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說法相反，斯大林本人一直強烈反對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他在很多地方強調過，其看法主要是兩條：第一條，突出個人是社會革命黨人的做法，布爾什維克強調歌頌人民和集體;第二條，如果要歌頌個人，重點應該歌頌列寧，而斯大林只是列寧的學生。
這個看法，在前文他與《斯大林傳略》作者的談話記錄中已經體現得很清楚了。此外還有很多例證。
1930年8月，他在給沙屠諾夫斯基的信中說：
“你談到你對我的‘忠實’。也許這是偶然脫口而出的話，也許……但是如果這不是偶然說出的話，那我要勸你拋棄這種對個人忠實的‘原則’。這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作風。要忠實于工人階級，忠實于它的政黨，忠實于它的國家。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把這種忠實和那種對個人的忠實，和那種無謂的不必要的知識分子的玩意兒混淆起來。”
卡岡洛維奇多次提出不僅要有列寧主義，還要有斯大林主義，為此遭到了斯大林的嚴肅批評。
1938年2月16日，斯大林就出版《斯大林童年時代的故事》一書給兒童讀物出版社寫了一封信：
“我堅決反對出版《斯大林童年時代的故事》這本書。
……這本書有一種傾向，即在蘇聯兒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識中培植對個人，對領袖和絕對正確的英雄的崇拜。這是危險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論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而是社會革命黨人的理論。社會革命黨人說：英雄創造人民，把他們從群氓變為人民。布爾什維克回答社會革命黨人說：人民創造英雄。這本書是在為社會革命黨人張目。一切這樣的書都將為社會革命黨人張目，都將危害我們整個布爾什維克的事業。
建議把這本書燒掉。”
1938年，葉若夫以正式報告的方式向中央委員會和最高蘇維埃提議，把莫斯科改名為“斯大林諾爾達”。為此，加里寧在致最高蘇維埃的一份正式說明中指出：“斯大林堅決反對更名。”此事被否決。
1945年6月25日，在為勝利閱兵式參與者舉辦的宴會上，斯大林即興講話，說：
“我想為那些職銜低和名聲也不怎么顯赫的人的健康干杯!為那些被認為是偉大國家機器的‘螺絲釘’的人干杯!因為沒有他們，我們在座的所有人——元帥、方面軍司令和集團軍司令，用句粗俗的話說，就一點也不值錢了。不論哪顆‘螺絲釘’壞了——當然都不行。我為那些使我們的偉大國家機器在科學、經濟和軍事所有部門保持正常運轉的普通的、平凡的和樸實的人們，為‘螺絲釘們’干杯!他們人數很多，因為這有相當多的人名而舉不勝舉。這是樸實的人們。誰也沒有描寫他們，他們沒有稱號，職銜很低，但這是支撐著我們的人們，就像塔基支撐著塔尖那樣。我為這些人，我們尊敬的同志們干杯!”[1]
這段話并不是正式講話，不可能是秘書給提前寫的稿子，它說明斯大林內心十分清楚并尊重人民群眾的力量。
二戰勝利以后，蘇聯決定在柏林建立一座紀念碑，并公開征集設計方案。經過層層篩選，多份方案被送給斯大林做最后決策。這些方案大部分都包括了斯大林本人的形象。
斯大林圍著這些設計方案的模型轉了一圈，對站在旁邊的設計師、雕塑家們笑著說：“你們不討厭這個蓄一撮胡須的人嗎?”嚇得所有人都不敢作聲。
最后，斯大林排除了所有包含他形象的設計方案，選擇了一個士兵抱著一個小女孩的雕像。
這件事和前面那段宴會發言說明，斯大林在戰后對朱可夫的打壓，是在提醒那些處在塔尖的高層人物，不可以居功自傲，而不是因為朱可夫搶了他斯大林的風頭。斯大林真正想推崇的，既不是他本人，也不是將軍們，而是戰士和群眾。
1949年斯大林70壽辰，全國各地關于慶祝壽辰的各種提議不斷涌向莫斯科。斯大林反對為個人慶祝生日，但政治局還是以多數通過了舉辦紀念活動的決議。莫斯科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審理各方面的慶祝意見，整理了一份詳細的慶祝方案，送交斯大林審批。這個報告上的幾乎所有提議都被斯大林否定了，這些提議包括將斯大林的生日定為法定節假日、設立斯大林勛章、在莫斯科修建勝利紀念碑獻給勝利的締造者斯大林、在莫斯科設立斯大林生平紀念宮等等。斯大林通過莫洛托夫向委員會轉達意見：“謙虛一點為好。”
此類的事跡有很多，無法一一列舉。同時，反面的例子卻一個也沒有，也就是說，那些攻擊斯大林的人，找不到斯大林鼓勵搞個人崇拜的證據。如果有，哪怕是一句話，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也必定會大張旗鼓地加以宣傳。但“秘密報告”中列舉的幾件事，都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比如斯大林對《斯大林傳略》的修改，修改方向跟赫魯曉夫聲稱的完全相反，并不是鼓勵歌頌個人，而是要求加強對列寧和領導集體功勞的描述。
1937年，斯大林在接受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采訪的時候，公開回應了自己對“個人崇拜”的看法。
斯大林說：
“看來這個(工農群眾一直關心的)擺脫剝削的問題的解決，使得人們欣喜萬分。人們對擺脫剝削過于高興了。簡直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喜悅了。擺脫剝削是一件很大的事，于是群眾以自己的方式來慶賀這件事。把一切都歸功于我，——這當然是不對的，一個人能做什么呢?他們把我看作一個綜合性概念，于是在我周圍燃起了傻乎乎的興奮的大火。
勝利是十分巨大的。過去地主和資本家是創造者，不把工人和農民當作人看?，F在對勞動者的奴役取消了。這是巨大的勝利!地主和資本家被趕走了，工人和農民成為生活的主人。于是便過分地高興。
這是一種沒有文化的表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討厭這樣做的。很難阻止人們表達自己的喜悅。下不了決心采取嚴厲的措施反對工人和農民。
我們的人民在總的文化水平方面還是落后的，因此表達高興表達成這種樣子。在這方面不能用法律禁止做什么?？赡軙涞娇尚Φ木车亍＿@使國外的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是沒有辦法的事。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達到。我們在這方面正在做很多事情：例如僅只在1935年和1936年這兩年在城市里已建了兩千多所學校。我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力圖提高文化。但是效果要在五六年后才表現出來。文化是緩慢地提高的。而狂熱卻是急速地和不雅觀的上升的。
至于說到官員，那么不能說他們沒有欣賞能力。他們擔心的是，如果沒有陳列斯大林的雕塑像，那么或者報紙，或者上級會罵他們，或者參觀者會感到驚訝。這就涉及官員們的功名利祿的事了。這是他們‘自我保護’的一種特殊形式，為了不受觸動，需要擺上斯大林的雕塑像。取得勝利的任何政黨總是會有異己分子、向上爬的人混進來的。他們根據看風使舵的原則，竭力保護自己——擺雕塑像，書寫自己也不相信的口號。”[2]
這段話可以看出斯大林對“個人崇拜”保持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工人農民因為擺脫了剝削、提高了社會地位而感到高興，并把因此對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政權的熱愛，轉變成了對斯大林個人的崇拜。對文化素質比較低的人來說，布爾什維克主義過于枯燥，但活著的領袖則是很生動、很容易接受的形象。這就好比閱讀列寧原著與看《列寧在十月》來理解列寧的差別一樣。對群眾的這種態度，斯大林總體而言是歡迎的、高興的，認為不能采取強制手段予以禁止，而是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隨著等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能逐漸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正確認識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之后，再逐步減少這種個人崇拜現象。
結合之前斯大林對瓦西里說的那段話——“斯大林不是我個人，是報紙上和畫像上的那個人”——就可以更好的理解這一點。斯大林是蘇聯政權在普通老百姓當中的人格化形象，文化素質偏低的群眾需要這么一個形象來幫助他們理解蘇聯政權。如果沒有這么一個形象，老百姓和政權的關系就會疏遠一些，就會降低人民群眾支持政權的熱情和政權的組織動員能力。
對于官員們對“個人崇拜”的熱情，則主要不能歸結為文化水平不高、歷史唯物主義修養不夠的問題，而是一種政治上的“自保”行為，甚至有部分投機行為。
斯大林在處理“個人崇拜”的事情上，如果說有什么做的不對的地方，主要就是在對官員們的“個人崇拜”熱情制止的不夠堅決。他個人客觀上是“個人崇拜”的受益者，所以一般性的表示謙讓還遠遠不夠，應該態度更堅決一些。當然，這里也有客觀因素。一部分官員也不能深刻理解歷史唯物主義，他們也會像普通人一樣把對政權的忠誠和對領袖個人的擁護混淆起來;還有一些支持個人崇拜的官員是在客觀反映群眾的情緒，亦或者出于“自保”。這幾種情況顯然不應該受到懲罰，唯一需要被懲罰的是采取投機態度的、為了追求晉升而說謊的官員。但在實踐中，要想區分“投機”與自保、自發是很難的。比如卡岡洛維奇就是一個狂熱的斯大林崇拜者，但實踐證明他對斯大林的崇拜是真誠的，在蘇共二十大以后還為了維護斯大林而與赫魯曉夫做堅決的斗爭，并且在開除出黨以后堅持不認錯，一直到死都是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赫魯曉夫看起來只是比卡岡洛維奇稍微熱情一點而已，誰能事先就料到他是一個口是心非的兩面派呢?
總體而言，斯大林對官員們的過度吹捧采取了一種淡然處之的態度。他并不根據誰吹捧他誰不吹捧他來決定提拔誰或者打壓誰，而是只看路線立場和實際工作表現。熱烈崇拜他的卡岡洛維奇被重用，喜歡跟他平等對話和提意見的莫洛托夫也一樣被重用，曾經被布哈林列入“反斯大林關鍵人物名單”的安德烈耶夫也一直被重用。這是一種比較務實的態度。
斯大林在晚年確實有些驕傲了，犯了一些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錯誤，比如長期不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不去克里姆林宮上班而是把政治局委員會叫到家里一邊吃喝一邊開會等等。但是，他始終沒有搞什么特別勞民傷財的個人崇拜活動，也沒有利用個人權威無端的搞什么大規模的政治鎮壓，更沒有試圖去取得跟列寧同等的地位。斯大林始終堅持只提列寧主義，不提斯大林主義，把列寧作為唯一的蘇聯國家意識形態導師，在晚年，也一直在積極放權，沒有事無巨細的把決策權抓在自己手里，而是大量委托馬林科夫、貝利亞等人去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理論研究以及選擇培養接班人團隊方面，然后就是解決涉外的重大國家安全事務，尤其是處理朝鮮戰爭問題。
由于斯大林在蘇聯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衛國戰爭和戰后重建中的巨大功勛，他得到了蘇聯人民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一致尊重。由于這樣的尊重，他的個人意見不論是在政治局內部，還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間，都享有巨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超過了他的職務權力。這是一個很自然也很合理的現象。斯大林本人在晚年從未說過什么話或者做過什么事去刻意去加強個人權威或鼓勵個人崇拜。相反，他一直在努力控制個人崇拜，并采取漸進的方式移交權力。
可以說，正是由于斯大林本人在對待“個人崇拜”方面采取了比較明智的態度，在斯大林晚年，蘇聯社會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象并不算嚴重，也沒有造成什么直接的嚴重后果。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攻擊斯大林刻意加強個人崇拜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沒有人還能再擁有斯大林一樣的巨大威望，“個人崇拜”問題實際上自然地就消失了。中央主席團立即通過了采取集體領導制度的決定，主席團中不再有能一錘定音的人物。新的領導集體在承認斯大林歷史功績的基礎上，逐步對斯大林時代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完善，是完全正確的做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這方面絲毫沒有貢獻，而是片面的把個人崇拜現象歸結為斯大林個人品質問題，這并不是“矯枉過正”，而是“畫蛇添足”。
參考文獻：
[1] 《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455頁
[2]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79～182頁
作者簡介：李曉鵬博士，著有《先秦上古一萬年》、《帝制與盛世：漢唐明的時代》、《變法與黨爭：大明王朝的衰亡》、《巨變與突圍：碰撞中的清帝國》、《晚清六十年的革命與改良》、《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等多部歷史與經濟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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