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剛成立就面臨局部“反華大合唱”的外部危機。面對這一危機，毛澤東對不同反華力量的性質加以分析并做出具體應對；憑借唯物辯證法與理論自信，指出“反華合唱”的實質是“小反華，大擁華”，有效促進了黨內認識的統一，鼓舞了中國人民；指出化解反華力量的根本在于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要警惕、預防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策略。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回顧毛澤東應對反華力量的戰略思路，可為當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業提供一定啟示。
置身波詭云譎的冷戰格局，新中國一度面臨被毛澤東稱作“反華大合唱”[1](p.246)的外部危機。面對不同性質的反華力量，毛澤東采取不同化解方案，以全球戰略視野評估反華力量總體性質，辯證指出消極要素蘊藏向積極面轉化的可能。毛澤東認為，破解反華力量和爭取主動權的根本，在于團結一致、獨立自主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當下，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需直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對此，習近平明確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清醒認識到，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場艱巨而偉大的社會革命，各種敵對勢力絕不會讓我們順順利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基于此，我向全黨反復強調，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2](p.83)為應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3] 我們必須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不斷增強斗爭本領，以高度的斗爭智慧處理隨時可能出現和升級的外部打壓和遏制。因此，回顧毛澤東應對“反華大合唱”的戰略思路，可以為當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業提供一定歷史啟示。
一、國際“反華大合唱”的緊張局勢
20世紀中葉，“反華合唱”甚囂塵上，毛澤東在分析國際局勢時將其分解為“三重聲部”，分別以美國、印度與蘇聯為代表。[1](p.246) 這一時期，反華力量幾乎形成彼此呼應的態勢，給新中國發展造成一定外部壓力。
新中國受到西方“自由世界”挑釁與封鎖。在經濟方面，美國對中國持續實行全面禁運，對中國制定的禁運物資較“蘇聯和東歐國家適用的‘國際禁單’項目還要多五百余種”。[4](p.401)在軍事方面，新中國周圍環繞數量龐大的美國軍事基地，“單單在日本，美國就有八百多個軍事基地”。[5](pp.15-16) 1958年，毛澤東在接見柬埔寨代表團時說：“我們外部困難也很大，就是美國同我們作對，臺灣、南朝鮮有美國基地，日本、菲律賓、南越、泰國也有它的基地，菲律賓、泰國還參加軍事同盟。”[5](p.408) 從1958年9月到1961年5月，美國不斷侵犯新中國領海領空，為此，中國總計發布一百四十八次嚴重警告。[6] 在政治方面，美國長期阻撓新中國加入聯合國，并阻礙新中國實現國家統一。1957年末，美國企圖降級討論臺灣問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致使會談中斷，此后更在國際上散播推行“兩個中國”議題，使臺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
印度是與新中國建交的第二個非共產黨領導的國家。1950年至1958年，中印曾有一段友好共處時期，印度在號召朝鮮半島停戰、支持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申明中國臺灣屬于中國[7]等事宜上都與新中國達成默契。1955年，印度等國共同邀請中國參與萬隆會議。會議上，面對一些國家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質疑污蔑，尼赫魯積極聲援中國。在周恩來倡議的“求同存異”精神引領下，會議成功舉行，形成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之上的“十項原則”。此時，新中國與印度的融洽友善，體現了舊有殖民體系瓦解后亞洲人民聯合起來創造世界新秩序的愿望。但是，殖民歷史造成的隱憂并未徹底散去。一方面，英美勢力與印度右翼勢力相呼應，將印度的噶倫堡培養成西藏反叛勢力和西方間諜的集中地，由此達到利用邊界爭議分化中印的目的，即“加強亞洲中立主義反對中共的情緒”；[8](p.108) 另一方面，印度精英對于殖民主義歷史遺留問題既想反抗舊的殖民主義，又企圖繼承殖民主義在西藏非法獲得的特權。西藏叛亂事件后，尼赫魯正式提出中印邊界問題，要求中國全盤接受印度的主張，尤其是承認由昔日英國殖民者劃定的麥克馬洪線，并命令印軍進駐爭議地帶，建設哨所。1959年8月，中印軍隊在爭議地帶發生武裝沖突，印軍在沖突中率先開槍，六小時后中國才還擊，印方共有兩人傷亡。[9](p.69) 沖突發生后，印度方反應強烈，譴責中國發動“冷戰”，與西方輿論共同挑撥中國與其他邊境國家的關系，渲染“中國威脅論”。[10] 由此，“傾盆大雨的造謠污蔑都落到中國頭上”。[11](p.210)
同一時期，中蘇關系由暖轉寒。“1958年蘇聯提出要搞長波電臺、聯合艦隊，實際上是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接下來就會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國。”[12](p.205) 毛澤東堅決拒斥：“為什么要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5](p.393) 以“控制與反控制”為交鋒點，中蘇矛盾就此展開。此后，蘇聯為準備與英美就禁止核試驗問題的談判和美蘇首腦會議，單方面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能技術援助，并撤回部分技術專家;訪美后，赫魯曉夫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與中方會談時建議中國釋放美國在華間諜，責怪中國放任達賴喇嘛叛逃，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被動，甚至暗示可使臺灣像“遠東共和國”那樣獨立。[1](pp.195-198) 這些議題都是涉及中國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嚴正駁斥，赫魯曉夫因而在公開講話中映射中國“像公雞好斗那樣熱衷于戰爭”。[13](p.297) 伴隨上述一系列事件爆發，中蘇在理解未來世界走向、帝國主義性質、世界解放運動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問題上的分歧不斷加大，中蘇關系瀕臨破裂。
二、辨析不同性質的反華力量采取不同應對方案
針對國際上此起彼伏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在辨析不同性質的反華力量基礎上采取不同應對方案。通過掌握國際方面主要矛盾，新中國在“張弛”間避免陷于“四面出擊”的處境，爭取了國際團結，并向廣大國家發出支持民族解放與和平發展的正義之聲。
（一）處理中美關系：靈活開展斗爭與外交
這一時期，由于對新中國實行軍事威懾和經濟封鎖、阻礙中國完全統一、干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等，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屬于外交矛盾。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及其陣營的威逼圍剿，中國并非被動應對，也非魯莽出擊，而是依據世界具體形勢，洞悉美國強大之下的弱點并加以有效牽制、斗爭。毛澤東形象比喻道：“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1](p.47) 1958年7月，伊拉克宣布脫離美國策劃的巴格拉軍事條約。美軍、英軍隨即入侵約旦、黎巴嫩，威脅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試圖控制中東地區。而在此前，臺灣局勢也愈發緊張：1958年3月，美國宣布合并駐臺軍事機構，成立“美軍駐臺協防軍援司令部”；5月，美國在遠東的第一次試驗導彈發射即選擇在臺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不言而喻的威懾意味。[14](p.337) 1958年8月，當世界各國目光都聚焦中東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打金門，既展示了捍衛主權的決心，也以實際行動支援了世界革命。這一舉措極大震動了美國，使其立刻調動半數航母編隊前往臺灣海峽。毛澤東以“絞索”理論來喻指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略：看似軍事基地鋪排龐大，實則被黎巴嫩、臺灣、金門、馬祖等“絞索”套上，而中國可以利用這些絞索，以四兩撥千斤之態勢牽制打擊美國，也即用“戰爭邊緣政策對付美國人的戰爭邊緣政策”。[5](p.479) 在美國試圖將臺灣轉變為附庸國乃至托管地，制造“兩個中國”議題過程中，毛澤東以炮打金門的方式再次聲明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同時利用美國急于脫身心理，促使美國恢復此前中斷的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
（二）處理中印關系：適度斗爭基礎上爭取團結
針對印度，毛澤東在外交來往中分析國家性質，指出新近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潛在的雙重面向。毛澤東清楚認識到，資本主義可以區分為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和處于中間狀態的民族主義。他說：民族主義國家“本來是帝國主義的后方，但因為它又反帝，就轉化為我們無產階級的后方，社會主義的后方”。[5](p.412) 因此，印度既可能在帝國主義勢力與國內右翼勢力誘導下蛻變為民族沙文主義，充當反華打手，也具有反殖民主義愿望，是可以爭取的同盟軍。在近代，中印兩國都一度淪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受到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因此，在民族解放運動過程中，印度與中國的獨立便成為兩面旗幟。共通的歷史記憶一度讓中印雙方在冷戰格局下達成相互理解。毛澤東曾在與尼赫魯的談話中誠懇指出：“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15](p.163) 尼赫魯也在評價亞非會議時指出：“西方國家也許不喜歡它，因為它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決定我們的命運。但是不管它們喜歡不喜歡，這件事總是不可避免的……會議將表示亞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國家兩百年來的統治和剝削后的覺醒。”[16]
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在堅持原則、適當斗爭基礎上盡量爭取團結。西藏叛亂事件后，尼赫魯在西方反華喧囂聲中多次表達對叛亂分子的同情支持。對此，毛澤東表示要進行公開的說理與斗爭，在世界輿論場發出屬于新中國不卑不亢的聲音。例如，在修改社論時，毛澤東改變過去寬泛指責的立場：“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1](p.28) 此后，《人民日報》發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駁斥了尼赫魯對西藏民主改革的謬論。[17] 在開展有理有節斗爭的基礎上，毛澤東理性地為紛爭降火，努力與印度達成團結。在修改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的答復稿件時，毛澤東加寫一段話，表明中國追求和平的心愿，指出：即便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加入了旨在針對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中國依然不會將這三個國家當作敵人，更不用說沒有參加這一條約的印度。對此，毛澤東誠懇地說：“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你們會同意我們的這種想法嗎?”[1](pp.49-50) 中印邊界西段空喀山口沖突發生后，中方在協商談判過程中表現出極大的克制與誠意。毛澤東提議，為避免糾紛，中印軍隊的實際控制線相距在二十公里內的，各退十公里，創造一個無槍地帶與和平地帶，以達到軍事上后撤，政治上進攻的國際輿論效益，“尼赫魯說雙方撤出朗久，我就擴大成整個實際控制線，我們愛好和平就達于極點了”。[1](pp.233、236) 這份以總理致信形式發出的提議，即便是印度政界人士也承認“富有和解精神”。[1](p.235) 這充分展現出新中國主權概念的深刻內涵，中國外爭主權的對象清晰地指向帝國主義。針對在殖民體系中形成的與鄰國的邊界分歧，則應基于“主權在我”的前提，由雙方在合適的時間進行協商，達成彼此諒解的結果，使舊世界中的無權者、受侵犯者，團結起來創造新世界的新關系和新秩序。在實現民族獨立后，這一舉措無疑指向更加徹底地碾碎殖民主義陰影的革命。
（三）處理中蘇關系：控制爭議爭取團結
面對中蘇分歧愈演愈烈，出于全局考慮，中國希望能與蘇聯保持團結，將爭議問題控制在“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手指頭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講話中公開映射批判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8](pp.88、121) 毛澤東則強調，要以團結為重，他表示蘇共二十一大報告總體符合莫斯科會議精神，較蘇共二十大報告有進步，至于分歧部分，“看看以后再說。我們之間是有分歧的，但現在不要說”。[11](p.192) 在中蘇數個有分歧的問題上，毛澤東多次強調暫且擱置爭議，不僅想避免紛爭、維系往來，也希望以歷史的發展自然展示道路正確與否，以創造形成共識的基礎，使兩黨關系保持正常友好。對于在戴維營會議后，赫魯曉夫過分推崇美國作為世界和平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持不同意見。毛澤東指出，對美國需要做和平與斗爭兩手準備，而不能僅抱有和平幻想：“比如破壞中國，你蘇聯他就不要破壞呀?他還是要破壞嘛……有一天，西方一翻臉，他就處于被動。”[1](p.232) 不過，毛澤東秉持由各國無產階級政黨自己糾正錯誤的原則，認為“這種錯誤，他們國內自己糾正比較好，外國來糾正不好”。[1](p.244) 但是，蘇聯恰恰打破了這一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建立起來的原則。1960年2月6日，在中印發生邊界糾紛后，蘇聯共產黨中央在口頭通知中對中國表示批評。在回復中，中國共產黨表示不能同意蘇共中央的批評指責：“我們建議，讓我們兩個兄弟黨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冷靜等候客觀事實的發展來證明真相和判斷是非吧。”[1](p.333) 中國共產黨以自身言行最大可能地展示出對更平等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關系的追求。
面對與印度、蘇聯的分歧，中國堅持原則，在適度斗爭基礎上加以團結，既毫不含糊地表達了中國對具體事件的態度方針，又展現出友善與對雙方關系的重視。由于各種歷史原因，中印、中蘇關系在一段時期內相繼惡化，但不能簡單據此認為，毛澤東的斗爭與團結策略是錯誤的，或中國的外交努力是徒勞的。需要看到的是，新中國剛剛步入世界舞臺，其外交舉措不僅關涉相關國家，而且是周邊國家乃至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針對中印沖突，除與印度進行誠懇商榷，中方還與關切這一事件的周邊國家領導人進行充分溝通，如毛澤東在與阿富汗、印度尼西亞[1](pp.175-176、207)等多國領導人洽談時，都表明了對中印分歧的態度，傳遞了和平團結的愿望，指出：“整個亞洲在萬隆原則上團結起來，這是大勢所趨，吵架不能解決問題。”[1](p.176) 中國對主權問題的理解和處理邊界紛爭的方式，也獲得同為前殖民地國家、地區的人民認同，如一些非洲人士就表示支持中國：“反對英帝國主義制造的麥克馬洪線，指出在黑色非洲大陸，目前就存在著許多‘麥克馬洪線’，將來非廢除不可。”[1](p.188) 在全世界密切關注亞太局勢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歧之際，中國的言行舉措展現出杰出品質，有利于消除一些人對新中國的誤會，讓人們更深入了解東方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從而為中國打開更廣泛的全球外交局面以及建立更普遍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系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以唯物辯證法解讀“反華大合唱”的實質及影響
在反華力量甚囂塵上之際，一些同志表示對此“很擔心，很想不通”。[1](p.363) 除結合具體情況提出斗爭手段，毛澤東還高屋建瓴地辯證分析了“反華大合唱”的實質及總體影響，從而以正確的認識鼓舞精神、統一思想，盡可能削弱其消極影響，將不利因素轉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有利條件。盡管這一時期反華“風浪正猛”，東西方皆呈現出“疾風驟雨”的氣象，但毛澤東依然秉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指出了在“反華大合唱”的空氣中開辟光明前景的可能性。
（一）全面解讀“反華大合唱”的實質：“大擁華，小反華”
毛澤東指出，不能過高估計反華力量，也不能過低估計世界人民支援新中國的能量。1960年初，中國參加東巴基斯坦工農業展覽，中國的展覽在整個達卡城及東巴基斯坦其他城市中掀起了一股參觀熱潮。在新德里世界農業博覽會中，中國館參觀人數多達三百五十多萬人，為眾國家農業館中參觀人數最多者。據此，毛澤東撰寫題為《關于反華問題》的批語，指出世界反華的力量只占世界人口的極小部分，“估計共只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過占百分之十。真正反華的，不過是一小撮人”。[1](p.354) 反華力量本身也是間歇性的，“有題目可借，例如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他們就反一陣”。[1](p.355) 同時，反華陣營內部尤其是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并不團結，處于不同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有各自利益盤算，如英美為維系自身較大勢力，“變得保守起來，而西德、日本則要擴張。西德要擴張，美國不贊成，英國更不贊成”。[1](p.190) 1959年7月，毛澤東閱覽張聞天在外交部務虛會議上的發言紀要。紀要指出：“在西方許多共同利害問題上，英國同美國是一致反對我們的。”[1](p.93) 毛澤東在此句后補充指出：“但是在另外一些問題上，甚至是某幾個極重要問題上，英美并不是一致對付我們，而是有嚴重分歧的。”[1](p.93) 反華力量內部充滿分裂，勢必會影響反華的持續性，從而可能為新中國開展建設提供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毛澤東判斷，所謂“大反華”總體情況是，“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長期地但是間歇地反對我們”。[1](p.355) 在空間維度上，新中國擁有九成以上中立與友善力量能夠團結;在時間維度上，新中國能在間歇性反華階段外爭取與絕大部分國家和平共處，總體而言“其實是大擁華，小反華”。[1](p.361) 國際敵對力量喧囂之際，毛澤東扭轉思維，剖析出被遮蔽的有利條件：反華陣營有脆弱性、不可持續性;反華浪潮中潛藏著大片“擁華”地帶;在間歇性反華外，存有長時期能夠充分利用的和平階段。這便構成新中國推進國內和國外工作的有利環境和著力點。
（二）辯證分析反華的影響：客觀上有利于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
當新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步入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反華大合唱”無疑為此增加不和諧的外部“雜音”。如何理解反華對中國與世界造成的總體影響，這也關系到能否凝聚國內信心，形成建設共識。毛澤東辯證指出，不能將反華視為純粹的消極要素，而應借勢將之轉化為積極要素，助益于中國建設與世界民族解放運動。
毛澤東認為，反華力量在客觀上反而有利于世界人民的覺醒，使中國獲得更多堅定的支持，“反華反共對我們有好處。一是暴露了反動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喪失威信”。[1](p.247) 例如，當國際反華勢力謊稱中印邊界沖突原因在于中國試圖侵略印度領土時，中國主動提出，在爭議地區相距二十公里內，雙方軍隊各退十公里創造無槍地帶，以極具和平精神的方案揭露了謊言。毛澤東認為，這一進程將削弱反華勢力的公信力，中國和平真誠的國際形象將經受住歷史考驗，得到更廣大世界人民的理解與承認。毛澤東鼓勵中國人民，要相信世界人民擁有判斷事件走向與辨析是非的智慧：“我們準備被孤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能得到許多國家、許多人民的擁護，許多共產黨的擁護。我們從來相信廣大群眾，我們不會孤立。”[1](p.246)
除此之外，反華力量還能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推動力，刺激中國人民的潛力，提升世界人民的覺悟。毛澤東指出：“反華有好處，一可以暴露敵人，二可以使我們慪氣，憤怒不要表現出來，要變成力量。”“我看現在冷戰和國際緊張對資本主義世界不利，而對世界的人民革命比較有利。”[1](pp.191、374) 在此，毛澤東的論斷有的放矢。在美國將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方針策略轉變為“和平演變”，赫魯曉夫力主“三和政策”以與美國達成妥協從而實現“共治世界”的目標之際，人為煽動反華暴露了西方帝國主義的虛偽性，它們“不只是有講和平的一面，還有戰爭的一面”。[1](p.232) 西方帝國主義今日對中國如此，明日對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后日對世界反帝國主義解放浪潮亦是如此，這就能使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了解帝國主義的兩面性，認清單純以妥協求和平方案的不可行性。“激起世界大多數人民覺醒起來，他們會看到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修正主義是騙子。全世界極為光明。烏云越厚，光明越多。黃梅季節過去，晴天到來。”[1](p.247) 在外部壓力下，新中國人民就能夠更快速凝聚協同起來。正如近代中國與帝國主義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屈辱經歷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救國熱忱、抗日戰爭中亡國憂患促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冷戰格局下的反華態勢同樣使中國人民清晰意識到：為在殘酷的國際斗爭中掌握主動權，必須使中國更加強大、更加快速地實現現代化，將憤怒和受辱感轉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推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反華構成中國人民凝聚共識、邁向未來的外部條件。
總之，毛澤東憑借辯證思維看到將反華轉化為有利外部條件的可能性，以高度的理論自信指出，反華只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小股勢力，中國不會因此走向封閉孤立。毛澤東鼓舞中國人民，以開放積極的態度團結世界人民，與大多數中立或潛在友好國家建立聯系，并積極將由外部壓力激發的情緒引導轉化為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觀能動性。
四、削弱反華浪潮的根本力量：獨立自主推進社會主義建設
雖然反華議題由國外敵對力量刻意制造，但毛澤東并不認為這僅僅是外交問題。針對反華勢力的封鎖和抹黑，中國自然有必要予以回擊與澄清，不過，這依然可能落入反華節奏，導致一種亦步亦趨、疲于應付的被動局面。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唯物史觀出發，分析反華勢力涌現的規律與遠景，將解決問題的主動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上。毛澤東指出，反華力量往往借助中國國內事端開展活動，“有題目可借……他們就反一陣”。[1](p.355) 反華勢力借題造勢往往有幾重目的：侵害中國主權;向中國施壓，延緩中國的發展;在世界人民面前污名化中國，削弱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影響力?？傊?，帝國主義反華的目的不但在于獲取資源、操控權等直接利益，還在于動搖新中國的建設方案，進而以對新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失敗反襯出自身道路的唯一正確性。毛澤東指出：“新事物總有人反對，搞成了就不反對，人家反對就是你還沒有搞好。革命勝利，人家是相信的，建設方面人家不相信。”[1](p.374) 建設道路需要建設成果來證明。“在國內需要證明，在國際也需要證明。”[1](p.337) 毛澤東指出，從源頭上消減反華勢力的囂張氣焰，根本方法在于中國自身團結一致，做好國內工作，加快社會主義建設，以內因推動外因的轉化。對此，他說：“總之，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華。”[1](pp.348、355) 如果能順利推進建設生產，那么不僅能夠有力化解反華勢力的話柄，還能增加反華成本，降低反華收益，使反華無功而返。毛澤東預言，隨著國內生產總產量與人均產量逐漸位居世界前列，反華的間歇時間將被極大拉長。“這會迫使美國人同我們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則他們就會被孤立。”[1](p.355) 可見，毛澤東始終以動態辯證的方法論把握歷史走向，在他看來，中國與反華方面在力量對比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趨勢;反華力量無法長時期維系自身，與中國敵對者有可能轉化為中國發展的合作伙伴;中國不會始終處于被反對的被動局面，這取決于新中國自身發展。那么，對于如何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從多角度進行了思考。
（一）堅持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
面對嚴峻的外部挑戰與壓力，建立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尤其是工業體系，是保障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重中之重。對于這一關鍵戰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便已做過高瞻遠矚的闡釋。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發展目標，[19](p.1433) 為新中國工業事業發展奠定根本基調。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諸多困難挑戰，毛澤東毫不動搖秉持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發展理念。例如，在閱讀評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針對教科書介紹的中國“給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任務”，指出這是與蘇聯爭論斗爭后的成果：“過去，他們和東歐的一些國家都曾經要我們不搞完整的工業體系。”[1](p.321) 歷史已證明，這一發展目標為我國在國際風波狂瀾中堅定不移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經濟基礎。除主張推進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毛澤東還系統謀劃經濟全局發展。工業并非孤立的，而是內嵌于整體國民經濟結構的整體。沒有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就不會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谔K聯斯大林模式的深刻教訓，毛澤東指出只有農業、工業（輕工業、重工業）之間協調發展才能使工業體系長遠健康發展。結合中國自身建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指出，要探索一條各產業間協調發展的建設道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1](p.277) 以平衡當下利益與長遠利益。
（二）摒棄奴隸思想，勇于探索符合國情的建設道路
為團結全黨全民，創造走獨立自主建設道路的共識，毛澤東指出，必須摒棄長期存在的奴隸思想。“存在一種奴隸思想?，F在我國有些人中還有這種精神影響，所以要破除迷信。”[5](p.387) 這種思想有兩個歷史來源：一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政治、經濟、精神上長期受奴役與受欺辱，產生一種“恐美病”“恐西病”;二是新中國開啟建設征程時積貧積弱，亟須借鑒學習他人和前人經驗。在這一過程中，黨內出現對蘇聯建設路徑全面模仿的“拿來主義”思維，助長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經典發展模式照搬照抄的風氣。對此，毛澤東意有所指地批評道：“我們出版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不敢寫前言，贊一詞，還處于奴隸地位。”“我們的同志現在有精神不振的現象，是奴隸狀態的表現，像京劇《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站慣了不敢坐。”[5](pp.284、322)從這段批評中，可管窺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教條式學習模仿問題。新中國成立、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等極大鼓舞了中國人民，而要在國家社會發展和文化層面徹底扭轉中國人民被壓抑、不自信的局面，就必須摒棄希望通過“權威國家”“強大國家”提供援助來開展建設的心理，使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根據中國的現實條件、主要矛盾、時代命題，充分汲取幾十年中國革命豐富經驗，廣泛調動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智慧，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獨立自主的實踐中出經驗、出成果、出理論、出信心。毛澤東指出，隨著時代發展，后人的實踐將不斷超越前人，如十月革命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就超越了馬克思在19世紀的認識。中國革命同樣超越了馬克思的預計：“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實踐當中是要出道理的……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5](pp.322、345) 在充分汲取學習外國優秀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具體的國際形勢與建設目標，毛澤東將建設路線完善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5](p.371) 在同時與世界兩大最強國家對峙的“風高浪急”之際，毛澤東提出的建設路線對于團結鼓舞全國人民，凝心聚力開辟出一條獨屬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而對在根本上阻遏反華勢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三）堅定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警惕“和平演變”
通過毛澤東的不懈努力，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發展生產力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是根本解決反華問題的深刻共識。例如，周恩來總結過應對反華勢力孤立的三條戰略：“一、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二、突破國防尖端；三、黨的團結。”[1](p.246)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還補充了建立技術隊伍的要求：“搞工業體系，要建立技術隊伍……各大區、各省要建立無產階級的理論隊伍和技術隊伍。”[1](pp.246-247) 發展生產力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前提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一時期，伴隨蘇聯內外政策整體轉向，毛澤東開始更為深刻地思考在具體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警惕“和平演變”的問題。“和平演變”是杜勒斯針對美蘇對峙局面構思的一種異于直接對抗，但同樣能瓦解對手的“軟”對抗手段。1958年底至1959年初，杜勒斯接連發表《對遠東的政策》《結束冷戰》《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等講話。在講話中，杜勒斯提出“和平演變”思路。“以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來謀求和平……這是比較新的概念。”[20](p.566) 杜勒斯解釋道：“放棄武器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20](p.568) 意思就是，除在世界范圍內保持駐軍外，美國還將運用國際法律限制共產黨政權的“非法”行為，為不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以遠離共產主義“干涉”，通過自由貿易、人員來往對共產黨政權進行滲透等,遏制“國際共產主義”勢力擴張。杜勒斯指出：“這樣的做法將使中蘇集團內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變。”[20](p.517) 對于“和平演變”方針，毛澤東的認識也存在轉變過程。一開始，毛澤東更多從美國外交攻勢的收縮來理解杜勒斯的講話：“事實證明，帝國主義采取守勢，一點攻勢都沒有了……杜勒斯現在戰爭邊緣不講了，實力地位也不講了。”“撲滅革命和革命戰爭，永保資本統治，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國主義者已基本上轉到維持現狀的立場。”[5](pp.539、612) 不過，毛澤東很快意識到“和平演變”在收縮表象下向社會主義陣營進攻的鋒芒：隨著美國推行“和平演變”政策，蘇聯對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內特權集團愈加妥協，并強迫中國做出同樣的妥協。反華主義存在多種形態，不僅有武力干涉，還有隱性侵蝕。毛澤東指出，要對此保持高度警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1](p.237) 面對蘇聯政策日益轉變，毛澤東并不將此視為一時一地的特殊問題，而是視為在新的復雜國際環境下，面對“和平演變”這一具有迷惑性、長期性的顛覆手段，社會主義國家能否堅持革命精神和能否保持社會主義本質的普遍問題。因此，毛澤東指出，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領導干部尤其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實事求是，始終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始終做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共存的歷史環境下，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在參與世界體系建構并與資本主義國家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往來的過程中保持“以我為主”、不被顛覆滲透，同時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這是一個嚴肅的時代命題。結合歷史來看，毛澤東的判斷極其敏銳，預防“和平演變”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需關注的重要問題。
五、毛澤東應對“反華大合唱”的當代啟示
新時代中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需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3] 習近平指出：“在重大風險、強大對手面前，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斗爭是不切實際的，得‘軟骨病’、患‘恐懼癥’是無濟于事的……我們必須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特點，發揚斗爭精神，把握斗爭方向，把握斗爭主動權，堅定斗爭意志，掌握斗爭規律，增強斗爭本領，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2](pp.71-72) 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節點，回顧毛澤東應對國際“反華大合唱”戰略思想，可為我們提供生動的斗爭智慧與斗爭經驗，助益我們更深刻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整體布局。
第一，辨析主次矛盾與反華勢力具體性質，給予針對性回應，在斗爭中兼顧團結。面對帝國主義勢力施壓，要敢于斗爭，勇于在世界輿論場上發出不卑不亢的中國聲音。對此，習近平指出：“歷史必將證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腳步是不可阻擋的。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2](pp.71-72)
第二，辯證分析國際局勢，廣交、深交朋友，團結大多數國家共筑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的中堅力量。“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3] 中國將始終與世界和平力量攜手，“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2](p.477) 當下，“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筑以及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探索，展現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擔當與高尚價值追求。
第三，獨立自主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以此作為挫敗反華力量的根本。要堅持“四個自信”和以人民為中心，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完善中國式現代化，用強有力的事實證明歷史沒有也不會“終結”;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同時，構建更具韌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尤其要從突破美西方技術“卡脖子”現狀和保障國家技術主權的底線思維出發，以扎實的步伐開展高端技術自主研發以回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既要認識到“東升西降”的整體發展趨勢，也要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將長期在世界上共存的客觀現實，對于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葆有歷史決心與耐心;“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21](p.39) 警惕預防“和平演變”，以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帶動社會革命，清醒堅定地走好新時代“趕考”之路。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院編.毛澤東年譜(第7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22-10-26.
[4]張學斌主編.經濟外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院編.毛澤東年譜(第6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
[6]美機侵入我廣東海域上空我提出第148次嚴重警告[N].人民日報，1961-05-23.
[7]尼赫魯在英聯邦總理會議上發表意見強調指出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主張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氫武器[N].人民日報，1955-02-05.
[8]戴超武，梁志分編.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8卷)[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9]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10]印度人民同盟通過反華決議鼓吹印度重新制訂對華政策[N].參考消息，1959-09-23.
[11]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12]胡繩全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赫魯曉夫言論(第13集)[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
[14]梅孜主編.美臺關系重要資料選編(1948.11—1996.4)[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7.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16]尼赫魯總理談亞非會議的重大歷史意義[N].人民日報，1955-03-25.
[17]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N].人民日報，1959-05-06.
[18]赫魯曉夫言論(第11集)[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
[19]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杜勒斯言論選輯頁[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
[2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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