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五十壽辰像(史沫特萊 攝)
魯迅曾說：“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雖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魯迅一生結交不少國際友人，其中美國左翼作家、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她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12年，對中國產生了深厚的情感，她表示：“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我的心靈在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1950年，史沫特萊逝世于倫敦，后其骨灰被運往中國，安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她先后創作出版了《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偉大的道路》(遺作) 5部著作，并發表了大量文章，以獨特的視角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向世界介紹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現實和轟轟烈烈的革命歷程，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及紅色革命，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史沫特萊與魯迅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她認為魯迅是其在中國若干歲月中對其影響最深的人物之一。他們一起為社會底層民眾吶喊，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并肩作戰。魯迅逝世后，史沫特萊的名字列于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名單。其著作《中國的戰歌》專門為魯迅列出一節。
01
建立友誼
1928年底，史沫特萊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深入東北礦場、北平火柴廠和廣東繅絲廠等工廠及廣大農村地區進行采訪、調查，并撰寫勞工調查報告反映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礦工的奴役，關注工廠中的童工問題、女工待遇及廣大農村地區百姓境況等。
1929年5月，史沫特萊到達上海，后通過日本記者尾崎秀實知道了為民眾吶喊的魯迅，非常渴望能夠結識他。1929年12月25日，魯迅日記記載“上午得史沫特列女士信，午后復”，大約他收到的是史沫特萊請求拜訪的信。征得同意后，27日，史沫特萊在董紹明、蔡詠裳夫婦的陪同下拜訪魯迅。魯迅當日日記有記載：“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詠裳女士及董紹明君來。董字秋士，靜海人，史女士為《弗蘭孚德報》通訊員，索去照相四枚。”這是史沫特萊與魯迅的初次見面。1930年2月10日，董紹明拜訪魯迅，贈送其主編的《世界月刊》五本，以及史沫特萊委托其贈給魯迅的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德譯本一冊。扉頁上有史沫特萊的英文題字：“贈給魯迅，對他為了一個新的社會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艾格妮絲·史沫特萊。1930年2月2日于上海。”題字既表達了史沫特萊對魯迅的愛戴與崇敬，也表現了兩人為建立新社會而工作、戰斗的崇高理想。
史沫特萊題贈魯迅的德文版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
1930年5月1日，史沫特萊撰寫、董紹明翻譯的《中國鄉村生活斷片》發表于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5月5日，魯迅為周建人所作的《〈進化和退化〉小引》中，引用史沫特萊該文中的兩段話，論述改造社會與改造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
同年9月，恰逢魯迅五十壽辰(虛歲)。17日，由柔石、馮雪峰、馮乃超、董紹明、蔡詠裳等發起，左翼文藝界人士主導，在上海法租界呂班路的一家荷蘭西餐館秘密舉行了魯迅五十壽辰紀念會。魯迅日記記載：“友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歸。”為了保障賓客的安全，地址是由董紹明、蔡詠裳夫婦委托史沫特萊出面租用的。紀念會上，史沫特萊為魯迅拍攝了多張照片，其中一張坐在餐館草坪藤椅上的紀念照曾發表于美國《新群眾》雜志，并配有英文介紹“魯迅——中國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領袖，攝于他五十壽辰日。他還積極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和其他左翼文化團體。”
1932年，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史沫特萊非常關心魯迅的安全，在不知曉其全家已在內山支店避難的情況下，乘車前往魯迅寓所準備接走他們。
1935、1936年間，魯迅健康逐漸惡化，史沫特萊經常去探望，多次建議他到國外治病和休養，并設法為其安排療養的地方。但魯迅因工作拒絕離開上海去國外療養。1936年，史沫特萊請來當時在上海的美國肺病專家鄧恩醫生為他診治。
02
文藝交流
在近現代中國新文化浪潮中，美育思想頗為流行，美術被視作國民教育、思想啟蒙的重要工具。魯迅作為中國現代美術思想的先驅者，他以獨到的藝術眼光發掘了木刻版畫的“力之美”，在20世紀30年代大力紹介外國版畫，積極倡導和推動新興木刻版畫運動。其中凱綏·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 1867—1945)是魯迅非常重視的德國版畫家，她的作品對中國現代版畫藝術的表現題材、戰斗性格、創作技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魯迅是將珂勒惠支版畫引入中國的第一人。1931年9月，為紀念“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柔石，魯迅將珂勒惠支版畫《犧牲》刊登于左聯刊物《北斗》的創刊號，并配有自己撰寫的《凱綏·珂勒惠支木刻〈犧牲〉說明》，這是珂勒惠支被介紹進中國來的第一幅版畫。《犧牲》是珂勒惠支木刻連環畫《戰爭》中的一幅，“刻一母親含悲獻出她的兒子去做無謂的犧牲。這時正值歐洲大戰，她的兩個幼子都死在戰線上”。魯迅通過德國書店的目錄偶然看到這幅版畫，為了紀念柔石便投給了《北斗》，讀者則認為這幅版畫的刊登是對2月7日遇害的24位革命青年的紀念。
刊發于《北斗》創刊號的珂勒惠支版畫《犧牲》
大約是在1928年(也有研究認為是1930年)，魯迅通過日本無產階級藝術家的研究文章了解了珂勒惠支的版畫藝術，并于1930年寫信委托在德國留學的徐詩荃(筆名梵澄)為其購買珂勒惠支版畫。魯迅欣賞珂勒惠支“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贊揚她“不但為周圍的悲慘生活抗爭”，對中國青年也懷有悲憫之情，在全世界進步文藝家聯名抗議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左聯青年作家的暴行時，珂勒惠支也有署名。對于珂勒惠支版畫“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合和奮起”，魯迅也有共情，在專制政府的恐怖統治下，他堅信沉默中壓抑著猛烈的情感和巨大的力量，“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魯迅與珂勒惠支都是“戰斗的作家”，他們雖分屬不同民族，卻并不隔膜，精神相通。他們的文藝作品是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的藝術，是超越民族壁壘“為人類的藝術”，在吶喊與沉默中均蘊含著強韌的抗爭的力量。
而史沫特萊在德國期間便與珂勒惠支熟識，她們曾一同為《節育》雜志工作，珂勒惠支還曾以史沫特萊為模特寫生，史沫特萊對珂勒惠支的版畫也非常熟悉，早在1925年就發表了《珂勒惠支及六幅版畫》一文。與魯迅相識后，史沫特萊多次幫他購買珂勒惠支版畫，尤其是原版拓本，成為魯迅與珂勒惠支之間的文化使者。1931年4月7日魯迅日記記載：“上午托 A. Smedley 寄 K. Kollwitz 一百馬克買板畫。”8月17—24日，魯迅舉辦了為期六天的木刻講習會，請內山嘉吉講授木刻技法，他自己任翻譯。在觀摩環節，魯迅講授他剛在德國購買的珂勒惠支版畫。為了酬謝內山嘉吉，魯迅還將購得的珂勒惠支版畫《織工的反抗》六幅贈送給他。1935年開始，魯迅以原版拓本為主，并復制畫帖，共選取21幅珂勒惠支版畫作品編制成《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交由上海三閑書屋于1936年5月初版。其間，魯迅聯絡印刷、選畫、撰寫序目介紹珂勒惠支生平及藝術風格和社會影響，為21幅畫作編寫說明、設計封面及廣告，并邀請史沫特萊為其作序，又托茅盾將序譯成中文。
魯迅設計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廣告，左邊是選集中的珂勒惠支版畫《德國的孩子們餓著!》
經魯迅介紹進入中國后，珂勒惠支對中國現代版畫產生了深遠影響，許多青年版畫家均受惠于此，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眾苦難與反抗壓迫、具有戰斗品格、悲憫而有力量的美術作品，促進中國現代版畫藝術的長足發展。魯迅所編印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內四十本為贈送本，不發賣;三十本在外國，三十三本在中國出售”，出版后不久便通過贈送和海外銷售的方式傳入日本，促進珂勒惠支版畫在亞洲的進一步傳播。
03
革命活動
在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統治下，魯迅和史沫特萊不顧個人安危，為中國文藝界及國際進步人士發聲，以實際行動反抗專制統治，這進一步堅定了兩個人的革命友誼。通過與魯迅的交往，史沫特萊還認識了紅色革命家，了解了中國紅軍和紅色革命，并促成了她到陜北去的行動。
1931年2月7日，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殺害24位革命青年，包括胡也頻、柔石、馮鏗、殷夫、李偉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史稱“左聯五烈士”)。魯迅悲憤不已，撰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發表于4月出版的《前哨》創刊號“紀念戰死者專號”，并于9月《北斗》創刊號刊發珂勒惠支的版畫《犧牲》。3、4月間，他專門為美國《新群眾》雜志作了一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對左翼文藝界的污蔑、壓迫。魯迅還與史沫特萊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向國際社會公布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作家的暴行。宣言后經茅盾修改，并由茅盾和史沫特萊譯成英文，以《中國作家致全世界書》為題發表于1931年6月美國《新群眾》雜志，同時還刊登了“左聯五烈士”及宗暉六位被害者的照片和傳略。這篇宣言激起了國外文化界對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強烈抗議，使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和革命活動得到了國際進步力量的極大支持。1936年，為了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專制統治下中國作家的悲慘處境，魯迅撰寫了《寫于深夜里》發表于5月上海《夜鶯》月刊，并由史沫特萊、茅盾翻譯成英文，英譯第一節6月發表于上海英文期刊《中國呼聲》。
美國《新群眾》雜志，刊有《中國作家致全世界書》及六位青年的照片和傳略
經過多次合作，史沫特萊與魯迅、茅盾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正如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所說：“我們三人誰也不是共產黨員，然而我們三人無不認為幫助和支持為解放窮苦大眾而戰斗、而犧牲的人們是無上光榮的事。”
1931年6月，國民黨當局勾結帝國主義，逮捕國際友人牛蘭夫婦。1932年3月，史沫特萊與第三國際工作人員，為營救牛蘭夫婦拜訪魯迅。7月，魯迅與茅盾、陳望道等36人聯名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釋放牛蘭夫婦。同時，成立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這使當局不得不按照法律程序審判。年底，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專制獨裁，爭取民主自由，保障人權，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史沫特萊等發起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魯迅為重要盟員。1933年2月17日，英國作家蕭伯納到達上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宋慶齡寓所設宴歡迎蕭伯納，魯迅和史沫特萊均出席了宴會，并與蕭伯納合影留念。
魯迅對紅軍和中國革命形勢非常關注。1932年，紅軍將領陳賡秘密到上海療養，魯迅邀請他到家里會晤，聽其介紹紅軍反“圍剿”的情況。
宋慶齡(左三)與蕭伯納(左二)、史沫特萊(左一)、魯迅(右一)、蔡元培(前排右三)、林語堂(右二)、伊羅生(后排右三)合影
1930年魯迅五十壽辰紀念會上，史沫特萊聽了《上海報》編輯作的紅軍的興起和農民秋收起義后加入紅軍的報告。1936年春，史沫特萊在魯迅家中遇見從陜北歸來的馮雪峰，有幾個星期，她每天晚上都和馮雪峰坐在一起聊天，記錄他的談話，對紅軍艱苦卓絕的長征歷程有了深入了解。馮雪峰是魯迅的學生和戰友，1934年參加紅軍長征，一直堅持到陜北，1936年2月參加紅軍東征，同年4月被中共中央派到上海執行重大而秘密的任務。與馮雪峰的深入交流促成了史沫特萊前往陜北革命根據地的行動。
04
精神交匯
1936年夏，史沫特萊來到陜西臨潼，通過共產黨人了解抗日前線信息。10月，她驚聞魯迅逝世的噩耗，深感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劇。盡管她當時不在上海，但因她與魯迅深厚的革命友誼，她的名字被列入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名單。1937年11月，她所作的《追念魯迅》一文發表于《文學》第九卷第四號，記述了她和魯迅的交往，高度贊揚魯迅對革命青年深沉的愛和對專制統治毫無畏懼的抗爭。
魯迅雖然去世，但其一生凝聚為“民族魂”，鼓舞著中華兒女為反抗侵略進行持續而有韌性的斗爭。史沫特萊則以實際行動踐行她和魯迅為中國民眾吶喊、為自由及解放抗爭的革命志向。1936年11月，她在西安負責對外的英語廣播，向世界報道“西安事變”的真相。1937年初，史沫特萊抵達延安，遇到丁玲和大批紅軍戰士，幾經輾轉后到達延安紅軍總部，在繼續進行采訪報道的同時，著手為朱德寫傳記。為了打破國民黨對延安的新聞封鎖，讓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了解紅軍和中國共產黨，史沫特萊向上海十幾位一流的外國編輯和記者發出了秘密邀請函，邀請他們到延安。來到延安的新聞工作者，廣泛接觸各行各業的人物，常與共產黨的高級將領進行輕松愉快的交流，對延安、紅軍和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加真切生動的了解。全面抗戰爆發后，史沫特萊先后跟隨八路軍、新四軍深入前線和后方，跨越陜西、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貴州等多個省份，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忠實記錄了共產黨領導下的軍民抗戰情況，并加入紅十字會為數以萬計的傷病人員募集醫療物資，同時積極呼吁國際社會向中國提供醫療援助。1940年9月，史沫特萊因多重疾病纏身抵達香港治療，身體稍有康復后便專注于慈善事業。
1941年，史沫特萊回到美國。她計劃將在中國的經歷寫成書，為籌措資金四處演講，向美國和全世界人民宣揚中國人民為反法西斯戰爭所作的努力和犧牲，并進一步呼吁美國社會給予中國人民更多的支持。1949年，史沫特萊等人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同年離開美國前往英國。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病逝于英國，1951年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她的碑文由朱德親筆題寫：“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魯迅和史沫特萊之間的深厚革命友誼，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也是中外進步人士為全人類解放事業共同努力的見證。2010年11月30日，史沫特萊逝世60周年之際，為了紀念和緬懷這位傳奇女性，紀念魯迅和史沫特萊的革命友誼，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行了史沫特萊銅像落成揭幕儀式。
本文選自《縱橫》2023年第11期，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館員，圖片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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