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梁漱溟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交流。梁漱溟將自己的《鄉村建設理論》推薦給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是錯誤的。毛澤東對《鄉村建設理論》進行了批注并與梁漱溟展開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兩人徹夜長談，卻互相沒有說服對方。雖然是爭論，但是毛澤東卻使梁漱溟感到如沐春風。臨別之際，毛澤東亦通過薦書這一方式巧妙地點出了梁漱溟的錯誤之處，促進了其認知上的改變。這堪稱我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光輝典范。
梁漱溟給毛澤東推薦《鄉村建設理論》
為解決中國鄉村的問題，梁漱溟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先后在廣東、河南、山東進行了三次鄉村建設運動。梁漱溟對于自己鄉村建設實踐自視甚高，認為鄉村建設不僅在于建設鄉村，而且意在重建中國社會組織構造。在進行鄉村建設的過程中，梁漱溟進行了理論上的思考，寫就了《鄉村建設理論》。據梁漱溟自序：“該書（《鄉村建設理論》）主要思想萌芽于民國十一年（1922年），大半決定于十五年（1926年）冬，而最終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此書可謂飽含梁漱溟的心血。他對自己的這本理論著作同樣自視甚高，將此書的副標題取名為《中國命運之前途》。日本入侵山東標志著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
梁漱溟對抗日的前景感到悲觀。為此，梁漱溟前往延安向中共領袖討教中國的命運前途的問題。毛澤東親切接待了梁漱溟，在耐心聽完梁漱溟的敘述后，給出了中華民族不會亡，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答案。梁漱溟對此心悅誠服。第一次長談結束后，梁漱溟送給了毛澤東自己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希望下次討論這本書。
◆梁漱溟著《鄉村建設理論》。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分為認識問題、解決問題兩個部分。他認為中國存在著文化失調的問題，其解決方式就是通過鄉村建設創造新文化。具體措施即“將消極的彼此顧恤，變成積極的有所進行；這個是指在鄉約里面所謂患難相恤，水火、盜賊等等而言。我們是不等到患難來了再去相恤，我們要進一步來作。譬如貧乏問題，是中國人的大問題，我們就要大家合作生產，合作運銷。不要單是消極的周濟貧乏，我們要積極的使其不貧乏；這個意思當然與鄉約的原意是相合的，不沖突。鄉約只是嫌消極一點，我們則要變為積極，添一種積極的意味進去，不等到事情臨頭再行補救；頂好是不讓他發生事情。譬如我們成立健全的自衛組織，不讓他有盜賊，變水患的救濟為水利的興辦，這都是鄉約中應有之義。本來在鄉約中對于各種事情，也都照顧很周到——如患難相恤中之七項，不過所差的只是一點（消極）；我們則是把消極的相顧恤，變為積極的有所進行。中國古人對于生活的方法上，不大十分講求進步，如：有手推車、牛馬車，即可不再講求汽車、火車，這種態度在鄉約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則是把他改為積極，在積極的進行中即包含了講求進步之意；因為積極進行就是講求進步”。
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雖然失敗，但是對自己的理論卻仍然自信，他站在傳統士大夫的立場上極力拔高“士”的作用。他認為士居四民之首，代表理性，起到教化、維持秩序、確保社會四民流轉相通的作用，由此認為“中國社會可稱為一種職業分立的社會。在此社會中，非無貧富、貴賤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轉相通，對立之勢不成，斯不謂之階級社會耳”。因此“根本言之，共產黨的錯誤，仍在蹈襲外國階級社會里農民運動的舊套，而不認識中國社會。……今日中國社會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階級革命；農民地位需要增進，而不是翻身”。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
熟讀中國歷史、對中國社會有著精準認識的毛澤東，自然不能認同梁漱溟的看法。在爭論中，毛澤東認為中國是一個階級社會，梁漱溟過于注重中國的特殊性。梁漱溟不以為然，且認為毛澤東過于注重一般性（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當時的首要問題是抗日，兩人的爭論并不急于作出結論。在梁漱溟離開延安時，毛澤東給梁漱溟特別推薦了《反杜林論》。
毛澤東讓梁漱溟讀《反杜林論》的緣由
毛澤東想讓梁漱溟讀《反杜林論》中的什么？
杜林在1867年撰寫過攻擊馬克思《資本論》的文章，卻于19世紀70年代突然宣布改信社會主義，并拋出了一套詳盡、完備的改良主義。恩格斯對杜林主義進行了批判，寫就《反杜林論》?！斗炊帕终摗吩谡軐W上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形而上學和唯心史觀，捍衛并闡發了唯物主義物質觀、反映論和唯物史觀的階級論、道德論、平等觀等；在政治經濟學上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經濟學尤其是“暴力決定論”觀點，正確分析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及暴力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在社會主義上批判了杜林的假社會主義的唯心主義方法論，闡述了社會主義學說的科學方法論，系統地闡明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這樣看來，《反杜林論》對于梁漱溟不可謂不是一本“要緊的書”。就身份與思想狀態而言，梁漱溟與杜林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自認為深受社會主義影響，卻有著舊的世界觀。他們并不是要打碎舊世界，而是要通過妥協、調和來修補舊世界。
梁漱溟的眼中，倫理本位的社會是溫情脈脈的——“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為他人而存在者。這種社會，可稱倫理本位的社會。”在經濟方面，“夫婦、父子共財，乃至祖孫兄弟等亦共財。若義莊、義田一切祖產等亦為共財之一種。兄弟乃至宗族間有分財之義；親戚、朋友間有通財之義。以倫理關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訖親戚、朋友，在經濟上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有不然者，群指目以為不義。故在昔中國人生計問題上無形有許多保障。”“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其經濟結構隱然有似一種共產。”“在西洋恒見其積個人之有余；在中國恒欲以補眾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錢是讓人更能賺錢的，錢多用在生產上；在中國則以為錢是讓大家花的，錢多用在消費上。”對此，毛澤東批注：“貧富貴賤就是階級”，“地主與農民不共財、不相恤、不互相負責。貧民生計問題絕無保障，僅有殘酷的剝削關系存在”，而梁漱溟口中的“共產”也“只是一種建立在封建剝削關系上的家庭共產主義”。“富人的錢不讓窮人花”。“這種倫理政治之目的不為別的，全為維持封建剝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階級相安，大多數人則不安。不是各作到好處，而是統治階級作到好處，被統治者則作到極不好處。”毛澤東向推崇改良主義的梁漱溟推薦《反杜林論》，其用意不言而喻。
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梁漱溟的思想觀點與實踐活動來自其階級地位以及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梁漱溟的“倫理本位”實際上是文化決定論。但是在1938年，梁漱溟肯定是不自知的。而毛澤東推薦《反杜林論》，實際上是想委婉地告訴梁漱溟，他與杜林的諸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改良主義，卻認為自己是革命的。正如梁漱溟日后反思自己所說的：“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為革命。”
◆梁漱溟
梁漱溟不承認中國是階級社會，因而堅決反對暴力革命。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講“至于暴力還有別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馬克思所說的，還能促進舊社會生下新社會，至于社會的運行，賴武力去開辟道路，而打破停滯的，麻木的政治形式……”毛澤東的薦書之意就是讓梁漱溟認識到暴力革命的積極意義。
毛澤東對梁漱溟的勸誡，都隱藏在《反杜林論》中。很明顯，毛澤東非常清楚地把握了兩人爭論的焦點和梁漱溟思想錯誤的根源所在。毛澤東非常高明地選擇了薦書這一方式委婉地點出了梁漱溟的錯誤所在以及產生這種錯誤的原因。毛澤東讓梁漱溟讀《反杜林論》是想讓其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所在并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解決問題。
倫理本位還是階級對立？
那么，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社會還是階級社會？
梁漱溟在書中講：“近二三十年，雖政治亂于上，而在下之鄉村社會一樣能過日子，不失秩序，是其一驗。”中國真實的社會狀況是梁漱溟所說的那樣嗎？黃克誠的回憶可窺見一斑，黃克誠1902年出生，據他回憶：“大旱年請田主來吃飯，看禾議租。借高利貸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還利息，則利上加利。”這是鄉村中的經濟關系。那么鄉村中的人際關系呢？“姐姐從小害羊角風病”，“在姐姐很小的時候，家里就給她訂了婚。但她自己明白，害著這種病，連親生父母尚且討厭，將來到了婆家以后，還會有什么好結果？所以，她非常悲觀”，“有一次她偷偷上吊自殺，腳下踩的凳子還沒有踢倒，恰巧被父親進屋看見了。但父親并沒有去解救她，而是上前將她腳下的凳子推倒，好讓她快死。父親剛走，就又有人進屋來，才把她救活。打這以后，姐姐也就更加明白自己是家里的一個累贅”，“后來，她又找了一個空兒，終于上吊死了”。“母親囑咐我說：到外邊不要說姐姐是上吊死的，就說是跌死的。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實際社會問題，親眼看見環境是怎樣把人逼上絕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何等淡薄，甚至父母子女之間竟會變得如此冷酷無情。但這種事情在那時的農村又是十分平常！”
◆毛澤東與梁漱溟。
實際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也佐證了毛澤東的看法。“山東軍閥韓復榘受梁漱溟的影響，在山東逐步推行‘政、教、養、衛合一’的制度，基層是鄉農學校，這種學校不僅是教育機構，而且還為政權服務，并推廣一些先進耕作技術，同時還是一支武裝，學校里配備有槍支。”據主編《中國鄉村建設批判》的北大經濟系講師、廣西大學教授千家駒回憶：“他（梁漱溟）在鄒平以自衛名義組織起來的民眾武裝，一部分被韓復榘所帶走，一部分投降了日寇，當了漢奸。當地群眾恨之刺骨，甚至不少鄉建干部被群眾所殺。”梁漱溟先世累代宦游北方，自幼從父母住家北京，雖“由童年來，一生妄以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自任，蓋未嘗一日為身價謀”，卻未曾一日體會農村生活，自然也就不能真正認識到舊社會的冷酷無情。無論有意無意，梁漱溟給階級社會罩上了溫情脈脈的“倫理本位”面紗。而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就要揭下統治階級的遮羞布。說到底，共產黨人代表著人民的利益，梁漱溟代表著“士”的利益，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梁漱溟自認為自己的動機是好的，但是其實踐效果卻是無益于大眾的，反而幫助了軍閥和帝國主義剝削、壓迫人民。毛澤東在批注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時認為中國的出路“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認此點一切皆非”。而“此點是從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估計而來”。這樣的看法不可謂不深刻。
結語
毛澤東在與梁漱溟的爭論中，原則上寸步不讓，方法上卻極度靈活，讓梁漱溟“心情舒坦”。據梁漱溟回憶：“現在回想起這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穿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以至于梁漱溟由衷贊嘆：“自己沒有一定立場，天天在聯合人家，如何能中用呢？最后發現聯合的事卻全被毛主席作了。這就是他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就是盡量聯合可能聯合的人而擴大自己，孤立敵人。”毛澤東強烈的個人魅力讓梁漱溟不知不覺間也被聯合了。
在梁漱溟還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認清中國社會性質時，毛澤東又巧妙含蓄地通過薦書這樣的方式幫助梁漱溟提高自己的認知。新中國成立后，梁漱溟坦誠講道：“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于亂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的爭論，歷史已經給出答案，救中國的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改良主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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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谷牧：《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馬勇：《末代碩儒》，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汪東林：《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
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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