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是客觀真實的勞動人民和進步性人群的歷史。本文以新范式客觀真實全面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前27年的歷史本來，概述了它創立一個比較強大的早期傳統形式的工農大眾的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社會，并出現人民公社、中蘇論戰、文化大革命等三大創舉的主要歷史進程。對于其具體歷史評價則留待長歷史實踐和后人。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 社會主義改造 農村人民公社 中蘇論戰 文化大革命 中國第一次產業革命 工農大眾的主人公地位
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27年即紅色中國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早期或傳統形式，是此前中國國情變遷——相當落后的農業大國及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時代條件—— “一球兩制”和蘇聯援中的世界大勢的使然。
紅色中國的發展，經歷了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社會早期形態建立七年，社會主義社會初步建設和偉大創舉及其轉變二十年等兩大階段。紅色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線索或明線就是早期社會主義社會的形成和初步建設，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社會建立建設及其勞動人民內部矛盾（絕大多數時候的社會運行重點）和階級矛盾（相互對立的階級矛盾）的運動發展。紅色中國27年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社會現代化和民族獨立自強開放取得突破性進展和偉大成就的歷史階段。
紅色中國即新中國頭七年的社會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并且形成了歷史發展的具有明顯區別的兩個小階段。前三年主要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恢復和調整經濟社會發展，后四年主要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
首先，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新中國誕生奠定了基礎，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紅色中國的開始。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并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政府以此前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國家運行初期的憲法性章程，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進一步組成民主聯合政府。隨后，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統一。在新解放區，先實行軍管，后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建立各級人民政權。到1950年6月除西藏、臺灣和沿海個別島嶼外，全國解放，解放戰爭結束。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對國家各方面的工作進行了研究布置，重點是創造條件，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并集中力量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如舊政權與戰亂時期遺留的反革命和土匪勢力還相當嚴重，新政府運用包括抽調的解放軍主力部隊等多種力量開展清匪和鎮反運動，到1951年秋該運動先后基本結束。1951年5月達成西藏和平解放協議。到1951年在全國形成了大行政區、省（自治區、署）、市、縣（旗）和區、鄉、行政村等多級政權體系。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召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成立了憲法和選舉法兩個起草委員會。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會議批準了從53年開始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不點名批評了高崗、饒漱石的非組織活動等。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多部法律，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及由其組成的國家元首、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構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國家政體，建立了國家機構，選舉毛澤東任國家主席，劉少奇任人大委員長，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1954年憲法，規定了新國家的國體（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和政體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任務等，它是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體現人民民主的憲法。在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后，中共中央決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回歸作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統一戰線組織，它與人民政府的關系是協商和建議的關系。1954年12月，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具體規定了政協組織的性質、地位和職能等，選舉了新一屆政協組織領導人，毛澤東由原任政協主席轉任政協名譽主席，周恩來新任政協主席。同時，根據《共同綱領》和《憲法》規定，逐步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建立了各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如自治政府）。1950年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活動。加強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如建立國防體制，精簡整編軍隊軍兵種，注重軍隊科教及其組織建設，實行軍官薪金制、軍銜制和義務兵役制，1955年授予元帥和大將等軍銜，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等。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會議通過《關于高崗、 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和《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議》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它是一次總結過去和開創未來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大會（它確定了新社會基本建立和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等）。另外，自建國起，還對舊社會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進行了改造，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歸結起來，建國初期，中國政治現代化步入全新軌道，社會主義的“黨政合一、高度集權”的傳統政治體制基本形成，政治現代化有著良好起步，并且其中國特色明顯，如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等。
經濟發展方面，隨著新的國家政權的建立，首先是迅速組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它主要是從接管城市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入手的。如1949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指示》規定，先完整接收下來，實行監督生產，然后逐步改革。另外，還通過管制、代管、征購等把帝國主義在華企業轉變為國有企業。到1950年初國營經濟的迅速建立，讓國家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同時，在新中國成立時，全國有占國土2/3的地區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頒布，從1950年冬季開始，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展開，先劃分階級，然后沒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財產，最后進行復查和動員生產，到1952年底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在土地改革的同時，從1950年起，各國營廠礦在建立黨、團、工會組織的基礎上陸續開始進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把頭制等舊制度，1951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通過企業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廢除了各種壓迫工人的舊制度，建立了新企業制度，到1952年底，全國國營企業中進行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同時，還特別重視經濟社會的恢復發展。如1949年6月和11月中共先后開展了“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從而穩定了市場。1950年2月新中國第一次全國財經會議召開，決定統一管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對財政經濟工作等作出進一步強調和部署。到1952年底，通貨持續膨脹，物價不斷上漲的歷史宣告結束，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工作取得重大勝利，并由此開始形成以集中統一為基礎的財經管理體制。隨后，積極貫徹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合理調整和促進各類工商業發展。1951年10月開展增產節約運動。1951年底至1952年初開展“三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兩運動都到1952年10月結束。采取多種措施，經過三年努力，整個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較快發展，1952年底，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77%多，年均增長20%左右；國家財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鄉居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提高了70%，農民收入一般增長30%以上。[1]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國民經濟的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國民經濟內部的五種經濟成分中，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處于優先增長地位，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基礎，現代工業的比重有所上升。
1953年，開始實施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同時也提出并開始實施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1952年7月中財委形成了《1953至1957年計劃輪廓（草案）》（第二稿），1952年9 月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一五”計劃，確定了其重點是發展重工業，毛澤東在會議上還首次提出“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指導思想和大致設想，1953年2月毛澤東外出視察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輪廓（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逐步改造，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這樣，“一五”計劃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就是密切相聯和一體的。1953年5月《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等文件簽訂，蘇聯援助中國項目140多個落定了。到1954年9月“邊執行、邊完整”的“一五”計劃基本定稿（第五稿）。[2]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56年底，“一五”計劃的主要指標大多提前完成，并建設了一大批基礎重點工程，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初步建成了中國工業布局的骨架，它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得了偉大的成就。與此同時，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概念及其基本內容，這個總路線確定下來了，1953年9月中央正式公布這個總路線。實踐中，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前大多是發展勞動互助組；其后至1955年夏，初級農業合作社得到廣泛發展；1955 年夏到1956年，隨著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迅速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階段。到1956年底，農村總戶數的九成以上加入合作社，其中農村總戶數八成以上加入高級合作社，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獲得成功。伴隨農業改造的進行，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相應的展開了，從供銷合作入手，由小到大，從低級到高級；由生產合作小組、供銷合作社到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底手工業改造基本完成。與此同時，其他個體勞動者也基本實現了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主要是采取由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將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經過了三個階段：1953年底以前主要是實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1954年到1955年夏主要是實行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1955年秋到1956年底是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并且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和平贖買的政策。到1956年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基本消滅。[3]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上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在1956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居絕對統治地位，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主要標志。
歸結起來，建國初期，中國經濟現代化步入全新軌道，社會主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基本形成，經濟現代化如工業化等基礎骨架真正奠定。
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發展方面，隨著新中國成立及其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出現由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文化（經過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的轉型。文化就是人們的精神創生及成果，包括人文和科技等多方面、多層次、多領域，而意識形態問題就是文化的方向性質問題。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新中國前七年的文化轉型在意識形態方面有三大任務：繼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或一般資本主義，確立無產階級意識特別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這三大任務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改造，是舊有文化教育科技衛生發展方向和性質的改造。建國初期，在意識形態改造和文化轉型方面，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動，它集中表現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改造舊的思想文化，重建新的思想文化即“除舊立新”，主要的路徑和形式有：一、實施群眾性的學習宣傳與有組織性理論性的教育形式，如出版馬列毛經典著作，建立各級黨校，在高校開設馬列主義性質的學科課程。二、開展思想批判活動，如對電影《武訓傳》，對梁漱溟、胡適、胡風等人的思想批判。三、各文化行業的建制立法，即對由舊中國而來的各種文化事業進行改制，規范文化事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和管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等上升到法律高度，如文化事業發展的“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等。四、開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如1951—1952年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4][5][6][7]一系列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改造轉型活動取得偉大成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得到初步確立，人們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風貌煥然一新。當然，這方面的欠缺還是很多很重的，如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中共八大報告并沒有界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而其大量成員的小資產階級等階級屬性的區分和改造任務就遠未完成。[8][9]與此同時，舊中國文化教育極其落后，文盲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學齡兒童入學率僅有20%。于是，大力發展各種文化事業，普遍提高人民群眾的科技知識和文化水平，就是文化建設的重大任務。新中國成立后，大力發展掃盲、小學和中學教育，強調工農子弟入學，借鑒蘇聯經驗，調整高等院校院系，擴大其發展和招生，從而使建國初期各類各級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在科技方面，舊中國科技事業薄弱，建國后，為適應工業化和國防建設等需要，加速了科技發展，如重建科技組織、制定科技發展規劃，注重科學普及，加強學科和人才培養等，在科技發展上了取得重大成績，僅科技人員就由建國前不足5萬人發展到1955年底的40余萬人。[10]在衛生及其防御方面，舊中國衛生條件極差，人口死亡率很高，新中國大力發展衛生防御事業，制定“面向工農，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等政策，醫療衛生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城鄉衛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文藝和新聞出版等其他文化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歸結起來，建國初期，中國文化現代化有了明顯的進步。
外交和國際關系發展方面，新中國外交首先是由新中國建立時候的國情及其外部國際條件環境而決定的。新中國建立時候最主要的國情是：它由相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而來，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而所處的國際條件環境是：“一球兩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和“兩極”（蘇美兩大陣營）的世界“冷戰”形勢形成，鄰國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第一強國。這些是決定新中國初期外交發展的客觀前提。新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迎得的，1949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和決議了對外政策的相關問題，這可作為新中國外交的起源點。1949年春、夏之間，毛澤東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外交方針。其中，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11]可見，“一邊倒”外交方針的實質是涉及外交路線的性質（立場和方向）問題。“一邊倒”并不等于倒向一國或一種國家。但新中國初期結盟蘇聯，走斯大林模式之路，確是客觀情勢和歷史的必然。建國時全國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和稍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對新中國初期外交原則與政策給予了初步規范。新中國外交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與蘇聯結盟并獲得蘇聯廣泛和大力援助，[12]由此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1949年12月毛澤東出訪蘇聯，1950年2月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該條約規定的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內政等成為中國外交關系的重要原則。建國初期廢除帝國主義在華各種特權，這件事從解放戰爭后期各地軍管會宣布開始，1950年3月中央政府發布《關于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規定》，三年中完成了此類工作。1950年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后者到1951年6月將戰線穩定在朝鮮三八線附近。建國初期的這幾件外交大事決定了新中國外交的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特征。[13]1953年夏中美之間關于援朝關系的相對緩和，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由此奠定了中美雙方對抗時的應對基調，也成為新中國初期和平性外交調整的一個重要轉機。當然，新中國的和平性外交早就開始了，它的第一年不僅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多國建立外交關系，還與瑞典、芬蘭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包括與英國建立的半外交關系，與印度等亞洲其他多個民族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這些，都是新中國外交一開始就具有的和平性、開放性的結晶。1954年夏關于解決朝鮮問題與印度支那問題的瑞士日內瓦會議舉行，新中國政府代表團首次參加這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并倡導和努力實現和平外交方針，促使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前后，中國政府在對外交往中形成了關于和平共處外交的五項原則（它由前述中蘇交往中明定的三個重要原則與互不侵犯、和平共處等構成）。同時，在建國初，美國對新中國實行敵視封鎖政策，1950年美軍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1954年夏中共再次決定解放臺灣，是年底《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到1955年初僅解放大陳島及其外圍島嶼，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美國與中國冷戰的東亞鏈條形成，這又說明了和平外交的有限性。[14][15]和平是人類的一般性要求，我們應著力爭取。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只有亞非國家參加的萬隆會議上，中國政府代表團堅持和平外交，倡導求同存異精神，促使會議取得成功，中國的朋友也增多了。1956年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波匈事件，中共部分地參與其中相關問題處理，比較成功地實踐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再次擴大了中共在國際共運和國際關系中的影響。總之，新中國初期創建了一種獨立自主的革命與和平的二重性外交格局，它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16]奠定了紅色中國外交的基本構架，新中國初期外交現代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和飛躍，實現了民族獨立解放和初步的開放外交，并成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大國。
社會主體的生產、構成及其生存生活（包括其城鄉環境）發展方面，在新中國初期都有了歷史性的質的進步。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等，社會主義新社會及其制度基本建立，社會主體的階級階層構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地主、資本家等剝削階級基本消滅，剩下的基本構成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包含國家社會公務人員）。[17] 改造了舊的人口生產如婚姻家庭等制度，人口發展形式變化了（但傳統的手工勞動、體力勞動為主的經濟條件決定勞動力增加，人口快速增長的人口生產的基本規律未變）。城鄉社會關系與面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城鄉對立”、“城市剝削鄉村”關系結束了，掃除了舊社會的娼、毒、賭等各種惡習，社會風尚除舊布新。也就是說，社會主體或人口生產生存的社會性質、條件環境和主體構成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具體的，人口和城鎮化都有了較快較好的發展。當然，在形式上，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到1956年，全國總人口6.2億，農民占總人口的80%以上，城鎮化率由1949年的10.6%發展到14.6%。[18] [19]所謂城市或城鎮，就是產業（非農業）和人口的聚居地，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中心形式和勢能聚集地，它主要是由經濟和人口的發展所決定的。新中國初期的經濟等發展為新中國初期及由此形成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社會關系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使廣大人民群眾得到初步的解放，明顯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20]
1956—1976年新中國社會發展中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以文化大革命發動為界限而形成了歷史發展的具有明顯區別的兩個小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全面展開時期和出現特殊領域繼續革命的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20年里，先后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有：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1960年夏開始的國民經濟調整，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1963至64年的中蘇（直接）論戰，1966年的“三五”計劃實施和文化大革命開始，1971年的“四五”計劃實施，1972年的美國總統訪華和中美關系正常化開始，1976年的毛澤東逝世、“十月事件”和文化大革命結束等。20年里，只是在1957年夏至1958年初反右派斗爭時候，1966年5月至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候，1976年“十月事件”時候，階級矛盾（相互對立的階級斗爭和矛盾）才成為社會實踐運行中的重點和中心。20年里，中蘇關系走向對立、緊張甚至軍事沖突，美國與中國冷戰的東亞鏈條加強，強化到中國南邊越南，蘇美兩霸圍困中國，中國的周邊和國際環境處于險惡狀態，70年代初才稍有緩和，這就決定了中國發展的十分艱難，特別是在相當落后的中國。當然，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和武裝斗爭風起云涌，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等日益高漲，這又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構成相互支持。
首先，從政治發展上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開始，就面臨著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國際方面，蘇共二十大以后出現了反共反斯大林逆流，出現東歐波匈事件，階級斗爭態勢突顯。國內方面，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初，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如全國出現數十起罷工、請愿事件，有的甚至達近千人；一些地方發生農民退社、鬧事事件，甚至還比較嚴重等。為此，中共作出了相應地調適，并于1957年4月發起了“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和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實行開門整風。伴隨開門整風和社會民主化的大鳴大放等方式的發展，到6月初國內政治生活的氣氛十分緊張，一些人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月，共產黨開始了反右派斗爭。隨即，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公開發表，該文基本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規律。195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到1958年春夏之際反右派斗爭結束。反右派斗爭是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初期的第一場階級斗爭，反右派斗爭后期出現了部分擴大化錯誤。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劉少奇報告中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還將相當部分知識分子重新劃入剝削階級范疇。[21]此次會議，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始了大躍進。1959年4月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任國家主席等。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也同時召開。在此前后，進行了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或廬山會議）召開，因出現一種否定黨的決策——“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勢力（如彭德懷在中央會議召開時指之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等），會議通過了關于反黨集團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相關決議。[22]因為大躍進的左傾錯誤，嚴重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等帶來了（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1960年夏經濟調整開始，大躍進結束。但調整中出現了部分社會倒退的現象或傾向，如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在安徽等省較大面積的出現。為總結經驗，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會”召開，在經驗總結中，中央領導人之間出現分歧。其中，過于悲傷的總結，如劉少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認識，對后來的工作有利，也有弊，它與后來毛澤東被進一步退居“二線”，經濟、政治、文化、知識分子政策等各方面調整中“短視策”和蛻化現象的盛行有很大的關聯，后方面的右傾表現由歷史事實和異己者的論述告之。[23]其實，整個會議分歧的根本點是國內修正主義的出現問題。[24]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全會決議，一方面，當前迫切任務是經濟社會的繼續調整和發展；另一方面，“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正確地進行兩條戰線（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斗爭，對“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等進行批判。不久，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1964年12月至次年1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等，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也同時召開。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或“四清”，如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大四清”），到1964年9月后升級，到1965年1月，又形成“社教”文件“二十三條”，社教”運動轉入一個新階段。“社教”運動中反映出的問題（修正主義現象）已經相當廣泛和嚴重，并形成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概括，[25]它們都出現在黨的文件中，并且毛澤東與劉少奇關于“社教”問題的分歧出現了明顯對立。[26]舊中國相當落后，新社會剛剛建立，這些情況的出現和存在都是客觀的正常的。隨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毛澤東處于中央領導的“二線”等，[27] “兩條路線”的矛盾難以正常解決（“糾右”更艱難）。另外，到1965年國防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積極防御方針發展到以“三線建設”為基礎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階段。
文化大革命是“社教”和意識形態批判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上層建筑（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繼續革命。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標志，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它規定了革命的對象和范圍等。隨后是群眾運動興起和派工作組等。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文件，并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該文件比較系統地規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個綱領性文件，如該文件的第一條關于本次革命目的和內容的規定就界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內涵。隨后，是紅衛兵突起和串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運動廣泛發展，官僚軟罷工，到12月中共中央關于工農業戰線大革命文件規定，群眾運動不深入工農業生產內部，要抓革命促生產。1967年上海造反派形成“一月奪權”風暴，由此推及全國。同時，在是年1月中央決定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其后又采取多項措施，以穩定社會大局和秩序。提出實現革命派大聯合的方針。1967年11月“兩報一刊”發表《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社論，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大革命運動中，群眾組織出現保守派和造反派等派別分裂和斗爭，官僚、軍隊和當權派也出現不同的分裂和斗爭，并與群眾組織之間構成復雜關系，以致釀成武斗。其中，江青、張春橋等人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種代表，即文革派。造反派受到壓制和削弱，如1967年武漢“七二0事件”。但主流是革命路線主導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形成，到1968年9月各省革委會成立。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關于劉少奇問題的報告，總結兩年半的大革命，布置新任務等。社會發展從此轉入正常軌道。由此，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為界限，文化大革命歷史進程實際上可劃分為兩個階段：1968年10月以前是大革命而非常規的群眾運動階段，1968年10月至1976年“十月事件”是一般而比較正常的調批改階段。同時，以1972年底批林問題的定性或1973年初中共中央新領導人安排事件為標志，后一個階段又可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階段可獨立為一個時期）。后一個階段歷史發展主要特點是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產”路線的全面貫徹（后一方面另敘）。第二個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有：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理階級隊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九大”召開，整黨建黨，“第一個號令”下達，“一打三反”，干部走“五·七”道路， 九屆二中全會召開，清查“五·一六分子”，《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和文教衛改革，“九一三”事件，周恩來加快干部和知識分子政策調整，批林整風等。第二個時期的重要特點是官僚格局復舊，軍方勢力較大，毛與林之間矛盾加劇。第三個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有：王洪文作為接班人培養，鄧小平復出，“十大”召開，1973年底“反右傾”和鄧小平升職，批林批孔，“關于理論問題談話要點”，十屆二中全會、四屆人大和新憲法，鄧小平的整頓，反擊右傾翻案風，周恩來逝世、華國鋒任代總理和《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年中央4號文件）， “天安門事件”和批鄧，毛主席逝世，“十月事件”等。第三個時期的重要特點是官僚格局進一步復舊，毛與周并轉毛與鄧之間矛盾加劇，理論發展深入。[28][29][30]總之，“社教”時期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走資派”（和“兩面派”，包含他們的文化代理人），是認識文化大革命的關鍵詞。文化大革命是維護科學社會主義社會和勞動人民解放的一次偉大嘗試和偉大創舉，其意義不亞于巴黎公社革命。另外，本階段又有幾個民族自治區先后建立。
歸結起來，社會主義社會初步建設二十年，國內外各方面條件環境并不寬松寬裕，政治現代化一般進程成果較少，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上層建筑領域的周期性保衛戰重要形式（繼續革命形式）初步開創。
經濟發展方面，1957—1965年的主要經濟活動有，“一五”計劃到“二五”計劃，“三面紅旗”與大躍進、人民公社，嚴重自然災害與三年經濟困難，國民經濟調整和發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企業管理上的“鞍鋼憲法”，引進西方國家技術設備等。1957 年“一五”計劃超額完成，取得輝煌成果。“二五”計劃（1958—1962年）繼續以重工業為重點，初始目標是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狀況，其前半期主要是圍繞“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展開的，目標拔高了；后半期隨著自然災害、蘇聯背信棄義和國民經濟調整而變化，結果計劃沒有完成，實踐中出現了三年經濟困難。所謂大躍進，主要是指發生在1958年夏至1960年夏工農業方面的一種特殊的生產建設運動。大躍進運動中犯有部分左傾錯誤但它又較早并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糾左，特別是執政中的糾左艱難，它帶來了比較嚴重的后果。[31]大躍進對三年經濟困難負有第一但占半數左右的責任；大躍進有失也有得，如從新中國成立到1964年，重工業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有2/3以上是在大躍進中開工興建的，這幾乎奠定了我國的工業化基礎；但大躍進的失大于得（它主要表現在短期內），它基本上是失敗了，是屬于探索中的一種重大失誤。[32][33][34]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于1958年8月，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調整政策大都較早（1958年11月至次年3月之間）明確和開始實施，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按勞分配”等政策，其早期實踐中的不足和積極作用是并存的，如它對農民農村渡過三年困難時期還是有很大幫助的，所以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可否定。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相互結合的農村人民公社，是社會生產力落后條件下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農村（糧食、水利、公有制—大農經濟、政治穩定、文教衛風貌、社會保障等）存在和發展的有效形式（雖然其溫飽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是促進整個國家現代化（工業化）發展的有效形式，也就是說，人民公社是世界上現代化未完成之前農村的城鄉一體化前模式，是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現代化過關時期的一種有效的過渡時性創舉。[35][36]當社會發展了，它必須轉換。但解散其集體經濟，轉向資本主義的過渡那是一種倒退。1960年6月的經濟調整，是從計劃指標的較大幅度降低開始的全面調整，1962年2月“西樓會議”開始的包括后來幾年的一些調整或“傷筋動骨”的調整就具有二重性。它既帶來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重要發展，又具有“短視性”和蛻化等不足的一面，如偏重于“吃穿用”方面。若后一種傾向長延續，就不利于國家“工業化過關”。另外，“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它就是公有制企業管理制度的一種創新。經濟調整和發展中，引進西方國家最新技術設備，建立新興工業，還是一項重大進步。
1966年—1976年的經濟發展，可主要圍繞“三五”計劃和“四五”計劃的制定和實踐，包括對外經濟的初步開放而梳理。這十年的前中期，中國連續面臨中蘇關系惡化，美國發動越南戰爭與中印邊界爭端的挑戰等，導致經濟建設不得不考慮戰備的需要。1965年制定的“三五”計劃（1966—1970年）就堅持“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和糧食農業成為重點。這個計劃的實施除去1967和1968兩年受到大革命高潮中部分運動影響，出現工農業總產值增長指標為負數等，整個五年計劃的實踐取得重大成就。[37]其實，這個計劃的重點即“三線”建設在1964年下半年就開始了其具體部署。1970年制定的“四五”計劃（1971—1975年）基本沿續“三五”計劃路向。后來，中蘇關系一定的緩解和美國總統訪華，國家戰備活動走向緩和，1973年中央對“四五”計劃進行了修改，降低了一些指標，調整了以戰備為中心的戰略，注意沿海和“三線”地區并重等。“四五”期間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共有2579個，全部建成投產的有700 多個。1973年對外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即“四三方案”，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開放有了重要發展。由此，“四五”計劃的實踐也取得了重大成就。[38]總之，“三五”“四五”計劃完成了，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業、重點項目和基礎設施，國家經濟總量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比以往都有較大增加，四個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成為世界上第六大工業國，而且沒有出現類似“大躍進 ”的重大挫折，經濟波動性發展是正常的。1965到1976年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9、5%，工業產值占GDP的近五成，處于第一位；1967年到1976年，社會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6、8％；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7、1％；國民收入平均年增長率4、9％。按傳統看法, 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70%以上即算工業化，而到1975年, 我國工業總產值已占工農業總產值的 71.5%。可見，這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其經濟發展速度并不慢，并且是中國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基本完成階段，是我國工業化基本過關即傳統工業化基本實現時期。[39][40] “三五”“四五”計劃時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主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對文化大革命本身的評價就很容易得出符合歷史實踐和邏輯的結論，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對象等人的結論或自相矛盾的結論。
歸結起來，社會主義社會初步建設二十年，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現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性成就，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產業革命。這里，把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70%以上的工業化認定為中國第一次產業革命實現的標志，把1953—1976年的工業化時期認定為中國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國慶三十周年之際發表重要講話，宣布：“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初步建設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并不比一些發達國家或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慢，也不可能走“東亞四小”的發展道路。[41][42]同時，中國社會主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形式（似斯大林模式）也有所改良，它并不是完全的高度集中集權的經濟體制，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兩次經濟分權等經濟體制變動。
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發展方面，首先必須明確，文化是經濟、政治、外交等社會存在的反映，并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它也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甚至轉化為社會存在。文化可以從其構成的兩個方面去認識：意識形態或思想理論方面（它相對集中地表現在人文社會科學與文化政策發展上）和文化實業發展狀況及其發展水平方面；并且，思想理論是文化實業發展的靈魂（方向性質或政策取向），文化實業是思想理論發展的載體。1956年底至1966年5月的文化發展，根據其文化發展的一定態勢，可以說，它經歷了:1957年前后社會條件環境新變化與文化建設新起步，反右派斗爭與文化發展，1958年的文化革命，50年代末開始的文化政策調整和文化發展，60年代中期開始的文化政策再調整和文化發展等過程。這可以從一些帶傾向性的相關教材和研究文獻提及的歷史事實中得到確認。[43] [44]
到1956年底，我國基本建立了類似斯大林模式的社會制度和體制，初步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到1957年上半年，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繼續著比較繁榮的發展，同時隨著社會形勢的新發展，也出現了文化和意識形態發展的新布局。如前所述，1956年下半年和1957 年上半年，國外蘇聯東歐和國內政治形勢等出現了新變化，階級斗爭態勢明顯化，由此形成了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光輝文獻。這些文獻內容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社會現實，重新規劃了未來的前進方向。如正確界定了社會基本矛盾（實指社會客體發展上的基本矛盾），界定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兩類矛盾（實指從社會主體的敵友我關系及其矛盾形式、程度和化解上確定的基本矛盾，其中又內在的包含并區分了勞動人民內部矛盾和相互對立的階級矛盾的兩類階級性質不同的矛盾），但都沒有界定社會主要矛盾（因為主要矛盾是屬于基本矛盾的范疇，但也具有自己的特點，它是隨著同一事物或社會發展形勢變化，工作重點和中心任務等變化而呈現出階段性變化的）；給出了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界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包括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是長期性的，有時是很激烈的，決定了開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階級斗爭，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問題（是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會議”的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概念），但這些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問題與文化建設、文化革命之間又是有一定分隔的；[45]提出建設“現代科學文化”等。1957年的整風和“社教”運動同時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勞動人民內部矛盾范疇的一般的思想教育運動。反右派斗爭同時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重大階級斗爭，它重點是通過整肅知識分子隊伍和批判活動而影響文化發展。1958年的文化革命是一次包括教育、科技、文藝、群眾性文化活動等多內容的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文化革命，并開出了多樣的文化（教育）發展新模式。[46]其意識形態的階級斗爭特點也部分地表現出來，它體現在“紅與專大辯論”、“拔白旗”與“插紅旗”等運動中。文化革命中的大躍進也表現出明顯地不足，于是有了1958年底開始的文化政策的糾“左”和調整。如1958年底周恩來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宣部、文化部負責人會議 ，會議對文化工作＂左＂的錯誤、＂拔白旗＂運動提出批評。1958年底到59年初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知識分子政策等調整開始，稍后進一步擴大調整。1959年3月《教育部黨組關于1959年教育事業發展計劃的意見》等文件出臺，教育政策調整開始。文化工作的發展突出的表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論爭和發展方面，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創新；表現在“科研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等文件的制定及其帶來的發展。但隨著各項文化政策的日益寬松甚至過頭，如那些無原則的“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由此又帶來了舊社會舊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領域不良現象廣泛滋生，文化領域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服務工農大眾的文化方向性質等面臨著新挑戰。這些新問題在“社教”運動文件等那里都有所反映。文化發展的再調整也就應然而生。如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注重階級斗爭問題以后，1963年3月，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于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1963年底和1964年夏毛澤東對文藝工作“兩個批示”傳達，文藝界整風和文藝批判開展。隨之而來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批判運動出現。[47] 再次興起教育革命等。[48]1964年7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1964年9月毛澤東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藝方針。同年9月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通知》認為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思想在高等院校文科生中普遍存在，有很深的影響，于是就有了對文科師生進行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鍛煉，一大批教研人員和知識青年“下放”，參與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新斗爭火苗。1966年初中共中央關于文化問題的《二月提綱》出臺，4月中共中央《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出臺，此時文化領域出現了“兩條路線斗爭”尖銳化的局面。總之，這十年的文化發展出現了波折，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發展到新階段（如其新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思想），文化實業有了很大的發展。[49]
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時期的文化發展，根據其意識形態發展的一定態勢，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為界，可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966—1971年是前期，即“破舊立新”階段，亦即破“封資修”的舊文化，立“繼續革命論”等馬列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文化；1971—1976年“十月事件”是后期，即調整深究階段，亦即調整文化發展，深究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及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等。如前所述，1965到1966年的中國社會政治和思想領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兩條路線斗爭”和矛盾，它表現在文化領域已經尖銳化了，“文革”正是以文化領域為突破口而發動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兩個文件是“文革”時期文化發展開端的標志性文獻。它們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概括，如在前一個文件中提出了革政治和思想戰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命，在后一個文件的第一條中具體解釋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內容和內涵等。隨后，發生的對意識形態或思想理論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有：“破四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批判（組）和學習《毛主席語錄》，“兩報一刊”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社論，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關于劉少奇問題的報告，中共“九大”報告，“批陳整風”和“批林整風”，中共“ 十大 ”報告，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談話要點”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鄧，《毛主席重要指示》，1973和76年上海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50] [51] 其中，毛主席在70年代中期的一些重要談話和指示就是某種深刻的總結和遠見，由此可引伸出：階級斗爭或階級性的階層斗爭是科學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一根紅線或底線（這由后來的國際共運實踐所證明）。與這兩階段的意識形態發展主流或政治意識形態發展基本一致或相補充相配合的是，批判修正主義、服務工農大眾方向性質和國家（經濟、政治）建設大局的各類文化實業的具體改革與發展。在教育發展方面，開出了教育發展的新模式，如依據“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等開展教育革命，確定了教育發展的工農大眾的性質和無產階級政治方向，雖然對智育的發展重視不足但并沒有忽視智育發展（還是可以加強的）。[52] [53]只是“文革”前期高等教育發展損失嚴重（幾年里基本沒有發展），但后五年的招生和在校生等也逐漸恢復到“文革”前的水平。其他中小學教育等有了很大的發展，小學教育則達到普及，這在一個人口特多國家是非常難得的。[54] [55]總的說來，“文革”時期的教育是有大的發展的。在科技發展方面，形成了科技發展的新模式，如堅持科研工作的“兩方向”即科研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堅持兩個“三結合”即工農群眾、革命領導干部和科學技術人員三結合，科研、生產和使用三結合等。雖然在“文革”的前幾年帶來了科技發展的重大損失，但因為對有問題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采取人民內部矛盾方式處理，并給出路，保存了科技人才，加上實施重點科技保護，調整科技發展政策等，所以“文革”時期的科技還是有了明顯發展和突破。如在國防尖端科技（如“兩彈一星”）、農業科技，在核能、太空、電子、生物技術等方面成績顯著，獲得突破 。[56]在文藝發展方面，形成了文藝發展的新模式，如以“根本任務”論和“ 三突出”原則為指導的文藝方針，努力塑造工農兵的英雄人物。其文學發展以1971年為界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以樣板戲為代表，后期小說占主導，詩歌貫徹始終。整個文藝發展雖不豐富但主流鮮明。[57] 新聞出版等文化事業發展也大體如此。在衛生發展方面，堅持“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突出成就。[58]總之，“文革”時期的教育科技文化發展，其方向性質是鮮明的先進的，只是在一小段時間（三五年的大革命期間）帶來了高層科技教育發展的部分重大損失，“文革”時期整體上的科教文化發展還是有明顯進步和突破的。
歸結起來，社會主義社會初步建設二十年，中國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科技發展和文化現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性進展，毛澤東思想發展到新階段，文化實業發展有了歷史性的躍進，大多數國民素質有了明顯提高，社會思想道德風尚良好。[59]
建設時期的外交（包括與國際共運關系）發展方面，受到國外條件環境變化的重要影響，但它更是其內政（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延伸，它是一個獨立自主和開拓進取的發展過程。建設時期外交的第一件大事，是參與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的“蘇聯事變”及其與東歐“波匈事件”、“普拉演講”的相關問題的處理，并給予其總結。此刻，巧遇新中國是繼蘇聯之后第二個剛剛完整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和似斯大林模式奠基之時。這件大事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其中的總結性文獻——《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進一步明確了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和獨立地基，也是共運史上國際關系處理方面的里程碑式文獻。[60]1958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紀念馬克思的社論——《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點名批判南斯拉夫。當然，中蘇關系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外交的最重要關系。1957年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期間，中共向蘇共提供了有關分歧的另一份文件——《關于和平共處問題意見提綱》，最后代表會議協商通過了《莫斯科宣言》。莫斯科會議后，蘇聯對中國等推行霸權主義。1958年蘇聯企圖從軍事上控制中國。1959年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1960年4月中共于《人民日報》發表了三篇紀念列寧的文章，集中闡明了中共關于時代、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等重大問題的觀點。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共煽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等在會上圍攻中共。1960年7月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召回在華專家，撕毀中蘇多項相關合同等，給中國建設造成極大損失。1960年11月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二次代表會議，各方經激烈交鋒和妥協讓步通過了《莫斯科宣言》。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召開，在“三和”路線基礎上提出“兩全”（“全民黨”、“全民國家”）觀點。此后，中共認為蘇聯變修，中蘇之間的國家關系和政黨關系更加惡化。1962年底至1963年初《人民日報》等發表了七篇關于國際共運分歧的答辯文章。1963年7月蘇共中央《公開信》逐條批駁了中共（回復性的）關于國際共運總路線（“二十五條”）的建議，為此，中共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發表了“九評”答辯。1965年3月蘇聯舉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議，中共等七國共產黨拒絕參加。蘇聯在中蘇邊境派駐重兵。1969年中蘇邊界發生武裝沖突，尤其是珍寶流血島事件，是年9月兩國政府首腦會見，稍微緩合了兩國關系。中蘇關系等歷史表明，“中蘇論戰”，是國際共運中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并具有普遍意義。本來意義的“中蘇論戰”，主要是指中蘇之間意識形態領域或層次（涉及內政、外交多方面）的一場有組織的批判與辯論運動，是其國家間關系和政黨間關系分裂對抗的一個相對獨立部分。如前所述，以1963年7月為界可得，1960年4月—1963年是中蘇之間的間接論戰或國際范圍的多黨論戰，1963—1964年7月是中蘇之間的直接論戰。論戰中，蘇方發表了兩千多篇文章，中共發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論戰中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論戰發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會制度（或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轉變與分歧，論戰的實質主要是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蘇聯（斯大林、赫魯曉夫）社會建設等現實和時代要求中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否的關系。[61] [62] [63]其實，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構件是可以確定不移的（以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制度的對立面和馬列文獻為憑證），如暴力革命是革命的普遍或主要道路，科學社會主義社會有兩根支柱和客觀標識——公有制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政治），否則，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一筆糊涂賬；也就是說，對“中蘇論戰”還是可以有基本的識別依據的。依此可得，論戰中中方的觀點雖然相對保守，但其大多和主要的觀點是基本正確的，“中蘇論戰”是國際上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一場重大階級斗爭和偉大創舉。[64] “中蘇論戰”中中方取得了重大勝利，如斗垮了赫魯曉夫的領導地位，延慢了蘇聯復辟進程，擴大了中共的國際影響，[65]與中國內政發展也是相輔相成的。當然，中共后來的“三個世界”戰略又引起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誤會。[66]
在中蘇兩國關系日趨緊張的同時，美國對中國仍然抱公開敵視的態度，并插手中國臺灣問題，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政策。1958年8月中共以炮擊金門的方式把臺灣問題提出來，并打擊了蔣介石勢力和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1965年開始援越抗美的反侵略斗爭。50年代末，中印之間的矛盾加劇，出現領土糾紛，最終導致1962年的邊境戰爭，之后是兩國關系冷淡和印、蘇結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國積極支持亞非拉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運動，并與多國建交。1962年11月中日雙方簽訂民間貿易備忘錄，1964年互設貿易代表機構。1964年中法建交。1964年底中國先后同意大利和奧地利達成互設商務代表處的協議。196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對美國不滿意的資本主義國家。”1964 年，他又在同外賓的談話中指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 [67]于此，1960年前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帶來了新中國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其中建交的大部分是亞非拉國家。文化大革命初期加重了外交的革命性，隨后稍作調整，回歸常態。1971年中美關系等發生重大變化。由此，1956年底至1971年新中國外交的階段性特點就是：“反帝反修”和“兩個中間地帶”戰略的形成和實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國際形勢出現巨大變化，如蘇美的世界爭霸出現“蘇攻美守”態勢，美國自己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蘇軍在中蘇邊境的大量軍事部署形成了對中國的直接軍事威脅，甚至出現武裝沖突。這表明，中美兩國都有緩和二者之間關系的需要。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秘密訪華，美方初步認定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臺灣獨立等，同時中美雙方發表了會談形成的相關公告，震驚世界。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并簽署《聯合公報》，這成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轉折點。1973年中美互設聯絡處，并發展雙方經貿、科技和文化交流。1975年美國總統福特訪華，中美關系又有改善。隨著中國加入聯合國和中美關系改善等，70年代初新中國迎來第三次建交高潮，如到1973年底，中國與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改善中美關系的同時，毛澤東形成了新的外交戰略。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明確提出“一條線”的國際統一戰線構想。1974年1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繼而又提出“一大片”的外交戰略構想，即針對蘇聯的國際統一戰線。[68]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正式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三個世界”戰略的核心內涵是從國家性質和國家實力等綜合意義上概括當時世界歷史發展格局的科學結晶，由此確定了作為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所處所從。[69] [70]這些實踐和理論表明：1971年至1976年的新中國外交發展到又一個新階段，其主要特點就是“三個世界”和“一大片”戰略的形成和實施。這個階段也是新中國獨立自主的革命與和平的二重性外交發展的第三個階段。[71] [72]到1976年10月，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0多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至此，新中國外交及其現代化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社會由社會客體和社會主體構成，只有同時明確社會主體的發展，才能明白社會發展的歸屬和究竟。前述社會主義社會初步建設時期二十年社會客體各方面發展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和進步，而其社會主體方面的發展及其分享也有了重大的變化和進步。首先，其社會主體——人口增長較快較多。原因之一是經濟相對落后條件下人口快速增長的人口生產的基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根據相關統計，全國總人口，由1956年的6.28億發展到1976年的9.37億。[73]其次，城鎮化率由1956年的14.62%發展到1976年的17.44%。[74]城鄉關系出現了重大變化和發展，“以農支工，城鄉并重”，同時又存在限制性城市化，城鄉分隔、城鄉差別，但卻是城鄉均質化（無城鄉對立和剝削關系）的新城鄉關系和城鄉社會的形成。它是由中國落后條件下以重工業發展為主的經濟建設路徑、農民人口數量太多和社會主義制度三大因素決定的。[75] [76]再次，在社會主體的構成發展上，因其社會主義社會性質未變，城鄉社會總體外貌仍然表現為一種傳統式農業社會，50年代后期形成的社會主體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包含國家社會公務人員）的基本結構和國民總體之間互為勞動者關系都基本保持，但又出現了各種身份制度對階級狀況的明顯影響，如存在政治身份（包括黨員干部、貧下中農，反革命分子等區分）、城鄉身份、干部與工人、農民的職業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系統，不同身份在資源獲取、職業機會、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當然，因其總體上私有制被消滅，絕大多數人是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還是形成了大局上比較均質化的社會階級結構。 [77] [78]同時，在各社會主體改造特別是在干部公務人員和知識分子階層的改造上沒有取得大的進展，甚至出現了新生資產階級的苗頭（見前面），這還可以從那些帶傾向性的文獻提及的歷史事實中得到說明。[79] [80] [81]更次，在主體的社會成果分享上，初步解決了國民的溫飽問題等，雖然這個問題還沒有基本或完全解決，但卻是國民大局上的均等化分享。[82] [83]總之，從社會主體的發展上深究后可知：1956—1976年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國民總體大局上的均質均等化社會，是一個真正的人民大眾（工農大眾等）為主人公的社會（當然還是它們初級形式）。
社會歷史發展是社會客體決定制約與社會主體能動作用的共同結果。社會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社會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生產力發展可體現和決定人的歷史演變的類形態方面，生產關系發展可體現和決定人的歷史演變的質形態方面，所以社會歷史發展也可以是社會類形態發展和社會質形態發展二重性過程的有機統一，并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馬克思的“三形態”理論和“五形態”理論就是其原創性表現）。由此，社會進步的尺度既包括客體對象尺度和主體價值尺度；又包括社會類形態發展過程尺度（或物化過程尺度，表現為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的社會實業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如現代化一般進程尺度，和社會質形態發展過程尺度（或人化過程尺度，表現為以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和人們生活性質質量的優劣），如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尺度。對紅色中國的歷史評價，應當以此為據，從新中國的歷史過往及其與世界多國（可比）的比較中得出客觀的結論。也可以此為據，推導出中國第一次產業革命完成之后的新出路：實行科學社會主義與現代化一般進程如大商品經濟新形式（市場計劃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更高級的相互貫通、相互改造。這可能是科學社會主義成敗過關的關口。當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是存在的，歷史發展的現實過程不是直線的。
參考文獻
[1] 《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2月第1版第164頁。
[2] 曲培棟：《“一五 ” 計劃及其當代價值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6月。
[3] 王霞：《社會主義改造若干問題再研究》，湘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年5月。
[4] 夏小鳳：《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研究》，湘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12月。
[5] 朱繼東：《新中國成立初期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四大舉措及意義》，《山東社會科學》2024年第10期。
[6] 汪圓圓：《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改造及基本經驗研究》，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5月。
[7] 張旭：《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研究》，長春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019年11月。
[8] 董長鑫：《建國初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論析》，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
[9] 楚雅楠：《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及政策演變（1949—1956）》，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5月。
[10] 《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2月第1版第165頁。
[11]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頁。
[12] 宋微：《建國初期蘇聯對華援助研究（1949—1953）》，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3月。
[13] 牛軍：《新中國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4] 劉俊民：《建國初期的對美政策及中美關系探析》，《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15] 劉建平：《“一邊倒”冷戰體制下和平共處的限度：朝鮮戰爭后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國際論壇》2000年第2期。
[16] 張艷君：《建國初期我黨對外政策淺析》，《遼寧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17] 李強：《中國在社會分層結構方面的四個試驗》，《馬克思主義與現實》3013年第2期。
[18] 付春：《新中國建立初期城市化進程、原因及特點分析》，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5月。
[19] 茍穎萍 曹海滑 朱晶松：《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關系的變遷與思考》，《商業時代》2010年第26期。
[20] 朱高林 郭學勤：《1949—1956年中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總體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1]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 日。
[22] 張書志：《廬山會議中的彭德懷》（下），《檔案時空》2014年第7期。
[23] 謝昌余 丁巖松：《“1962 年的右傾”：劉少奇和毛澤東的理論分歧》，《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24] 蕭竹：《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和劉少奇關系的分水嶺》，《黨史縱橫》2009年第12期。
[25] 杜家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性質的認識演變》，《現代哲學》2022年第2期。
[26] 張利杰：《近十年“四清”運動研究綜述》，《濰坊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
[27] 彭厚文：《“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制度考》，《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3期。
[28] 周承友：《真實的文革及其歷史地位——文革研究的新視域》，《烏有之鄉網刊》（歷史視野）2009年4月16日。
[29] 王海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進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2年第6期。
[30] 何旗 郭文亮：《學術之爭還是政治之爭———“文革”評價爭議原因管窺》，《學術界》2017年第6期。
[31] 吳鳴：《“大躍進”時期黨中央“糾左”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5月。
[32] 陳東林：《“三年自然災害”與“大躍進”——“天災”、“人禍”關系的計量歷史考察》，《中共黨史資料》2000年第4期。
[33] 燕凌斯：《再說“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烏有之鄉網刊》（歷史視野）2022年11月28日。
[34] 李慶剛：《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5] 辛逸：《試論人民公社的歷史地位》，《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6] 劉景華 王美玲：《略論歐洲城鄉關系的歷史演變》，《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37] 馮其予 齊慧：《國民經濟 第三個五年計劃》，《經濟日報》/2011年/6 月/28日/第006版。
[38] 萬建民：《國民經濟 第四個五年計劃》，《經濟日報》/2011 年/7 月/1 日/第 009 版。
[39] 陳東林：《“三五”“四五”計劃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見《中國道路與中國夢——第三屆當代中國史國際高級論壇論文集》，是2014年6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主辦的該論壇的集結論文，由當代中國出版社于2015年9月出版。
[40] 胡新民：《新中國是怎樣實施前四個五年計劃的》，《黨史博采》2023年第4期。
[41] 高寶柱：《中國工業形成獨立完整體系的制度根基》，《黨史文匯》2006年第8期。
[42] 李懷印：《歷史地認識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發展戰略——與“比較優勢”論者商榷》，《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
[43] 王鐵鋼：《建國十七年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及其演變研究（1949—1965）》，博士學位論文湖南師范大學2015年5月。
[44] 吳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文化建設研究》，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6月。
[45] 王承就 范碧鴻：《試論“文革”前我黨的“文化革命”》，《經濟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11期。
[46] 劉莎：《簡評1958年文化革命運動》，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12月。
[47] 呂宏偉：《20世紀60年代前期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的研究綜述》，《黨史文苑》2017年第6期。
[48] 楊鳳城：《評“文化大革命”前的兩次教育革命》，《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9] 史衍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文化建設硏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9月。
[50] 周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歷史命運考察》，《現代哲學》2008年第2期。
[51] 吳志軍：《林彪事件后的“斗、批、改”思想研究》，《北京黨史》2014年第4期。
[52] 北京三中黨支部：《〈五·七指示〉放光芒》，《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6年第4期（4月）
[53] 四平師院：《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關于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四平師院》1974年第4期（4月）。
[54] 吳江林：《我國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規模的歷史比較》， 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5月。
[55] 王慧 梁雯娟：《“文革”時期農村普及教育的發展及其歷史認識》，《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4年第12期。
[56] 薛建明：《中國共產黨科技思想及其實踐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
[57] 黃擎：《國家權力話語的回音壁——“文革” 時期凸顯意識形態功能的核心批評理 念》，百年中國文學與"中國形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會議時間2010年5月，載于《文化轉型與百年文學中國形象塑造》吳秀明主編，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58] 曾斌 趙紹成：《從新中國前三十年醫療衛生事業的成就體會毛澤東的“以人為本”民生發展理念》，《青春歲月》2012年第11期。
[59] 羅蘭容：《毛澤東晚年的十大思想建樹》，《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60] 沈志華：《中國對東歐十月危機的反應和思考》，《史學月刊》2007年第1期。
[61] 李明斌：《如何認識中蘇大論戰的實質》，《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
[62] 葉政：《近年來國內中蘇論戰相關問題研究述略》，《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3期。
[63] 王一格：《中蘇論戰中關于馬克思主義若干問題的爭論及當代啟示》，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6月。
[64] 《正確評價反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吳冷西《十年論戰》一書座談會綜述》，《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3期。
[65] 王可卿：《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政策演變研究（1949—1978）》，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6月。
[66] 吳志生：《從〈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對三個世界理論的攻擊看阿黨關于世界劃分的主要論點》，《南洋問題研究》1978年第3期。
[67] 劉志華 胥靜：《毛澤東“中間地帶”理論的基本內涵和發展演變》，《黨的文獻》2021年第6期。
[68] 肖利江：《新中國“一條線”外交戰略研究》，廣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
[69] 洪源：《“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毛澤東對外交理論創新的杰出貢獻》，《人民論壇》2019年12月上期。
[70] 〔日〕村上敏明：《三個世界的劃分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國外社會科學》1978年第6期。
[71] 章百家：《從“一邊倒”到“全方位”——對50年來中國外交格局演進的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
[72] 婁新紅：《建國以來中國外交政策演變探析》，《才智》2014年第11期。
[73] 尹德挺 孫萍 張鋒：《新中國七十年我國人口規模變遷》，《人口與健康》2019年第6期。
[74] 吳瑩：《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城鎮化與城鄉關系：歷程、變遷與反思》，《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6期。
[75] 劉應杰 ：《中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分析》，《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
[76] 曹俊杰：《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互動關系研究綜述》，《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77] 張艷秋 劉江東：《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社會階層變遷》，《云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
[78] 李全生：《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黨政干部學刊》2010年第6期。
[79] 歐陽雪梅：《毛澤東“又紅又專”思想的提出及影響》，《毛澤東研究》2015年第4期。
[80] 曹軍：《新中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歷史演變與啟示》，西南石油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6月。
[81] 丁俊萍 穆睿：《百年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發展變化及其啟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3年第3期。
[82] 朱高林：《1949—1978年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歷史評價》，《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
[83] 陳宗勝 張杰：《新中國前30年中國居民收入差別估算及影響因素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年第2期。
202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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