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宗教和愚昧封建的東西，本質都是一種麻痹無產階級失去政權后的毒品，不管是東漢的神學，都是無產階級失去政權以后，無產階級再也無法管理自己的生活，只能接受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奴役。在這時，統治階級所編造出來的那套愚昧宣傳，是為了使得無產階級失去斗爭的意識，變成了他們秩序下的奴隸。只有先鋒隊把群眾組織起來，使得群眾看到勝利的可能性，讓無產階級再次成為政權的主人翁，才能真正破除這種愚昧洗腦。
有產階級在爭奪政權的時期是要主張務實精神的，否則就沒有實際的力量在階級斗爭中戰勝落后的統治階級。但是有產階級一經奪取統治地位，就立刻要大肆宣揚封建迷信，用不切實際的“唾手可得”的美好幻想去麻痹群眾，毒害現實的解放斗爭和革命的社會實踐。其目的當然是為了阻礙想要繼續革命的無產階級，以維護現存的統治秩序和本階級的利益。真正的具有徹底革命性的階級，只有已經覺醒了的自主自為的無產階級，因為它是“勞動的階級”，是不斷的通過社會實踐得到新認識的第一線。
讖緯神學是歷史上一種玄學思潮。這兩種思潮都是對超自然異能的迷信，讖緯神學即占卜八卦。這兩種思潮，一個發生在古代，卻有著相似的社會背景——反動政治路線復辟，豪強剝削階級集團橫行，社會危機加深。這些歷史現象十分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馬列毛主義的基本原理。
要明白這些唯心主義思潮興起的原因，就必須清楚其社會背景。 在春秋末年到西漢前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舊的奴隸制度在奴隸起義的反復沖擊下分崩離析，也就是孔子所謂“禮崩樂壞”，新興地主階級作為先進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孔孟和李悝商鞅的兩條路線、趙高和秦始皇的兩條路線、項羽和劉邦的兩條路線，這些連綿不絕的路線斗爭描摹出了這個時期復辟與反復辟的長期階級戰爭的全貌。一直到西漢前期，劉邦等新興地主階級還在為完善封建制度不斷地推行革新政策，對奴隸主階級實行專政。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是不把占卜迷信這些虛假的東西放在心上的。 例如漢文帝劉恒反對儒家的“天命論”和厚葬喪禮，他說：“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前漢書·文帝紀》）他認為有生必有死，死是天下萬物的自然現象。他下令在他死后，不要“厚葬”、“重服”，不要禁婚、禁酒肉等。再例如賈誼認為萬物都是由天地的作用自然產生的，沒有什么神和造物主，他說：“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前漢書·賈誼列傳》）這些唯物主義思想在西漢前期占據了社會統治地位。
西漢經過吳楚七國之亂以后，奴隸制復辟的嚴重時刻已經過去，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社會主要矛盾就發生了變化。 法家的唯物主義思想，赤裸裸地主張地主階級專政，階級面目很鮮明，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地主階級政治的需要，相較之下，儒家的唯心主義思想比較虛偽，更利于地主階級進行欺騙宣傳，于是逐漸成為了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在漢武帝身上就能看到這種過渡時期地主階級的兩面性。漢武帝一邊采納儒生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另一邊又“以法制馭下”。到了西漢后期，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越來越重，豪強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已經結合成一體，肆意吞并土地，社會危機，政治動蕩。漢代的統治者們本來就以這些豪強地主為政權基礎，根本沒必要也沒能力限制他們兼并土地，最終就遭到豪強大地主們的反噬。豪強大地主啟用大量儒生作為他們的喉舌，唯心主義思想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 在這種背景下，王莽最終作為豪強大地主和工商奴隸主的總代表篡奪了政權，全面打出儒家旗號，他為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大搞“托古改制”，甚至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認奴隸合法化，甚至宣布恢復周朝的井田制。王莽的瘋狂復辟行為引起了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王莽政權。
東漢是在鎮壓綠林、赤眉農民起義中建立起來的。 當時農民運動泥沙俱下，許多破落貴族混進來篡奪運動領導權。因為農民自發性的局限性，他們以為自己受到壓迫僅僅是因為王莽篡漢，而原漢室政權則是好的，他們懷念西漢前期那種開明繁榮的社會，于是一些劉氏后族就利用這一點，打著“復高祖之業”的旗號實行復辟倒退行為，這也算是一種古代的修正主義。當時，劉玄篡奪了綠林軍的領導權，他在占領長安后，封舊貴族為王，形成舊貴族集團統治，并殺害了綠林軍主要將領申屠建、陳牧等人。堅持繼續革命的赤眉軍攻入長安，絞殺了劉玄。后來劉秀又勾結王莽的地方官，糾集武裝數萬人，接連鎮壓了赤眉等農民軍，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以失敗告終。
東漢政權實際上是王莽政權的延續，漢光武帝劉秀一上臺就推行儒家路線。東漢以豪強大地主為政權支柱，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就是東漢朝中兩大主要的豪強大地主集團，它們反復地爭權奪利， 劉秀一上臺，就以“度田”為名號霸占農民起義中農民們奪回的土地，又以“放免奴婢”為名號釋放世家大族的家屬，通過“察舉”和“征辟”的途徑提拔大量世家大族的知識分子（儒士）。
讖緯神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讖”是指“上天”降下來的預言，是預告吉兇的隱語，用圖象把它表現出來，也叫“圖讖”；“緯”原指自然現象，就是用神秘主義去解釋儒家的經典，把經學神學化，就叫做“緯書”。劉秀“宣布圖讖于天下”（《后漢書·光武帝紀》），確立了神學化了的讖緯為東漢的正統思想。劉秀的孫子漢章帝劉炟召開了白虎觀會議，這個會議全面鞏固了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會上，儒家門徒把自然現象和社會問題硬扯在一起，說什么“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并且和儒家“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思想結合在一起，成為了讖緯之學。當時也有桓潭、王充等唯物主義者揭露“天人感應”根本是忽悠人的，結果都被打壓被貶。白虎觀會議以后，廣大農民不僅受政權、族權和夫權的束縛，而且加上神權，這就構成了維護整個封建統治的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繩索。”（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此，古代民間的迷信思想的統治地位就一直持續到了近代。
讖緯之學這樣的迷信思想之所以能夠在民間被接受，就指向了一個社會事實：人民無權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開展社會活動。 辯證唯物主義者從來認為，人對于的物質世界的正確認識是來自于實踐的。毛主席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實踐論》）新興地主階級在其進步時期之所以能夠產生唯物主義認識，也是因為他們進行了社會變革。而要開展廣泛的社會變革，就必須要有權力，沒有權力就不能實現廣泛開展活動的愿望，就不可能對事物發展的規律有全面的認識。 列寧說：“分散狀態壓制著人們，使他們‘好像是坐井觀天’，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誰去學習，不知道怎樣獲得經驗，怎樣滿足廣泛開展活動的愿望。”（《怎么辦？》）也正是這個道理。底層人民雖然時刻用勞動改造著世界，但這卻不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愿來進行的，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從事勞動的意義，也就是勞動被異化了。他們對于事物規律的認識就只能任憑統治階級灌輸，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也就很容易地在他們頭腦中占據統治地位。
在社會危機加深的時候，玄學迷信是十分有利于統治的，因為它使人民深陷于虛幻的、超脫的解放，而忘記在現實中去為追求真正的解放而斗爭。 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開關于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開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的批判的胚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東漢時期豪強大地主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全國遍地都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人民任由地主宰割，這正為讖緯迷信的興起提供了條件。越是階級矛盾尖銳的地方，世家大族們越是把自己裝點得道貌岸然，越是講各種虛偽的“天道”。
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常常污蔑說，氣功熱的“歷史根源”是大躍進期間“人定勝天”的思想，是群眾大革命期間的“民科習氣”。的確，毛主席說過：“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然而這一到了修正主義者手里就變了味道，變成了“人體的潛能是無限的”，這顯然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庸俗化。馬列毛主義者從來認為，不是生物人的潛能是無限的，而是社會人的潛能是無限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勞動人民的力量，來自于組織，來自于階級，來自于社會化大生產。 人的能動性是活的力量，而人體本身只是物，只是死的力量。在活的力量下，一切物質規律都是終要被認識的，都是可以被駕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人民必然要建立了一張扎根在物質變革第一線的群眾科研網絡，把人的能動性探到物質世界每一根神經上。只有在這個層面上，人體才會有無限的“潛能”可以挖掘，這只是同無產階級駕馭其余一切物質規律一樣，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古代的讖緯神學，在近現代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下被砸爛了，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邪教也必將被新的革命浪潮所沖擊瓦解。群眾一旦組織起來，立馬就會行動起來，封建迷信立馬就會勢如破竹一般地破除。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中描述了這樣的景象：“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于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現在，職業革命家的任務就是要去賦予群眾實施開展這種變革的物質力量，這也就是組織。職業革命家組織的融工工作，不只是為群眾帶去唯物主義的理論，更重要的是為群眾帶去組織。 那時，群眾遇到現實的不順就不會再去求神拜佛，而是去向職業革命家控訴，去號召“兄弟伙”打倒那些害人精，變革那些壓迫人的社會制度。正如毛主席比喻的那樣，要把掃把伸過去掃一掃。要實現這一點，革命家組織必須建立起鐵打的組織，不斷地大力提高自己的自覺性、首創精神和毅力，并成為群眾堅強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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