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義會議是具有歷史性偉大轉折意義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多次論及遵義會議，認為遵義會議糾正了黨內“左”傾嚴重錯誤，促進了黨內和紅軍內部的團結，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發展的關鍵轉折。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和評價，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黨的三個歷史決議有關遵義會議歷史貢獻、歷史地位的決議提供了重要遵循。毛澤東評價遵義會議所提出的獨立自主，成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重要歷史經驗之一，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理論價值。
1935年1月，長征途中在遵義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遵義會議，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開新局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在中共黨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具有歷史性的偉大轉折意義。遵義會議不僅同毛澤東緊密相關，而且改變了毛澤東的政治生涯，成為毛澤東人生的重大轉折點。梳理資料不難發現，毛澤東在有關著述中多次論及遵義會議。那么，毛澤東在哪些文獻中曾論及遵義會議，是如何認識和評價遵義會議的，這一認識和評價具有怎樣的價值，就目前學界有關遵義會議的主要研究成果來看，對上述問題的關注尚且不多。由此，本文擬梳理和探討毛澤東論遵義會議的基本文獻、核心觀點及歷史價值，以期進一步深化和豐富毛澤東及遵義會議研究。
一、毛澤東論遵義會議的基本文獻
通過對《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毛澤東書信選集》等資料的檢索及梳理分析，粗略統計毛澤東論及遵義會議的著述有20篇，談論遵義會議共40次。其中，《毛澤東選集》出現11次，《毛澤東文集》出現29次，《毛澤東書信選集》則為0次。如果再進一步從時間線來看，毛澤東談論遵義會議在新中國成立前為36次，而新中國成立后只有4次，毛澤東在20篇著述中論及遵義會議最早是在1936年12月，最后一次為1963年9月，具體統計情況詳見表1。
此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文論及遵義會議4次，其中3次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相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冊，《毛澤東、王稼祥關于討論過去中央路線問題給周恩來的電報（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一文論及遵義會議2次。
二、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與評價
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與評價是他論遵義會議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有關遵義會議的多次論述，觀點鮮明且具連續性。這些論述或為總結經驗，或為開辟新路，體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解決中國革命一系列問題的過程中堅持的獨立自主、勇于創新的精神。
（一）遵義會議糾正了黨內“左”傾嚴重錯誤
梳理前述文獻可知，毛澤東最早一次談論遵義會議時就表達了這個重要觀點。1936年12月，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兩個錯誤，其中一個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顯然，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和評價，是從糾正黨內“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開始的。在毛澤東看來，1934年“左”傾路線，是1927年至1935年黨內發生的三次“左”傾路線中最為嚴重的一次。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再次論及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但遵義會議主要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因此，遵義會議“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主要只解決了軍事問題”。
在毛澤東看來，“左”傾錯誤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當一個民族敵人打進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已經變化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變，還是過去的一套”，黨內一部分同志“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同時，“一部分領導干部對敵情和任務估計過分，并且不看實情，機械地搬用外國經驗”，為此，“中央紅色區域，曾經在三年的長時間內（遵義會議以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然后才從血的教訓中糾正過來”，這正體現出遵義會議的偉大成就。
對于黨內“左”傾錯誤的具體表現，毛澤東在不同文本中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些錯誤既有機會主義錯誤——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也有教條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還有主觀主義的錯誤——“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戰線斗爭是主觀主義的”等，既有組織上的錯誤，也有軍事上的錯誤。雖然毛澤東認為黨內“左”傾錯誤具有多重性，他對于遵義會議糾正黨內“左”傾嚴重錯誤的看法卻一以貫之并多次強調。
（二）遵義會議促進了黨內和紅軍內部的團結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遵義會議“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
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團結黨和紅軍，自然是因為建立在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基礎之上。但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沒有直接擔任黨的負責人，而是推舉張聞天擔任黨的負責人，這無疑是出于團結黨內同志的考慮。鄧小平曾指出，毛澤東之所以要讓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張聞天擔任負責人，“就是要把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了，渡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同時，考慮到“如果在大會上討論歷史問題，勢必要扯兩三個星期”，遵義會議討論時適度擱置歷史問題，防止會議中心議題轉移，實際上避免了黨內矛盾的擴大，維護了黨內團結。
盡管毛澤東在1940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蘇維埃運動后期“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遵義會議決議“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卻只說是那時軍事上的錯誤，遵義會議的決議需要修改。但這一觀點最終因為某些同志不同意提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而擱置。毛澤東稍后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時局與政策的指示（其中政策部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題為《論政策》）中，只說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有“許多過左的政策”，這種過左政策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沒有提路線錯誤。這一做法無疑仍是出于維護內部團結的目的。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言稱，遵義會議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的內部”。此前，毛澤東稱“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余，并沒有肅清，或者還很嚴重地存在著”。這一結果，正是出于維護團結的需要。1972年周恩來的一次講話印證了這個結論，他提到“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點嘛”。張聞天對此的解釋則是，不如此做，“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并將此作為黨內斗爭的示范。
遵義會議促進黨內軍內團結，也離不開主動維護團結的黨內同志。葉永烈曾在采訪手記中記載了毛澤東的一次小范圍談話，稱當時政治局開會經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共三票，一邊是四票。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于是，毛澤東就說，“我把擁護我們主張的下面的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并提議除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把軍委的負責同志和各軍團的主要領導人都請來參加會議。這一建議得到周恩來、張聞天等人支持，博古也表示同意。正如毛澤東所言，“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談及領導路線問題時，毛澤東即便明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也特意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因此，遵義會議對待這些犯錯誤的同志并沒有全盤否定，而是把犯錯誤的同志努力爭取到正確的路線這邊來，同樣是出于團結的目的。
正是由于多方對黨內軍內團結的積極維護，遵義會議“指出黨內對于軍事領導上錯誤的糾正，不是黨內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團結，使軍事領導走上正確的道路，使黨與軍委的威信更加提高”。毛澤東更是在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總結指出：“遵義會議與克服張國燾錯誤之后，我們的黨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最團結最統一的時期了。”
（三）遵義會議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階段
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只在到了遵義會議（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后，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所謂“布爾什維克化”，“實質首先在于善于把列寧主義運用到每個國家的具體特殊條件中來”，即通常所說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毛澤東之所以認為遵義會議后黨才徹底走上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主要源于遵義會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的獨立自主意識與能力。
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指揮下，紅軍被動應付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利并遭嚴重削弱。接下來，湘江之戰又使紅軍付出慘重代價，損失人數超過突破前三道封鎖線時的減員之和。紅軍主力由出發時八萬六千多人，銳減到不足四萬，傷亡折損過半，最后被迫長征。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一萬二千五百公里的長征是光榮的，但實際上是由于犯了路線錯誤，被敵人追趕得不得不走的”。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令黨和紅軍中的許多同志認識到王明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批判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會后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機會主義錯誤以及組織和領導作風上獨斷專行的錯誤。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對共產國際顧問進行嚴厲批評，表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立自主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糾正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與這次糾正“左”傾錯誤有著巨大區別——前者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下糾正的，而后者是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絡的情況下，黨內同志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自發團結起來加以糾正的。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也是由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決定的。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具備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能力。“我們黨自遵義會議以后，是獨立地執行政策，獨立地決定方針，保持獨立的地位，按中國情況辦事。”
毫無疑問，獨立自主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重要成功經驗。從遵義會議到黨的七大召開的十年里，“中央委員會主要的成員，是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選舉的，六次大會選舉的現在只剩下五位，就是說現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就是翻筋斗的兩次全會選舉的。六中全會1938也選了三位。恰恰在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點，亂子鬧得少了一點，我們的工作還算有進步”。毛澤東認為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在遵義會議上，凱豐說：你那些東西，并不見得高明，無非是《三國演義》加《孫子兵法》。我就問他一句：你說《孫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么？請你講講。他答不出來。我說：你也沒看過，你怎么曉得我就熟悉《孫子兵法》呢？凱豐他自己也沒看過《孫子兵法》，卻說我用的是《孫子兵法》。那時打仗，形勢那么緊張，誰還管得什么孫子兵法，什么戰斗條令，統統都忘記了的。打仗的時候要估計敵我形勢，很快作出決策，哪個還去記起那些書呢？你們有些人不是學過四大教程嗎？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嗎？如果那樣就完全是教條主義嘛！”由此可見，毛澤東所講獨立自主，既不把中國古書當教條，也不把馬克思主義當教條，更不把外國經驗當教條，“外國經驗，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只能供參考”。
1963年9月，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一文中再論遵義會議，“過去我們就是由先生把著手學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四年，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么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擺脫了共產國際直接影響與控制，開始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的矛盾，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新時期。這正是1935年2月毛澤東所寫“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真實寫照。
（四）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的關鍵轉折
在毛澤東的認識中，遵義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發展乃至中國革命歷程中的關鍵轉折。
遵義會議是黨的路線轉折點。毛澤東曾多次提及，遵義會議以后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從192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經過十四年的時間，才結束了多次錯誤路線對全黨的統治”。劉少奇也認為，“抗戰以來，應該說是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但毛澤東同時認為，“路線正確是可能犯個別錯誤的，遵義會議的一篇，就是證據”。1942年2月21日，毛澤東、王稼祥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再次提出：“‘九一八’至遵義會議（共三年又四個月）中央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以后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盡管毛澤東承認，遵義會議“未完全解決問題”，“左”傾路線雖被清算卻并不徹底。即便這是一次不徹底的清算，仍然“起到了挽救黨、挽救中國革命的關鍵性作用”。因此，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和第三個歷史決議都強調，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從遵義會議開始，黨的思想建設步入正軌。任弼時指出，在遵義會議以前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思想方面的領導是不大重視的，甚至有時是忽視的”。遵義會議糾正了由“過去立三路線的殘余未能肅清”和“當時政治上的原則錯誤”導致的宗派主義，“我黨歷史上存在過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經過遵義會議以來的幾次變化”之后就不存在了。毛澤東甚至認為，黨內為整頓三風完成思想轉變做準備即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正是基于遵義會議的轉折性作用，毛澤東率先提出“七大只作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一段歷史的結論”，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第一個歷史決議——《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毛澤東論遵義會議的歷史價值
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和評價，不僅事關遵義會議的歷史貢獻歷史地位，而且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和中共黨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第一，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和評價，不僅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評判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提供了重要遵循，其中一些重要認識和評價更是直接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采納。毛澤東多次論述遵義會議糾正了黨內的“左”傾錯誤，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這一重要表述奠定了必要基礎。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到：“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這一觀點同樣吸收了毛澤東論遵義會議的觀點。此外，第一個歷史決議還指出：“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并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些觀點在毛澤東論及遵義會議的相關著述中都能找到類似表述。
1941年，毛澤東為9至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起草了題為《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這一草案指出：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干部政策，“實質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盡管這一結論草案沒有成為正式決議，但是，“它的許多重要內容和思想觀點，后來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起草和作出的，他是領導者也是起草者，因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吸收和采納毛澤東論遵義會議的重要認識和評價順理成章、合情合理。事實上，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論述同樣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不斷深化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歷史貢獻評價的依據，例如，《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這實際上正是吸收了毛澤東所提出的“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重要認識。
第二，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和評價，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一文中提出，黨的七大只作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一段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應著重于取得經驗教訓，要照顧到以后，不重視懲辦，只作政治結論，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他特別強調：“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一切否定。當時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是如何打蔣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問題上，對六大決議中關于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綱，是沒有爭論的。爭論是在沒收后博古、洛甫等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而毛澤東是不同意的。“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種偏向。我們對問題要分析，不要籠統地一概否定。我在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也說到要保留好的東西，這才是實事求是。”4月12日，毛澤東發表《學習和時局》一文又指出：“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他同樣針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舉例，強調：“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這就是說，毛澤東雖然多次認為遵義會議糾正了黨內的“左”傾錯誤，但并不是簡單否定一切。遵義會議前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之后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但并不能因為遵義會議前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就否定彼時黨的一切路線、方針、政策，而是強調“應作兩方面的分析”，既要看到共同點，也要指出分歧點，這樣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原則，“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種偏向。”這正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第三，毛澤東對遵義會議認識和評價所提出的獨立自主，成為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的重要歷史經驗。《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總結了百年中國奮斗的十條歷史經驗，獨立自主即是其中一條，可以說，這一歷史經驗的起點始于遵義會議，始于毛澤東對遵義會議的認識和評價。
眾所周知，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展及指導中國革命是有功勞的，甚至可以說功勞很大，但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認識和了解難免存在不足，給中國革命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也不容回避，中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左”傾錯誤，共產國際難脫干系，毛澤東指出：“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有關系，特別是王明路線。”因此，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三十年后，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仍然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不能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國同志幫助我們打勝仗。……我們黨有一個時期依靠共產國際為我們寫決議，作指示，寫綱領，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就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們寫的。”然而，紅軍長征后，因通訊聯絡中斷，中國共產黨逐漸失去了同共產國際的聯系，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沒有共產國際指示背景下召開的一次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獨立自主解決了當時緊急而又重要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歷史證明，這次會議成功解決的兩個主要問題對于黨和紅軍、中國革命都具有極為關鍵的重要意義。這樣，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之后，毛澤東多次強調獨立自主的重要性。1945年10月17日，他在《關于重慶談判》中提出：“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堅信：“我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而不容許他國一絲一毫的干涉。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顯然，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革命必須堅持獨立自主。鄧小平指出：“中國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澤東同志，獨立思考，根據中國的實際制定自己的戰略和策略，才取得勝利的。”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強調要堅持獨立自主。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他從哲學的高度闡述了堅持獨立自主，需要處理好統一性和獨立性的關系問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破裂，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造成不利的影響，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并未因此而中斷。1963年9月3日，毛澤東指出：“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這個時候，蘇聯撤走專家，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們的工業建設搞出了許多自己的經驗。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因而，他強調“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
正因為毛澤東高度重視中國革命和建設都要堅持獨立自主，獨立自主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強調堅持獨立自主，成功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后來，鄧小平也有很多關于堅持獨立自主的重要論述。同樣，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都對堅持獨立自主有很多重要論述。因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把堅持獨立自主作為十條歷史經驗的第四條，“走自己的路，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黨歷來堅持獨立自主開拓前進道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而“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則出自前述毛澤東在新政協會議上的講話。
綜上，毛澤東不僅是遵義會議的主導者、親歷者，為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及會議討論解決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多次論及遵義會議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價值，為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對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的評判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無論是遵義會議彌足珍貴的歷史價值，還是毛澤東論遵義會議的重要歷史和理論價值，我們始終都需要珍惜和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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