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要使我們黨的干部都弄清楚這個關系，人民群眾才是國家真
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監督下，夾著尾巴，老老實實當好仆人。
否則，主人有權用大字報向你炮轟，甚至撤你的職，罷你的官。”
話說在毛澤東“728談話”結束之后，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跟在謝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澤東召見的廳，走進另一個大廳。謝富治說：
“已經9點了，毛主席還沒有睡覺，我們吃點飯，然后討論怎樣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據韓愛晶提供的資料說：我們5個人坐下，工作人員端來一盤雞蛋炒飯和湯，還請謝富治到后面就餐。謝富治說：
“不用了，就在這里一起吃吧。”
飯后，謝富治說：
“今天，毛主席接見你們，從3點到8點半，談了5個半小時，內容很多。我們先整理一個簡單統一稿，一齊整理，一齊備案，一齊簽名。”
我們圍在一起，大家發言，由我執筆，一齊組織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又念了兩遍，又做了些補充改正，5個人都簽了名，就交給謝富治了。這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市散發的統一稿：《毛主席關于制止武斗問題的指示（傳達要點）》。謝富治說：
“我看先照這份稿子傳達，其他內容今后再說。我們馬上出發，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華學生，然后再到清華大學去。”
7月30日，北京市紅衛兵代表大會出面召集44個大專院校的代表，傳達了《毛主席關于制止武斗問題的指示（傳達要點）》。聶元梓、蒯大富等人在會議上都作了檢討。
與此同時，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繳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將外國朋友贈送的芒果轉送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為此，北京和全國各地都舉行了慶祝活動。
8月8日，毛澤東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他在談到高等學校問題時說：
“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所謂‘5大領袖’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幾百人勉強控制，怎么行呢？學生為人民沒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點好事，才能取得群眾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云南成立革命委員會。
8月11日，毛澤東、林彪接見福州、武漢、成都、昆明、新疆、西藏6地區陸海空部隊干部學習班的全體成員。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葉群、汪東興，參加接見的還有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8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由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契和迪尼組成的意大利共產黨（馬列）代表團時說：
“我沒有什么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
8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福建成立革命委員會。
8月1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社論：《熱烈歡呼云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澤東在這篇社論里加寫了一段重要文字，他寫道：
“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8月15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代表和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及北京衛戍區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所有人員。參加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也參加了接見。
毛澤東在接見中對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說：
“你們有希望嗎？還在大打嗎？你們要組織大量宣傳隊，要宣傳嘛。”
后來在8月21日，太原市兩大派簽訂了《大聯合協議》，聲明解散跨行業組織。
8月17日，首都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向毛澤東匯報工人宣傳隊問題，他說：
“現在北京的學生不怕解放軍，就是怕工人。因為他們摸到解放軍的底，有5不政策。解放軍對學生沒有辦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澤東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高校問題，他說：
“要依靠教員、學生、工人中的積極分子，但光依靠他們還不行。有的學校就是不搞斗批改，專打內戰，所以要派解放軍和工人進去，或者解放軍少一點，工人多點，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遙派的動向，逍遙派是多數。他們之所以逍遙，就是他們反對打內戰，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說對方是國民黨，這個我也是罪魁禍首，說是國民黨同共產黨斗爭的繼續。但是說人家是國民黨要查明有據。所謂國民黨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毛澤東還說：
“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候了。”“9月或10月要開個會，”，“叫作工作會議或全會，全會到半數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問道：
“要準備什么？”
毛澤東說：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階級隊伍，三是整黨，四是減薪，科室人員下放。廠長、副廠長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廣西成立革命委員會。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組成人員如下：
主任：韋國清，廣西軍區第一政委，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
副主任：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焦紅光，空7軍政委；霍成忠，55軍第一副軍長；安平生，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
韋世經，廣西壯族自治區航運局船隊服務員，“聯指”派“紅色工人”負責人；林福文，廣西壯族自治區航運局船舶修理廠工人，原“422”派“航運工總”負責人；毛鳳鸞，女，24歲，鳳山縣謀屯公社民兵班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標兵”，“聯指”派；廖煒雄，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組織部干部，“聯指”負責人；龍智銘，25歲，廣西壯族自治區水電廳設計院秘書，原“422”派“火種”負責人；顏景堂，24歲，廣西大學學生，“聯指”派“能闖萬重關野戰軍”負責人，“聯指”總指揮；曾春生，22歲，廣西醫學院學生，原“422”派負責人。
其他常委：陳開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徐其海，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劉重桂，廣西軍區副司令員；韓世福，廣西軍區副政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伍晉南，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趙茂勛，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監委副書記；蕭寒，原中共南寧市委書記；
鄧成漢，南寧橡膠廠工人；鄧文光，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一建筑公司工人，“聯指”派負責人；蔣蓮英，女，27歲，南寧化工廠助理技術員；蕭桂榮，女，21歲，興安縣漠山公社大隊婦女主任；農其新，25歲，德保縣燕洞公社生產隊長；何作然，22歲，廣西大學學生，原“422”派“南寧831”負責人；潘玉臣，原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監委秘書；李家海，南寧橡膠廠車間指導員，“聯指”派負責人
此前，廣西兩大派為“聯指”派與“422”派。“聯指”即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422”原稱“南寧422革命行動火線指揮部”，后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廣西422指揮部”。作為“422”派代表進入革委會的林、龍、曾、何等人在1968年春因被“422”派視作已受韋國清“招安”的“叛徒”而于3月29日撤銷常委職務，但他們自稱“老422”，此后“422”派為與他們劃清界限則稱“新422”。“新422”在7、8月被軍區與“聯指”派聯合武裝鎮壓后徹底瓦解，在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時無代表。“老422”的這幾個代表在革委會成立后不久亦遭排斥和清洗。
8月22日，毛澤東批示在《紅旗》雜志上發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斗批改》，毛澤東把它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他又在文章中加寫了兩句話：
“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
毛澤東還把稱頌文化大革命的慣用詞語“史無前例的”幾個字刪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通知》中寫道：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國有7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該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于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按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行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駐各學校。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后進中、小學。沒有兩派組織，也沒有武斗的學校，也要進入。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占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可以輪換。宣傳隊不要帶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起草的題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社論。毛澤東在社論中加寫了不少重要內容，他寫道：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關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和進程，毛澤東寫道：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里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么幾個階段。”
毛澤東又在社論中“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這一段之后，寫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于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
毛澤東還針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有所抬頭的現象寫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斗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斗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
針對知識分子和造反派對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輕視態度，毛澤東嚴肅地寫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西藏成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
9月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的《關于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如工人條件成熟，所有軍事院校應派工人隨同軍管人員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
9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于選調和派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幾條規定》。《規定》中的主要內容是：
1、必須從那些實現了革命大聯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工廠選調工人。2、必須從那些清理了階級隊伍，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的工廠選調工人。3、工宣隊隊員，必須是優秀的產業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現好的。一般年齡在25歲至60歲左右。4、凡原來同所去的學校或其它單位的各派組織保持聯系尚未脫鉤的宣傳隊，不能派到那個單位去，已派去的應加以調整。5、要以優秀的革命的產業工人負責領隊，并參加聯合指揮部的領導。6、派出宣傳隊的單位、隊員和領隊人，都要經過審查批準。
9月5日這一天，西藏革命委員會和新疆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告成立。
從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5日，歷時1年零8個月，全國除臺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志著奪權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人民群眾歡天喜地，稱之為“全國山河一片紅”。
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批示，轉發北京市《關于召開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報告》。毛澤東的批示是這樣寫的：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現在需要規定一些具體政策，我看此件不錯。建議轉發各地參考。請酌定。
毛澤東
9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社論宣告：
“全國山河一片紅”“標志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范圍內進入了斗、批、改階段。”
9月7日這一天，北京市舉行群眾大會，慶祝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我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徹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動員，軍事動員，如果國外的敵人敢于來侵犯我們，我們就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地、徹底地、干凈地、全部地消滅他們。”
9月12日，《人民日報》刊載了《關于知識分子再教育》一文，文章中寫道：
“因為過去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現在受的是無產階級再一次教育，這是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過去是在中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現在則是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分子，使他們改變過去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再教育的內容。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則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徑。”
9月12日，毛澤東在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上批示道：
“這個從城里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中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并有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9月14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轉載上海《文匯報》刊登的《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調查報告旁批示道：
“‘赤腳醫生’就是好。”
《文匯報》的調查報告介紹了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半農半醫”的衛生員王桂珍、上海浦東新區衛校退休教師黃鈺祥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紅旗》雜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調查報告。
所謂的赤腳醫生，是指那些在鄉村中沒有被納入國家編制的非正式醫生。他們掌握有一些衛生知識，可以治療常見病，還能為產婦接生，從而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和防治傳染疾病。赤腳醫生通常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初中畢業生中略懂醫術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接受短期培訓后，便在農村一邊種田，一邊行醫。
毛澤東看了這篇報道，自然是欣喜異常，立即提筆作了批示。
9月中旬，中共中央劉少奇專案工作小組在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方面，已經搜集到了一些重要材料，主要有以下3個：
第一個是湖南省公安廳、寧鄉縣公安局軍管會轉來的《楊劍雄反省》材料。楊劍雄是在解放后被關押期間寫出了這份反省。楊劍雄交代說：1925年12月16日，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回到長沙接兒子，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審訊，湖南省省長、反動軍閥、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的劊子手趙恒惕親自批準將劉少奇“斬決”。劉少奇的同鄉同學、湖南省政府會計、趙恒惕的至親楊劍雄，立即邀約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局長洪賡揚和劉少奇的同鄉、反動軍閥師長葉開鑫、賀耀祖，以及劉少奇的胞兄劉云亭，聯名具保，答應了趙恒惕的條件：“迅急離開湖南，不要在這里亂搞，好好讀四書五經。”劉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關于楊劍雄被槍斃一事，《戚本禹回憶錄》是這樣說的：“大概是在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時候，我們處理了一封湖南來的信件。信里的內容是，湖南長沙有個楊劍雄，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親戚兼秘書，他是劉少奇的同學。1925年劉少奇任全國總工會領導人時，在長沙被趙恒惕逮捕。那時趙恒惕對共產黨大干部是抓了就殺的。后來是楊劍雄向趙恒惕求情，趙恒惕才把劉少奇給放了。在放的時候，趙恒惕還送劉少奇一套‘四書’，叫他去好好閱讀，改變思想。解放后，楊劍雄在‘鎮反’運動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審問他的時候，他說他曾經救過劉少奇。當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說得有頭有尾、很具體，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寫的材料和一封他寫給劉少奇要求寬大處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給公安部然后再轉到中南海來的，因為當時我負責處理北京地區信件，所以先送到我這里。我一看信的內容，說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轉給了我們秘書室負責處理中南地區信件的科長朱固。朱固把信送給了劉少奇。過了一段時候，我向朱固問起那封信后來處理了沒有。朱固告訴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寫了個批示，說沒有這個事，要當地政府立即把那個人處決了。當時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個人的歷史情況，按道理你應該上報給主席的，或者至少也應該給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怎么就這樣直接下令把那個人給槍斃了。不過，劉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說什么。后來在文革的時候，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來，劉少奇當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來了。”
第二個材料是1927年曾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武漢店員工會委員長、后來叛變革命、解放后被劉少奇安置在武漢哲學研究所任副所長的董鋤平所親筆寫的一份供詞。他在供詞中寫道：“劉少奇大約系1926年冬到武漢的，系全國總工會的副委員長，同時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總工會，為省總秘書長，成為省總的當家人。”“1927年1月3日，中國工人階級、武漢革命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工人糾察隊，一舉而奪回了英帝國主義在漢口的‘英租界’，開我國反帝斗爭史的創舉。”“英海陸軍被我趕下長江，逃往軍艦，英行政人員，驚魂失魄，紛紛逃往商輪、軍艦，連夜駛往上海，我工人糾察隊奪回漢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劉少奇這個工賊，強迫工人糾察隊退出英租界，給國民黨軍警接防。”“劉少奇替國民黨繳去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甚至連勞動童子團的木棍也收繳了。”
第三個材料是1927年擔任劉少奇秘書的成柱周寫了一份供詞，全文是：
“劉少奇在1927年6月27日前做好了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準備：6月20左右，劉少奇叫糾察總隊總隊副朱菊和分隊長周霖，在糾察隊總部把槍支登記好了，準備交給國民黨。劉少奇在6月26日拿了一個電報稿，即《要求自動停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的勘電，叫我根據電報內容草擬出布告、致軍事委員會信、致漢口衛戍事宜處信。告工友書、告軍事同志，是宣傳部李昌榮起草的。都經過劉少奇親自審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6月27日就搞好了，6月29日繳槍前后，都公開發布了。劉少奇在繳工人械前的言論：劉少奇在繳械前經常說：我在安源時，工人沒有武裝，照樣搞工會，現在刀刀槍槍的太危險了，這樣下去遲早要闖禍，不搞武裝斗爭好。不然，會影響全局。6月29日，劉少奇對我說：若是不交槍，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沖突，國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槍，有槍反而危險。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腦袋革掉。但是，我們要保護腦袋。劉少奇在繳槍后的言行：6月29日繳械后，在一個晚上，劉少奇在省總辦公室大聲說：現在把武裝解除了，槍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沒有目標了，軍隊也不會找我的麻煩了，危險也小了。”
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討論上述材料的會議上，總負責人周恩來說：
“劉少奇的簡歷上有時寫：‘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被捕于沈陽，在獄中堅不吐實，敵人找不出證據，遂得以出獄。’有時又把‘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幾個字劃掉，改成‘在罷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說劉少奇是1929年被捕過，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細查一查。”
正當江青和專案組成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調來當年滿洲省委負責人的材料查閱時，有關人員拿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際關系研究所原所長孟用潛的親筆供詞。這份供詞就成為專案組搜集到的有關劉少奇歷史問題的第4個重要材料。
孟用潛即孟堅，原來與劉少奇同為滿洲省委負責人。他在“1967年12月28日”以前被群眾揪出以后，寫下了這份供詞。
江青看過孟用潛的供詞之后，感到問題嚴重，建議馬上向周恩來匯報。
周恩來戴上老花鏡，仔仔細細地把孟用潛的供詞看了一遍。只見孟用潛在供詞中寫道：
“1929年8月，我和劉少奇到奉天紗廠開支部會，討論紗廠罷工問題，被支部書記常寶玉出賣被捕。當晚，奉天紗廠審訊，劉少奇承認他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我、省委委員丁君羊、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愿，還出賣了省委辦公機關以及沈陽六七個支部。第3天，奉天警察廳審訊，劉少奇進一步出賣了東北地區黨組織，包括北滿、東滿、關東州特委和特委書記，以及大連、營口、清幫子、遼中、遼陽、撫順、延吉等重點縣市委和縣市委書記。審訊后，劉少奇還在‘自首書’上簽字畫押。當晚，奉天警察廳繼續審訊，劉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負責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機關。然后，警察廳就要劉少奇和我帶著警察去抓人。劉少奇說：省委主要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他于是向敵人獻策，要求把劉少奇和我提前釋放出獄，給奉天警察廳收集黨的情報，為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地方黨組織做準備工作，其用心至為惡毒。幾天后，奉天警察廳對劉少奇獻策表示同意。為便于劉少奇和我繼續混入滿洲省委，決定地方法院對這一案將不作為共產黨案審訊，而作為工潮案審訊，不承認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即可取保釋放出獄。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這樣審訊，這樣判決的。出獄后，劉少奇對省委幾個負責人說：這一案以煽動工潮開始，最后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取保釋放而結束，是一個工潮案，不是共產黨案，毫無問題。這樣，他就仍然當滿洲省委書記，并決定到哈爾濱任北滿特委書記。同年十一、二月間，劉少奇到哈爾濱。他同我說，奉天警察廳找他談過話，他也給警察廳送過材料，并要我給他收集北滿的材料。那次給劉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東寧、密山等縣委名單、支部和黨員統計表以及縣的重要報告。1930年3月，劉少奇調離滿洲省委，4月，滿洲省委遭到一次嚴重破壞。”
周恩來在看這份供詞時，特別注意到孟用潛是在“1967年12月28日”寫的，就是在劉少奇專案組成立之前寫的，而不是專案組為了審查劉少奇才搞出來的材料。他又考慮到，孟用潛是個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對他在解放后的工作表現還比較滿意，他的供詞應該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來還是不放心，他又問道：
“還有其它旁證材料嗎？”
專案小組工作人員馬上拿出1929年與孟用潛同管滿洲省委組織工作的丁基實（丁君羊）的供詞，還有在1929年參與逮捕、審訊劉少奇的當事人關輔金、徐廉奎、陳元禎、關慶云、劉青等人的親筆供詞。周恩來看過之后，氣憤地說：
“劉少奇這個人可惡之極！我看可以報告毛主席、黨中央定案了。”
江青說：
“這里還有劉少奇按照帝國主義、國民黨和東北軍閥張學良的旨意，1930年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交給的反蘇條文修改成12條，用‘哈工會’的名義在報紙上發表，以煽動反動工潮，攻擊社會主義蘇聯的罪證材料。”
周恩來說：
“一并上報！”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很快寫出了《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把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活動的有關當事人寫的供詞，整理成16開74頁的材料，定名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準備提交給黨中央、毛澤東和林彪等主要領導人。
9月16日，江青在這份關于劉少奇的材料上寫了一個批語，她寫道：
“我憤怒！我憤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階級敵人。隱蔽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來？”
9月18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1962年9月18日給日本工人訪華團的題詞：
“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應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之命，書贈日本朋友們。”
《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世界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
毛澤東在審改這篇社論的初稿時，幾乎把所有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都刪掉了。他還刪掉了這樣一些話：“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偉大的典范。”
他又在初稿上批示道：
“把離開主題的一些空話刪掉。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
9月19日，周恩來將關于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召開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情況報告，呈送給毛澤東。
9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報告上批示道：
“我認為，暫時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中央全會也不要擴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夠了。”
9月25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擬出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九周年標語口號》草稿，他將其中的第11條“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劃去了，并且旁批道：
“去掉第11條，不應用自己名義發出的口號稱贊自己。”
9月下旬，毛澤東請周恩來安排全國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
據毛遠新回憶說：遼寧當時是全國主要的工業省，中央給了300個名額。工人國慶觀禮代表團由我帶隊。代表團到京后，周總理在電話中告訴我說，毛主席要請一部分工人代表住到中南海來。周總理還說，他已經安排遼寧來的100名工人代表住到警衛部隊一中隊了，還有20名工人代表可以在國慶節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
我隨后來到豐澤園南門的斜對面一中隊，工人代表圍住我訴說他們的激動心情。一個煤礦工人代表說，自己挖了一輩子煤，舊社會受盡了剝削壓迫，新社會毛主席讓我們當了國家主人，還請我們到北京來住進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邊，真是開天辟地第一回。一個鞍鋼的工人代表說，我13歲就在鞍鋼替小日本打零工，披著麻袋片，啃著凍得梆梆硬的雜合面餅子，挨過工頭的皮鞭，還被小鬼子的皮靴踹過。真是連做夢也想不到，這輩子能住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邊，感到無上光榮。還有工人代表說住到了“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有的說住進了過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
當晚，我向毛主席匯報了這些情況。主席一直默默地聽我講述，不打斷，也不插話。等我把話說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擺了兩下，示意我坐下來講。我察覺到主席并沒有一點滿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種不以為然的冷淡。我說：
“總理告訴我，是主席決定請工人代表住進中南海的。”
“還有嗎？”
“總理安排，要遼寧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隊營房。”
“還有嗎？”
我沒有吱聲，只是微微搖搖頭。主席瞇著眼睛，默默地抽著煙。我茫然地望著他，感到我們在靜默中坐了很長時間。主席掐滅了煙頭，抬頭看了我一眼。
“說完了？”主席緩緩地說，“請工人代表住進中南海，是我提議的。這也值得那么大驚小怪嗎？”
大驚小怪？我一時轉不過彎來，難道我說錯什么了嗎？主席望著天花板，嘆了口氣，說：
“還是江西中央蘇區好哇。”
中央蘇區？我更是摸不著頭腦了。
“在中央蘇區，”主席說：“老表們隨時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來，我也可以去他們家里和他們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嘍，在河邊在山坡散步的時候，碰見陜北的婆姨、娃娃、漢子，也還可以隨意交談嘛。現在可好，我請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這么大驚小怪？嗯？”
直到這時，我才察覺到主席是在責備我了。
“什么開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紅太陽升起的地方，什么偉大領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還有什么無上光榮，你是在咒我嗎？”
主席一口氣列舉了很多個“什么”，那的確是我剛才說過的，但怎么是詛咒呢？我感到委屈，辯解說：
“我只不過重復了那些老工人說的話，我看他們都是發自內心的，沒有一句是我編造的，怎么……”
“群眾說些過頭話，可以諒解。”主席不等我說完，就打斷了我的話，他指著我的鼻子，嚴厲地說：“而你，現在已經是黨的領導干部了，怎么也欣賞這些名堂，還眉飛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來顯擺，太不像話了，你昏了頭了！”
聽了訓斥，我才明白自己無意間已經惹得主席生氣了。主席接著說：
“作為黨的領導干部，你就不能這么說！難道你連這點淺顯的道理都不懂？我們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共產黨員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人民群眾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勞模面前，你，也包括我，統統是為他們服務的仆人。仆人請主人到家里來，有什么可值得大驚小怪的！嗯？你說呀！你把主仆關系完全搞顛倒了嘛。這是政治原則性錯誤！還要為自己辯解吶。”
我額頭滲出了汗珠，無言以對了。冷靜想想，主席的批評確實有道理，我為自己的表現深感不安，再次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向主席認錯：
“是我錯了，是，是原則錯誤，搞顛倒了關系。”
主席從茶幾上拿起一塊小毛巾，伸手遞給我：
“記住這次錯誤的教訓吧。”
“我會永遠記住的。”
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額頭的汗水。主席再次揮了揮手要我坐下，說：
“你還年輕。列寧說過，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錯誤，但同樣的錯誤絕不能再犯。”
他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來喝了兩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氣平和下來，他說：“你到遼寧領導崗位才幾個月時間嘛。進城以后，我們許多干部官越作越大，離人民群眾也越來越遠嘍。這在黨內是個相當普遍的問題。戰爭年代，是我們離不開群眾。離開了群眾，我們連腦殼都保不住，就像魚離不開水一樣。進城后當了大官了，張口閉口說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眾離不開他了。魚水關系逐漸變成了油水關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還不讓下面群眾透口氣。到底誰是父母？是官老爺，還是人民群眾？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義務，絕不能有騎在父母頭上作威作福的權力。現在黨內許多人已經把這個關系搞顛倒了，把主仆關系搞顛倒了。國民黨就是把這個關系搞顛倒了，最后被趕到一個島子上去了。如果共產黨把這個關系也搞顛倒，我看，遲早有一天，也會被人民群眾趕到某個小島子上去的。你相信嗎？你不信我信。”
主席話鋒一轉，說道：
“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關系再顛倒回來呀。要使我們黨的干部都弄清楚這個關系，人民群眾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監督下，夾著尾巴，老老實實當好仆人。否則，主人有權用大字報向你炮轟，甚至撤你的職，罷你的官。”
主席接著說：
“為我們國家奠定基礎的是人民群眾，他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吶。你們遼寧是個工業大省，產業工人多，給國家的貢獻也大，但工資卻很低。他們創造的價值，要比付給他們的報酬高得多。這不盡合理，是我毛澤東對不起他們，欠了他們債的。現在國家底子薄，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樓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會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會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補償一點的，就是他們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學，公家都盡可能包下來。你去告訴陳錫聯，你們遼寧一定要把工人勞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則，我就更加對不起他們吶。”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重要活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與侄子毛遠新的談話，請讀者好好地讀一讀吧！這遠比國粉一類政治騙子們的一打綱領都實在，也都更重要！他說：“戰爭年代，是我們離不開群眾。離開了群眾，我們連腦殼都保不住，就像魚離不開水一樣。進城后當了大官了，張口閉口說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眾離不開他了。魚水關系逐漸變成了油水關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還不讓下面群眾透口氣。到底誰是父母？是官老爺，還是人民群眾？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義務，絕不能有騎在父母頭上作威作福的權力。現在黨內許多人已經把這個關系搞顛倒了，把主仆關系搞顛倒了。”“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關系再顛倒回來呀。”“為我們國家奠定基礎的是人民群眾，他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吶。”“他們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學，公家都盡可能包下來。”撫今追昔，重溫這些暖人肺腑的話語，豈不叫人頓生切膚之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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