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誕生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蘇聯社會主義的嘗試是在復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進行的。其中難免出現一些不同的意見或異己力量。如何發現、準確分辨和判斷這些不同的意見或敵對的聲音，是擺在蘇共意識形態工作中的一項長期問題。蘇共執政后期在文化和科學研究領域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常常以強制、行政命令解決思想文化領域的問題，非但沒能順利解決，反而造成新的問題和矛盾。
1. 地下刊物：從有效監管到遍地開花
對于蘇聯肌體上的一些傷口或病痛，蘇共領導人不是積極醫治、施以良藥，而是經常簡單地加以掩蓋，致使傷口化膿，疤痕擴大，甚至癌變，結果不僅損傷了自身肌體，而且為敵對勢力所利用，成為病毒入侵的窗口。
蘇聯時期的地下刊物指的是“私下印刷出版物”，俄文稱“薩米茲達特”，為“自己出版”之意。長期以來，蘇共實行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這使得敵對勢力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的記者亞·金茲別爾格搜集和編輯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兩地詩人的一些詩歌，并以打印機打印出來，秘密傳播詩刊。詩歌內容主要反映斯大林時期的問題，如“大清洗”和集中營等，兩月出一期?？镉∷⒑竺孛軅鞑?。
應當指出，蘇聯有關部門對地下刊物給予了有效的監視。到1965年，據蘇聯克格勃秘密報告，從事地下印刷的只有35～40人，有科學院的科研人員，有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有工程師，也有文化工作者。1967年，克格勃向蘇共中央提交有關地下刊物情況的絕密報告，但蘇共中央政治局沒有將其列入議題，而是提請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特內伊參考和研究。1969年2月，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致蘇共中央的備忘錄中描述了地下刊物的思想傾向：“在這些材料中，共產主義建設的個別缺點被作為普遍現象表達出來，歪曲蘇共和蘇維埃國家的歷史，表達與黨和政府在民族問題、經濟和文化發展措施方面不同的意見，宣傳各種各樣的‘改良’蘇聯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理論，提出廢除書刊檢查的要求，要求為因進行反蘇宣傳而被判有罪的人恢復名譽，要求修改蘇聯憲法。”
到20世紀70年代，隨著國內外局勢的緩和，特別是在西方反蘇政治勢力的支持下，蘇聯境內直接從事地下刊物印刷的已經多達400人。印刷的內容也由一些詩歌和被禁止的文藝作品，變為政治和社會批評性材料。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為中心還開始形成“自由民主運動”組織。此時的地下刊物也影響到東歐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并引起西方社會的廣泛注意。與此同時，一些手稿或刊物被偷運到蘇聯境外，在西方印刷，然后在蘇聯僑民中間或運回蘇聯傳播，這些刊物與“薩米茲達特”相類似，被稱為“他米茲達特”，意指“境外出版物”。20世紀70年代末期，“自由歐洲電臺”開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這些材料作為對蘇俄語廣播的節目內容而及時播送。
2. 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問題上的失策
俄語中有兩個相近的詞語來表示“持不同政見者”之意。一是“инакомысслие”或“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直譯為“異己思想”“持不同思想者”，二是借用英語中的“dissident”一詞音譯轉為“диссидент”來表示“持不同政見者”。在此，我們統一用“持不同政見者”的提法。20世紀60～70年代，“持不同政見者”是蘇聯社會一種獨特的社會政治文化現象。有些“持不同政見者”只是立場與官方不同的少數知識分子；有些“持不同政見者”則經常與維護人權、否定蘇聯模式、宣揚西方價值觀聯系在一起。在近30年的歷史過程中，“持不同政見者”現象雖然一直存在，也引得世人關注，但人數不多、實際影響不大。
赫魯曉夫上臺后為斯大林時期受到迫害的人平反，為成千上萬的人恢復了名譽，使他們重新回到社會生活中來。這些被平反的人向人們講述了自己遭受的種種不公的待遇，影響了許多人的思想信念，打破了原來人們心目中固有的社會主義永遠正確的觀念，萌生了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懷疑。而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經歷了結成秘密小組、出走示威、出版地下刊物、流亡國外、發動人權運動等幾個階段。
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和主張十分復雜，有宣傳俄國傳統民族主義的，有暗含西方自由主義的;有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也有不少當時以及至今仍堅持馬克思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其中最后一部分屬于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特殊的健康力量。他們敢于直言批評黨內和蘇聯社會上的種種消極現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對待。如政論家、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因發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見解、在西方出版著作被開除黨籍，受到迫害。而在“8·19”事件后，共產黨被禁止活動，社會上反共情緒高漲，大批原蘇共的高官們紛紛倒戈，改弦易轍，與蘇共劃清界限。而此時的麥德維杰夫卻為爭取共產黨的生存權展開斗爭，并積極組建左派政黨。
從70年代初開始，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出現了新的動向。1975年8月，美國、蘇聯等35國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上簽署了《歐安會最后文件》，又稱“赫爾辛基協定”。該文件規定“所有歐洲的邊界都是不可侵犯的”，蘇聯以此獲得歐美國家對戰后東歐邊界的正式承認。但與此同時，協定標明了保衛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內容，規定所有的簽字國都有義務允許東西方之間人民、思想與商業更自由地交流與往來。這為西方國家干預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打開了方便之門。
俄羅斯學者指出，1975年8月蘇聯簽署“赫爾辛基協定”是蘇聯領導層在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的斗爭中“犯下的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從此之后，蘇聯國內和國外的人權批評家都可以義正詞嚴地指責蘇聯破壞了其自愿簽署的國際條約”。因此，可以說，該協定的簽署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持不同政見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蘇聯境內的新老“持不同政見者”開始關注人權問題，且通過成立人權組織等形式與國際上取得聯系，獲得西方的呼應和支持。
1970年，蘇聯成立了包括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參加的“人權委員會”。1973年“大赦國際”在蘇聯成立分部。1974年，繼1970年索爾仁尼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之后，薩哈羅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1975年以后，蘇聯社會出現了一些“赫爾辛基小組”，蘇聯境內的人權組織得以與境外里應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見者”成了西方大眾傳媒關注的中心，并獲得了世界級聲譽。西方社會出于各種目的，開始對“持不同政見者”給予資助。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開始獲得津貼，經常獲得各種獎勵和獎金，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獎金。蘇聯一些作家或知識分子如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先后被授予諾貝爾獎。蘇聯當局以簡單、粗暴的方法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常常先關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驅逐出境。有時小題大做，有時費力不討好，非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鬧得沸沸揚揚，結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見者”揚名蘇聯和世界。
應當指出，國外勢力的支持，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思想滲透是持不同政見運動持續不斷的一個重要原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對蘇聯的和平演變，它們一方面利用各種傳媒工具向蘇聯公眾宣傳資產階級思想，詆毀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尋找蘇聯國內與政府持不同意見的人，對他們進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經常利用所謂的猶太人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人權問題作為攻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借口。
1953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最先提出這一戰略，指出“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它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20世紀60年代初上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明確提出“和平戰略”，要“從出現在鐵幕上的任何裂縫中培養自由的種子”，并“通過援助、貿易、旅游、新聞事業、與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我們的資金和技術”，來實現其“和平戰略”的目標。西方國家投入巨資以多種手段對蘇聯社會主義進行思想上的進攻，詆毀蘇聯社會主義，支持那些與蘇聯官方意識形態不同的人，資助他們在西方出版著作，為他們提供政治避難所。蘇聯境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得到了美國蘇聯學家和美國國內輿論的支持。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曾經抱怨：“‘持不同政見者’問題不斷損害著我們的關系。……他們時不時為達宣傳目的打這張牌。審判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對美國公眾輿論及蘇美關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西方圍繞‘持不同政見者’的運動是一場意在搞垮蘇聯的意識形態斗爭。”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簽訂后，西方國家利用協定中規定的條款，給予“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的支持。這種支持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榮譽”和聲援性質的。
但總體來說，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逐漸衰落了。長期主管國家安全問題的安德羅波夫曾經說，影響社會安全的首先是民族問題，而“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已經在我們掌握之中。
3. 非正式組織（NGO）的興起及演變
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臺，非正式組織又滋生開來。并且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進，短短三四年的時間非正式組織便猶如雨后春筍般四處蔓延，最后變得不可收拾，最終釀成大禍。
1986年開始，蘇聯社會開始出現一些非正式組織。這些小規模的組織相對于官方有組織的團體和單位而言，具有秘密性、非組織性、靈活性、業余等特點。1987年，非正式組織已經蔓延到蘇聯一些大中城市，有的以辯論會、俱樂部、青年小組等形式出現。例如，1987年2月由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出版的《經濟、組織與管理》雜志在列寧格勒舉行了一次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參加會議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組織了跨專業的“改革”俱樂部。參加俱樂部的人有后來的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蓋達爾、丘拜斯等。1987年3月，“改革”俱樂部召開了一次最具影響的討論會，研討的題目為“國有企業法”。隨后，這一俱樂部當年先后召開一系列經濟改革研討會，吸引了蘇聯一些經濟學家參加。例如，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波波夫等在一次討論會上就提出自由選舉、取消書報審查、發展市場關系等口號。
1987年底之后，受蘇共“公開性”和“民主化”思想的啟發，一些非正式組織趨于分化，其中一些組織的思想和主張趨于激進化。特別是一些反社會主義和反蘇共的組織更加“積極”，如“民主和人道主義小組”等。
1987年后，與非正式組織相呼應，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境內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分離情緒越來越嚴重。1987年，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市首先出現了亞美尼亞民族自決聯合會。在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先后出現了一些所謂的“環保組織”。1988年6～7月，在此基礎上，一些加盟共和國開始成立具有鮮明民族主義色彩的人民陣線組織。值得注意的是蘇共領導人雅科夫列夫曾表示，他支持成立人民陣線。
與此同時，日益活躍的“民主組織”公開宣稱：“與各地的人民陣線組織有著共同的敵人。”由于戈爾巴喬夫改革左搖右擺，經濟不見起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罷工特別是煤礦工人的罷工和示威活動開始活躍。1988年夏，莫斯科地區的“民主聯盟”公開提出了“反蘇共”的口號。該組織的領導人之一查爾科夫叫囂：“等著，很快我們將要將槍口對準你們。”他們于8月21日和9月5日兩次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進行示威，公開叫囂推翻蘇聯制度，引得報刊記者爭相拍照。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蘇聯警察部門抓捕了一些人后，又很快釋放。
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民主化”運動的推進，各種非正式出版物也四處開花。1987年起非正式的出版物開始出現。與過去的地下刊物有所不同，這些報刊已經基本是正式印刷和散發了。1987年7月，一本名為《公開性》的雜志出版。雜志的宗旨是聯合各類非正式社會團體，聲援保護人權活動。1987年8月，又出版了一份旨在聯系各非正式組織的《快訊》。《快訊》與西方的電臺等保持緊密聯系，轉載或介紹蘇聯境內其他非正式出版物的內容，發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現非正式組織的通訊社，名為“勞動人民跨職業自由聯合”通訊社。到1987年10月，蘇聯境內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其中17家這類刊物的主編還會聚列寧格勒市，邀請了《消息報》《接班人》《文學報》，以及列寧格勒市共青團的記者或代表與會。總之，隨著“公開性”的推進，這些報刊并未萎縮，反而經常得到一些大報的支持。
由于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人的縱容，到蘇聯解體之際，這類非正式出版物成為宣傳各類反社會主義、反蘇共力量的“輿論先鋒”。而上述各類非正式組織，有的則演變成政黨，如民主聯盟黨，有的成員成為自由主義改革的“領頭羊”，如蓋達爾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組織也稱得上是蘇聯-俄羅斯自由主義或某些極端勢力的“初級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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