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在“傷痕文學”的主流敘事中，知識青年一直以政治“犧牲品”的形象存在。對上山下鄉苦難的渲染，也為知識青年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蒙上了一層陰霾。在這段由傷痕文學構筑的畸形關系中，農民與大隊干部成為知識青年苦難的根源，也因此在一次次的“訴苦”浪潮中，被動且沉默地被貼上施害者的標簽。
然而，現實中的人絕非臉譜化的，現實中的關系也是。在傷痕文學的敘事之外，始終存在著另一種沒有被主流話語湮沒的聲音。一些知青在以親身經歷吶喊，為他們的農民朋友正名。據本文張知青回憶，下鄉歲月伴隨著生產生活的智慧，以及農民與知青相互扶持的溫情。在“安家費”“修水庫”“分紅”“過春節”等一系列事件中，知青與農民既是朋友，也是戰友，還是彼此的老師。知識青年為農村帶去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技術，卻也從農村汲取了養分，獲得了遠超課堂的生產生活技能與精神財富。
這儼然是一段極其健康的關系，正如張知青所說，“在這里我學會了堅強，學會了勇敢，學會了謙虛，學會了禮讓。”而這些，恰恰是他的農民朋友教會他的。
1970年2月20日早上，也就是陰歷正月十五，我們武漢市十幾萬69屆的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老三屆”的學生是1968年下鄉插隊落戶的，所謂 “老三界”實際上是六屆，就是66、67、68三屆的高中畢業生和66、67、68三屆的初中畢業生，合稱為“老三屆”。我們是69屆，比他們低一屆。我們為什么到70年才下放？因為1969年我們畢業的時候，大部分人不滿16歲。當時國家有個規定，不滿16歲可以不下鄉。等到1970年2月份，拖了半年以后，大部分人滿16歲了就可以下鄉了。我們班上還有幾個同學沒滿16歲，沒下鄉，后來直接上了高中，上完高中直接上大學。大學畢業以后不是博導就是教授，他們趕上好時機了。
我們是正月十五那一天坐火車到棗陽新市區插隊落戶的，到棗陽新市區簡單地交接以后，我們班上的五個同學就跟著農民坐牛車，前往前灣公社朱家灣大隊一小隊，那就是我們落戶的地方。
1、初識中國農民
在牛車上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農民，想不到這個農民后來竟成了我50年的老朋友。這位農民在牛車上自我介紹說他姓鄭，叫鄭秀榮，方圓十里八里只要認識他的人都喊他“老歪”。當時我很驚訝地問他：“為啥有這個雅號？”老歪說：“因為修水庫我是個搬遷戶搬到這來的，這里的人都認為我辦事不按常理，他們受不了，所以叫我老歪。以前我在金溝那邊生產隊的時候是生產隊長，在那邊我很活泛，我的話社員們都愛聽。說句不該說的話，我當隊長時半夜三更趁駐隊的干部睡熟后，還給社員們搞過私分呢！”
看著他神秘兮兮的樣子，私分肯定是件違法的事，當時我對農村一切都感興趣。因為我對農村的認識都是一片空白。我問他私分是咋回事？老歪跟我講，那個時候農民交了公糧，留夠了口糧，多的糧食都要賣給國家，支援城市建設，支援國家建設。上面的干部為了政績，把農民的口糧壓得低低的。這樣的話，農民就可以給國家多賣糧食，他們就有面子，而農民為了吃飽飯只能私下分糧。有關私分這個問題，毛主席有個講話我看過，大致意思是支持農民私分。他老人家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為人民著想！
走了一個多小時的山路，老歪指著山梁子那邊一道沖說：“這是我們隊產糧的主打沖，叫簡沖，有60多畝好水田。”他又指了山梁子東邊的一道沖兩邊的房子說：“這就是我們生產一隊，共55戶，245個人。”村里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土坯墻、茅草頂，磚瓦房寥寥無幾。老歪指著遠處一座比一座高的大山說：“我們這里是桐柏山，我們這離河南胡楊鎮只有二三十里，離隨縣三河店只有十多里，是個兩省三縣交界的地方。過去這里是個藏土匪、打游擊的好地方。”聽說有土匪，我們幾個知青來勁了。我們問他：“我們村有嗎？”老歪說：“聽說有一個，其實他也是個窮苦人家，為了躲壯丁才上山當土匪的。”他說這個人是個老木匠，這個人不錯，待左鄰右舍不薄。要不是犯了個錯誤，當個公社書記沒問題。喜歡打架的小林問，那個老木匠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有機會我們兄弟幾個去會會他。老歪說：“朱家灣就他一戶姓朱，他就住在你們下沿。”
村里來了五個洋學生，隊里的男女老少都來看熱鬧。我們住的三間牛屋里面人滿滿的，還有不少人站在外面。生產隊給我們的家是三間牛屋，屋里的地鏟了好幾遍，墊了新土。墻上用石灰水刷了幾遍，屋頂又用泥巴和茅草鋪了厚厚的一層。一間是我們五個男知青的臥室，一間是灶房，一間是堆柴草、放農具的雜物間。社員的熱情是沒話說的，老隊長當眾指派了我們的生活輔導員和生產指導員。我們幾個知青也表了態，要聽毛主席的話，老老實實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農村扎根一輩子。
2、“老土匪”
最后老隊長說：“今天晚上的晚飯，小青年們的左鄰右舍一家一個，還有一個到我家。”我們的晚飯就是這樣解決的。我被一個身高一米85還往上的壯漢，像牽一只小綿羊似的拉著手去了他家。那天是正月十五，是過年的最后一天，農民家過年的菜還沒吃完，隨便熱熱便是一桌子。閑聊的時候我問了這位壯漢，我說你貴姓吶？他說我姓朱。聽說他姓朱，我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看來他是老土匪的兒子。胡思亂想了一陣，我才安定下來。我想，文化大革命都好幾年了，要相信貧下中農。就算是個真土匪也會被改造的老老實實的，不敢亂說亂動。他要真想加害我，我隨便喊一聲，左鄰右舍都能聽到。再說老歪介紹老木匠時說老木匠人還不錯，我的思想通了，人也就不緊張了。菜到齊了以后，老朱給他的大兒子秋生說：“小魯是毛主席派來駐隊的，把你爺叫起來陪著吃餐飯。”老木匠可能辟谷，也就是不吃晚飯，已經上床睡覺了。
所謂的老土匪終于出場了！老人家70多歲，說話中氣十足，兩眼有神，腰板挺直。陪我喝了兩大碗黃酒以后，把他的歷史說給了我聽。老木匠說，他年輕時是為了躲壯丁才上山當土匪。一九三幾年，紅軍在這建根據地，打土匪分田地，深得民心。這周圍十幾個山頭的土匪都投降了紅軍。紅軍的人馬最多時達一萬多人，勢力最大的時候，還攻打過棗陽縣城。當時棗陽共產黨的負責人是程克繩，這個事情在棗陽縣志上有記載。當時共產黨打土豪得到的銀元很多，就分散保管。老木匠分到了200塊大洋，他在山上挖了個坑埋了起來。后來紅軍北上抗日，要他把錢交出來，他跑到山上一看，銀元不知被誰挖走了。這事成了他一生中的污點，因此解放后給他定了個土匪。聽到這個重要的信息我很高興，在他家又喝了兩大碗黃酒便告辭回家。實際上我還想再坐坐，但因為還要回家鋪床，還要收拾東西，不得不走了。
回到家后，我把重大的信息分享給了四位同學，同學們議了一下。如果銀子真的是被人挖走了，那就冤枉了老木匠。如果被他自己貪了，算是私心嚴重還是算是犯有嚴重的錯誤？最后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要相信政府。既然老木匠沒被列入被管制的人員，那他還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
3、宗族問題
同學們還對我說：“剛才接到公社的電話通知，明早公社召開全體知青緊急會議。”所謂的緊急會議是由公社管知青的韓會計組織的，韓會計講了三件事。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宗族問題。
韓會計說：“我們公社有很多宗族，最大的是姓付的一族，和姓鄭的一族。對你們這些城里的小青年來說，宗族可能是個從未聽過的新鮮事物，可在我們農村司空見慣。一點點小的孩子，輩分卻很大，滿嘴都是胡子的老漢都得聽他的話。為什么？人家的輩分擱在那。
比如朱家灣大隊有個姓付的傷殘轉業軍人，在火車站鹽庫工作。他在家娶了個媳婦，生了三個娃。這個老付在他們姓付的宗族里輩分是最高的，他和下面最低的輩分要差十輩。他媳婦姓陳，在生產隊當社員。社員們喊老付是大腳老太，叫老陳是小腳老太。因為老付臉上有幾顆麻子，社員們不能當著老陳的面說麻字。什么芝麻、麻繩、麻花，只要帶個麻的都不能說。誰說她就扳著指頭數數，她長你八輩兒，她就罵你八輩兒的祖宗，長你五輩，他罵你五輩的祖宗。
現在宗族問題愈演愈烈。大家知道不出五服，同姓不能結婚。那一個姓付的長輩，跟一個姓鄭的晚輩結了婚，在宗族里輩分是按男的算還是按女的算？當今社會講究男女平等，這確實是個大問題。但任何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我們不操這個心。問題是你們小青年來了，你們該怎樣處理這個宗族問題？昨天公社革命委員會專門開了個會議，把這個事情定了下來，由我來向你們傳達。公社革委會決定，無論哪個宗族，無論哪個輩分，只要比你們年齡大，40歲以下的男子你們稱哥，40歲以下的女子叫姐。需要說明一點，這是對貧下中農而言，地主富農入另冊。”
隨后，韓會計講了語言問題。他希望知青們盡快學會本地的語言，這樣好跟貧下中農交流。最后，他無不遺憾地說：“我們公社是個窮公社，本該留各位吃頓飯，吃了飯再走，可是我們沒錢。去年天旱收成不好，一半的大隊要吃周轉糧。”
這里介紹一下周轉糧。周轉糧也叫返銷糧，周轉糧是指生產隊交了公糧，留下的口糧不夠吃怎么辦？當時是這樣子的，不管你夠不夠吃，先把公糧交了。交了公糧，如果口糧不夠吃，第二年春天，國家返銷賣給農民。返銷糧也不是說你想吃多少斤就能吃多少斤，返銷糧是按國家的價格——在我們那是這樣子——不分男女老少，每個人每月25斤。這叫周轉糧，也叫返銷糧。
韓會計說：“去年收成不好，一半的大隊要吃周轉糧。毛主席教導我們窮則思變。昨天公社革委會決定馬上修60畝地水庫，水庫修好了，水渠開通了，本公社基本上可以解決吃飯問題。我希望修水庫的工地上，能看到你們知識青年的身影。”下農村的第二天上午，在公社開了這樣一個緊急會議。
4、家 訪
回生產隊以后，跟管知青的副隊長李永昌商量，決定下午他帶著我們挨家挨戶搞家訪。后來看搞調查是很有必要的。當時我拿著小本本記著，挨家問戶主的姓名、成分、家庭狀況，特別是戶主的年齡。
印象最深的有三戶，一戶是老地主。我們村里就只有這一戶地主，地主老兩口在一起生活。李隊長說，老地主是“五保戶”。“五保”是哪“五保”？就是保吃、保住、保穿、保看病，死了保安葬。隊長說地主是五保戶，當時我們很不理解。貧下中農的孤老吃個五保還說得過去，地主也吃五保，我們有點想不通。李隊長說這是黨的政策。老地主沒兒子，只有一個姑娘，早就嫁出去了。他姑娘跟他們老兩口多年都沒往來，按國家政策算老地主夠吃五保。下農村的第二天就接觸到這些從沒遇到過的事，當時的感覺是非常興奮。
印象較深的第二戶就是小腳老太家。管我們知青的副隊長姓李，在生產隊，他家是獨門獨姓。所以他從不跟姓付的也不跟姓鄭的套近乎。還沒進院子。李隊長就喊起來了：“老陳，小青年來看你來了！”老陳把我們迎進他家的堂屋。一進屋就讓人的眼睛猛地一亮，對著門的墻上貼著一張毛主席的畫像。左邊墻上全是大腳老太在部隊上和轉業以后在單位上獲得的獎狀。右邊墻上貼著他的三個孩子在學校獲得的獎狀和老陳五好社員的獎狀。看到這些獎狀讓人肅然起敬。韓會計的一面之詞，讓人覺得老陳是個蠻不講理的潑婦，而這些獎狀刷掉了污蔑老陳的不實之詞。
當得知老陳只有37歲時，我對李隊長說：“按公社的要求，我們是不是該叫他陳大姐？”隊長點了點頭說是的。隨后隊長向陳淑英講了公社革委會的決議，老陳聽后非常高興地說：“我堅決擁護公社革委會的決議，給五個洋學生當姐，我很高興！”他又對著我說：“兄娃，以后莊上有人欺負你們，告訴姐，看我罵他娃子。”這話說得蠻對我們武漢人的胃口。我對她說：“大姐以后你多關照我們啰！”她笑著說：“那是一定的！”
5、第一次為人民服務
來到印象特別深的第三家門口，李永昌喊了一聲：“老華房，來客人了！”一個30多歲的女子，帶著三個男孩，抱著一個吃奶的男孩，從屋里走了出來。看是我們知青，她笑呵呵地說：“是來訪貧問苦的吧？上這兒算是找對人了，我們家世代貧下中農。”李永昌問她：“老洪浩呢？”華房回答：“他病了，在床上躺著。”“咋了？”她回答說，“還是腰疼那個老毛病，過年都沒下地走走。”我們進屋看了看付洪浩。他躺在床上說，本地的醫院看了半年，也不見好轉。有人建議他去武漢大醫院看，可是一提到來回的路費、看病的費用，他就發愁。
當時我非常詳細地了解了他的病情，并把問到的情況記在小本上。我說：“我能幫你治病嗎？”他說，那感情太好了。我說我不能打包票，只能試試，但我肯定不會出問題。老華房說，死馬當作活馬醫。
吃完晚飯在煤油燈下，我們五個人議了議，隊里有三戶五保（老地主不算），有一戶工屬，一戶軍屬。我們五個知青一人包一戶，要求常上門看看，幫著挑挑水、掃掃院子，做點雜事。開完會后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從箱子里拿出《赤腳醫生手冊》，對照洪浩的口敘判斷他的病情。當時我確定他得的是腎盂腎炎，便想好了我的治療方法。我背著挎包，打著手電筒，摸著黑去洪浩家。
說明一點，1965年毛主席說“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去”以后，天津市革命委員會便組織學者專家編了一本《赤腳醫生手冊》，這本書共七百零八頁，售價一塊九毛錢。這本書包括了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五官科，以及常見病、傳染病、計劃生育等章節，淺顯易懂。這本書是專門寫給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看的，我實際是個小學畢業生，這本書我看得懂。我給洪浩開了兩種常見的消炎藥，磺胺惡唑和呋喃坦啶，我寫了個條子讓他們的大兒子大黑到大隊衛生室去拿。
《赤腳醫生手冊》| 圖片來源：深耕紀
我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扎針灸。關元穴扎一針，兩個腿上的陰陵泉穴各扎一針。喝了藥，扎了針，我便在他家堂屋里坐了一會。坐著聊天時，我寬慰老華房，我說醫生給病人扎的針，都是在自己身上扎過試過，找到了感覺，找到了最佳的位置。至于用藥，只要不過量，服藥以后勤觀察，一般是不會出問題的。像我開的那兩種常用的消炎藥，更不會出問題。老華房說：“醫得好，我們家會記住你的大恩大德；醫不好，我們也不會埋怨你。總之我知道你是個好心，不求名利。”
老華房給我倒了一碗白開水，我不敢喝。因為晚上吃了兩大碗紅薯稀飯，再喝一碗水怕半夜起床受不了。大黑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扯著衣角問我：“洋學生，我該喊你啥？”我說：“按公社規定，喊啥我都比你長一輩。”他說：“那我是叫你叔好，還是喊你舅好？”我想了想說，“叫叔吧！”大黑親切地叫了一聲“魯叔”，這一叫就是五十年。前年我回朱家灣，大黑的孫子叫我老太，大黑一米八高的兒子喊我爺，搞得我不好意思。其實我比大黑大不了多少，最多五六歲。
第二天晚上，我去華房家時付洪浩在院子里散步，他牢記我的話：多喝水，多走動。看他的精神狀況，就知道針灸和藥起了作用。我第一次給農民看病就收到最好的效果，真是個開門紅！我心里非常高興。付洪浩在床上躺著，我給他扎了針炙。我和華房在堂屋里聊天，華房問我：“兄娃，你從哪兒學的這個魔？年紀輕輕的還會扎個針灸？”
她這話把我的話匣子打開了，我說：“我哥我姐是前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去年他們回家過年，說到貧下中農待他們怎么好，他們無以回報。當時我就想要能學會幾種為人民服務的真本事就好了，只會理發這一件事太少了。我們家兄弟四個，為了省錢，都是自己在家里理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住在我們家隔壁的夏叔叔在給自己打針灸。咦！這可是門好手藝！架不住我死纏爛磨，夏叔叔收了我當徒弟。夏叔叔原來是荊門縣的辦公室主任，祖上幾代都是中醫。荊門縣原來是省委書記王任重搞三自一包的試點縣。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戰勝了修正主義路線，王任重的秘書梅白把他的工作組撤回了武漢，順便把夏叔叔也調到了湖北日報。夏叔叔的醫德很好，他要求我凡是給病人扎的針，一定要先在自己身上扎。夏叔叔的馬列水平也很高，他是中央黨校畢業的，他還跟毛主席照過相。夏叔叔不光教我學針灸，還教我辯證法，因為中醫里充滿了辯證法。可惜我只跟夏叔叔學了半年的針灸，學了點皮毛而已。”
聽到這話，老華房說：“這就不得了了！你瞅娃子他爹今天比昨天強了不少，一天都沒聽到他哼哼唧唧的。”之后華房又說：“隊里面把你們要用的農具買回來了，明天你們五個跟我們女的一等勞動力一起鋤麥草。”我說：“明天我拜你為師，你教我。”她說鋤麥草簡單，你沒聽說‘莊稼活不用學，人家咋做我咋做’”。說罷，心情相當高興的她唱起了《朝陽溝》里那段“你前腿弓，你后腿蹬……”第二天鋤麥草，我們五個知青是丑態百出，女一等里的一二十個老嫂子、大閨女、小媳婦個個笑得前仰后合。
6、知青安家費的挪用與補償
鋤麥草的事就不說了，老洪浩的病情繼續好轉也不說了，單說那第三天晚上，我給付洪浩扎完針留針以后，聊天時老華房跟我透露了一個重要的消息，就是隊委會開會的秘密決議。老華房的情報是她的好友、副隊長李永昌的老婆張遠房給她說的。隊委會那天晚上的會是在她家開的。會上李永昌先發的言，他說：“前天公社韓會計把我們各隊管知青的都叫到公社開會，狠狠地訓了我們。韓會計說：‘據調查，不少生產隊挪用了知青的安家費，不給知青蓋房子，僅把倉庫或者牛棚拾掇拾掇就算給了別人一個家。生產隊窮，沒現錢，看到白花花的千兒八百塊大洋能不眼饞？這個我理解：你們要買農具，你們要給五保戶添衣服，你們要給隊里的耕牛看病，都得要錢，可你們沒有錢。但是你們總得‘堤內損失堤外補’吧，總得給人家知識青年點補償吧！要是鐵公雞一毛不拔，我有辦法收拾你們的。知青的安家費有一半是蓋房子的，我們叫人家住牛棚子是有點虧良心。大家議議看咋樣補償？”
老隊長付洪章說：“這五個學生娃正在長身體，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能跟‘男一等’一起干活。我的意見，讓他們跟‘女一等’一起干，但是記‘男一等’的工分。”當時的工分是這樣的，“女一等”干一天10個工分，“男一等”干一天12個工分。生產隊每天每人給我們補兩個工分。上一年我們隊的分值是“兩分五”，就是兩個工分值五分錢，干一天十個工分值兩毛五分錢。這是相當低的水平。
社員勞動工分登記簿 | 圖片來源：深耕紀
我媽他們后來在湖北天門五七干校，那里生產隊的工分高，他們干一天的工分值兩塊多，我們才兩毛多，差十倍。因為天門是產棉區，他們主要是種棉花。李永昌說：“生產隊是種莊稼的，小青年在我們這兒連飯都吃不飽，我們對不住他們的父母。”1969年生產隊因干旱欠收，1970年開春也就是我們下農村的時候，生產隊在吃周轉糧。李永昌說：“這一季就算了，艱苦點，下一季，也就是收了麥子以后，我建議由著他們的意吃，吃多少算多少，只要不浪費。”老隊長插了一句：“要不了多久60畝地水庫就要開工了，到時候讓他們知青去修水庫。”
公社的工程，公社有補助，別的不說，一天三頓飯吃飽是沒問題的。當時是這樣的，如果是國家的工程，吃糧食國家有補助，縣里有補助，公社有補助，生產隊有補助，自己帶不了多少糧食，這是國家工程。當時我們棗陽縣有個國家工程，就是引唐灌溉的大崗坡。那個時候我們沒上大崗坡，但是我聽別人說過。修大崗坡國家補助糧食，地方政府補助糧食，公社補助糧食，生產隊補助糧食，修大崗坡的干勁大得很，一天干十幾個小時，一天吃五頓干飯。我們這是公社的工程，公社的工程當時是一個人每天公社補助半斤糧食，補助六七分錢的菜金。
當時有些地方農民吃糧還蠻緊張，還有吃不飽的時候。我跟別人說，有一些人不相信，說我是污蔑毛澤東時代，說毛澤東時代農村哪有吃不飽飯的？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年輕人聽說過沒有，就是知青上山下鄉的68年，或許是69年，記不住是安徽省還是江西省，有一個叫李慶霖的老師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編者注：李慶霖是福建人，給毛主席寫信是1972年】，說他兒子插隊落戶，吃不飽飯，病了，看病也難，希望主席過問一下。當時毛主席專門給他寫了一封回信，表示了歉意，并給他寄了兩三百塊錢，這是真實的事情。后來整造反派的時候，李慶霖還因此受到了牽連。關于農民“吃飯”的問題毛主席還有個指示，意思是，忙時吃干點，閑時吃稀點，糧食不夠瓜菜代。
生產隊的民兵排長說：“知青不會種菜，吃菜難。聽說前兩年下放的老知青有的還偷農民的菜。既然糧食能由著他們隨意吃，我看菜也由著他們吃。他的種的菜不夠吃的時候，讓他們到隊上的菜地去薅幾棵菜，到隊上的豆腐坊去端幾塊豆腐，我看也行。”
婦女隊長萬青說（婦女隊長是那個姓朱的老婆）：“等他們從水庫回來，叫我們當家的（指老朱）幫他們買一只殼郎豬（指半大的豬）過年殺了，每人提十幾斤肉回家孝敬父母。再買幾只雞，每天生幾個蛋，改善一下生活。”會計鄭秀理也出了個點子：“生產隊分東西一家算一戶，小青年五個人五個姓，當然算五戶。這樣干社員們沒有話說”。
這就是生產隊隊委會給我們知識青年的補償，因為他們挪用了我們的安家費。這是多么重要的一個情報！給老洪浩取完扎在他身上的針以后，我跑步回家去給幾個同學匯報。
7、聽取知青意見整頓黨支部
鋤麥草的那幾天還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這件事情我記憶蠻深的。當時在搞整黨，毛主席對整黨活動有個指示，毛主席說，一個黨像人一樣，要吸進新鮮氧氣，要呼出二氧化碳，要吐故納新。還說每個黨支部都要放到群眾里頭去整頓。公社革命委員會派了幾個人到我們大隊來聽取群眾意見，主要是想聽一下對李永昌同志入黨的意見。前面說過了，本公社的宗族問題很嚴重，本大隊也是如此。我們朱家灣大隊的書記姓付，大隊長必然姓鄭。大隊的會計姓付，大隊的民兵連長非姓鄭不可。基層的權力是均分的，是互相制約的。但本小隊有個例外，副隊長李永昌的爹是土改時的積極分子，建人民公社時就是隊長。后來年紀大了，干不動了，大家推他的兒子李永昌當了副隊長。李永昌辦事公平公正，從不卷入宗派之爭，他的所作所為深得民心。當時女一等里頭絕大多數人支持李永昌入黨。公社的領導征求我們知青的意見時，我說，不光要入黨，還要“雙納新”。
這里解釋一下，文革前和文革后新黨員都有一年的預備期，在這一年的預備期里，新黨員沒有選舉權，也沒有被選舉權。恰恰是文革中、1970年前后，我們插隊落戶的那兩年例外：新黨員沒有預備期，一入黨就能提干。那時起了個新名詞，叫做“雙納新”。
當時我提議李永昌入黨后擔任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我認為這樣對解決宗派問題很有益處。公社革委會很重視我們知識青年的意見，一個月以后，李永昌不光入了黨，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同時還兼任一小隊正隊長。
8、修水庫
沒過幾天水庫上馬了，我們五個知青踏上了新的征程。公社武裝部的部長，當時是建水庫的總指揮，他在動員會上講話，說得很透徹，他說：“天上都是美國的間諜衛星，每發現我們祖國大地上出現了一座新的水庫，他們都感到驚訝。一個水庫每年能增產多少斤糧食，一斤糧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們算得精確的很。我們每修一個水庫他們都感到害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修水庫就是在跟帝修反作斗爭。”他上綱上線，修水庫的巨大的現實意義、深遠的歷史意義，他談得很深很透。
當時修水庫或者出民工上面都有補償，我們修60畝地水庫，公社每天每人補半斤糧，補六七分錢的菜金。每天每人自帶一斤糧食就夠了，關鍵是吃菜的問題。那個時候出民工有個習慣：先用公社補的菜金去買一只半大的豬，一二十個人或二三十個人的剩飯剩湯喂幾個月的豬，水庫修完時，豬也長大了，就把豬殺了大家分點肉。菜金被挪用了，吃菜怎么辦？有時到生產隊拿一點，有時從自己家帶一點，湊合著過。但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地里的菜沒長起來，社員們只能吃自己家帶的咸菜。最艱苦的時候，伙上把堰塘里的水草撈起來，用開水燙燙，拌上辣椒面下飯。
知青和社員一同興修建水庫
圖片來源：那些珍貴老照片
我們村帶隊的民兵排長會抓槍桿子，也會抓筆桿子，除了生產任務完成得好以外，他還要求我們知青每天寫一份通訊稿，交到工地廣播站。等到工程完工的時候，公社武裝部部長將唯一的一面“文武雙全民兵排”的獎旗，授給了我們民兵排。
那天天黑以前，排長交給我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連夜趕回生產隊，把這面獎旗交給剛上任的大隊書記兼一隊的隊長李永昌。接到任務時我有點膽寒，十幾里的山路，一邊是堰塘，堰塘邊上長著一人高的茅草叢，一邊是一溜煙的墳堆，讓人產生很多聯想。老歪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不咋地！毛主席的紅衛兵走到哪都有六丁六甲護身，把這個家伙三帶著，有誰擋道給他狗日的來一下。”說罷老歪遞給我一把鋒利的砍鐮。有了它我的膽氣壯了一截，我一路高歌地往生產隊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不知唱了多少遍。
李永昌看到我帶回來的這面獎旗，便知道了排長的意圖：就是我們為隊里爭光了，隊里該獎勵獎勵我們。李永昌當時批了個條，要我明天早晨到隊里羊圈牽一只羊，到菜地里去薅點菜，原來的老隊長付洪章說：“水庫上的基干民兵們也是隊里的生產骨干，馬上開始雙搶，這一仗還指望著他們。給他們搞點獎勵是應該的。”
第二天天還沒大亮，我就到隊里的羊圈牽了一只七八十斤重的大綿羊，然后到菜地里拔了兩顆七八斤的大白菜，兩個一尺長的大蘿卜。用帶鐵牙的釬擔一頭扎兩個大白菜，一頭扎兩個大蘿卜，手里牽著羊，緊走慢跑地往水庫趕。趕到水庫時，豬已經殺好了，每個人分了五斤肉，接著把羊也宰了。下午二十幾個人好好地會了一餐，十幾個人坐在地上圍個圈，然后端起裝著酒的大搪瓷碗，一個人喝一口，轉著喝。那是我第一次喝醉酒，怎么走回生產隊的我不知道。
9、“雙搶”生活
第二天，生產隊給我們指定的生活老師金房，我們叫她老金，也就是老歪的老婆，幫我們處理那25斤豬肉。老金說，肥的割下來煉點油，瘦的腌腌，馬上就要“雙搶”了。有年輕人可能不大清楚，城里人可能也不大清楚，“雙搶”就是搶割麥子，搶種稻谷。因為農時不等人，特別是插秧，早一天插跟晚一天插大不一樣。“雙搶”一共二十天，這二十天決定著一年的收成。老金說雙搶特別累，不吃飽不吃好絕對不行。
那年搞雙搶的時候農民還在吃周轉糧，公社照顧我們知青，我們男生按學校的34斤指標吃。就那肯定還是不夠吃。老金說，雙搶不能喝稀米湯，喝稀米湯是要鬧出病的，要吃干的。我們知青的管家計小平說，烙餅糧食不夠吃，專門吃干的，哪有那么多糧食？老金說，白面里頭加一碗麩子，湊合著吃吧。當時生產隊分糧食，大米算是凈糧，稻谷算是毛糧。因為稻谷的谷糠不能吃，所以是毛糧；但麥子算凈糧，因為麥麩子能吃。一般的年成，人是不吃麩子的，麩子是喂豬的。
現在想起來，當年農民交公糧，給國家做出多大的貢獻啊！當今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從哪來的？主要靠農民交公糧！如今國家有錢了，卻不給當年交公糧的老農民發養老金，狗日的虧了良心！當年交公糧多難啦：一年的糧食收到手，不管收成咋樣，先把公糧交了再說。剩下的糧食不夠吃，再吃周轉糧。周轉糧還不是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國家有定量，好像是不論大人小孩，每人每月25斤。“雙搶”那繁重的勞動不吃飽不吃好肯定不行。那時不說麩子，好多人家煮的稀米湯、稀面湯，里面放了不少的瓜菜。有一條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說，忙時吃干點，閑時吃稀點，糧食不夠瓜菜代。可見毛主席是非常了解“三農”問題的。現在一想起不給老農民發退休金，我就想罵人。那時候割麥摘秧沒有任何機械，全靠彎著腰干，最難受的是腰，酸疼得簡直無法形容。
1970年的雙搶是很有意義的，這里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情。簡沖是我們隊主要的產糧沖，但簡沖離我們住的莊子較遠，走過去干不了一會活，歇次坡，就得趕回家吃中午飯，很大一部分時間花在走路上去了。以往插簡沖的秧要三天，1970年李永昌當隊長后我們采取了一種新的方式：發揚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吃了一天大鍋飯。具體的方法是：一大早社員在各自的家里吃完早飯，就到簡沖去插秧；黨團員發揮帶頭作用，勞動的中間不歇坡；中午不回家。中飯由幾個老媽媽在保管室里做，蒸幾籠饃，煮幾大鍋稀飯，燒兩盆子黃瓜，做好后用牛車拉著去簡沖。全村男女老少都在地頭吃，那個大場面真是開人眼界。
社員在田間開展“雙搶”工作 | 圖片來源：深耕紀
吃完就干活，本來三天的活，硬是一天把它干完了。這里還得說一下我們每人分的那五斤肉，肥肉煉油以后就沒五斤了，瘦肉把它腌一下，雙搶沒過幾天就吃完了。原來計劃是每人每天切兩片，塞個牙齒縫。肉吃完了，這活還是那么重，咋辦？沒有足夠的營養肯定是不行的。說心里話，老金、老歪對我們是真關心！
那時生產隊里只有老金養了兩只鴨子，老金是河南人，能干得很。她把鴨蛋腌起來，自己從來不吃，雙搶時隔兩天她就給我們五個人每人送一個。現在想起來天下最好吃的東西就是老金腌的鴨蛋。老金作為隊里指派給知青的生活輔導員，對我們的關照真是勝過親姐。
當然，老歪不是親哥也勝過親哥。這里插一件小事，我們修水庫回來以后，每個人不光瘦了，衣服破了，鞋子也磨穿底了，那個地方屬沙質地，特別費鞋。我們從水庫回來以后跟女一等一起干活，老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老陳對老華房、老金，還有老遠房、老繡房幾個老嫂子說了一聲，要她們每個人給知青做一雙鞋。后來某一天，我們五個知青都穿著新鞋上工，中間休息的時候社員問：“小張，你這鞋是誰做的？”“是我張姐做的。”問小徐：“你這鞋是誰做的？”“遠房做的。”最后問我：“小魯，你這鞋子誰做的？”“那還用問？肯定是我姐做的”。人家都以為我說的是老華房，她們就問：“老華房，是你做的嗎？”我說不是華房做的。問，“哪是誰做的”？我說是我陳大姐做的。
當時凡是姓付的都對我瞪著眼，好像我占了他們好大個便宜。因為老陳是他們老太，我把老陳叫大姐那還得了？雖然他們知道公社有這個規定，40歲以下的都是平輩，但是我公開地對她們這樣說“陳大姐”還是第一次，他們感到很吃驚。老陳出來證實，“是我給我兄娃做的。誰要亂嚼牙巴骨瞅我決她（罵她）祖宗”。當時姓付的幾個大姑娘，小媳婦瞪著眼不做聲了。這事給我印象很深。
10、五塊錢的分紅
搞完雙搶，一天都沒歇，就開始挖渠。我們那兒的山，基本上都是花崗石，即使表面風化了，?頭也挖不動。咋辦？得打眼放炮，一米遠得放一炮，你算算得多少炮？炸了40里路，掄大錘、打鋼釬、安炸藥、點導火索，我們都干過。修水庫、挖渠是全公社基干民兵無償干的，受益的是我們朱家灣大隊和駱莊大隊，這就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70年下半年，我們養的雞也開始生蛋了，老朱幫我們買的那頭半大的豬也長大了，長到200多斤后，它也變野了，獠牙長出來了，有一天整晚上不回家。
我們那山上有狼，它不怕，滿山遍野地跑。過年殺的時候估計有300多斤，殺了一輩子豬的老朱不敢殺，他要我們去三隊請個殺豬的，并囑咐我們說有人要問起他，就說他病了。請來殺豬的，在七八個基干民兵的幫助下，終于把豬殺了。收拾完以后，屠夫對我說，我造孽了，我殺的是頭五爪豬，是人投胎的豬，這是農村的傳說。老朱買這頭五爪豬的時候，賣家養了一年，只長了二三十斤，因為賣家對這個豬不好，所以豬不長肉，老有病。等老朱把它買回來之后，我們對這個豬好，心細得不得了，為了報答，它猛長肉。
到年底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終于到了分紅的時候，我們五個人每人分了五塊錢。五塊錢是個啥概念？當時從棗陽坐火車到武漢車票得四塊錢，再加上從我們區到棗陽縣城幾毛錢的汽車票，五塊錢就是我們回武漢的路費錢。
五個知青都感到很沮喪，垂頭喪氣的。老歪看到我們這樣，便請大隊黨支部書記李永昌來給我們做思想工作。李永昌把小隊的會計帶來了，小隊會計翻著賬本，拿著算盤，一五一十地對我們說：“上半年你們吃糧食用的是安家費，隊里不跟你們算賬。麥收的時候，你們每個人每月平均吃了60斤糧食，值多少錢？全年你們在保管室抱了多少斤燒柴，值多少錢？隊里分這分那，你們五人按五戶算，一年算下來你們得掏多少錢？一年中你們的生活所需生產隊全部給你們包了，算下來你們每人還能分五塊錢。你們不算超支戶就不錯了。”
年底決算以前，李永昌跟會計定了個原則，不管你咋算，小青年不能當超支戶。要當了超支戶，干一年還得倒給生產隊交錢，說不過去，不能當超支戶，要適當的照顧。但照顧過頭了也不對，照顧過頭了，相當于剝削別的社員。看著這五塊錢有賬可查，我們幾個知青都低頭不語。沒話說了。
看到這個狀況，李永昌說：“五塊錢是少了點，但是你們要看到成績。這一年你們政治思想上的收獲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年你們五個人都被評為‘五好社員’了。公社團委今年發展了六個團員，你們五個都入了團。再說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你們也增加了不少，剛來時除牛糞，怕臟了褲子，現在脫了鞋，光著腳丫子往上踩，你們連眉頭都不皺一下。這一年，你們每個人的變化我們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特別是小魯的針灸，社員牙疼，他一扎就好；尿床，他一扎就好；肚子疼，他一扎就好。說到他，貧下中農個個敲大拇指，說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老歪插了句話，老歪說：“物質收獲也不是沒有，有。豬殺了，一人帶20斤豬肉回家，剩下的腌腌，明年吃。老母雞一人也帶一只回家。‘五好社員’的獎狀，共青團的團徽，這些都是辛勤勞動換來的啊。”最后老歪感嘆地說：“一個十六七歲的娃就出門掙錢養活自己，不容易”。
11、跟貧下中農
一起過革命化的春節
1970年年底，全公社的知青都騷動了，因為68年插隊的老三屆的知青開始招工了。我們湖北的三線工廠很多，需要大量的知識青年。既然老三屆都開始招工了，我們69屆離招工也不遠了。我跟我的好友計小平商量：既然在農村待不長了，我們就跟農村的貧下中農一起過個春節，行不行？他說可以。其他的三個同學回武漢過年去了，他們幫我們把雞和肉帶回去了。我和計小平留下來，跟貧下中農一起過個革命化的春節。過年以前還發生了一件大事，這里也得給大家講一下。
我們生產隊每年是臘月二十五放假，過了正月十五上工。放假后農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砍柴然后挑到集市賣。青壯年勞動力的一挑柴，能賣四五塊錢，買點煙酒、糖果過年。那些高中生的一挑柴，能賣兩三塊錢，交一年的書本費學費夠了。
二十五號那天，除了我和計小平外，全隊沒有一個成年男人。我和計小平在家做衛生，準備年貨，忽然聽到斜對門的付世美家傳來救命的呼喊。我們兩個人跑過去一看，原來是他的大兒子，躺在床上牙關咬得緊緊的，臉慘白，暈過去了。我問怎么回事，世美的老婆說，估計是偷著喝酒喝多了。我們也聞到他身上的黃酒味大得很。
世美的兒子只有六七歲，當時我嚇得不得了，束手無策。我說這種喝醉酒的事情我沒處理過，大隊的赤腳醫生也處理不了。咋辦？到公社要趕個牛車，路上有很大一截彎路，牛車走得慢，即便送去，可能人也不行了。當時我和計小平決定，我們把他背著到公社，十幾里路我們倆換著背，硬是把他背到公社去了。經過搶救，把他救過來了。晚上砍柴的男的都回來了，聽說這個事大家都跑來問。
世美當時拉著他的兒子功成，要功成給我跪著，認我們當干爹，我們沒答應他，因為我們有點看不中那個世美：世美的老婆有公心，蠻能干，跟李雙雙一樣；世美跟那個喜旺一樣，人蠻能，但私心重得很。所以我對世美有點看不中。我跟世美說，我說你要真的想感謝我的話，你就教我學炒炸藥。我那個時候迷上了炸藥，因為開渠的時候，除了軍用的黃色炸藥以外，就是用化肥炒黑色的炸藥。世美是被公社專門派到縣城里去學炒炸藥的，我想學這個手藝，他始終不教，他壟斷了這門技術。我跟他說過，但他始終不教。我救了他的兒子，他沒法感謝我，我說你把炒炸藥教給我行嗎？他還是不愿意教。他找了個理由，他說以后再開渠，再用炸藥的時候我再教你。他說的也是個實話，不用的時候咋教？特別是看火候蠻重要，你得在實踐當中學。他光用嘴說，還真教不會。
救功成的事公社也知道了，也表揚我們了，韓會計專門寫了一個通訊報道表揚我們。韓會計知道全公社就我們兩個知青沒回武漢，在農村跟貧下中農一起過個革命化的春節。
往年過年都是過了十五才上工，我們那一年是初二就上山種樹去了，林場有好多松樹苗。過年以前我們還給每家每戶寫對聯。在農村過了一個年，確實很不錯，印象蠻深，這是1971年年頭的事。1971年，干農活還是重復的，雙搶、割麥子、栽秧，這一套都是重復的，但是1971年我們又修了個水庫，那就是我們大隊的油坊河水庫。我們還參加了一個棗陽縣投資的從鹿頭到新市之間的戰備橋工程。我下鄉一年零八個月，差不多有一半時間是在搞工程：修水庫、開渠、修戰備橋。一直到1971年9月底，我被招工進了襄陽軸承廠。
我在朱家灣待了一年八個月，在這里我學會了堅強，學會了勇敢，學會了謙虛，學會了禮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了毛主席說的那句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確實，這一年零八個月學到的東西我受益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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