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驗許多的干部，凡是證明品
德惡劣的人統統都要轟出去。”
話說在1968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等黨和軍隊領導人接見北京衛戍區和中央警衛團英模人物，首都警衛戰士300余人參加了接見。
孔祥秀坐在前排右側座位上，他此刻已經接受了抗美援越的戰斗任務，即將帶領179名解放軍指戰員赴越南涼山地區參加抗擊美國侵略者的戰斗。
毛澤東向指戰員們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接著與大家合影留念。攝影結束后，他起身與前排右側的所有戰士們握手告別。孔祥秀緊緊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毛主席呀，我們明天就要去抗美援越了，我一定要把所有戰士都安全地給您帶回來。”
毛澤東微笑著使勁地又握了一下孔祥秀的手，高興地說：
“好！好！”
后來孔祥秀在越南境內參戰近400天，堅持做戰時政治思想工作，堅持抓戰場紀律，防止非戰斗減員，在1969年4月歸國時，連隊里果然無一人傷亡，人人都評為“五好戰士”。
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發（68）17號】關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中央同意劉建勛、王新同志1968年1月18日關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
“河南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就受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及時指導。特別是去年9月間，毛主席親臨河南視察，調查了河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廣大革命群眾，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導下，在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具體領導下，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以‘斗私，批修’為綱，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進一步開展對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趙文甫的大批判，肅清陶鑄、王任重的修正主義流毒；掀起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本單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團結了大批革命干部。”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由155名委員組成，由劉建勛同志擔任主任，王新、紀登奎、耿其昌、楊力勇、張樹芝、陳桂昌、王輝、杜河堤、李仲順、王洪智、申茂功、楊錫森、唐岐山、申紅玉、郭守仁、龍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張國勞、張宗海、呂書墨、文蘭香（女）、黨言川、陳紅兵、楊國雄、周啟忠、范念民、黃宗萬、丁淑琴（女）、王傳禹、王庭棟、張申、王維群、王黎之、張耀東、張欽禮、戴蘇理、郜國榮、軒東森和革命群眾代表一人（暫缺）共41名擔任常委。”
后來，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于1月27日宣告成立，劉建勛任主任，王新、紀登奎、耿其昌、楊力勇任副主任。在上述革委會40名常委中，有群眾組織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代表8人，他們是：黨言川（鄭州大學聯委）、陳紅兵（開封師范學院‘824’）、周啟忠（鄭州糧食學院聯委）、楊國雄（河南醫學院東方紅）、范念民（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黃宗萬（新鄉師范學院‘818’）、丁素琴（河南中醫學院‘831’）、王傳禹（鄭州大學附中紅旗）。在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中，南陽專區的委員代表名額，因武斗問題沒有解決難以實現大聯合而暫時空缺。
1月26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后勤部、空軍、二炮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對中共武漢軍區臨時委員會1月28日《關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作出了一個批示。
中共武漢軍區臨時委員會在《請示報告》中寫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在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親切關懷下，湖北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會，經與各革命群眾組織充分協商，已經基本籌備就緒。
革委會由175名委員組成。革命群眾100名，占57%（工人35名，貧下中農30名，學生25名，機關干部和其他群眾組織10名）；地方革命領導干部30名，占17%；解放軍25名，占14%；留作機動20名，占11%。
常委會由37人組成。革命群眾17名（工人9名，貧下中農2名，學生5名，其他1名），地方革命干部11名，解放軍9名。常委名單：曾思玉、劉豐、張體學、任愛生（原省委委員、農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擬任湖北省軍區副司令員）、王樹成（原省委書記處書記）、姜一（原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趙文華（原恩施地委書記）、李鏡如（原糧食廳廳長）、丁力（原省經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氣象局局長）、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長）、王舜（女，原地質局處長）、孫德樞（原黃石市委第一書記）、趙蘭田（武漢空軍副司令員）、王步青（武漢軍區副參謀長）、吳永光（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方銘（武漢市革委會主任、警備區司令員）、張純青（警備區政委）、朱業奎（湖北省軍區副政委）、朱鴻霞（鋼工總負責人）、胡厚民（鋼工總負責人）、夏邦銀（鋼工總負責人）、鄧錦福（鋼‘913’負責人）、鐘錫鋼（鋼‘913’負責人）、潘洪斌（工造負責人）、顧建棠（長辦聯司負責人）、王屏（女，工人，國棉一廠革委會主任）、楊玉珍（女，武鋼工人）、饒興禮（勞模，原省貧協副主席）、楊道遠（鋼二司負責人）、方保林（鋼二司負責人）、張立國（新華工負責人）、龍銘鑫（新湖大負責人）、謝華之（三司革聯負責人）、鄭軍（省直紅司負責人），暫空一名貧下中農。
建議由曾思玉同志擔任省革委會主任，由劉豐、張體學、任愛生、梁仁魁、朱鴻霞、饒興禮、楊道遠、張立國8同志擔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在《關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寫道：
“中央同意武漢軍區臨時黨委會1月28日關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由175名委員組成。其中，以曾思玉、劉豐、張體學、任愛生、梁仁魁、王樹成、姜一、趙文華、李鏡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孫德樞、趙蘭田、王步青、吳永光、方銘、張純青、朱業奎、朱鴻霞、胡厚民、夏邦銀、鄧錦福、鐘錫鋼、潘洪斌、顧建棠、王屏（女）、楊玉珍（女）、饒興禮、楊道遠、方保林、張立國、龍銘鑫、謝華之、鄭軍和留出貧下中農代表一名，共37人為常務委員，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劉豐、張體學、任愛生、梁仁魁、朱鴻霞、饒興禮、楊道遠、張立國8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熱烈祝賀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報欄里，張貼了一張由91名司局長和大使共同醞釀、起草的大字報，題目為：《揭露敵人，戰而勝之——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大字報中說，陳毅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忠誠堅定的戰士，熱烈歡迎陳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務。
2月19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北京衛戍區部隊和在北京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部隊代表，以及8341部隊的指戰員，共約2萬余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參加接見的還有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
2月26日，謝富治在“劉少奇專案組”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
2月間，《紅旗》雜志第3期發表了《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斗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毛澤東在為這個調查報告撰寫的編者按中寫道：
“這是上海市的又一個調查報告，現發表，供參考。全國各大、中、小工業城市所屬各工廠的工程技術干部情況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學校教育革命的情況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員會組織一些人作些典型的調查。”“這里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在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并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道，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于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于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澤東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飛機上噴刷毛澤東語錄的請示報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樣做，做了效果不好。國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樣。”
3月8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出席解放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高等軍事院校、政治學院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專業會議的代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人參加了接見。
3月12日，毛澤東在審閱某援外工程移交問題的請示報告時，刪去了其中的“舉行移交儀式時，應大力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說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績是我們忠實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關于國際主義教導的結果，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一段話，并針對請示報告中提出準備發行“毛主席著作、語錄和像章”一事，作出批示：
“這些是強加于人的，不要這樣做。”
3月14日清晨，邱會作根據林彪“把他抓起來”的指示，在京西賓館坐鎮指揮，將傅連暲和他的妻子陳真仁秘密逮捕，關入秦城監獄。傅連暲被單獨押入201監區16室，囚號為6847。他的夫人陳真仁則被關入另一間囚室。傅連暲被捕后竭力爭辯，一直鬧著要給毛澤東打電話。面對無休止的審訊逼供，他說，“我的情況毛主席了解，你們去問他。”3月18日，傅連暲敲門要求出去“見毛主席”，遭到看守人員訓斥，當晚被換到33室看押。3月19日，傅連暲又被戴上了手銬。19日、20日、21日接連3天，由于極度的痛苦和失望，他吃飯很少。3月22日他不再吃東西。看守人員怕人死了不好交代，才答應給他開“病號飯”。可是這“病號飯”來得卻太晚了，3月23日他“兩頓未飯”，又被換到27室關押。3月28日這一天，他拒絕吃飯，拒絕吃藥。3月29日早晨7時，傅連暲氣絕身亡，手上還戴著沉重的手銬，兩腕部及肘部表皮脫落，結著黑紫色的血疤，當天便被火化了，半點尸骨都沒有留下，火化登記表上沒有姓名，只有一個囚犯的號碼。
本傳前面已經講過，傅連暲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第一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毛澤東曾經批示：“傅連暲同志不是當權派”，“應予保護”。很可惜，他還是連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沒能保護得了。
再說3月15日，周恩來接見四川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和駐軍代表，他說：
“毛主席看了許多小報。重慶‘815’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還有什么《嘉陵江上煙云滾滾》，主席都看了。”
3月15日這一天，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在《關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寫道：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
現將浙江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省革命委員會籌建工作的情況匯報如下：
在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親切關懷和正確領導下，浙江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同全國一樣，空前大好，越來越好。”“毛主席關于浙江如何正確對待“紅暴派”的重要指示進一步落實。全省基本上實現革命大聯合的縣、市已占90以上。杭州市和16個縣已建立了革命委員會，12個縣正在籌建革委會。原省委常委、副省長以上干部已站出來的有6名，占43%。省級機關廳局處級干部已站出來的有557名，占48.7%。農業生產，戰勝了百年罕見的特大旱災，糧食產量仍然超過豐收的1964年。工業生產，在缺電的困難條件下，不少產品的產量，都比1966年有所增長。市場供應情況良好。鐵路運輸、公路交通和內河航運暢通無阻。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社會秩序穩定。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綜觀全省大好形勢，建立省革命委員會的條件已經具備。這是形勢發展的需要，也是廣大革命群眾的殷切期望。全省軍民決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更好地落實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員會的誕生。”
“省革命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已基本就緒：
一、革委會委員設150名左右。委員名額的分配比例定為：軍隊干部28名，占19%；革命領導干部28名，占19%；革命群眾組織代表94名，占62%（工人36名，農民21名，學生19名，一般干部12名，機動6名）。遵照毛主席關于正確對待浙江紅暴問題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級機關和杭州各革命群眾組織的50名代表中，安排10名紅暴代表。鑒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發展，革命委員會以逐步充實為宜。
二、建議從委員中推選出37人擔任常委。其中革命群眾組織代表15名（工人7名，學生4名，農民3名，機關干部1名），包括“紅暴派”代表3名；革命領導干部11名（暫安排6名）；軍隊干部11名。
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張永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省聯總”主要負責人），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會常委），賀賢春（杭州通用機器制造廠技術員，廠革委會主任，市工代會主要負責人），謝志明（火車司機，杭州鐵路分局革委會副主任，“鐵聯指”負責人），蔣寶娣（女，杭州新華絲織廠工人，廠革委會主任，省工代會常委），葉仁德（杭州鋼鐵廠工人，省工代會常委），顏貽歡（浙江大學學生，省紅代會常委），李顯通（杭州大學學生，省紅代會常委），孫宏興（機關干部，“省機總”主要負責人），翁森鶴（“杭絲聯”工人，“杭絲聯”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主要負責人，省工代會常委），方劍文（杭州運輸段車工，“紅暴派”負責人），滕鑄（浙江大學學生，“紅暴派”代表），華銀鳳（女，金華良種繁殖場副場長，勞模），莫顯耀（杭州市郊東風公社紅五月大隊黨支書，勞模，市農代會委員），張來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隊社員，“紅暴派”代表）。
革命領導干部代表：周建人（原省長），賴可可（原省委書記處書記），沈策（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王子達（原省委候補委員，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現杭州市革委會主任），馬向光（原省委財貿政治部主任），鄧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軍隊代表：南萍（20軍政委，省軍區代政委，省軍管會主任），陳勵耘（空5軍政委，省軍管會副主任），熊應堂（20軍軍長，省軍區代司令員），朱全林（20軍副軍長），孟昭玉（59師政委），白宗善（空5軍副軍長），阮賢榜（省軍區副司令員），戴克林（省軍區副司令員），曹思明（舟嵊要塞區政委），王學清（東海艦隊航空兵司令員），劉友法（舟山海軍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會主任請中央決定；建議南萍、陳勵耘、熊應堂、周建人、賴可可、王子達、張永生、華銀鳳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為副主任。”
3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在《關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發［68］47號）中寫道：
“毛主席批示：照辦
中央批準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關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浙江省形勢大好，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由150名委員組成。由南萍、陳勵耘、熊應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賢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學清、劉友法、周建人、賴可可、沈策、王子達、馬向光、鄧清河、張永生、郭志松、賀賢春、謝志明、蔣寶娣、葉仁德、顏貽歡、李顯通、孫宏興、翁森鶴、方劍文、滕鑄、華銀鳳、莫顯耀、張來根等32人，以及革命領導干部5人（以后逐步增補）共37人，組成革命委員會常委。由南萍同志為革命委員會主任，陳勵耘同志為第一副主任，熊應堂、周建人、賴可可、王子達、張永生、華銀鳳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7人為副主任。
中央熱烈祝賀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中央號召浙江省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3100萬軍民，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在省革命委員會領導下，為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奮勇前進。”
3月18日這一天，南京軍區黨委在《關于成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是這樣寫的：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
我們以萬分激動的心情，代表江蘇四千七百萬人民和駐江蘇部隊的全體指戰員，衷心祝愿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向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導師毛主席，報告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和南京市革命委員會，已經籌備就緒的勝利喜訊！
江蘇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同全國各地一樣，空前大好。
江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無微不至的親切關懷和及時的具體的指導下進行的。在運動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都及時給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早在1966年6月，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起來造反，得到了黨中央的關懷和支持。中央文革又最先批準江蘇成立工人革命造反組織，廣大革命群眾先后登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江蘇的每一個角落。一月革命風暴以后，中央召集兩派代表去北京匯報學習，在3月5日對江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綱領性指示。大大推動了江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去年9月，中央決定江蘇幾個主要城市的群眾組織代表和軍隊代表，到北京匯報學習。在京期間，全體代表受到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見，中央、中央文革同志4次接見中，都作了極為重要的指示。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對江蘇廣大革命群眾和駐江蘇部隊的最大關懷、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今年2月份，根據毛主席指示，中央、中央文革又決定各專、市、縣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和地方干部、軍隊干部去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大大加快了各地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的步伐。
近幾個月來，江蘇各地出現了一個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大抓兩條路線斗爭，大抓‘斗私，批修’，大破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的大好局面。江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遵照毛主席‘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的教導，一個規模空前的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群眾運動，已經在全省范圍內蓬勃興起。僅在部隊主辦的學習班學習的近200萬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經和群眾見面，有如春風化雨，迅速化為廣大革命群眾的自覺行動，有力地促進了人的思想革命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發展迅速，基礎比較牢固。”
“目前，全省除徐州專區，徐州、連云港市外，7個專區、5個省轄市，全部實現了革命大聯合，其中鹽城、六合、揚州專區，無錫、蘇州市已成立革命委員會；60個縣（市）中，已實現革命大聯合的56個，占93%，其中成立革命委員會的21個，占35%。預計3月底，專區和省轄市可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絕大部分縣（市）的革命委員會也可成立起來。”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戰斗號令下，全省工農業生產形勢也是很好的。去年農業生產獲得全面豐收；今年三麥長勢尚好，可望豐收。工業生產正在積極恢復、發展，交通運輸及市場供應正趨向正常。”
“根據江蘇省當前的大好形勢，全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四千七百萬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成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更好地領導全省人民乘勝前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關于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組成，經與各革命群眾組織充分協商，意見是：
一、省革命委員會擬由165名委員組成（不包括徐州地區），其中10名作為機動。155名委員的分配是：1、革命群眾代表95名，占57.5%。工人代表37名，占22.5%。貧下中農代表18名，占11%。紅衛兵代表28名，占17%。其他系統的革命群眾代表12名，占7%。2、軍隊代表30名，占18.2%。3、革命領導干部30名，占18.2%。
二、省革命委員會常委由39名組成。其中：工人代表8名，貧下中農代表2名，紅衛兵代表4名，機關干部代表2名，軍隊干部12名，革命領導干部11名（名單附后，暫缺11名）
三、建議省革命委員會設主任1名，副主任7名；由許世友同志任主任，吳大勝、楊廣立、王珽、彭沖同志任副主任（另3名待補。）
附：江蘇省革委會常委名單（28名，暫缺11名）：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吳大勝，南京軍區后勤部副部長；楊廣生，60軍政委；王珽，27軍副軍長；鐘發生，江蘇省軍區副司令員；楊新亞，南京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趙洪，南京軍區軍事法院副院長；方敏，60軍政治部主任；彭沖，省委書記處書記；黃以干，省農林廳廳長；朱輝，省監委書記；周澤，省委副秘書長；遲明堂：省貧協副主任；姜啟彤，省財貿辦公室副主任；李蕓華，蘇州專區副書記兼專員；陳烈，六合專區副書記兼專員；曾邦元，南京大學助教，南大‘827’負責人；文鳳來，南京大學教員，南大紅四聯負責人、省紅總負責人；顧阿桃（女），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曹蓮鳳（女），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章瑞英（女），勞動模范；呂志光，促聯負責人；朱開地，新工總負責人；唐省智，新工總負責人；陳克興，老工總負責人；薛德元，南京‘827’負責人；周錫祿，省大聯總負責人；徐松林，省革總負責人。
3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在《關于成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發［68］49號）中寫道：
“江蘇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中央批準南京軍區黨委關于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同意許世友同志為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報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單。
中央希望：以許世友同志為首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后，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繼續發展和鞏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大聯合，繼續發展和鞏固革命的三結合，深入開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單位的斗、批、改，反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江蘇省建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3月20日前后，吳法憲向中共中央狀告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勾結起來要奪空軍的權，犯有“極嚴重錯誤”。
陳伯達在林彪那里，也對林彪說：
“楊成武這個人一旦感覺到他羽毛豐滿的時候，他就會露出他的本相。現在他就想殺人了。我們就是要在他還沒有殺人的時候，首先把他殺死。這個人是很不老實的。”
為此，毛澤東決定在他的住地游泳池召集會議。他讓汪東興通知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人參加會議。
在毛澤東這里開會，除了極其重要的會議有記錄外，一般都沒有記錄。這次會議連續開了兩三次，研究和討論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問題。與會者揭發了楊成武不少問題。江青在發言中也說楊成武不是一個正派人。毛澤東聽說楊成武和關鋒、王力、戚本禹都有勾結，有大量的信和文件可以證明，同時他和老帥們也來往密切，就說：
“楊成武這個人八面玲瓏，和各方面的關系搞得都很好。葉劍英、聶榮臻那些人都建議讓他當總參謀長，取消那個‘代’字，我就沒有吐口。”
謝富治說：
“楊成武哪一頭他都不想落下，他都要掛扯，誰得勢誰都會要他，都讓人說他的好話。這樣的人最靠不住的。”
謝富治還說了許多他聽來的消息，證明楊成武和許多人都吹過毛澤東對他如何如何，要他擔任什么樣的大任，要把許多人都打下去，連謝富治都在他的排斥之列。這一下，毛澤東火了，他說：
“這個楊成武，的確不老實，背著我就要搞名堂。我料定他會打著我的旗號胡鬧的。現在果然如此。他一有點資本，就得意忘形了。這個人不能重用。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驗許多的干部，凡是證明品德惡劣的人統統都要轟出去。他這個位置尤其不能輕視，一定要選一個品德好的人來擔任總參謀長。”
會議討論了撤銷楊成武的職務以后由誰來擔任總參謀長的問題。林彪說黃永勝可以勝任。毛澤東看了看謝富治。謝富治說：
“黃永勝這個人打仗很勇敢，在廣州工作時表現也不錯，文化大革命中揭發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好多問題，可以。”
毛澤東點點頭，說：
“那好，就黃永勝吧。”
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下達了兩項重要命令：
一、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1、楊成武犯有極嚴重的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職務，并撤銷其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2、余立金犯有極其嚴重的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的職務。
3、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
此命令發至團級，傳達到所有指戰員。
二、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1、任命黃永勝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2、任命溫玉成同志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此命令發至團級，傳達到全軍指戰員。
此前，溫玉成擔任副總參謀長職務。
3月22日夜晚，人民大會堂積聚著80多名北京衛戍區團以上主要負責干部，他們等待著傳達一個重要文件。
晚8點整，林彪來到了會場，宣布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的職務，調往外地工作，即刻啟程，不得延誤，其所犯錯誤俟后公布。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被召到人民大會堂，林彪向他宣布了一個調令，調他到沈陽軍區任副司令員，他的衛戍司令員職務由副總參謀長溫玉成接替。林彪還宣布，不讓他回家告別妻子兒女，準備派飛機直接送他到沈陽赴任。
3月23日晚上10點左右，邱會作對已經被控制起來的楊成武說：
“你去參加一個會，在福建廳。”
“等會兒我就去。”
楊成武說著就穿衣下床，去了一趟衛生間，隨著邱會作來到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在北面西頭的一個空沙發上坐了下來。他從右邊開始掃視了一圈，依次坐著謝富治、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葉群、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溫玉成、李天佑、王新亭、曾思玉、鄭維山、汪東興、李作鵬。
會議由林彪主持。林彪首先講了楊成武的3條錯誤：第一，搞華北山頭，晉察冀山頭。第二，勾結余立金要奪吳法憲的權；勾結傅崇碧，要奪謝富治的權；排擠許世友、黃永勝、韓先楚等與其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三，搞大樹特樹，有個人野心，要把王飛、何汝珍、周宇馳等人打成反革命。
接下來，葉群、江青都發了言。江青說楊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周恩來接著說：“不是黑材料，是紅材料。”他還說“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會議結束時，楊成武問周恩來：
“總理，我怎么辦？”
周恩來說：
“你的事我前兩天才知道。”
周恩來又轉對大家說：
“剛才主席來電話說：不要揪斗楊成武。他身體不好，有病治病，有錯誤可以檢討，但任何人不許揪斗。”
3月24日晚9點30分，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國防公辦、各軍兵種、北京軍區等單位數千名團以上干部。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依次坐在主席臺上。林彪在講話中說：
“同志們，現在開會。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那樣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問題要大一些。主席說，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中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們地位不相上下的同志。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連開會，開了4次會，主席親自主持，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衛兵立即將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3人帶了下去，會場里響起了“打倒楊余傅”的口號。
林彪還在大會上說：
“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干部中間很杰出的一個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感情，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并采取措施。過去由于她多年身體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于執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看出問題，解決問題。”
葉群馬上帶頭高呼：
“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講話以后，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依次講了話。
3月25日凌晨1時35分，毛澤東來到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
3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辦事組由黃永勝、吳法憲分任正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為辦事組成員。這時的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軍委常委。
后來在1969年1月，辦事組又增補李天佑為辦事組成員。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參加大會的有10余萬人。林彪在大會上宣布：由黃永勝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由溫玉成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3月27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徐向前、聶榮臻等幾位老帥，在談到軍委《八條命令》時，他說：
“我們都是事后諸葛亮，現在看來，當時沒有個《八條》是不行的。但是，《八條》下達后，下面抓人確實多了點，比如四川、武漢。”
3月29日，毛澤東在《發表“緬共武裝斗爭20周年的聲明”的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一般地來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于人的印象。”
3月30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社論《革命委員會好》。社論中寫道：“現在，全國已有18個省、市、自治區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還有一些地區正醞釀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大量的基層單位，都已經建立起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在這篇社論原稿上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3條：一條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
“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
欲知此后文化大革命如何發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在文革中后期建立的三結合革委會中，湖北和浙江是很有代表性的。請看：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由175名委員組成，其中，革命群眾組織代表100名，占57%；地方領導干部30名，占17%；解放軍代表25名，占14%（留作機動20名，占11%）。常委會由37人組成。其中，革命群眾代表17名（工人9名，貧下中農2名，學生5名，其他1名），地方干部11名，解放軍9名。在8名副主任中，革命群眾代表有4名，占50%，其中有學生兩名。
浙江省革命委員會，設150名左右的委員：軍隊干部28名，占19%；地方領導干部28名，占19%；革命群眾組織代表94名，占62%（工人36名，農民21名，學生19名，一般干部12名，機動6名）。在37名常委中，革命群眾組織代表15名（工人7名，學生4名，農民3名，機關干部1名），在8名副主任中，革命群眾代表占3名，其中1名學生。
由此可見，這種新型的權力機構組成人員具有極廣泛的代表性，的確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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