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而不覺的識字讀寫，既是政治力量聯系民眾的重要方式，也是動員民眾的基本手段。中國有著悠久的讀寫歷史，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道路上必須直面的文化傳統。關于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文字讀寫問題，學界已有較多討論，但相關研究集中在如何應對繁難的漢字系統，偏重革命中的破舊立新，特別是拉丁化新文字的興衰。與向外學習的廢除漢字的激進主張相比，汲取本土文化資源的識字方案相對被研究者忽略。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識字掃盲上，曾依賴于中國源遠流長的讀寫傳統，鄉土社會的識字雜字就是不容忽視的一類。本文將首先從民眾接受的角度，梳理清末民國雜字的遭遇，以呈現蟄伏于民間社會的讀寫力量的長期延續性。在此基礎上，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論析中國共產黨如何在生產編纂、教讀使用方面，對鄉土雜字進行舊形式新內容的改造。這些討論或有助于立足鄉土，從較長時段探尋革命年代被遮蔽的政治文化實踐，尤其是發掘中國共產黨對民間識字傳統的繼承發展，進而從知識社會史的演進深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
一、古舊雜字的延續與新編字書的纏繞
清末科舉停廢以后，中國教育長期處在變動之中，在外來西學文化持續輸入的同時，原有私塾傳統也在掙扎求存。古今中西教育的碰撞，為各種力量在基層教育的舞臺競相登場提供了契機。不同政治勢力和社會團體，將文字普及與國家富強掛鉤，新編出版大量識字教材，但在官定或精英規劃的框架之外，民間社會自有一套行之已久的讀寫傳統。其中雜字這一形態將民眾生活的常用字匯輯，依韻成句編排，以滿足日用識字需求，延續傳遞實用的文字知識。雜字雖遭士大夫的鄙夷，有雜字編者亦稱：“夫雜字者，不敢稱書，無非集其所用之字，以備無力多學者取其捷徑耳”，但這類讀物自明清以來盛行各地，晚清民國時仍在基層社會具有廣泛影響。
1916年，教育總長范源廉調查北京各私立小學，發現各小學未采用教育部審定的教材，而是沿用《六言雜字》等書，與教育部定章不符，遂令學務局派員詳查，“如有濫用書籍教授者，即將該校解散以資整頓”。1918年天津《大公報》報道，有的小學將教科書棄置不用，反而以雜字諸書代之，教科書雖經購置，但“平時則束諸高閣，仍誦讀舊書。至有人查視，始將教科書攤置案頭”。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提出識字運動乃挈綱領、樹初基之法，因之開展強迫性的識字運動，以期塑造新民。對舊雜字，教育行政機關則通過“視學”等行動予以禁止。但在四川樂山等地，縱有督學前往沒收處理舊書，但仍有私塾純以雜字為教材，教授如何寫約據、記賬，還傳授婚喪嫁娶禮儀、人情往來稱呼等相關文字。輿論對政府禁讀雜字也有所呼應。北京《世界日報》主張，私塾及其教授的《六言雜字》應被打倒。綏遠《民國日報》也報道，當時各鄉村新式學校，實際多教授雜字，地方教育會函請教育局予以查禁，令改授新式小學課本，教育局很快接受提議，不時派督學前往巡查。但督學在下鄉整頓過程中仍發現，“全縣尚有多半數學校皆念雜字”，擬調查后一律取締。
禁而不止的雜字認讀現象并非毫無緣由。民間之所以沿用雜字，原因之一是這類讀物所教的文字適合民眾實用。有人建議，現行小學教材“學生所學，多非所用”，應每周加授應用雜字一兩小時。也有論者認為，政府在教材上應謀改進，目前課本中各種單字并非鄉村生活所需，現在“多能拉住幾個學生的學校，他們依然兼教《四言雜字》《三七言雜字》等以應實際生活之需”。除了傳授的文字實用，雜字一類的讀物以其韻文編排，易學易記，符合初學者的認讀水平。1934年一份關于民眾讀物的社會調查指出，以往的民眾讀物盡管不是政府派人修撰的，也不是著作家精心編寫的，而是“不列于經史子集的書目，并且文人學士們絕對不屑入目”，然而一般民眾“沒有不受這些讀物的熏陶，因為它的結構，不是好唱的，就是好聽的，而且文字沒有之乎焉哉，容易看得懂的”。調查者認為，新出的《平民千字課》《平民讀本》等民眾教科書，是“無意味的、不切實用的、不宜唱誦的”，若非政府強迫則無人愿讀，民眾樂意采用的倒是往時《百家姓》《六言雜字》《增廣賢文》之類，其中的雜字讀物大量在上?？ ？傊?，民眾的認讀偏好實具韌性，想改造積久成習的認讀習慣，以新的識字文類或新的讀法開啟民智，勢必充滿阻礙。
從接受方來看，不論是政治權力抑或社會力量的識字掃盲，與民眾的識字需求和識讀習慣都不盡協調。直至20世紀40年代，仍有報道指出，“鄉村傳統的教育形式深印于同胞腦海中者為私塾形式，流傳在民間的讀物系《百家姓》《四言雜字》，或通俗的歌本說部之類”，普通民眾并非不需識字，“但要求認識他們所習見的讀物上的字，甚或就是要求認識那種讀物，而我們今天給他們的讀物如《平民千字課》等等，形式與內容對他們都很陌生，他們不易感到興趣”。質言之，清末民國，雖然各種力量舍舊逐新推行識字教材，查禁或規避雜字，但切合民眾日用和認讀習慣的雜字在基層仍有相當根基。
正因如此，明清雜字書在民國被大量翻印，內容多照舊式重刊或字句稍加調整。民國報刊廣告和實地調查中，舊書雜字隨處可見。1921年的《民國日報》廣告中，有近10種雜字。1925年上海廣益書局的兒童書目中，僅雜字欄就列出16種之多。1928年恰逢上海大華書局成立五周年紀念，書局在《時事新報》和《申報》密集投放包括多種雜字在內的書籍廣告。此后的《申報》廣告，亦不時登出其他書局刊印的雜字。從各地調查來看，1931年楊懋春在山東鄉村發現，《百家姓》《千字文》對鄉民的用處不大，而《日用雜字》“倒為送子弟入學的父母所注意，因為他們只希望其子弟能認識人的姓名，能看地契，能趕集算賬就算滿足了”。1936年馬鶴天對甘邊地區集鎮的調查顯示，“各家庭中對兒童之讀物，仍多用舊書”，置辦的書籍中竟有光緒年間出版的《七言雜字》。直到20世紀30年代，湖南的嘉禾、安鄉、麻陽等縣所用識字教本仍多是地方性的《包舉雜字》《增廣雜字》等舊書。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產黨人中不乏認讀甚至教授雜字者。他們不僅熟稔雜字，并察覺雜字在民間社會具有重要的識字效用。以湖南為例，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時所記《夜學日志》中提到，1917年11月10日記錄購參考書12種，其中雜字占9種，分別為《珠璣幼學》《指明算法》《中西日用雜字》《便用雜字》《啟蒙雜字》《包舉雜字》《四言雜字》《六言雜字》《捷徑須知》。毛澤東一次性購入如此數量的雜字，可見他知悉雜字對普通民眾的重要意義。徐特立從小接受私塾教育，經歷舊塾師到新教員的轉變。他在1924年的一篇演講中談及傳統中國的教育，士大夫修習孔夫子的書，“而人民連《三字經》都配不上學，所學的不過是《包舉雜字》《百家姓》《增廣》而已”。在書籍的秩序中，徐氏認為雜字比《三字經》更貼近民眾。彭德懷、羅榮桓等人，也讀過當地的雜字。
早期共產黨人對基礎識字的重視程度超過正規的漸進式教育，但在殘酷的戰爭和階級斗爭中，不可能承襲傳統的余緒，而是革故鼎新，采用內容和形式皆有別于雜字的新教材。1931年，湘鄂贛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文化問題的決議，已顯示激烈的反傳統傾向，“要把舊社會里所流傳下來的一切道德、宗教、風俗、教育以及舊禮教等徹底鏟除”，決議要求統一審定印發教材，內容以階級教育為原則，字句宜簡短且帶有鼓動性。1933年，閩浙贛蘇維埃文化部的報告指出，使廣大群眾具備看蘇維埃法令、研究政治問題的識字能力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而掃盲識字班“應當是最精干、最有效果的一支軍隊”。為迅速喚醒民眾，推廣革命理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采取禁讀老書的政策，并以俄為師編制系列新教材，包括共產兒童讀本、列寧小學國語課本、紅孩兒讀本等。如1933年新編《共產兒童讀本》，第1冊是簡短詞句，第7課內容是“分田，分了田，自己才有田”；第2冊后過渡到長句和段落；第4冊第21課“為什么要革命”中，第1段是先生講革命興起，第2段學生提問“他們為什么要革命”，先生回答農民、工人如何遭受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剝削，所以要干革命；第22課“誰革誰的命”中，學生先問，先生再答工人、農民、士兵怎樣聯合起來，推翻豪紳地主資本家的政府。除了刊印流通的新課本外，還有村落間傳抄的新讀物。在毗鄰上杭縣才溪鄉的玉女村保存了一份認字本，包括開學、紅軍、共產黨、國民黨等20類，內容以階級斗爭為主，如“十七、共產黨：領導紅軍殺豪紳地主的，是共產黨。沒收土地分配給貧農雇農，是共產黨的主張，大家要知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這些新編課本，形式上并非民眾熟悉的整齊字句的韻文，而是分冊析課，明顯受教科書體裁影響；內容上較少日常生活用字，多以歸類的革命語詞、階級斗爭的語匯，力圖將民眾從自然人塑造成政治人。然而，在推行使用新教材的過程中，老書的生命力依然頑強。如福建長汀出現一種現象，教育科人員“把《共產兒童讀本》發給教老書的，讓教老書的在有人來參觀時就把兒童讀本拿出來，把老書藏起。參觀的人走了以后，又讀老書”。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也并非完全忽視傳統雜字。1928年，在中共陜北特委第一次緊急擴大會議上，與會人員討論黨、團內文盲占多數，文件難以貫徹的問題，有人建議用雜字的形式編輯以共產主義、社會進化史、階級斗爭為內容的讀本。1933年，國民黨方面一篇題為《赤匪的新四言雜字》的通訊，也談到贛南蘇區編寫的讀物，“為了從失敗中取得教訓起見，又新編了一種《攻贛教訓》的小冊子，約二千字，分為二冊，已通令作為紅軍讀本之用”，“該書內容介紹一段如下：‘攻贛未克，軍事之過。輕敵疏忽，布置不妥……混戰一場，敵勝我挫。血的教訓，大家要學’”。這本小冊子形式為四言韻文，與雜字相類，故而被國民黨記者稱為“新四言雜字”。其內容是傳達紅軍攻打贛州失利的原因，讓紅軍戰士吸取失敗教訓。同年，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發售的各種識字書中，除《紅色戰士叢書》、列寧小學課本外，還有《五言雜字》《四言雜字》等。
綜合來看，清末民國，盡管各種政治勢力和社會力量為改造民眾，編纂出各類識字教材，推陳出新。但從接受方來看，民眾的識字訴求、讀寫習慣未必得到有效涵納，基層識字教學仍多延續傳統。雜字一類的古舊讀物，由于其形式和內容適合民眾，仍舊持續廣受歡迎。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早期軍事斗爭和政治動員中，雖對傳統雜字偶有留意，但傾力在識字讀物上“革命”，形式上多采用敘事問答的散文，而不是民眾習慣的韻文；內容上偏重階級斗爭和軍事戰爭，與民眾日常生活有所隔閡。換言之，識字規劃與民眾意愿的張力，始終是識字普及過程中面臨的癥結。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利用改造雜字，使之服務于革命需要，須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二、舊形式新內容：陜甘寧邊區對雜字的改編
1939年，陜甘寧邊區明確要求每人識1000字。邊區生活的各類日?？臻g，甚至灶王爺的牌位上都寫滿字，民眾隨身攜帶“字拖拖”、識字本，見字就抄，見人就問，有空就劃。這一時期邊區文字工作最突出的是用拼音文字取代漢字，這種激進的廢除漢字嘗試，外受拉丁化浪潮促動，內與左翼思潮結合，在20世紀30年代勃興。1940年，由于抗戰動員的迫切需要，陜甘寧邊區將新文字納入冬學中的讀寫實踐，并于1941年在全邊區普及。1942年，新文字在冬學運動中的實踐縮小到延安縣。1943年春，新文字的推廣基本停止，開始全面檢討。1944年底，文教大會轉變路徑，在新文字冬學之外，提出要走群眾“需要”和“自愿”的文字道路。
冬學運動中，關于新文字留下了豐富的研究資料，對此學界已形成相對清晰的歷史認識。這是中國共產黨識字史上“顯”的一面，然而也要留意識字史上“隱”的部分。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如何在變革趨新廢除漢字之時，轉向復歸漢字傳統，尋找群眾“需要”和“自愿”的文字道路。目前，關于這一識字掃盲路徑的資料零散，認識比較模糊。1944年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的指示信是其中一個關鍵節點。指示信明確提出，按群眾識字需要，“如群眾不愿意用我們的課本，而要求教《百家姓》、雜字等書”也可以商量，并委托教育廳代為編寫“舊形式新內容”的課本。這一古為今用的識字轉軌，與陜甘寧邊區新文字運動的暫停銜接，體現了斷裂與延續兩套識字方案的此消彼長。其他根據地的黨報隨即登載該指示信，各根據地政府則陸續發布編、讀雜字的具體指示。
中國共產黨為何會轉而利用舊形式的識字讀物，尤其是改編雜字，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艾思奇早在1939年就提出“（文藝）要能真正走進民眾中間去，必須它自己也是民眾的東西，也就是說它能和民眾的生活習慣打成一片”。從新文化運動到抗日戰爭爆發前，部分知識分子不斷發掘被鄙棄的民間文化，為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利用鄉土文化孕育了基礎。特別是1942年毛澤東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倡導文化戰線上的民族化、大眾化，創造性提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以此為契機，“舊形式”的利用問題不僅被提出，且具備了合法性，編寫雜字也因此有了政策依據。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不久，雜字改編者之一的董純才分析，當時識字教育最主要問題是學與用的脫節，“只是教學生學習一大堆抽象的政治名詞和空洞的政治口號，而不注意或幾乎不注意群眾生活所需要的社會知識”。因學、用分離，語詞傳授的效果不佳，亦使發掘適應民眾需要的識字讀物顯得必要。
除此之外，陜甘寧邊區自身的雜字識讀傳統也不容忽視。清代靖邊縣的鄉間貧窮子弟曾取坊刻雜字等書，“日日認字若干，旋認旋寫，旋講字義，又溫故知新，旋得旋積，不一二年，即應用優裕”。在米脂縣，明清以來的啟蒙教育中即有《日用雜字》。清代《七言雜字》不僅在邊區集鎮的家庭中廣泛使用，同治、光緒以來還有20余家陜西、甘肅的書坊刊印發行，其扉頁廣告宣稱：“凡某應用字跡，無不豁然貫通，熟讀澈記，何難酬世？”直到1938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機關報《新中華報》還報道，志丹縣的鄉里小學因教育工作檢查不嚴，出現教員用古書雜字當教材的現象。簡言之，陜甘寧邊區自清代以來就廣泛流行利用雜字識字，而且當地雜字還可能為改編者提供參照。
這一時期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以下簡稱教育廳）編輯教材的人員主要是董純才和辛安亭。從個人經歷看，他們生于廢科舉前后，出生地域素有編讀雜字的傳統，個人或有直接認讀雜字的經驗。董純才1905年生于湖北大冶，這一縣域清至民國盛行《四言雜字》《魯上譚雜字》。1937年10月，他到延安后被安排在教育廳工作，由徐特立領導。1937年年底，熱心新文字的徐特立被黨組織委派到湖南，董氏接手教育廳教材編審。據其回憶，他原先編的農民識字課本著重政治思想與抗日救國，但1941年增加了農村常用字；1944年，他開始編寫民間慣常形式的識字課本《莊稼雜字》（四言韻文），受到農民歡迎。辛安亭1904年生于山西離石，幼年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和《五言雜字》開蒙，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38年春到延安，分配到教育廳協助董純才編寫、審定教材。辛安亭曾提到，在1940年教育廳大會上，有同志反映民眾不喜歡《新千字文》這類啰唆、沒有意思的課文，如第二課“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千合一石”，還不如舊雜字中“石斗升合”直截了當。他總結稱，“依照舊雜字的編法，把許多日用字排列在一起，只要聲韻調諧，便于閱讀，同類相聚，便于翻查就行，不必勉強湊成內容空虛的課文”。編者在接受這一教訓后，1940年的冬學識字課本就利用《三字經》、雜字等舊形式，編輯了由《抗日三字經》《實用四言常識》和《新五言雜字》三部分組成的《邊區民眾讀本》。果然，這種以舊形式編輯的“混合課本”廣受歡迎。這兩位教材負責人所編雜字，與各自曾接觸的四言、五言雜字對應，恐怕并非巧合。應當留意的是，1940年應是邊區最早出現改編雜字的年份，雖然彼時所編雜字只是《邊區民眾讀本》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有人批判借助古書雜字的編法，認為這種對舊形式的利用是在“開倒車”。具體而言，部分從城市來的知識分子認為革命的延安竟出現復古的編書方法，無疑是很大的錯誤；而專門從事教育研究的知識分子，則懷疑雜字課本無法教學，因為單字過多，又缺乏必要的重復。前者從文體形式批判，后者對教學字量、生字重復率有所批評。對此，編者辛安亭寫信做出說明，經李維漢審讀并斡旋，得到時任教育廳廳長周揚、中宣部部長張聞天的肯定，一場風波才算平息。不過，以1944年年底的文教大會為轉折點，雜字的改編出版、教讀使用逐漸呈現新氣象。1945年之后，邊區總體上形成了兩種形式的民眾識字課本，既有長短句不一的《識字課本》，也有利用舊形式韻文編成的《日用雜字》和《莊稼雜字》。這兩類課本相得益彰，尤以改編雜字為大宗。
在此期間發生的轉變，與《解放日報》對編寫“舊形式新內容”課本的過程性報道分不開。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傳遞黨對各項工作的指引，編讀之間形成雙向互動，其登載的黨政軍的指示、規定，對讀者有著不可忽視的塑造威力。1944年5月，即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授意援用雜字等舊書的指示發布一個月后，教育廳開始在《解放日報》頭版屢次懸獎征求冬學教本，要求社會各界，尤其是各分區、各縣擔任實際工作的同志編寫教本寄送教育廳，如被采用有獎金，稿費另付；部分可作為材料者，亦酌給報酬。其種類及條件如下：
一、日用雜字。選用群眾最實用的字，以三言、四言或五言句體裁編寫，共用字五百到七百，生字四百到六百。
二、莊稼雜字。以識字為主，但須包含簡單的農業常識，體裁同第一種，共用字七百到一千，生字五百到七百。
三、識字課本。以識字為主，但須兼顧一般常識，分課編寫，全書四十課到五十課，生字五百到八百。
此后教育廳陸續收到來稿23種。經文教大會公開征求大眾意見，及后續的延安大學教育系、教育廳研究后，教育廳認為以先期被采用的《日用雜字》《識字課本》《莊稼雜字》為佳，而其他20種教本也為教育廳編寫冬學教本提供了詞匯短語和日常用字素材。
事后，編者辛安亭認為，給成人、青年與兒童編寫識字教材，內容和形式都要有所區別，農民的識字教材“要用《三字經》《四言雜字》《五言雜字》等書的形式”，這是因為“農民平時勞動忙，沒有時間上學”，他們希望識字課本“盡量把常用字編進去，上一兩次冬學就可讀完讀熟。對其中的生字即使不能全部認識，以后也好查閱復習，可以逐漸消化”。辛安亭回顧，《日用雜字》等書的編寫為期一個月左右，需要“先做調查，如訪問農村，了解農民及群眾的要求，收集農村流行的各種雜字書與應用文；然后再根據黨的路線、政策對收集的材料加以研究和整理，決定如何取、舍、增、改；再后就寫出初稿，請人提出意見；最后斟酌修改完成”?？梢?，雜字的改編并不是簡單的新舊改造，而是涉及知識的收集、編輯、反饋和完善，尤其重要的是前兩個步驟。上述懸賞征稿是起步的一部分，而文教大會的公開征求意見及延安大學教育系、教育廳的研究只是第三步。辛安亭總結稱，雜字編寫的過程與過去教材的編法有很大不同——注意力不僅在寫作，還在研究服務對象及其需要。
以編定的《日用雜字》為例，四言韻語，內容分類編排——個人（家庭、社會）、食、衣、住、用、衛生、文化、政治、自然九大類。其下又有小類，如“衛生”下分為“人畜衛生”“破除迷信”兩類，“文化”下分“讀”“寫”“計算”“待人”“處事”，“政治”下分“會議”“宣傳”“自衛”“擁政”“擁軍”。書的開頭是“上學識字，先認姓名，認會自己，再認別人”，以姓名讀寫為首，由己及人，結尾是“冬學念書，消滅文盲，革命恩德，永世不忘”，總計328句，1312個字，生字780個。改編后的雜字書，與傳統雜字形式相同，單字數也相當。不過，在知識分類上，不再是傳統雜字的天、地、人三才的敘事，而是在包含舊有的食、衣、住、用的同時，又迥然有別——新增“衛生”“政治”等類目，“政治”類下新設“會議”“宣傳”“自衛”等小類的政治文化內容。不同的知識分類，表明改編后的雜字字詞，已無法置入舊的分類體系。
《日用雜字》初印后，年年再版，經常供不應求。1944年10月，有讀者來信提議趕印，新華書店總店在同月登報答復，正在趕印的有繪圖《日用雜字》《莊稼雜字》等，承諾月底印出，并盼望各界各地的同志經常反饋和批評。1944年12月初，不斷有題為“最新出版”的大眾讀物廣告，位居前列的正是繪圖《日用雜字》《莊稼雜字》，定價遠低于邊區常見的《識字課本》《衛生常識》，廣告還提示各地新華書店均有分售。不過，當月依然有報道稱，這兩種雜字印量還是太少，不幾天就銷售一空，讀者希冀多印一些。直到1945年6月，這兩種雜字仍不夠用，教員只好給學生抄寫，并希望大量印刷。據1945年7月的報道，太行新華書店在短短5個月內出版的大眾讀物有13萬冊，其中改編的《日用雜字》最受歡迎，印量達2.8萬冊。此外，韜奮書店、文化書店、魯迅書店、群眾書店、新生書店以及更基層的潞城縣文化教育合作社、稷山益民書局等也刻印或油印了《莊稼雜字》，僅韜奮書店1945年8月一次就印了3萬冊。
除陜甘寧邊區教育廳統編的《日用雜字》《莊稼雜字》外，邊區各地還結合自身特點自編更具地方性的雜字。1945年底，教育廳印發了推介陜甘寧冬學經驗的小冊子，提到鹽池縣不僅教授統編的上述兩種雜字，三分區還因牧戶甚多而編學《放羊雜字》；在村落層面，甚至現編現學篇幅更小的《莊村雜字》。雜字的改編不斷推廣，各根據地政府相繼發布指示，推動形成以雜字為津梁的識字網。1945年，晉察行署指示新、老解放區的冬學識字課采用《日用雜字》，“城市可由專署或縣將不適合部分加以修改”。1946年，蘇皖邊區初級小學國語教育，也要求學生“能寫《日用雜字》”。1946年，山東省政府也指示，發動群眾購買新編《莊戶雜字》作為冬學教材。在偏遠的晉西北地區，晉綏邊區行政公署指示，為了在教材中體現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內容，應包括各種雜字；綏蒙政府還向各縣長、教育科長發布指令，倡導自編適用雜字教授兒童識字，同時，將指示文件抄至蒙旗綏東辦事處等地，要求一體遵照施行。
在編出的雜字中，有些讀物的用途頗為專門。如山東東營一帶編有《婦女雜字》，總計僅300余字，含上冬學、認票子、紡線生產、土地改革、講求衛生、反內戰、勸夫參軍、擁軍優屬八類內容，這些文字既與婦女的生產生活緊密關聯，也有針對婦女參政擁軍的。在雷州地區，甚至有四言編排的《革命雜字》。該書前三部分是生產生活介紹，并將群體成員劃分為農民、工人、寄生蟲等，第四部分“階級斗爭”為單獨的門類，啟發民眾階級意識，其后是“中國革命”“革命道路”，多為翻身話語?！陡锩s字》用方言教讀，既包含對農民、工人、資產階級生活的描述，也有對階級斗爭意識的喚醒，同時表達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不少村落認讀傳誦，當地識字班也以此為教材。在教育廳統編之外，各地的自編行為也不斷涌現，甚至還有村落參與編寫；雜字的改編主要面向成人、青年，也針對某一群體、特定功能的識字。
要言之，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文字工作上從顛覆趨新轉向汲取傳統讀寫資源，其中表現便是對古舊雜字的利用改造，1944年后尤為突出。這一轉變是傳統識字方式延續、新文字運動受阻等因素合力的結果。借助民眾熟稔的雜字形式，中國共產黨將民眾識字需求和習慣置于重要位置，改編雜字成為宣教與受教的雙向過程。雖然新編雜字語句押韻、分類編排的形式與傳統雜字無甚差別，但內容不僅囊括日用常見文字，還引入革命、翻身的政治意識。在廢除漢字消滅文盲之外，另辟了一條調適日用尋常與革命動員之間張力的漢字啟蒙通道。這類新編雜字的規模數量、波及范圍、發展縱深都不容小覷，更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還推進了雜字教法、讀法的革新。
三、識舊如新：新雜字的教讀使用
陜甘寧邊區曾開展“文化下鄉”與“書報下鄉”相結合活動，理由是作品再好，沒有送到百姓手里也是枉然。因此，教讀使用新雜字，先要確保書籍能夠深入鄉村。以西北區新華書店為例，其書報發行網雖不健全，但也開設延安、蘭州總店，每個地委均有分店，各縣城還多建有支店，形成總店—分店—支店的散發體系及更底端的分銷網絡。如晉綏新華書店有晉西北、晉南2個分店，12個支店；在面向基層的發行力量中，與晉綏新華書店形成代銷關系的有書店24個、郵局15處、民教館合作社8個、書販15個（晉南未統計）。一位書商在晉綏農村，每月能售出3000多本包括《日用雜字》《莊稼雜字》在內的通俗讀物。晉綏新華書店還借助貨郎擔、趕集、擺攤、輪回書店等渠道，組織合作社、教師、下鄉干部、郵工、通訊員、劇團等參與雜字的銷售。
在新華書店為主體的發行網之外，其他銷售通道也值得留意。如綏德分區的文工團利用演戲的機會，在集市上銷售圖書，3天賣出近百本《日用雜字》《莊稼雜字》和《識字課本》。延安大學科學院還派出文化貨郎擔到周邊鄉下流動，允許民眾賒賬，一個貨郎擔一次出門，最多可賣出《日用雜字》《莊稼雜字》各200本?？梢?，民眾對新雜字不僅有旺盛需求，各級新華書店為主體的銷售網，以及其他各種滲入基層的流動靈活銷售，保障了民眾可輕易獲得這類讀物。
邊區的不同媒介，上文顯示的黨報、書店、貨郎擔、戲劇演出等都向基層宣傳新雜字，而以戲劇最為喜聞樂見。廣泛盛行的秧歌劇《夫妻識字》，教導民眾不可做“睜眼瞎”，劇中扣人心弦的一幕是夫妻爭搶《莊稼雜字》，接著便唱起其中的內容。在流行的短篇系列小說《四斤半》中，一個生動的場景是主人公走進三口之家的窯洞，看見小男孩手里正拿著《莊稼雜字》。當然，新雜字在基層的傳播，尤其不能忽視教員宣講。1945年初《解放日報》報道，為動員民眾識字，教員宣稱“今年學的是《日用雜字》，不比過去的新文字洋碼碼”。
圍繞教讀使用新雜字，《解放日報》等報紙還辟有“讀者往來”欄目。這類欄目構建了雜字編者、教員的論域，集中討論受眾學習雜字的一些問題：一是光念書而不教認字寫字；二是強調做到“四會”（會認、會寫、會講、會用）。前者的后果是念了許多書，還是一字不識；后者卻使識字進度太慢，念不了書。對于前者，辛安亭認為宜斟酌采取私塾教學法，“每天所念的課文，不必每個字都寫會，寫會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即可。那些比較繁難的字，可留待識字較多時再寫；甚至有些用處較少的字，如《日用雜字》中的笊、籬等字，在冬學期間完全不寫也可以”。這樣既能使初學者不至畏難而退，又可加快教學進度，增強識字效果。
“讀者往來”欄目所載教員關于“認寫講用”的“四會”的爭鋒，尤可注意。劉稚農指出，四會是學習者的最終目標，而不是一開始學習就要求做到，應有先后緩急之分——首先要求會認一個字，念一句話，然后才要求會寫，這個會寫并不一定全會寫，而是寫簡單的，如《日用雜字》（辛編）中前兩句“看圖識字，先認姓名”，可要求先學寫“看”“字”“姓名”等字，等時間久了，再要求寫復雜的字。教員史松北也從村里寫來工作報告——為迎合百姓要求“念口歌”及適用于不同對象，他自編了《農家雜字》《油房雜字》等，這些課本的字量在300字上下。史氏稱雖在鄉里十來天，但已編寫了20余種課本。隨后，劉稚農也在欄目中對史氏來信，特別是對其短期內自行編輯諸多課本，及提出教育廳所編課本中有些字不太適用進行反駁——課本本身不可能有那樣大的普遍適用性，教員也不可只在書本上教學。兩人的論辯見刊后，署名“易行”者也來信，認為劉稚農所說有道理，而史松北的反饋也不容忽視，在地的自編雜字未必比教育廳統編的更適用，“教材的適合程度常常是由教員的實踐來證明的，所以編者應當傾聽教員的意見，把這些意見集中起來，來改進課本；然后再把改進后的教材交給教員，使它回到實踐中去，來再次證明、考驗”。經過一番討論，教材的適用性自有限度，教材的改進要靠教員、編者之間往返互動，并在實踐中不斷檢驗。
史氏又來信解釋，指出并無“推翻”教育廳所編雜字之意，其目的只是使雜字完善。他還具體舉出，“《日用雜字》中的墕岔壕坳，山峁圪塔等，不僅群眾中不常用，就是一般東西上也很少用。在初學的群眾中，這些字，寫和念都不適合”。又如“插圖都很好，為群眾所歡迎。其中毛主席木刻像上的陰影是不適于‘藝術水準低’的群眾的，讀了《日用雜字》的學生，都說毛主席有大胡子。曾對群眾解釋，那是線條、陰影，很難使他們了解”。因此，他提出給不識字的工農看的圖畫，美術工作同志以后需要注意。除考慮文字常用與否、插圖視覺效果之外，還有人注意到教員的識字水平。如把《日用雜字》上的“消滅蠅鼠”的“滅”字教成“減”字，“蠅”字教成“號”字；“院里干凈”的“院”字，教成“碗”字。對于教員教錯字，有人提出應弄清楚兩件事：其一，這些不常用字是否需要；其二，是否因印刷模糊而引起的偶然錯誤。
在讀到易行、史松北的文章后，劉稚農也談及，他們之間并無原則上的分歧，沒必要在技術問題上爭論，并坦誠自己的意見主要從“冬學通信”“冬學報告”中搜集，期盼親身下鄉的同志多指點，他還具體提醒《日用雜字》中的其他缺點，如部分詞句念來順口，但講用困難。為此，他建議根據對象差異編寫不同的教材，后附教員教學說明，注解可更詳細些。經過幾個來回的討論，焦點最終落到教法與教員上，此后出現的改編本，始附詳備的《請教員注意》：
一、這書《日用雜字》是供給初入冬學的學生用的。為了適合群眾的要求，采用舊日四言雜字的韻語形式編成。
二、全書的韻文部分共三百二十八句，一千三百一十二個字。其中生字七百八十個，連練習部分，共有生字八百八十來個。這些生字都是農村中比較適用的字。
三、這書的主要目的在教學生識字，但也順便講一些今天邊區公民必需的常識。教員教學時應盡量聯系實際，多加發揮，使學生能夠應用。
四、為了幫助了解并增加學習興趣，每頁根據內容配了插圖一幅。又為了使教員能夠靈活地補教一些更實用的字（如學生自己的姓名、父名、村名、鄉名、鄉長姓名等等），更具體的知識（如當地植棉、紡織等的數字），每頁中又附了一個練習。教員教學時，對插圖與練習應充分予以利用。
五、韻文教學的進度可稍快些（開頭每天可教四句或六句，最后每天可增至八句到十句；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要根據學生的程度與生字多少再加伸縮），筆畫較多的字（如第一行中學字與識字），一開始不必勉強學生去寫，只要念熟、認會、明白意思，就可繼續往前教。第一頁練習中的姓名、村名等字，如果筆畫太多，也可先認模樣，緩幾天再寫。不然恐使學生一開頭因畏難而降低學習信心。
六、教學練習部分，教員要多費辛苦。有時須個別教學（如教學生姓名），有時須集體討論（如教育巫神問題），有時需要指導學生作簡單的調查研究（如種棉紡線等數字）。不可只在書本上教學。
七、這書上的字，都用正體字。教員教學時應該把很流行的簡體字（如勞、鹽、變、什么、邊區等等）一并教給學生。
上引內容可分成兩組：第1條至第3條和第7條是對改編雜字形式（四言韻語）和內容（日常用字與政治常識、正體字與簡體字）的說明；第4條至第6條是對教讀的具體指導。從中可見新雜字的教讀，保留了傳統雜字的韻文、插圖輔助識字，新增教與學的“練習”，還倡導教員對不同內容進行“個別教學”與“集體討論”相結合。同時，鼓勵教員聯系實際，使學生學以致用，提倡教員進行調查研究，而不能囿于書本教學。這種推崇以啟發與討論為主的教讀，挑戰了以往個別點讀、記誦為主、偏重識字而少講解的方式。教學也不再是傳統的“先生講—學生聽”模式，而是希望教員成為引導者，而非權威式的傳授者。
后來，各地翻印改編的《日用雜字》也多含教讀說明，與前引內容主體相同，但在細處有差別。比如，在甘肅出版發行的《日用雜字》，改編者認為“這本小冊子，是1944年在延安時編的，里邊對食物用具等，用了不少陜北地方語，政治一節內也有些爭取抗戰勝利的詞句，今天在甘省采用，都不相宜，因此這次翻印時略加刪削與修改”。1946年底，山東出現《莊稼雜字》的改編本《莊戶雜字》，編者指出，“凡原書之不合山東情形者，均予以刪改，并增加了一些政治內容”，同時提示教者“須靈活機動……因為它是采用雜字的形式，對于生字的分配上，課文的排列上，都不適宜于按課本辦法講授”。編者還指出雖系改編，但創作的地方也不少，“這種利用舊形式，充實新內容的工作，還是第一次做，希望教者與讀者多提意見，并盡量供給一些參考材料，以備二次修正與改編”。可見，新雜字不僅在內容上以開放的姿態適應各地需求，在教讀使用上也倡導機動靈活。并且，編者一再希冀與教員、讀者建立起編、教、讀的溝通。事實上，除陜甘寧邊區之外，其他邊區的黨報，也不乏編纂、教讀的問答互動。
實際上，1946年10月，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出當年冬學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各縣接信后行動起來，“文化教材以教育廳審定的《日用雜字》《識字課本》《農村應用文》為主，讀古書的現象加以說服”。在其指示中，已不再將改編雜字視為“古書”。隨著戰爭的勝利推進，1947年欲在東北推廣識字前，相關的識字經驗匯編論及先念什么書時，有民眾認為，“念雜字好，莊戶人適用。念一個，頂一個，過去那些貓貓狗狗的書，念了不頂事”。有人還提出，當地《莊農雜字》雖內容“庸俗惡劣”，但“說的是農家事，用的是農家話”，這類讀物可用最少時間，獲最大效益。然而，單是實用還不夠，進步也不能偏廢，“何不以土地改革、農民翻身、換工小組、開荒生產等等為材料，來一套《新莊農雜字》”？同年10月，東北行政委員會指示確定以編輯中的《新莊農雜字》作為識字教材，并提示不可照舊日那樣教人死讀書。有人還以《新教育的萌芽》歸納新雜字教法：“免除填鴨式的、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啟發的、討論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不久，《新莊農雜字》出版，在各區、村、屯流動供應，出現貧下中農踴躍購買的情形。僅一年內，東北書店就印刷該書5次，發行量達28萬冊。
過去鄙俗的識字雜字，經過中國共產黨的改造革新，已不單是文字的認讀查用，還是一套喚起民眾的動員機制。這種識字啟蒙從重“記誦”轉向偏“講授”，同時，公眾（集體討論）與私密（個別教學）相融，尤其增添了互動的“練習”，并要求教員、讀者不能囿于書本，要有調查實踐。這種“識舊如新”的教讀方法，將識字作為一種社會實踐來探索，識字不再只是個體的讀寫能力習得，而是增添了可辯、可論、可調查研究的體驗。有報道稱，定邊縣完小的學生激增，正是由于教學方針改革——增加了新雜字等課，“學生不僅識字，而且學了就能用”。在太行區的村莊，還出現“新婚夫婦結婚都要互相測驗《莊稼雜字》”的現象。昔日目不識丁的農民，有的“至少能識三百字，多則識千余字，大多能記賬、寫路條、日用雜字及簡單信件”。有的婦女在堅持念雜字等課本后，“會開便條、寫契約和打算盤（簡單的加減乘除）”。晉魯豫甚至印制了大批《翻身農民雜字》，定價很低，民眾可直接購買使用?？梢哉f，這套舊瓶裝新酒的文字傳授路徑，既保障了民眾實用性識字，也為革命作了啟蒙動員。不過，也要注意這類讀物限于實用，讀者群體由傳統的以童蒙為主轉為以成人（含青年）為主，“《日用雜字》適用于一般成青年，《莊稼雜字》適用于務農的成青年”，預設兒童年齡太小，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由此導致相對忽視兒童教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政權處處推陳出新，但在諸多層面仍延續鄉土傳統。在識字上依然改編使用雜字，其間雖有頓挫，但總體上席卷全國。陜甘寧邊區曾流行的《日用雜字》，繼續被增刪改編成《農村日用雜字》，編者指出“雜字的形式，對鞏固識字很有好處，因為它是用韻語寫出，便于閱讀，便于記憶，便于查找，熟讀之后可起到和字典相同的作用”。但與陜甘寧邊區不同的是，政治、生產、文化部分是新寫的，其他部分也有刪改，內容的前后次序也有調整。各地教育廳、文教局（科）還新編了諸多雜字，甚至細致到“補充本地、本校、本班”情況的雜字。此類因地制宜的雜字受眾廣泛，如1951年中南人民出版社的《農民雜字》出版46萬冊，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的《工農日用雜字》銷售了10萬冊，1958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參考同治、光緒本《七言雜字》編寫的《繪圖農村日用七言雜字》首印30萬冊等，出現各地教育管理部門主導改編、推廣雜字的情形，其規模之大、參與之眾，前所未有。
結 語
革命的促成不只是因為各種轉瞬即逝的政治事件，還有不易被察覺的其他因素，日常的識字讀寫就是一股重要力量。清末民國，在基礎識字領域，趨新與守舊相互纏繞、時有牴牾，承載傳統文字知識的雜字一類的舊書，并沒有被各種勢力不斷推行的新編字書取代，而是頑強地潛沉于民眾生活中。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雖不乏認讀、教授古舊雜字的經驗，但重心在舍舊謀新，編寫革命話語濃厚的識字教材。這些模仿蘇俄的教本卻難以契合民眾日用之需，致使掃盲效果難副所期。20世紀40年代，陜甘寧邊區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勃興，但不久即遭遇挫折。隨著文藝座談會提倡文化戰線的民族化、大眾化，發掘利用中國本土文化資源成為新的出路。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策略，由顛覆革新轉向繼承發展，開始有意識地汲取舊有的讀寫資源，表現之一便是組織引導、改編傳統的識字雜字。
借助各種方法和路徑，中國共產黨以民眾需求和接受為導向，對雜字的生產編纂、教讀使用予以改造革新，逐步形成“舊學新知”的讀寫機制——不僅在文字內容上延續明清以來注重實用性識字的文字下鄉傳統，還借助雜字的舊瓶裝上革命、翻身等語詞的新酒；在識讀方法上既包容個別認讀傳授，又鼓勵集體討論的啟發式教學，甚至提倡實際的調查研究。改造后的雜字，學與用結合、政治動員和民生日用協調，構筑了一套“舊形式新內容”的漢字啟蒙形態。
相較于新文字運動，改造鄉土雜字掃除文盲，仍是中國共產黨識字史上的“低音”。這一尚不為人所熟知的識字路徑，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波及其他邊區，直至全國，形成掃盲上廢漢字與保漢字并行的教讀實踐。由此可見，盡管革故鼎新是中國革命的顯著標志，但其中亦呈現中國歷史文化的連續性。也正是因為在讀寫實踐中找到古為今用的接榫，施教者除舊布新，受教者溫故知新，才使得傳統識字文化與革命文化彼此契合，從而為中國革命的勃興和最終勝利提供了智識與情感基礎，形成了故物與新知兼具、延續與創造并存的獨具特色的中國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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