動手搭起靈堂，關切重視之情使在場之人深為動容。在陜北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也在第一時間致電王以哲家屬表示悼念，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態度，既消除了事變發生后一些人對共產黨的惡意謠言，也使東北軍將領深受感動，對穩定人心、扭轉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來在與楊虎城商量后，簽發了對肇事者孫銘九等人的通緝令，考慮到少壯派在發動西安事變中是有功績的，他們錯誤地刺殺王以哲，動機還是想拯救張學良，不能隨便犧牲他們。周恩來遂不避袒護之嫌，毅然決定讓劉鼎帶孫銘九等3人乘車秘密出城，遠避云陽鎮紅軍駐地，對他們做了妥善安排，也使想要為王以哲報復的人失去了尋仇目標。
西安事變期間，周恩來和葉劍英等同西安紅軍聯絡處工作人員合影
西安事變發生后局勢千變萬化，身處巨大風暴中心的周恩來在充滿驚濤駭浪的險惡環境中，始終堅持和平方針，保持與張學良、楊虎城的統一戰線，最終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為之后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埋下根基，成為歷史轉折中的重要關鍵。周恩來在這次事變中所展現出的道義擔當與政治遠見，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的赤膽忠心，以及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卓超才能，深深地贏得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尊重與信任。張學良在給同僚的信中，說他為國家已經犧牲了一切，但“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后維持這一友誼”（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西安事變》）。楊虎城在被迫出洋時叮囑部下：“在我們發生危險時就倒向共產黨，跟著共產黨走。”（米暫沉《楊虎城將軍》）親歷這段歷史的羅瑞卿等人這樣評價：“沒有周恩來同志在西安，毛主席、黨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就很難得到貫徹，內戰可能再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初步勝利就無法鞏固。周恩來同志為黨的革命事業，為中華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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