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鐘愛吸煙
毛澤東鐘愛吸煙且煙癮很大，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在他留存的諸多影視、圖片、文字中，從青年到老年，有不少手夾一支小小卷煙凝神思考的資料。
煙齡長。毛澤東是從哪年開始吸煙，至今未見文字記載，他自己也未曾公開講過。早在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長沙、湘潭等5縣考察時，當地群眾用土產“葉子煙”招待他，他和群眾打成一片，常常是邊吸煙邊和群眾聊天。據美國作家R.特里爾撰寫的《毛澤東傳》，“毛至少有六十年的抽煙歷史。可能任何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煙多。他說：我們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1974年，出于對健康的考慮，毛澤東開始戒煙。在人生的最后兩年里，再也沒有和煙打過交道。
煙癮大。尤其是他在專注思考、神經高度緊張的時候，常常把煙、茶當作“神經緩沖劑”，煙的消耗更加放量。據說在延安窯洞里寫《論持久戰》時，他是一根接著一根，一天可以抽五六十根。在解放戰爭時期指揮三大戰役時，作為我軍最高指揮員，毛澤東每天神經高度緊張，寢食不安，就靠抽煙來提神。作戰室里每天都是煙霧彌漫，讓不抽煙的周恩來可吃了不少苦。
品牌多。南征北戰時期，毛澤東吸的煙主要是農民自種自曬的“生煙”，也吸國民黨軍的“進貢煙”。國民黨“送”來的香煙，牌子各異，五花八門，毛澤東都一一“品嘗”過。新中國誕生后，工作更加繁重，煙是必不可少的陪伴。他每年要巡視各地、開會、調查、訪問等，就花錢購買當地的特產煙，如一次去武漢，聽說湖北生產一種“珞珈山”牌香煙，煙味很好，價錢又便宜，他就要隨從人員幫他買了幾條，吸后果然不錯，又買了幾條隨身帶到韶山，給家鄉人抽。據他的生活管理員吳連登后來回憶，“主席抽煙呢，他有這么幾個過程，在那里我也聽他們說過，他是什么煙都抽，后來進城以后抽過‘三五’的，后來抽過‘中華’、‘熊貓’的，一直到了1969年以后呢，他又改了，改了就是抽雪茄煙。”。就連毛主席自己也曾對人說，“我是吃百家飯，抽百家煙”。
與煙相伴，原因不少。一是習慣。他曾對保健醫生說：“煙，我吸進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燒掉的。沒有香煙在手上，或吸上幾口，在思考問題時，總覺得缺少點什么。有了香煙在手，就好像補充了這個不足。”二是需要。提神醒腦固然是一個方面，而遞煙更承載了他與群眾接近、溝通、交流的重要的交際功能。1930年10月，毛澤東在新余市羅坊鎮里做調查，找到當地8位農民進行座談。他以求知若渴的學生心態，采取恭敬老師的態度開展調查，親自為8位農民倒茶、遞煙。在他看來，這些舉動是“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農民們敞開心扉，與他詳談。他根據調查所掌握的資料，整理并寫下了著名的《興國調查》。
這不是毛澤東第一次給群眾遞煙，在他看來，遞煙能拉近彼此關系、傳遞真摯情意，早已成為一種日常行為。1958年，毛澤東視察許昌煙區。在快要離開襄縣時，襄縣三里溝鄉副鄉長周天順、秘書趙福申看到毛主席辛苦流汗的樣子，特意從二里外的地方采摘兩個新瓜，想讓主席解渴。毛澤東用手拍了拍，稱贊道：“這瓜真大，謝謝，謝謝！”為了表達他的謝意，他與周天順、趙福申一一握手，并拿出卷煙讓他們抽。
毛澤東愛煙，張弛有度，如果有需要時，他可以做到極致的克制。1945年，蔣介石迫于國際輿論壓力和國內民眾希望和平的意愿，不得不作出姿態，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舉行會談。盡管國共矛盾尖銳、危機重重，為了實現盡一切可能爭取國內和平，實現和平、民主的建國目標，毛澤東不顧自身安危，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前往重慶進行談判。令人驚詫的是，煙不離手的他，在和蔣介石談判時，卻始終未吸一支煙。事后，蔣介石對其秘書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據說每天要抽一聽(五十支裝)。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后，在同我談話期間絕不抽一支煙，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忍常人所不能忍，方可為常人所不能為。正是因為毛澤東把民族、人民裝在胸中，在重慶談判方能做到“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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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號煙的往事
正像吳連登回憶中那樣，毛主席在1969年，改抽了雪茄煙。
之所以改抽雪茄，據說與李先念的一次遞煙有關。雖然毛主席總是遞煙給別人，但在開會時一般沒人給主席遞煙。那一年，毛主席在會客室召集領導們開會，坐在旁邊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毛主席眼巴巴地看著，于是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么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此后毛主席便獨獨鐘情雪茄。而這款雪茄的產地，正是當時的四川什邡卷煙廠。
1964年，什邡卷煙廠接到兩個重大任務。一是要挑選政治合格、技術過硬、有經驗的工人給中央領導卷煙；二是要研制雪茄配方特供給中央領導。經過認真研究，該廠的范國榮、黃炳福、劉宗貴、姜躍秀入選，同時，廠里還研制出了35個配方，樣品試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
在這35個樣品中，其中的1、2、13、33號成為選定產品，部分領導選定的是13號煙，毛主席選定的是2號煙。
“毛主席選的是中淡味的，食指粗的中號雪茄。雪茄的制作技術要求特別嚴格，首先要選上好的煙葉，先進行粗加工，去煙梗；為了增加濕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級花茶漂，這個環節中具體操作要根據煙味的不同而變化。之后是晾曬、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裝進煙盒，要派專人送上去。”范國榮回憶道。
1971年，受“九一三”事件影響，為了確保毛主席吸食雪茄的安全，中央辦公廳決定將卷制組舉遷至北京。基于不搞對外牌號、便于內部稱呼聯絡等因素，遷移到北京后的生產小組對內便稱為“132”小組。范國榮等4人，正是“132”小組的重要成員。
“132”小組的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生產原料依舊由什邡提供，每個月生產15條—20條煙。
1976年，毛主席與世長辭。又過了兩年，“132”小組也停止了生產。
雖然“132”小組和2號煙的故事已經謝幕，但雪茄的傳奇仍在什邡繼續書寫。如今，什邡已成為“中國雪茄之都”，雪茄成了這座城市最鮮明的地標、印記。
重視煙草產業力量
煙葉自明代傳入我國后，煙草業漸成產業之勢。在我國經濟版圖中，煙草行業既是國家的重要稅收來源，更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毛澤東關于煙草業的思考中，“一篇時評”、“一語評價”、“一紙批示”、“一次考察”，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一篇時評。青年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煙草稅對于主權國家的重要意義。1923年8月28日，《申報》披露了“閣議，英美公使抗議加征地方紙煙捐，結果電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的消息。在西方列強以機制紙煙大肆搶占中國市場的背景下，“停止征收紙煙稅”，意味著將國家財富拱手送人。憤懣于英美帝國主義國家對我中華主權的肆意蹂躪、不恥于當時北京政府的喪權辱國、腐敗無能，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毛澤東在看到這一消息后，當即在第二天出版的我黨機關報《向導》周報上發表了題為《紙煙稅》的文章。在這篇時評中，他尖銳地指出，“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閣議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紙煙來，閣議就‘電令各該省停止征收紙煙稅’，再請四萬萬同胞想一想，中國政府是洋大人的賬房這句話到底對不對？”以尖銳犀利的文字，憤怒抨擊西方列強對我國財富的掠奪，怒斥當局的奴顏媚骨。
一語評價。毛澤東也注意到卷煙生產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在我黨建立革命區后，為滿足蘇區的軍需民用，增加蘇區的財政收入，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煙草業成為很多蘇區優先考慮的辦法。1933年8月，當時中央工農政府在瑞金召開的“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做出了“蘇區恢復煙絲加工”的決定。歷經重重困難，在蘇區軍民的大力支持下，煙絲加工產業迅速恢復，煙草生產合作社如雨后春筍紛紛出現，并在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辦的第一家卷煙廠——利民煙廠。
在蘇區成立的諸多煙廠中，其中，由新四軍第二師在安徽天長創辦的新群煙草公司，發展尤為引人注目。1942年，新群煙草公司成立。新四軍二師通過多方關系，冒著生命危險費盡周折，解決了卷煙機、專業師傅、原料、配方等關鍵問題，生產的“飛馬”牌香煙因為價格實惠、品質好，一出廠就深受好評，廣大軍民交口稱贊，越傳越廣，聲譽迅速提高，不僅緩和了市場供應狀況，更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經濟封鎖。
1943年秋天，陳毅接到任務回到延安開會，特意給中央的領導捎去了幾條新四軍自己生產的“飛馬”香煙。毛澤東抽著煙，緩緩說道：“‘飛馬’牌煙為抗戰和根據地建設可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是‘任勞任怨的大功臣’。現在幾乎都要成‘煙草界的領軍者’了！”毛澤東的這番評價，展現了蘇區卷煙業對推動革命、發展經濟的重大作用。
一紙批示。毛澤東深知卷煙業對新中國財政稅收和經濟建設的極端重要性，新中國建立后，一直關注國內卷煙業發展狀況。
1950年初，他向國家食品工業部部長楊立三等人“抱怨”國產香煙質量不夠好：現在做的紙煙質量總比外國人制造的要差，要拿點好煙招待外賓，但紙煙兩面沒有中國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一種較好的煙出來，不用一個外國字。
毛澤東的這番“抱怨”，指出的正是當時卷煙業中外資及民營企業占據行業主流的困局。以上海為例，當時上海作為卷煙業的全國生產銷售中心，共有煙廠112家，國營有中華一家，有頤中、花旗兩家外資企業，其余皆為私營企業。
1950年11月20日，毛澤東通過楊尚昆向食品工業部詢問國營香煙的質量。第二天，食品工業部副部長宋裕和就向毛主席呈交了部長楊立三關于全國卷煙行業概況的報告。隨報告提交的還有請毛主席試抽的幾條“飛馬”煙。
當時新群煙草公司的部分工人跟著第三野戰軍一起到了上海，他們把“飛馬”牌香煙的品牌和獨特工藝也帶到上海卷煙廠。這幾條“飛馬”煙是上海華東公營飛馬煙公司生產的。
報告中寫道：昨經楊秘書長尚昆同志轉奉鈞諭囑，提高紙煙質量并完全用我國文字為標記，除俟制煙工業管理局成立后，作有系統的研究外，查華東公營飛馬煙公司在質量上過去是、現在仍是我公營煙草公司較好的生產品，現由宋裕和同志送呈幾條請試嘗之，我已函該公司設法加以提高。
看到完全采用我國文字的、國營企業生產的“飛馬”煙，并在試抽后，毛主席非常滿意。于是，他親筆題寫了批示：所有黨政人員一律不要用外國及外商的紙煙，亦最好不吸私營紙煙。
批示寥寥數語，成為新中國卷煙業格局巨變的前奏。此后，國營卷煙成為改造方向。
1952年，上海卷煙工業公私比重發生逆轉。私營企業的產量比重從1951年的72%降至1952年的24%，卷煙工業成為全市私營企業比例下降最快的行業之一，卷煙行業幾乎是在短短一兩年間率先迎來了全面改造。1955年底，上海的私營卷煙企業悉數被接收或進行了公私合營。
“國營煙廠是人民的煙廠，人民應該吸自己的香煙”，這是當時上海國營中華煙草公司喊出了新的廣告口號，卻揭示了煙草業未來的發展格局，它應當是服從于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行業。
一次考察。隨著我國的“一五”計劃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毛主席和黨中央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大規模經濟建設上來，開始思考和探索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在探索構建中國農村比較理想的社會組織模式時，一些地方的農村成立“公社”的做法讓毛主席很感興趣。1958年8月，他決定親自到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農村看看。
1958年8月6日，在河南新鄉視察過七里營人民公社后，根據河南省委主要領導人的建議，毛主席決定到以煙葉聞名于世的許昌農村看看。
許昌地處中原腹地，氣候溫和，雨量適中，十分適宜煙葉種植，是當時全國的三大烤煙產區之一。許昌烤煙盛名四揚，曾有文章稱：“中國烤煙在河南，襄城（隸屬許昌）煙葉甲河南，所產煙質，為全國冠。”
對此，毛澤東早有耳聞。他把視察地點選在了煙葉種植面積最大的襄縣。
1958年8月7日，毛澤東的視察車隊來到襄城縣。他頭戴草帽，上穿白襯衣，下著灰色制服褲，腳穿一雙半舊皮鞋，健步走向煙田。只見煙株高大，煙葉寬厚，碧綠透黃，葉片上的露珠在朝陽照射下，瑩瑩閃光，滾滾欲滴。
他向煙農仔細詢問了煙葉的品種及管理狀況后，若有所思地問：“你們的煙葉好，還是山東濰縣的煙葉好，比較了沒有？”跟隨在毛澤東身旁的許昌專區領導回答說：“人們都說這兩個地方的煙葉好，不過我們沒有做過比較。”毛澤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啊！”跟隨者趕緊介紹：“現在全國12個省的考研會議在我們這里召開，他們都說這里的煙葉長得不錯。”好像得到了答案，毛澤東終于滿意地說：“在你們這里開會，你們的煙葉一定不錯。”
隨后，毛澤東登上田間的一處高梗，舉目四望，只見煙田連片，煙葉肥碩，如同煙林，一派豐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他不禁發出由衷贊嘆：“你們這里成了‘煙葉王國’了！”
隨后，視察車隊順著襄縣至禹縣的公路行駛時，在小張莊村進行了短暫休息。休息時，毛澤東指著不遠處的兩座煙葉炕房問：“那冒煙的高房子就是炕煙房吧？”得到肯定答復后，他提出進炕房看看。在場的干部勸阻說：“炕房里溫度太高，還是別進去了吧。”毛澤東沒有聽從建議。
走近炕房，正在里面干活的煙葉“土專家”梁運祥聽說毛主席來了，趕緊丟下手中工具，光著脊梁就朝外走，恰好與主席在門口相遇。
他還沒來得及洗兩手的泥巴，毛主席已經伸過來手和他緊緊地握手了。梁運祥發現自己手上的泥巴粘到主席手上，頓時露出尷尬的神色，毛澤東卻說：“沒關系，沒關系。”
在梁運祥引領下，毛澤東來到另一個炕房跟前。里面的大火已經燒了三天三夜，炕房溫度有60攝氏度。毛主席不顧陪同者的勸阻，進去認真地看了一番。走出炕房后，主席的臉上滲滿了汗珠。他一邊擦汗一邊說：“應該讓吸煙的人都來這里看一看。”
手上粘著泥土，心中裝著百姓疾苦。毛主席在煙葉生產考察中的點點滴滴，令隨行人員無不動容。而毛主席“煙葉王國”的評價，給這個豫中小城帶來了無限榮耀，也造就了那個年代“言煙葉必稱河南”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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