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這時中國封建社會已走到了窮途末路。
封建社會的基本特點之一，是自然經濟的統治。這種統治地位在當時還沒有根本變化。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生活，仍然是廣闊的鄉村生活的基礎。
但是，幾個世紀以來，商品生產也在不斷擴大它的陣地。
棉紡織業表現了比較顯著和迅速的進步。原來，棉布之利基本上是由蘇南、特別是由松江獨占著。這種局面在十八世紀后半期就被打破了。國內陸續形成了幾個新的重要的棉織品產地。一是直隸中南和靠近西南的地區。其中肅寧的棉紡織業發展較早，接著正定府也發展起來。正定“郡近秦隴，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織作。晉賈集焉。故布甫脫機，即并市去，直視他處亦昂”。二是晉中一帶。“省南壽陽、榆次、太谷、祁縣等邑，機聲軋軋，杼軸相聞，偶逢市集，抱布貿絲者踵履相接。”以榆次為例，“榆人家事紡織，成布至多，以供衣服、租稅之用。而專其業者販之四方，號榆次大布，旁給數郡，自太原而北，緣邊諸州、府，而仰市焉，亦貨于京師。其布雖織作未極精好，而寬于邊幅，堅密能久，故人咸市 之。”三是湖北中南部。這里的棉紡織業在明末已有很好的基礎，這時更進一步發展起來，產品大量地運銷粵、黔、川、陜等省。四是成都平原。四川也盛產棉布，云南“每年買用川布，計價銀二十余萬兩”。新津布且“有販至千里外者”。除了這些新產地，實際上自十八世紀以來，各省都多少發展了棉紡織業。
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一，新發展地區的棉紡織技術比較落后，產品不及蘇南棉布那樣“精好”，但是生產量不低，而且擁有較為廣闊的市場；二，棉紡織業中有完全從屬于市場的小商品生產，“布甫脫機，即并市去”，也有自給性生產與商品生產相結合的生產，產品“供衣服、租稅之用”，還有自給自足的生產，這些生產大部分屬于農民個體經濟，男耕女織是它的一個特征；三，在這些全部或部分從屬于市場的經濟中，已有“晉賈”和“專其業者”之類商人在活動。商人不僅推銷產品，而且供應原料。晉中壽陽，“富商六、七、八人”壟斷了全縣棉紡織業的棉花供應。由于他們勒掯高價，囤積居奇，“致使一邑停機住紡。”商業資本在這里表現了很大的威力。在這種條件下，給生產者提供原料、包銷產品的中間剝削形式，接近了向生產者分發原料、收回產品的資本奴役形式的門檻。但是，當時除了少數地區的個別例子以外，絕大部分地區的生產還沒有跨過這決定性的一步。
生產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商品經濟更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棉紡織業和有關的染布、踹布等手工業中，發展起來了一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和作坊。象廣東佛山鎮，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有織布工場約二千五百家，經常雇工五萬人。這樣籠統的數字，雖不能充分說明每個織布工場生產關系的實際狀況，但據記載，在二十年代初已有這樣的剝削形式，即有的“織造棉布匹頭的老板和紡工之間，通常總是由老板供給紡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紗一斤”。這就是說，那時已存在一種低級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家庭手工業了。
可以看出，在過去，從原棉到織成布匹一系列的生產過程，都是由一家一戶單獨來完成的，現在已經出現了新的情況，各個生產環節開始分化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蘇南松江府許多農村婦女只生產棉紗，是十六世紀就已有了的現象。蘇州元和周莊鎮生產的棉紗，還運銷浙江。貴州遵義府也是“紡、織互資成業”。這種情況可以產生兩種全然不同的后果：某些技術和工具都比較簡單的生產，如紡紗，更容易和農業結合，成為農村副業；另一些技術和工具都比較復雜的生產，如織、漂、染、踹布，就必然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手工業行業。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是商品生產，則是沒有疑問的。因此，社會分工的這種擴大，是生產力提高的標志，說明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棉紡織業的進步。
棉紡織業的發展和進步，并不是孤立自在的。與它有直接聯系的許多手工業，也都有了相應的發展。例如，棉紡織生產工具的制造，紡車、織機，以至錠、筘、刷等的制造，都出現了專業化的現象。那些與棉紡織業沒有直接聯系，或聯系不那么顯著的手工業，也以不同的速度發展起來，逐漸擴大生產規模。在造紙業等部分手工業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碾米業在十八、十九世紀得到大發展，蕪湖作為米市的地位開始確立。在蕪湖、廬州、南京，都開設了大礱坊，這些大礱坊每家存糧萬余石。
當手工業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發展后，手工業者作為社會力量的重要性增加了。但是，封建手工作坊、手工業者個體小生產、作為農民副業的手工生產，仍是當時手工業生產的主要形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仍然處在萌芽狀態，所以手工業者內部還談不上任何無產階級的出現。當時，構成手工業者基本群眾的，有幾種人。第一，采礦、伐木、制鹽手工工人，遭受殘酷的封建剝削，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封建政府也很害怕他們，總是加以武裝防范，所以他們經常受工傷、歇業、瘟疫、迫害之類威脅，“人命輕如草菅，莫此為甚。”第二是手工作坊的幫工和學徒。幫工生活很苦，象景德鎮陶工，“糲食充枯腸，不敢問虀韭。工賤乏贏資，異鄉無親友。服役二十年，病老逢陽九。饘粥生誰供，死況思槥柳”。學徒的狀況更加悲慘。他們往往是貧寒的多子女家庭的子弟，在學徒期間等于典質身體，被當作仆役使用，經常挨打受罵。第三是手工作坊師傅和個體手工業主。他們有熟練的勞動技能，手工師傅可以賺較高工錢，小手工業主自產自銷，有時還剝削一、兩個幫工、學徒的勞動，大體上可以溫飽。甚至可以發點小財。但是，他們也時常受到封建政府的壓榨。
從手工業者基本群眾的這些情況看來，各類手工業者程度不等地存在反封建的積極性。城市手工業幫工常常發起“齊行”斗爭。學徒則主要采取逃亡的方式以示反抗。采礦、伐木、制鹽手工工人，長期以來多次揭竿起義。由此可見，手工業者可以參加農民起義，不過他們并不是新的階級力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爆發的農民戰爭，仍然只能是單純的農民戰爭。
由于為手工業者提供部分原料和生活資料，農業中的商品生產也有進一步發展。棉、煙的種植，業已先后遍及全國。藍靛的種植主要在江西和東南沿海。其他經濟作物和糧食生產商品化，都有所發展。當然，只有在貨幣地租代替實物地租的條件下，農業中的商品生產才能達到它在封建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而當時并沒有發展到這一步。就全國的農業狀況說，自然經濟仍然是主要的，只是在局部地區，農業中的商品生產才達到了較大規模。例如，江蘇“太倉州暨所屬之鎮洋、嘉定、寶山等縣，種稻之處十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廣東番禺、東莞、增城、陽春等縣，“蔗田幾與禾田等矣”。這種對糧食生產的排擠，也反映了糧食作物本身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田賦納銀對農產品商品化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地丁雜稅歲入銀三千零二十余萬兩。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歲入銀三千二百八十余萬兩。這些數字意味著，每年有將近二千萬石米或相當價值的米和其他農產品投向市場。各地買辦常平倉谷、部分地租（主要是學田一類公產的地租）改征貨幣，也促進農產品的商品化。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經濟開辟了幾條重要的通向市場的渠道。除了農村副業的部分產品需要出賣外，農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使得從事這一部分生產的農民的出賣不再是零星的、偶然的，他們與市場結成了固定的聯系。十八、十九世紀更加稠密的、星羅棋布的城鄉市集和廟會，正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發展起來的。所以，收購農副產品和供給農具等生產資料，是市集和廟會交易的基本內容。太平天國革命前夕，廈門的油市和菜市，便是由農民定期運送花生油和蔬菜，“發兌鋪戶及負販者。”安徽桐城有四個市集輪流買賣牲口，“集罷農忙，不復開集。”陜西宜川圪針灘，因為“河東粟客每年在四鄉收買粟物，雇腳運輸此地”，發展成糧食市場，蝦蟆龕也在“道光年間極為興盛，河東粟客收買南川之秋粟”，便以這里為據點。有些農民還以另外的方式參與商品流通過程的活動，與市場建立聯系。他們在農閑期間去做長途或短途商品搬運工作，這種情況在暢通的河流和其他商路沿線較多；有的農民湊點小資本兼營小商販，如山西陽曲“居民農事之暇，多策蹇販炭以為生”。農村的上述種種動向，顯示出商品經濟的發展，正在對農民的生產、生活及其思想和視野發生影響。
清初，由于佃耕乏人，賦役繁重，地主階級中一些人曾以田多為累。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情況變化后，兼并的浪潮重新洶涌起來。太平天國革命前夕，這種兼并達到了很劇烈的程度。官僚、貴族占地的規模最為驚人。乾、嘉兩朝大學士和珅擁地八千余頃，他的家人劉全、馬某也有地六百余頃。道光朝大學士琦善占地竟達二萬五千六百頃以上。滿、漢大員有地數百頃、數千頃的很多。象和珅這樣的大地主，只需九百人，就將占盡全國墾田，而使全體農民淪為這九百家地主的佃戶。一般地主擁有的土地，在規模上雖遜于官僚、貴族，但他們人數較多，不言而喻，他們占地的總數也不少，而且他們占地的規模也相當驚人。例如，江蘇吳江沈懋德有田百余頃，湖南武陵丁炳鯤有田四十頃以上，直隸靜海婁步瀛也擁地四十余頃。浙江嘉善三戶地主僅捐出的義田、學田，即共達四十余頃，則保留在他們手中的土地總數定然是駭人聽聞的。富商巨賈擁有雄厚的兼并土地的經濟實力。十八世紀末，河南有一次重災，于是“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放利債，借此準折地畝”。湖南衡陽木商劉重偉的子孫擁田至百頃。這些事例已約略顯示出土地集中的劇烈和尖銳程度。
十八世紀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集中，也顯著加速。那里的兼并者，大都是滿、漢官僚和漢族商人，少數地方有其本民族的貴族地主。債務準折、低價收買、強占、騙取、商業上的訛詐等等，是慣用的兼并手段。
土地兼并引起嚴重的社會動蕩。兼并首先損害自耕農和小地主的利益。十八世紀中，已有人根據湖南的情況指出：“近日田 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 戶。”由此看來，自耕農和小地主經濟狀況的惡化由來已久。自耕農經濟最脆弱，他們的小塊土地極易成為兼并者的獵物，他們自己則往往淪為地主的“佃耕之戶”。山東章丘地主太和堂李家，從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到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的七十七年間，分五十一次兼并土地共二百二十九畝零，平均每次兼并四畝半。可以設想，這戶地主掠奪的主要對象是自耕農。小地主的經濟地位也不穩固，大地主憑借自己的經濟優勢，利用小地主的困難，吞并他們的土地。山東章丘地主矜恕堂孟家所得的遺產中，有從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分十一次兼并的九十畝地，其中原主積德堂、安素堂等，顯然是小地主或開始破產的其他地主。自耕農和小地主破產，使農村社會矛盾日益復雜。
當時，農民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有人曾指出江蘇農民各階層的情況說：“農民治其業……則晴事耕耘，雨勤織績，赤背而薅草，跣足而犁冰，出入見星，工作常倍者，為上農。自耕其田，歲息錢不過十四、五千文。其佃耕與罷弱者可知也。或有忿迫，奔呼吏門，受斷明速，而歲計已虛；略事遷延，常繼橫貸，滾垛之困，累世不復”。這說明，境況最好的自耕農，不分晴雨、不計早晚地耕耘織績，全年收益也不過十四、五千文，即十兩銀內外。所以他們只有把消費壓到最低水平，才能夠勉強支持。倘若遇到天災人禍，便只能出賣田地、牲畜，或落入高利貸的魔掌，“累世不復”了。
佃農的境況更加惡劣。從十八世紀以來，中國人口有很大的增長。在地主能夠輕易地獲得勞動人手的情況下，租佃條件也更加苛刻，租地更加困難。在南方，比較普遍地實行了額租制。在額租制的條件下，農民需要準備大量銀錢或糧食，大約相當于全年地租的數額甚至幾倍，以預租或押租形式繳給地主，才能佃到土地。所以農民在成為某一地主的佃戶以前，往往先成為另一地主或商人的債務人。終歲勤勞所得，須先填塞地主的糧倉和債主的錢袋。農民每年上交的地租，為全年收獲量的一半或更高。以接近湘粵界上的湖南宜章為例，“佃耕者無進莊銀，每上田一畝獲谷五擔，納租三擔；中田納租二擔五斗，下田納租或二擔、或擔零不等。”這里沒有說明中、下田產量，不能確定地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但單就上田來看，地租已占收獲的六成。然而實際上這還不是佃戶全部的負擔。地主在“正額”地租以外，還規定了各種附加租，以及征收地租時所使用的種種野蠻、狡猾的方法，例如，勒收冬牲和其他土產雜物，逼服無償勞役，在收租時使用特制斗秤，強制性的錢谷折算，準折佃戶的子女財物，預征地租和其他種種勒索佃戶的方法。佃戶和地主處在根本不同的生活條件之下，就以冬牲而論，即使只征收只雞斗豆，在地主不足供一頓象樣之餐，而在佃戶則減少幾天生活之費。所以正額或額外地租的每一加重，對佃戶的生活和生產都有嚴重影響。如果佃戶被迫借債，給他們帶來的痛苦就更沉重了。
當時人章謙曾給佃戶算過一筆粗略的賬：“夫農民之常困于他途者，他途貧，謀口而止。而農民不但謀口而止，一畝之田，耒耜有費，籽種有費，罱斛有費，雇募有費，祈賽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錢千。一畝而需千錢，上農耕田二十畝，則口食之外，耗于田者二十千。以中年約之，一畝得米二石，還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僅二十石。當其春耕急需之時，米價必貴，折中計之，每石貴一千有余，勢不得不貸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挾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閱月計之，率以二石償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時必賤，富人乘賤而索之。其得以暖不號寒、豐不啼饑而可以卒歲者，十室之中無二、三焉。”這一估算，根據的是勞力較強、農具較齊的佃農、即上農的情況。他們才能佃耕田二十畝，收獲米四十石。這一估算又沒有包括地主的種種額外剝削和變相勒索，而這在實際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這一估算還美化了佃戶的生活，沒有把全部悲慘和暗無天日的狀況如實地描繪出來。
長期以來，租佃制度在全國各地發展。這種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具體形式，在各地可能因種種原因而產生差異，但是，主佃間的對立在大江以南，特別在東南沿海，一般說來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形式。以蘇州地區為例，從顧炎武到陶煦，即從十七世紀后半到十九世紀后半這二百年間，都呼“私租之重”。顧炎武（亭林）生活的時期，已“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而陶煦生活的時期，私租之重“有更甚于亭林所言者”。可見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已到了多么殘忍的地步。十七世紀以來，大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主佃之間的激烈矛盾，也以佃農斗爭的形式持續不斷地表現出來。這種現象的形成，首先與這些地方商品經濟的較高發展有重大的關系。
商品經濟的較高發展，給地主階級的寄生性消費提供了更廣闊的基礎，進一步刺激地主階級追逐奢侈豪華的生活。這種發展又加速了破產或暴富的過程、產權轉移的過程，使地主階級更瘋狂地擴充產業，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因此，商品經濟的較高發展，提供了兩種經濟上的刺激，加強了地主階級的寄生性、腐朽性，加強了他們對農民的殘酷榨取。
與市場的聯系增加，使農民也受到影響。當生活中對貨幣的需要增長以后，農民逐漸不能忍受交租完畢便場囷如洗，沒有留下任何生產品去換取所必需的貨幣的狀況。在廣大農民中，慢慢地產生了改變這種狀況的自發要求和初步行動。從十七世紀或更早的時候起，東南沿海地區相繼出現一種現象：“佃農所獲，朝登垅畝，夕貿市廛”，先不交租，先賣出去，滿足自身對于貨幣的需要。如果農民長期堅持抗租斗爭，就可能邏輯地發展到否定地主階級某種以至種種封建剝削，要求土地等等。城市商人和工場主的某種自由和富裕，也吸引著農民，啟發他們擺脫剝削和發展個體經濟的要求。當然，這個過程是長期的，但是，二百余年來，這種現象無疑地處在漸進的積累中。
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這兩種對立傾向碰在一起，必然引起剝削加重和反抗加劇，引起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尖銳化。這是東南沿海地區持續不斷的佃農斗爭的一種重大的經濟背景，是封建制度的危機深刻化的一種表現。
這個期間，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過程已經開始。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西方和北方殖民者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武裝侵略，成為進一步激化國內階級對抗的重要的因素，引起了中國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的斗爭。英國侵略者通過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江寧條約》，隨后又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國被迫賠償巨款，割讓香港，開放商埠，降低關銳，給予領事裁判權，并默認鴉片貿易合法化。還有更惡毒的片面最惠國待遇條款，中國設“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準英人一體均沾”。美國侵略者沆瀣一氣，希望“中國人若有好處與別國之人，致米利堅人亦可得分受其好處”。戰后，美、法侵略者迫使中國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這些條約除照中英條約攫取中國的權益外，其惡毒更甚于中英條約。《望廈條約》明確規定“倘中國日后欲將〔關〕稅率變更，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還規定殖民者的兵船、商船可以橫行中國的領海。《黃埔條約》規定殖民者可以在五口任意建筑房屋，天主教可以自由傳教。《望廈條約》還進一步規定，十二年后須重行修約。兇惡的沙俄殖民者利用西方侵略所造成的局勢，重新加緊侵略黑龍江地區，并擴大侵略庫頁島。種種情況表明，中國領土、領海、行政、司法、外交、關稅等各種權利的完整性已不復存在，開始受到殖民主義列強共同的控制。清政府已非其舊，它不再能完全獨立自主地決定事務，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權力。中國開始了從政治上分解為半殖民地的變化。
這種半殖民地癥候，在社會經濟中也初步顯露出來。它表現在：一，在通商口岸附近，英、美等國殖民者以誑騙、綁架等手段，肆行掠奪勞動力的罪惡活動。“鄉人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去”。然后，象牛馬一般，被成千上萬地販運到美洲等地去做苦役。因此，上海、廈門、廣州等地成了一片恐怖世界。領事裁判權起著保障這種猖狂活動的作用。二，內地、江浙、閩南土布在廈門的市場，松江布在上海的市場，廣東土布在廣州的市場，逐漸受到洋布的排擠，不復暢銷。洋布排擠土布，也就奪去了生產土布的農民和販賣土布的商人的生計，破壞中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三，生絲和茶葉出口不斷增加，這部分生產事業開始從屬于外國、主要是英國的需要。中國開始變為英國絲織業的原料附庸。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產之一的買辦經濟，戰后也出現了。外國商人雇傭中國人充當買辦，替外商推銷鴉片和工業品，采買絲茶等土產。買辦在外國殖民者的卵翼下，殘酷剝削本國勞動人民，形成日益膨大的買辦經濟。五，殖民者變本加厲地深入中國內地傾銷鴉片，鴉片進口在五十年代初每年平均達到六萬七千箱的新水平。戰前鴉片傾銷、白銀外流的危機和后果，“小民重困”的局面，更加嚴重。就繳納田賦而論，“東南產米之區，大率石米賣錢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懸遠。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昔日賣米三斗，輸一畝之課而有余；今日賣米六斗，輸一畝之課而不足。”這樣就在無形中使納賦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的田賦負擔。地主階級一定把負擔轉嫁給佃戶。歸根結底，自銀外流的災難性結果，大都落到了勞動者身上。鴉片傾銷進一步加速了勞動者的破產。很顯然，鴉片被殖民者愈來愈加緊地用作一種強行摧毀中國社會經濟的手段。
所以，中國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部動蕩更加激烈，階級斗爭更加尖銳化。
戰后英國資產階級曾表現出一陣對華貿易的狂熱。他們曾以為，四億多基本上生活在自然經濟中的人口，一個晚上就能變成英國商品購買者。在現實中碰壁后，他們自然地歸咎于他們沒有深入中國內地。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就以十足的殖民主義者的口吻說：“我已經提出我的堅強信念，……我已經努力指明，這其中基本的、最重要的條件是，進入初級市場，去除旨在限制我們貨物在內地的自由流通以及限制土產從內地流到海口的一切財政上的借口，或是給以有效的監督，最后，廢除一切可恥的內地旅行上的限制……。”為此，這個殖民者又向往利用“要挾手段”，迫使中國“皇帝只有兩條路可資選擇：不逃走就得屈服”，以取得深入中國內地的權利。這種情況說明，殖民者既闖進了中國國門，不統治中國，不滅亡中國，不吸盡中國勞動人民脂膏，決不會罷休。
國內、外的各種因素，正在迅速地加深中國封建經濟的危機，加重被壓迫階級的苦難。清朝統治者沒有什么辦法可以緩和這種趨勢，這又不能不在同時加劇清朝統治下的封建政治的危機，加速清政府統治的腐朽和走向崩潰的過程。
王戎笙等：《太平天國運動史》，
1986年人民出版社，第一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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