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杜魯門立即下令麥克阿瑟派遣海空軍部隊增援李承晚。總統杜魯門甚至都來不及向國會打招呼，便匆忙作出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出兵決策，這在美國歷史上極為罕見。表面上看，出兵朝鮮是美國對戰爭形勢、國際格局的戰略誤判，但往深層次分析，我們或許會發現這其實是美國基于爭霸戰略的必然選擇。
日本戰敗后，美蘇在東北亞地區展開勢力范圍的爭奪，由于種種原因，美國提出以“三八線”為界，由美、蘇分別在朝鮮南部和北部受降。最終，在大國對峙的背景下，朝鮮半島形成了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分裂局面，并暫時穩定下來。
對于此種局面，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是希望有所改變的，他也認為朝鮮有能力進行改變。特別是新中國的成立，激勵著他去完成統一大業。他認為，杜魯門政府既然默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美國都可以放棄這么大的中國，那么也不會干涉朝鮮半島。另一方面，金日成有充分的信心，朝鮮軍隊完全可以在幾周內征服韓國，美國也來不及干涉。金日成的理由顯然打動了蘇聯，蘇聯一改之前與中國達成的共識，即“目前朝鮮軍隊不應實施進攻”，在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親自回電給予支持。金日成得到了蘇聯的承諾，開始積極備戰，企圖先發制人，用戰爭手段統一全朝鮮。應該說，金日成關于美國不會干涉朝鮮內戰的判斷并非主觀臆斷。在1949年，美國的種種跡象確實顯示出，朝鮮對于美國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直接動因：將朝鮮內戰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奏的誤判
1949年3月，美國決定在6月前撤出在朝鮮半島的全部美軍，將其部署到其他更重要的戰略地區，為將來可能會與蘇聯發生的戰爭作準備，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都認為美國完全沒有必要保留在朝鮮的軍隊和基地。到6月29日，除了一個約500人的軍事顧問團，美軍全部撤出了朝鮮。李奇微對此評論道：“在當時，朝鮮的地位并不太重要……任何人都可以根據后來的種種情況輕而易舉進行指責，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當時極力主張繼續在距本國一萬多公里之外駐扎大批部隊，那他無論如何是站不住腳的。”
尤其是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美國的遠東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二人的公開宣告中，都明確指出了美國在朝鮮半島沒有利益。麥克阿瑟將軍聲稱，朝鮮在戰略上不重要，美國武裝起來的10萬南朝鮮軍隊有能力保衛自己。他將美國在太平洋的防御環帶界定為從菲律賓開始，經琉球群島、日本和阿留申群島延伸到阿拉斯加，從而將朝鮮半島和臺灣留置在外。迪安·文奇遜在界定美國的防御環帶時，也同樣顯著地將朝鮮半島和臺灣排除在外。
正是根據美國所釋放出來的種種信息，金日成和斯大林都認為，基于對太平洋外圍防線的詳細考察，美國基本已經選擇了放棄朝鮮。但是，美國的這一態度，是基于朝鮮局勢穩定、不會發生不利于美國的大變動為前提的。這一前提實質上也是羅斯福和斯大林在朝鮮半島上劃分“三八線”的共識：不應由一個國家單獨占領朝鮮。
另外，對于新中國成立，美國也并非如金日成所認為的那樣，完全聽之任之。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美國一方面不予以承認，但另一方面出于全球戰略力量制衡的考慮，設法與中國共產黨高層保持實際接觸，希望新中國能夠與蘇聯保持適當距離。但是，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署了《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這使美國意識到它在亞洲已經失去中國。從這一刻開始，朝鮮作為遏制蘇聯與中國的前沿陣地，對于美國的價值已經不同于之前。“如果亞洲的自由國家為蘇俄侵占，我們就會喪失許多的最重要的原料——包括作為我們的原子能之基礎的鈾——的來源地，而且，如果蘇聯掌握了歐亞兩洲國家人力，將使我們面臨一種沒有希望與之相等的兵力。”而這一點，朝鮮并沒意識到。
因此，朝鮮內戰爆發的消息傳到美國，立刻引起了杜魯門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們出于慣性馬上得出結論：這一出兵是由蘇聯策劃安排、金日成實施的有預謀的侵略行動。美國國務院明確指出：“進攻是由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否則“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如由于類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這里所說的“類似的事件”指的是慕尼黑事件。美國人對此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他們認為一定不能有任何綏靖。
因此，美國決策者們一致認為，這不是簡單的國家統一問題，而是蘇聯對全球的設計及其掌控全世界計劃的一個步驟，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杜魯門不僅同意這一觀點，而且他認為，在當時“每個人都完全同意、差不多不說自明地同意一點：任何為應對這一侵略而必須做的都必須做到……這是考驗，考驗過去五年就集體安全談論的一切。無所作為將有無限災難性的后果。”杜魯門還對這種后果進行了詳細描述：“如果我們聽任朝鮮倒下，蘇聯人就會繼續闖下去，一塊又一塊地吞噬亞洲……如果我們聽任亞洲倒下，近東就會崩潰，接著歐洲天曉得會發生什么事情。”
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這一侵略還將毀掉美國在其他地方的承諾的可信性，鼓勵中立主義，最終導致克里姆林宮牢牢掌握主動權，而美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國家將被壓迫和奴役。因此，美國必須反擊，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杜魯門認為，只要美國表現得足夠強硬，就可以抑制住蘇聯的下一步行動。
因此，杜魯門政府“沒有征詢擁有宣戰權的國會意見，甚至沒有同有關軍事指揮官磋商，政府行政機構成員們就同意了參與朝鮮戰爭”。杜魯門甚至拒絕將朝鮮沖突稱作戰爭，拒絕要求國會宣戰，他將其定義為“聯合國警察行動”，并以此為依據獨自行使其作為三軍總司令的權力，直接下令向南朝鮮供應武器，授權麥克阿瑟給南朝鮮陸軍提供海空支持，并且指示軍方“為最終使用美國部隊準備必需的命令”。
深層考慮：基于地緣政治的權力爭奪和國內因素驅動
誠然，朝鮮內戰爆發伊始，美國第一判斷是與蘇聯緊密相關，是蘇聯全面進攻的前奏。因此它接下來最關注的事情，就是蘇聯以何種方式介入這場戰爭和利用這場戰爭。但蘇聯的表現卻出乎美國一開始的預料，并未采取激進的冒險行為。美國駐蘇大使柯克甚至認為，即使北朝鮮面臨失敗，蘇聯也不會出兵。從兵力部署和分配來看，當時蘇聯主要意圖還是要在歐洲抑制美國的攻勢，蘇聯軍事力量的大部分都部署在歐洲。因此美國分析，只要在西線保持相當力量，斯大林不會輕易將戰略重心東移。
如前所述，美國在一開始介入朝鮮內戰，直接因素在于認為這是蘇聯指使下的、對自由世界全面進攻的前奏。由此，當美國判斷蘇聯與這場內戰關系不大、不會借此出兵之后，為什么沒有對等撤退，反而陷入更深呢？
一個深層次的考慮在于地緣政治因素。兩大陣營形成以來，世界處于以美蘇兩國為中心的“歷史性的權力分配”進程中，全球性緊張局勢正在不斷加劇，具體則體現在地緣問題上。美國領導人認為，“凡是東西方能接觸的地方”蘇聯都有可能發動進攻，“千方百計地破壞或毀滅美國的完整的活力。”而朝鮮半島不僅是這樣一個地方，而且是有助于蘇聯支配歐亞大陸的前沿陣地。麥克阿瑟非常贊同這一觀點，他甚至認為，亞洲已成為冷戰中的決定性戰場。1950年12月他強調指出：“正是亞洲被選中作為共產黨力量的檢驗場所，如果整個亞洲陷落，歐洲將毫無希望——不管有沒有美國援助。”如果在遠東的軍事行動繼續進行自我限制，美國將卷入“一場勝負不決的戰爭，在其中守住朝鮮陣地的代價從長遠來說將無限大于我們按照常規方式反擊的代價”。
杜魯門在下定決心干涉朝鮮戰爭之時，他的視線里不僅僅只有朝鮮半島，而且在臺灣、菲律賓和越南同時采取行動，命令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增援越南的法國部隊以及加強駐菲美軍。充分表明，美國的真實目的或者說全部目的不并不僅僅在于南朝鮮，美國要借此機會確立美國在亞洲從整體上遏制蘇聯的戰略優勢。
另外，從這場戰爭的決策形式看，杜魯門考慮出兵有著非常強烈的個人風格。在美國歷史上，按照憲法規定，戰爭權基本控制在國會手中，由國會宣戰或者授權總統進行戰爭。然而，朝鮮戰爭卻是例外，總統從獲知信息到宣布美國投入戰爭，并沒有經過國會批準甚至都沒有與國會進行任何磋商，開創了總統決定戰爭的先例。戰爭的決策需要即時應變的果斷性，否則會貽誤戰機。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國會的《中立法案》起到了嚴重的綏靖后果，因此美國總結二戰的教訓時，普遍認為依靠立法部門來進行外交特別是戰爭決策是不利于國家利益的，應由行政部門進行更為及時高效的決策。
但從主觀上講，杜魯門個人的因素在這一過程中更為關鍵。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因大面積腦出血去世，時任副總統的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作為一個偉大人物的繼任者，杜魯門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杜魯門缺少足夠的權威，之所以麥克阿瑟一再抗命自行其是，很大程度上源于杜魯門的這種上位方式；另一方面，杜魯門也缺少足夠的經驗，杜魯門曾告訴他的女兒：在這之前，羅斯福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使他對于擔任總統有所準備，羅斯福“從未就戰爭或就對外事務或他心目中的戰后和平與我機密談話”。這種局面對于杜魯門總統上任后保持友善謙遜但不容自身底線被挑釁的行事作風不無關系。
朝鮮戰爭前，金日成視察部隊
杜魯門始終認為應對蘇聯采取更為強硬的態度。早在1945年上任之初他就提出，“除非俄國面對鐵拳和狠話，否則就會醞釀出另一場大戰……我不認為我們應當繼續妥協下去……我厭倦了嬌縱蘇聯人。”諷刺的是，一方面是美國決心意志的不斷強化和表達，另一方面卻是蘇聯陣營的“成就”不斷。1949年7月，蘇聯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比大多數專家預期的早得多地結束了美國的核壟斷。同年晚些時候，新中國成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明確指出，“這意味著蘇聯已經接管了中國”。
一時間，杜魯門政府被紛紛指責“丟失”了中國，對共產黨軟弱，并在美國仍然壟斷核武器的時候未能堅定地對付蘇聯，由此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客觀地講，在中國問題上，杜魯門政府的做法是明智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已經不可避免，艾奇遜明確指出，國民黨政權是腐朽而且墮落的，即使加大經濟和軍事援助，都無濟于事。因此，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進行了務實調整，無論是外交表態還是實質上的各種援助，都開始逐漸降溫，以拉開與國民黨政權的距離，目的正是在于更有利地保持美國在中國大陸的傳統地位與利益。從戰略角度來看，這是靈活而務實的唯一可行之舉。只是最終中國全面倒向蘇聯，不如人意的結果給了共和黨可乘之機，成為批判民主黨外交政策的靶子，大造輿論，要追究由誰來承擔“失去中國”的責任。
決定因素：冷戰背景下意識形態的歷史思維
在這樣的背景下，杜魯門政府如果在朝鮮問題上不作為的話，結局不僅對于總統、對于整個美國在亞洲的地位都將是災難性的。他們的邏輯是：朝鮮半島如果完全落入共產主義陣營，勢必會影響到一水相隔的日本甚至包括東南亞各國對美國的態度，臺灣被中國共產黨征服也會成為大概率事件。這樣的連鎖反應最終的結果就是將美國在亞洲遏制蘇聯的防線被擊潰，美國在亞洲的優勢蕩然無存，甚至會影響到世界各地美國的影響力，這是美國所無法容忍的。正如1952年3月，杜魯門在全國廣播電視講話中所說：“如果共產主義被允許一個接一個地吞并自由國家，我們就將被斷絕資源供應，而且被搞得同我們的朋友相隔絕。那時，我們會不得不采取如此的防御措施。它們可能真正令我們的經濟破產，并且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以致我們再也認不出那是美國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們一直在力圖不讓它發生的事情。”
因此，杜魯門在備受共和黨人“失去”中國的責難壓力之下，必然將北朝鮮的進攻看作是對美國意志、對總統意志的再一次考驗。面對這一危機，杜魯門感受更深的壓力并不完全來自于兩大陣營的對峙，國內政治壓力更為重大。艾奇遜在其回憶錄中寫道：“鑒于我們足以應對的實力，如果對這次挑戰退卻，將會給美國的勢力與聲望造成極大的損害。”在進攻發生幾小時內，他便向總統呈上幾項建議，要求加快向南朝鮮提供額外的援助，環繞南朝鮮部署美空軍與海軍力量，并通過聯合國動員反對北朝鮮進攻的國際輿論。在隨后的幾天里，艾奇遜提出更多建議，都是圍繞著應在聯合國支持下展開一場大規模的軍事干預。
另外，“杜魯門主義”已經公開承諾了美國要保護自由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那么美國對朝鮮問題必然不能置之不理。杜魯門認為：“如果我們不能采取行動來保護一個在我們支持下建立起來、并且由聯合國采取行動來保障其自由的國家，那么，不但在亞洲，而且在歐洲、中東和其他地方，靠近蘇聯的各國人民對我們的信心都會受到極不好的影響。”只有信守美國的承諾，以迅速而強大的軍事力量對朝鮮進行干涉和重塑，才能在全世界面前展示美國的決心和力量，才能更好地凝聚西方陣營的團結力與戰斗力。
事實證明，此次朝鮮戰爭在西方世界更加強化了美國的權威和領袖地位。當時的歐洲，法德分歧仍未解決，北約需要一位最高司令和成建制的部隊，而這一點美國推動不暢。朝鮮戰爭使得美國意識到，可以使西歐人對德國人的傳統恐懼服從于他們對蘇聯的當前恐懼。“將提供一個較好的機會，使我們的人民支持這努力，并且從力量的唯一源泉——美國汲取力量。”正是在美國干涉朝鮮戰爭之后，歐洲重新武裝德國，將其兵力納入北約防御組織也成為順理成章之事。從這個角度，毛澤東曾經的判斷是極為精準的：“據我看，美國反共是把它當作個題目來做文章，以達到他們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據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段……欺負它們，控制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最好使這些國家都弱下去。”
參考資料：
1.[美]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2.梅孜：《美國總統國情咨文選編》，時事出版社1994年版。
3.[美]約翰·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時殷弘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
4.[美]諾曼·里奇：《大國外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時殷弘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5、王緝思、牛軍：《締造霸權：冷戰時期的美國戰略與決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美]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李石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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