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了好幾年，也猶豫了好幾年，還是決心壯著膽子來寫寫西路軍問題的考辯。
筆者之所以猶豫難決，是因為考辯西路軍的歷史，無法回避一些曾任西路軍領導人的革命前輩于改革開放后，在急于解決以往歷史遺留問題的特定環境和急迫心境之下，對西路軍問題所作出的重新評價。若坦然相對，別說成書出版，就是公開發表相關文章也難；但若回避，許多歷史糾結則成了解不開的疙瘩。而這一歷史疙瘩若不解開，不僅在西路軍問題上妖魔化毛澤東的種種謬論不能批駁，以徐向前、李先念為代表的廣大西路軍指戰員的人格境界，也將受到嚴重貶損。因為從一般邏輯上看，倘若毛澤東真是某些史學家指責的那種“刻意出賣西路軍以扳倒張國燾”的“陰謀家”，那么，在此之后依然矢志不渝追隨毛澤東的紅四方面軍將士，不就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或者“沒有政治頭腦的庸人”，再不就是“缺失愛憎情感的打手”？這與當年的國民黨反動將領，還有什么本質區別？
更為嚴重的是，如今，一些曾在西路軍擔任重要職務的革命前輩，依據被選擇性提供的歷史電文所作的結論，不僅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進一步無度引伸與曲解，更被利用成為妖魔化毛澤東的史學依據，進而成為否定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武器。鄧小平、徐向前、李先念仙逝若干年后才逐漸顯現的這一嚴重政治后果，所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天之靈有知，都是不會答應的。這不僅是西路軍史學研究繞不過去的一個坎，也是研究著述中國革命史必須收復的一個史學陣地，更是維護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人格形象不可缺失的史學工作，因為，只有正確解釋了西路軍的曲折歷史，才能正確解讀包括西路軍將士在內的人們“萬眾歡呼毛主席”的人格境界，乃至他們當年人生選擇的邏輯必然。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失敗，是上個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中一次重要挫折。關于釀成這次挫折的成因，先后進行過兩次剖析和探討，其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先后兩次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第一次結論產生于西路軍剛剛失敗的1937年3月31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將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因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第二次 “結論”則緣于半個多世紀后對西路軍失敗成因的重新審視與探討，一些歷史當事人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先后參與其中，雖未在黨內形成正式決議卻也亮出了后來被學界主流廣泛認同的看法：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者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這些看法推翻了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結論，如今也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權威黨史軍史典籍和各種傳媒，甚至還引伸出了諸如毛澤東“刻意出賣西路軍以扳倒張國燾”、毛澤東“為了爭取黨內斗爭的強勢地位，不惜在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戰局上出險招下險棋”等等“陰謀論”，毛澤東也成了以權術排除異已、“過分施心計于對紅軍指揮權之奪控[1]”的“黑老大”！這些不屬“正式結論”卻勝過“正式結論”的聳人聽聞之說不脛而走，還廣為流傳了30年，迄今仍然擁有不小巿場……
比如，2011年3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刊登《鐵血西路軍——從【驚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以“話題緣起”提問：“造成西路軍血染戈壁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何在？”再由編輯部所擬的段落標題給出了答案——“戰略指揮失誤，是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正文中，還有一句“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系”。該文被廣為轉載、轉貼后，跟帖也以指責毛澤東是“陰謀家”的留言居多。
這大概也是所有經歷過批判“張國燾路線”的中共領袖及紅軍將領所始料不及的。
后來直到今天的學界、媒體和出版界甚至呈現出這樣的反常狀況：對毛澤東的批評、批判乃至詆毀，怎么著說道都行；典籍中的開國領袖群體中的人物詞條，只有毛澤東享受著“說了功績必言錯誤”的“特殊待遇”，而其他建國后乃至改革開放后一直身處高位的歷史人物，則只有功績沒有“錯誤”，有批評意見批評文章也很難出現在公開出版物上，要想成書也很難通過審書這一關；黨辦刊物或黨校學者們對毛澤東的責難到達了苛責的程度，卻對蔣介石汪精衛之流百般寬囿和辯解……
然而，在以“顛覆歷史”為時髦為潮流的當今，這還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
君不見，這種“顛覆”，已經追剿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
看來，正被或將被逼迫得退無可退的，已經不光是共產黨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中國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以降前后延續了一百多年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反抗封建統治和官僚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革命斗爭，統統都在被顛覆被清算之列……
30年了，整整30年過去了，這樣的“顛覆”竟有愈演愈烈之勢——從黨內，到黨外！
還能再退么？還有路可退么？還能退到哪里？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國號換國旗？退到“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替代“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退到中國共產黨也改名易幟換主義？或者干脆用孔夫子來取代馬克思，共產黨員全都進孔子學院重新洗腦？要不就全體解散，然后分頭去補“三百年殖民地”的課？……
“西路軍問題”，現在已不光是“黨內問題”，而成了“顛覆歷史”者的一個大殺器。
這般“多米諾骨牌”效應，當年要全盤改寫西路軍歷史的當事人們，愿意看到么？
我想他們不會愿意：真要退到這步田地，他們畢生的革命歷史，全都變成了罪惡！
既然西路軍史學界顛覆歷史妖魔化毛澤東的喧囂早已甚囂塵上，并且已經影響到了為數不少一批人，那么，我們即使僅僅從維護父輩義無返顧追隨人民領袖毛澤東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格境界出發，也有理由、有責任、有義務為歷史正名，為毛澤東正名！
既然退無可退，好！那就站穩腳跟，操家伙上場，跟人比劃比劃，用事實說話，用證據說話！
這要操的“家伙”哩，大都是顛覆學問者們也認同也使用的一大堆原始文獻，特別是他們有意無意遺漏或有意無意疏忽分析的重要原始文獻。
而筆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一筆一筆，來算個底兒掉！
那就讓我們從頭說起吧！
結語 歷史是寫給后人看的
一切歷史的結論都要經過時間的沉淀。
只有經過沉淀，才能得以澄清！
當顛覆歷史之風乍起之時，曾經有很多人吵吵嚷嚷鬧著要公開更多的歷史檔案，似乎這當間掩藏著“黑老大”毛澤東多少陰謀似的。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歷史檔案發掘整理并得以公開，卻出現了令這些吵吵嚷嚷著翻案的歷史顛覆者們十分尷尬的局面：歷史文獻檔案公開公布得越多，對作翻案文章顛覆文章的人就越不利，西路軍真正的歷史真相也越來越浮出了水面，翻案文章顛覆文章也越來越經不起時間的沉淀……
從《西路軍疑》首先發難算起，如今三十年過去了，歷史的真相也被沉淀了三十年！
如今，到了將這一段被澄清的歷史真相，還原在人們面前的時候了。
毋庸諱言，筆者當年也曾經是關于西路軍失敗歷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擁躉，畢竟人家言之鑿鑿又有“證據”在手，而且還與自己對一些歷史當事人的舊有好感相吻合。然而當帶著要對這段歷史的疑惑問個究竟的心境走進故紙堆，對照著地圖成天埋頭于那些有著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數字的文字，把那些支離破碎的殘磚斷瓦按“時經事緯”的原則一一核對并粘貼復位，最終還原成一段相對完整的歷史本相后，才真正認識到：這些殘磚斷瓦隨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組合，與認真細致冷峻客觀地鑒別歸位，得出的成像可以是完全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亂零碎的“證據”如果是隨意抽取采擷而不發現并揭示出彼此間的相互關聯，是還原不出真正昭示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的歷史本相來的。這種“發現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時靈感和心血來潮，而是在寂寞與清苦中進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業。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為普遍真理，稍見奇異就張羅抖落出“驚天猛料”，實為史家之大忌。
革命導師列寧就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至理之言：
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2]
千萬不要把事實變成“兒戲”，這是治史者需要時時敲響以提醒自己的警鐘。
在西路軍失敗成因再度被審視乃至翻案甚至顛覆的風潮涌起之時，一些親歷了這場失敗的歷史當事人，出于對這場失敗耿耿于懷的心結，加上年事已高，很難再有精力一一檢點細細審讀那些封存已久且已淡出自己記憶的歷史檔案文獻，更遑論重新認識自己當年在這場失敗中曾經有過的這樣或那樣的心態，這樣或那樣的抉擇，以及相應的角色和擔戴的責任——這對這些垂垂老者們來說并不容易。加之當時復雜多變的形勢下對局部與整體的判斷，信息遠不如現代那般通暢、豐富和快捷等因素，他們的判斷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認識的局限。他們在改革開放后急于解決以往歷史遺留問題的大環境中，被一些因各種主客觀原因選擇性采擷乃至呈現他們面前的歷史碎片或斷面所產生的誘導所驅使，出于糾結的情感發出或寫出了一些并不符合歷史本質真實的言論和文字，應該還在可以理解的范疇之內。
然而，歷史是寫給后人看的，如果自己書寫的歷史存在問題，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要置疑。對任何歷史事物的認識，都需要經過一個由逐步澄清、去偽存真乃至接近真理的過程，對西路軍失敗成因的認識也是如此。對于這段歷史中西路軍的任務問題、戰場主動權問題和機斷專行問題這幾個關鍵的節點，應從當時總的形勢、空間、時間、環境以及戰略、戰役上對多種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分析，并佐以確鑿的證據來認識，才是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的正確做法。采取非歷史的，把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的做法，既不能正確說明問題的真相，也無助于總結歷史經驗。
本書對這些經歷當年失敗而幸存下來的老者留下的言論和文字提出異議和批評，并為另一些已經逝去的老者申辯，是出自對歷史負責也對后人負責的心理動因。而認真仔細重新計較和考量這段歷史，也是在對這些歷史當事人生前身后的盛譽清德負責。筆者作為治史者，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證據說話，用事實說話。“不唯書，不唯上，不唯親，只唯實”的要求，也同樣應該適用于發出這些倡導的老革命家本人以及他們的親屬，誰也不能例其外！而這一切，也并不影響作者對這些革命前輩傳奇般革命生涯的景仰和崇敬：他們仍然是作者心目中涉過了那段波瀾壯闊歷史長河的不朽英雄。
對于那些向這些老者提供了歷史檔案資料、整理編撰他們的回顧文字的學者們，應該跟筆者一樣，大都屬于共和國誕生之后成長起來的晚生后輩。他們為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作了大量的工作，發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檔案文獻。筆者正是享用了他們的勞動成果也才有了寫作本書的依據，在此也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敬意與誠摯的感謝。當然，交友論情，行事論理，做學問還得有“六親不認只認一個理”的執著，筆者在對他們提出批評時也不會客氣謙讓。比如，除開觀點的不同，筆者對他們為李先念的“說明”提供的52份檔案文獻中，選擇性的遺漏了一些很關鍵很重要的電文，就不能原諒也不能理解：這的的確確有刻意誤導之嫌，既是對重新審視這段重要歷史不負責任，也是對這些老者生前身后盛譽清德的損害——當時這些檔案并沒有公開公布，據有“獨此一家”的強勢而使他人無從置疑，所導出的有著明顯責任指向的“定論”，當然也就很難通過時間的沉淀而成為真正的信史。
最令人難以容忍的是，這樣的“定論”被利用發揮，收進了“非毛化”風潮的武庫。
然而，撼山易，撼毛澤東，難！
筆者在重溫并學習西路軍這一段歷史的過程中，在逐一翻撿當年那些文電的過程中，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沖撞于胸：在中國革命漫長而曲折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選擇了毛澤東而不是其他人作為自己團隊的領袖，那是有著必然的邏輯指向的。毛澤東高于眾人之卓識自不待言，而他之所以眾望所歸的原因卻并不僅在于此。他在被他的同志和戰友們冷落、打擊、曲解、沖撞的復雜環境中，能夠保持積極的心態，在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的同時，求共識，求團結，屈躬負重，相忍為國，以最大的耐心說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以最大的誠意去謀求和維護黨內團結，化解“山頭”隔閡，即或一時不被人理解也寧可委曲求全忍讓相待，團結了許多反對過自己而又被事實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以同志的真誠而不是以權杖的威勢，以“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贏得并鞏固了全黨的團結和“山頭”的歸一。如此海納百川的胸襟氣度，為他在群雄薈萃的紅軍領袖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脫穎而出，提供了強勁的助力。
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也有過對情況的誤判以及決策的誤著——西路軍西進之前他有過河西走廊“能夠造成鞏固的根據地”的“疑似誤判”，西路軍瀕臨失敗之時他也“病急亂投醫”來著，但歷史卻仍然不斷地證實著他的洞觀、遠見與卓識，他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不怕挫折失敗也勤于反思總結，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戰友們領導自己的團隊和人民從錯誤和挫折中重新站立起來，一次又一次用鐵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只有毛澤東的旗幟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勝利的旗幟，一縷縷涓埃細流在一次次大浪淘沙之后，終成百川歸海萬眾同聲之勢，席卷了中國也震撼了世界……
美軍抗戰末期駐延安觀察組（迪克西使團）中的美國國務院代表約翰·斯圖亞特·謝偉思后來回憶，當年他打聽“為什么毛澤東能夠成為共產黨內公認的領袖”時，回答都是一樣的——“他目光遠大”[3]。
就連創立“文明形態史觀”而蜚聲世界的英國史學巨匠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1889～1975）都曾斷言：毛澤東比我們時代先進50年[4]。
毛澤東當然不是完人，但毛澤東超越中共其他領袖及所有部屬的遠見卓識，始終對歷史進程輻射著令追隨者們欽佩不已的強勁穿透力！——比如，當年張國燾在草地分裂紅軍時，毛澤東預言“不出一年你們也會北上的”，不是如同讖言般真真切切準準確確出現在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歷史經歷中了么？
“幾多事后諸葛亮，誰個潮前毛澤東”。毛澤東的名字是代表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個巨大政治符號，從某種意義而言，否定了毛澤東也就否定了20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毛澤東都十惡不赦了，當年他麾下那些百戰名將不也就淪為了助紂為虐的打手了么——這跟當年那些對手們還有什么區別？有些紅色后代熱衷于為自己的父輩們評功擺好，斤斤計較父輩個人的“名份”及恩怨得失，卻對為自己父輩們開創了表演舞臺又帶領自己父輩們蹚過了鐵馬冰河的最高統帥極盡詆毀之能事，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齒冷！如果人們的選擇性失憶癥都能達到了這般程度，那么他們自己父輩們的英名也就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標簽，淪入萬劫不復的阿鼻地獄而不得超生。
試想，真要是“還鄉團”殺將回來，屠戮“共匪”還需要先認認是哪個“山頭”么？
扔掉了毛澤東的旗幟，也就丟失了你們的父輩和你們自己。
同齡人們，年輕人們，要當心啊！
本書僅限于對西路軍歷史中戰略決策和指揮過程的考辯，并不是西路軍歷史的全部。西路軍將士們為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轉戰的歷程，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偉大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浴血奮斗英勇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驚天地而泣鬼神，與同時期在其他戰場轉戰的戰友們享有同樣的光榮！他們鐵骨錚錚，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從未向敵人低頭；他們忠心耿耿，很多人用生命踐行了“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鋼鐵誓言！許多幸存下來的西路軍將士，即或在經歷失敗后仍然一心向黨，不斷地沖破敵人的牢籠，不斷地沖破重重封鎖，在饑寒交迫中艱難跋涉，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終于回到了黨的懷抱，在各個重要崗位上為人民革命事業繼續戰斗。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還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將星和建設棟梁，為人民軍隊的成長和壯大，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奠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筆者和筆者的同齡人心中，他們都是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的紅色英雄。
在本書收筆之時，恰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冊》2011年1月重印版發行。在該書第十二章的“三、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一節中，從第400頁到第404頁所述的一段西路軍歷史，篇幅不長，言簡意賅，卻將一些關鍵點說清楚了。各位讀者可以與本書對照參閱。
筆者出生的城市有座武侯祠，武侯祠中有副楹聯，為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賢”之一的劉咸榮先生所撰，筆者在此引出以為各位同好者共勉：
勤王事，大好兒孫，三世忠貞，史筆猶褒陳庶子；
出師表，驚人文字，千秋涕淚，墨痕同濺岳將軍。
上、下聯中的“勤王事，大好兒孫，三世忠貞”和“出師表，驚人文字，千秋涕淚”是對諸葛亮的褒揚。
上聯中的“陳庶子”指的是西晉初年的史學家陳壽，四川南充人，其父曾在蜀將馬謖手下任事，馬謖因街亭之失被斬時，陳父也受到“髡刑”之罰（即削發，這在當時屬于極具污辱性的刑罰），并貶官歸鄉。政治觀點屬揚曹抑劉的陳壽在《三國志》中對諸葛亮頗多褒揚，而對遭到諸葛亮“髡刑”的乃父卻一字未著，以至于陳父的名諱迄今也無人知曉——后人但有提及，也只能稱其為“陳壽父”。
下聯中“岳將軍”指的是南宋名將岳飛，傳說岳飛拜謁南陽武侯祠時，熱淚飛揚地手書諸葛亮的《出師表》，以至于淚水與墨痕交融相濺……
謹以此文作為本書結語。
注釋
[1]夏宇立《奪取寧夏計劃受挫原因探究》，《香港傳真》No.2009～30，2009年5月27日，第32頁。
[2]《統計學和社會學（1917年1月）》，《列寧全集》第28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摘自2002年4月1日《環球時報》第14版《配合美軍登陸，討論中國未來》。轉引自李肖偉：《超堡隊B-29 IN CHINA——美軍陸軍第二十航空隊赴華作戰史料集㈡》，[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47頁。
[4]轉引自程世平著：《文明之源——論廣泛意義上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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