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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華:張國燾一哭二鬧三反,毛澤東如何是好?

王立華 · 2025-01-12 · 來源:觀課堂|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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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這一專題的時間跨度,大概從1935年底中央到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開始,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過主動作為轉變時局,促成國共合作,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進行預見性的思想理論準備,如何在敵后打勝仗,如何發展壯大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還有在抗戰中如何建黨建軍,如何建設根據地,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等問題。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洗禮之后,系統總結了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又在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踐中,解決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難題形成的。這是一個極其曲折豐富、最后走向勝利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讓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一、奪取寧夏與甘南風波

  這一節的主題是:北上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與甘南風波。

  為什么要北上奪取寧夏?先講一下當時形勢的幾個要點。

  第一個是,日本滅亡中國以空前速度前進,中國社會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中間派越來越傾向抗日。[1] 我們黨確立“逼蔣抗日”方針,而國民黨軍的進攻卻始終沒有放松,只有打破進攻才能開展新的局面,否則蔣介石會以為我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抗日統一戰線也不可能實現。

  第二個是,紅二、四方面軍已經進抵甘南哈達鋪地區,形成三大主力紅軍逐漸靠攏會合的局面。會合后怎么干?需要提前籌劃。長征路上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線,一意孤行堅持南下,導致分道揚鑣,張國燾擁兵自重、另立中央。中央紅軍北上到陜北后,很快打開了局面,他們南下損兵折將,8萬多紅軍還剩4萬多。通過中央耐心細致的工作,特別是通過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做工作,張國燾總算回頭北上,會師前要做好安排。但事情并不簡單,后面還有一波三折。

  第三個是,我們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明確其最高形式是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國防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一切反日反賣國賊力量聯合戰線的政權組織;抗日聯軍,是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統一領導機關。但問題是怎么實現?這等于要對蔣介石政府和軍隊改組,難度之大就像與虎謀皮。但黨的策略方針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必須拿出有效辦法來推動。

  不能幻想蔣介石會自發覺悟,只能先從有條件的局部實現突破。最有可能是與張學良、楊虎城聯合起來,把陜、甘、寧、青甚至包括晉、新(新疆)都聯合起來,盡快實現西北的抗日大聯合,先建立起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在西北造成強大勢力影響全國,逼蔣介石改轅易轍。

  我們與張學良的接觸越來越深入,開始主要是李克農聯系。紅軍東征期間,張學良對李克農提議,能不能在毛主席和周恩來等中共負責人中推出一位,與他在膚施(延安)作一次商談。當時對外交(主要是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軍事外交集中于軍委,政黨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與張學良的接觸,由軍委毛主席一手領導。張學良有提議,中央決定派軍委周恩來副主席為全權代表。[2]

  1936年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會見,談得非常默契。臨別,張學良送給周恩來一本地圖冊,還給了2萬銀元和12萬元法幣(1935年底,南京政府剛發行法幣時規定,法幣對銀元的比率是1:1,但到1937年就成1:200了,抗戰勝利時1:6000,到1948年1:600萬,基本上人人都是法幣百萬富翁了。但在1936年初,法幣與銀元價值應當差不多)。十幾萬元是不少的數額,誠意滿滿。張學良說,這是個人私錢,支援紅軍抗日以作軍費。

  【圖1 延安橋兒溝革命舊址】

  對于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張學良同意這是中國現實惟一的出路。他的立場是:如果蔣介石降日,他就辭職另干,現時派人去新疆聯絡盛世才,就是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3] 談到四方面軍北上出甘肅,他說他的部隊可以讓路;二、六軍團(很快編成紅二方面軍)經過的地方要中央軍同意,他也可以負責斡旋。[4]

  當時議事日程上的具體任務,[5] 就是與東北軍發展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共產國際也幾次派人來聯系,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6] 尤其兩廣事變爆發,西北國防政府有了迅速組織的可能和必要。[7]

  毛主席對蔣介石有個判斷,他一解決了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調兵進攻西北。便與張學良協商,在九、十月間,下決心發動抗日局面。[8]因此,要求二、四方面軍迅速北上,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合,[9] 然后合力奪取寧夏。

  為什么要奪取寧夏呢?因為,寧夏與陜甘寧蘇區連成一片,增加回旋空間;靠近外蒙打通蘇聯,得到國際力量援助;寧夏向東就是綏遠,紅軍可直接到抗日前線;可以策應東北軍取甘西;西北最富,是產大米的區域,糧食不成問題,有紅軍發展的物質條件,對南方過來的紅軍尤其有吸引力,長征路上張國燾分道向南,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打到成都吃大米;寧夏敵人力量比較薄弱,蔣介石的中央軍暫時還沒有過來,不會有嚴重戰斗。

  可以說,奪取寧夏是建立西北局面的一個樞紐,是可以實現的目標。

  【圖2 奪取寧夏的戰略意義】

  1936年8月12日,毛主席等中央領導致電二、四方面軍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會合后戰略方針建議,請他們考慮后電復意見。要點如下:[10]

  一是戰略目的。同東北軍合作打通與蘇聯的陸上聯系,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然后出兵綏遠,以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的目的。因為日本正在指揮蒙偽軍進攻綏遠、內蒙,企圖割斷中蘇關系;蔣介石注意西南暫時無法顧及西北等,所以上述任務必須在較短時期內實行。

  二是對四方面軍的要求。9月底前完成三個動作:以有力一部出隴西,攻擊并相機消滅毛炳文(國民黨第三十七軍),目的在威脅蘭州,以便讓東北軍于學忠的3個師占領蘭州。

  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擊河州(即臨夏)馬步芳的家鄉,這叫攻其必救,威脅青海,吸引馬步芳兵力東援,以便東北軍派出一部接防,使河西走廊武威、張掖和酒泉落于東北軍之手;消滅青馬(青海馬步芳)一部,促其與我講和,張學良有代表在青馬處,這是與張學良商定好的計劃;此外再派較小一部,拒止王均(國民黨第三軍)于西禮之線(西固,禮縣),派員與王均進行外交,同時也對毛炳文進行外交,彼等均在極危懼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

  【圖3】

  上述計劃,大概一個半月可以實現。

  三是完成上述任務后,三個方面軍在甘北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這一步驟約在10月到11月實現。

  四是從12月起,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陜甘寧蘇區,以兩個方面軍乘黃河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占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任務。

  五是以上步驟實現后,紅軍和東北軍各出一部合組抗日聯軍先鋒軍,向綏遠出動,抵御德王與李守信進攻,用此行動號召全國抗日運動,使之進到更高的階段。他們一個是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一個是德王手下的偽蒙古軍總司令。

  【圖4】

  這是一個跨時半年的戰略計劃,如能順利實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局面會煥然一新。毛主席反復征詢各方意見。

  他發報給彭德懷,提出4個具體問題,請他今明兩日考慮見復。[11]

  第一個問題,據調查說,寧夏二馬(馬鴻賓、馬鴻逵)共有步兵20個團、騎兵8個團,這個數目是否屬實。第二,黃河結冰期究竟是3個月,還是兩個月(因為要結冰時過河,必須搞清楚)。第三,假如以四方面軍獨立攻青海,一方面軍獨立攻寧夏,一方面軍有沒有獨立戰勝寧馬的把握?第四,如果以二方面軍在陜甘大道附近箝制敵人,看一、四方面軍分攻寧夏、青海第一步戰果,再定增加與否及向何方增加,距離與時間上是否來得及?我覺得,如果冰期在兩月以上,則增加是來得及的,這個判斷是否合乎事實。

  毛主席在這里琢磨,如果能用紅一方面軍能把寧夏拿下來,何不讓四方面軍去攻擊青海,把青海也拿下來,那樣形勢會更好。但拿不準是不是胃口太大了?講出自己的意見,認真聽取一線指揮員的意見。

  他還向二、四方面軍征求意見,提出:依據現時的力量,假如以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聯系新疆邊境,四方面軍有無充分把握?[12]

  還給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發報說,[13] 整個戰略方針必須早日確定,紅軍占領甘肅西部、奪取寧夏、綏遠一帶,希望蘇聯給予技術支援。

  把各方面意見都吸收進來,考慮周全,形成確定的戰略計劃。

  奪取寧夏是既定戰略目標,但面對的戰場是動態的,敵情形勢在不斷變化,最后的方案往往是在敵變我變中確定下來的。

  8月中旬提出戰略建議時,毛主席估計蔣介石解決兩廣事變后,會集中力量出兵西北,尚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14] 對蔣介石下一步如何出牌判斷很準確,但對兩廣集團的堅持時間估計有點高。兩廣很快就被分化瓦解,這使蔣“攘內”信心大增,軍事打擊重點立即轉向西北,并提前調兵遣將向西北集中。蔣介石部署如下:[15]

  一是令嫡系胡宗南第一軍主力由湖南兼程北上,9月底集中定西,搶占西蘭大道(西安到蘭州的公路)靜寧、會寧、定西這一段,遮斷我三個方面軍會合的通路,也隔斷東北軍主力同其駐蘭州部隊的聯絡。這個動作切中要害,而且行動時間比原先判斷的時間提前了一個月。

  二是令毛炳文第三十七軍向隴西集結,王均的第三軍主力向武山地區集結,川軍孫震第四十一軍向北推進到武都、西固一帶,協同青海馬步芳和東北軍一部進攻紅四方面軍。

  三是令第二十五、四十九、五十一、一四零師還有第三軍、東北軍、西北軍、川軍各一部,向成縣、鳳縣、略陽、康縣地區推進,圍堵紅二方面軍;

  【圖5】

  四是令寧夏的馬鴻逵部向中寧以南推進,何柱國部和馬鴻賓部向北推進,夾擊清水河以西的紅一方面軍主力。

  【圖6】

  當時西北地區有多少敵人呢?我軍委參謀部1936年8月統計:[16] 陜、甘、寧、晉、青5省,一共有40萬人,268個團,其中229個步兵團,30個騎兵團,9個炮兵團。這還沒有加上胡宗南正向西北開進的第一軍。那些軍閥部隊不一定都參戰,但如果紅軍失策或失敗,他們也會一哄而上。

  我軍加起來共有8萬余人。面對蔣介石提前到來的重兵圍堵打擊,肯定不能分取寧夏、青海了。

  1936年9月14日,毛主席給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發去《占領寧夏的部署》,提出三個方面軍的行動要求。[17] 電報署名依次是育英、洛甫、恩來、博古、澤東。在做張國燾北上工作時,張浩答應他們成立西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與中央暫時是橫的關系。[18] 他們曾提出:關于戰略方針的決定,須國際最后決定。[19] 林育英是國際代表張浩的本名,署名排在前面,應當是突出這層認可。國際在統一黨內認識方面,也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此時,共產國際書記處已經來電答復,同意中共中央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以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這樣的考慮顯然是正確的。

  中央在部署電報中首先講明:國際來電,[20] 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還特意強調,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部署要點如下:

  第一,一方面軍主力,10月底或11月初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12月渡河占領寧夏北部。一方面軍其余部隊,保衛陜甘北蘇區。

  第二,四方面軍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10月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

  第三,二方面軍在陜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于咸陽、平涼之線以南地區,與四方面軍互相策應。

  第四,由陜北派出游擊支隊,經關中蘇區出至涇水以南活動,牽制胡宗南之側后。

  【圖7】

  明確指出:“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先向北再向西,避免指揮員在方向次序上出錯的。

  以上部署可以概括為:北進控路,阻胡西進,合力攻寧,先寧后甘。

  這個部署的第一步,或者說最重要的一著是什么?就是四方面軍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軍切斷。先于胡宗南占領該地區,才能保證三個方面軍會合,也才能不妨礙一、四兩個方面軍接下來合力奪取寧夏,否則就有被國民黨軍分割的危險,三個方面軍都會陷入不利境地,也會動搖張學良跟我們聯合抗日的決心。

  這個電報發出后,收到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頭天晚上發來的電報,彼此意見大體一致,只是對如何協同作戰提了一些建議,中央答應可增至一個軍協助四方面軍。[21] 這樣,以先占領寧夏為戰略目標,以四方面軍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為第一步的“靜會戰役”,在多方反復溝通中形成。

  【圖8】

  之后中央又接連幾次發報,建議四方面軍迅速行動,在5至7天內占領隆德、靜寧、會寧、定西大道。因為胡宗南部隊很快就到了,再遲,一、四方面軍有被隔斷之虞。但就在部隊已經開始行動時,張國燾卻搞出了一個“甘南風波”,導致精心策劃的戰役行動流產。

  西北局在甘南岷縣三十里鋪舉行會議。會上,大多數同志都同意反復協商形成的中央部署,但在討論靜會戰役具體作戰方案時,張國燾卻認為北上是斷送紅軍,提出了一個西進計劃,要求四方面過黃河去青海、新疆,否定了中央戰略部署,也否定了剛剛做出的靜會戰役決議。

  據開國上將、時任西北局組織部部長傅鐘回憶,[22] 這次會上爭論十分激烈。陳昌浩與張國燾唱了反調,主張北上。朱總司令耐心地勸張國燾維護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要個人推翻集體決議。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情緒很壞,說總政委不干了,作戰方案也不做了,帶上警衛員離開總部。

  【圖9 傅鐘(1900-1989)】

  在這種情況下,朱總司令說:他不干,我們干吧,中央部署不可耽誤。他一方面領著參謀們做計劃并下達部隊,一方面組織指揮機關向北進發。根據會議通過的決定,向在漳縣前指的徐向前下達了《靜寧、會寧戰役綱領》,同時向中央報告四方面軍開始北上行動。

  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黨委決策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張國燾盡管是西北局書記,也只是平等的一票,他一個人不同意,或者他不干了,不妨礙多數委員形成決議。當然,這也是非常罕見的情況。

  中央收到朱總司令的報告后,自然是高興的。回電提醒,[23] 紅軍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對胡宗南不易進行決戰,只是速進寧靜以西,占領廣大陣地,讓他展開筑堡(他們對付紅軍主要是用這一招),我們在70天內逐步北移(因為渡黃河攻占寧夏,無造船把握,須待結冰,結冰要待陽歷12月份,還須70天左右),至12月,一、四方面軍各以一部拒止南敵(要是敵人追著屁股打,無法渡河占領寧夏),各以一部北進攻寧。還特別強調:在當前一瞬間,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

  事關重大,中央強調:“時間迫促,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時間耽誤不起啊,一定要抓緊時間。都說重要的事情說三遍,事實上反復溝通已經遠超三遍,我們講述刪繁就簡省略了許多。

  中央的擔心不是多余的,張國燾并不甘心自己的意見被否定。

  【圖10 張國燾與毛澤東】

  據陳昌浩回憶:[24] 命令下后,張國燾就知道了。他深夜3點多鐘找我來了,談了三點:一是我無權改變他的計劃;二是靜會戰役命令是錯誤的,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三是會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黨籍,軍法從事。說到這里就痛哭起來。我當時表示: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必須去會合,會合后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候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談到這里張國燾就走了。我以為他回去睡覺了,準備明天再去漳縣對向前說明。但哪知當天晚上他就連夜到漳縣去了。

  朱總司令發出靜會戰役命令的第二天,接到張國燾從漳縣前指發來的電報,意思是反對靜會戰役計劃,停止待命,到漳縣面商。正在執行靜會戰役命令北上的部隊,轉頭西進準備渡過黃河。張國燾還向有關負責人下達命令,所有未經他簽字的電報“一定不準發出”。

  據傅鐘回憶,[25] 朱總司令見到電報大吃一驚,他想了好一會,決定一面電報中央,一面令部隊停止前進待命,又用電報通知已返回工作崗位的西北局委員火速去漳縣繼續開會。不想電報稿送到電臺,電臺拒絕發出,幾次派人做工作,答復還是不能發,不能違抗張主席的指示。朱總司令最后對傅鐘說:你是四方面軍的,又是西北局的組織部長,你出面吧,給他們講講組織原則。

  傅鐘立刻就去電臺,為了緩和氣氛,先說了幾句閑話,然后才轉入正題說,有人要推翻岷州會議決議,總司令不贊成,要向中央報告,也要召集人繼續討論,這是關系紅軍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系黨的原則的大事,總司令有命令應該執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遵守黨的紀律和原則,維護黨的決議,下級服從上級,現在我代表西北局組織部問問大家,怎么辦?沉默了一會兒,電臺負責人王子剛首先站起來表態,這樣才發出電報。

  朱總司令給中央的電報言簡意賅,講了三點:一是西北局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二是現將西北局同志集漳縣繼續討論,結果再報。三是我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一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關鍵時刻,朱總司令堅持斗爭,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彰顯了黨和軍隊高級領導干部的黨性原則和組織紀律性。

  遺憾的是,接下來漳縣前指的會議,沒有擋住張國燾執意西進。在張國燾一手操縱下,違背中央的既定戰略方針,否定了岷縣會議北上進行靜會戰役的正確決議,同意了西進計劃,四方面軍準備從蘭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帶渡黃河,向青海甘西進軍。

  精心策劃的戰略計劃被否了,這樣的改變會帶來什么后果?馬上圍過來的強敵如何應對?內部出來的問題如何解決?

  偉大神圣的事業,不只要戰勝外部的兇惡敵人,還要戰勝來自內部的各種挑戰,前進路上步步艱難吶!

  注釋:

  [1]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343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532頁。

  [3] 郝建生編著:《西安事變前后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5-75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125頁。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頁。

  [8]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九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9]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頁。

  [10]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九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頁。

  [11]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九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

  [12] 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頁。

  [13] 馬秀山著:《西路豐碑——寧夏戰役與西路軍作戰研究》(征求意見稿),第78-79頁。

  [1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頁。

  [15]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頁。

  [16]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8-1104頁。

  [1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579頁。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頁。

  [19]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9頁。

  [20] 馬秀山著:《西路豐碑——寧夏戰役與西路軍作戰研究》(征求意見稿),第86-87頁。

  [21]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6頁。

  [22] 馬秀山著:《西路豐碑——寧夏戰役與西路軍作戰研究》(征求意見稿),第93-96頁。

  [23] 馬秀山著:《西路豐碑——寧夏戰役與西路軍作戰研究》(征求意見稿),第96-97頁。

  [24] 馬秀山著:《西路豐碑——寧夏戰役與西路軍作戰研究》(征求意見稿),第98頁。

  [25] 馬秀山著:《西路豐碑——寧夏戰役與西路軍作戰研究》(征求意見稿),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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