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敏，烏克蘭哈爾科夫國立文化學院音樂藝術學院博士生，湖南交通工程學院人文與藝術學院教師
文章來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6期
摘要：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歌謠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在長征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革命歌謠的創作與傳唱發揮了重要價值。長征中的革命歌謠涵蓋了行軍戰斗、部隊生活以及政治宣傳等多種主題，其創作主體多元，旋律舊曲新用、易于傳唱，歌詞簡潔明了、貼近實際，充分滿足了革命斗爭的需要。在長征途中，革命歌謠依靠文字傳播，宣傳隊、普通戰士口頭傳唱，群眾自發傳唱等方式，不僅為紅軍戰士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還有效傳播了共產主義理想，深深感召了沿途的廣大人民群眾。這些歌謠為探究長征不同面相，賡續紅色基因提供了寶貴資源。
關鍵詞：
長征；革命歌謠；宣傳工作；紅色文化
長征是中共革命歷程中的一次偉大壯舉。毛澤東說過：“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那么在長征中，紅軍到底如何告訴億萬人民“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體現在哪些地方？黨又是如何打造出一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革命隊伍？揆諸史料，筆者發現，研究革命歌謠有助于我們理解和回答上述問題。基于此，本文以革命歌謠為研究對象，探究紅軍長征中革命歌謠的創作與傳播，分析這些歌謠的主題和特點，揭示其傳唱方式，詮釋其豐富價值。
一、紅軍長征時期革命歌謠的創生背景
革命歌謠，是指融入了中國共產黨革命思想、服務革命需要的音樂藝術形式，它不僅記錄了革命戰爭時期的奮斗歷程，也傳遞了革命者對革命成功和美好生活的渴望。盡管紅軍長征的路途充滿艱辛，但革命歌謠依然被大量創作并廣泛傳唱，這背后源于黨對革命歌謠服務革命的認知與實踐，以及長征曲折歷程所形成的獨特創生土壤。
(一)中共對歌謠服務革命的認知與實踐
建黨伊始，中共逐漸意識到革命歌謠的重要性，將其作為宣傳動員的重要方式，并用于革命實踐。1922年正月初一上午，上海的共產黨組織成員在上海市內散發“賀年帖”(內載宣傳共產主義的歌)六萬張，開展革命宣傳。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在中共的影響下，國民革命軍中出現了與政治宣傳相結合的音樂活動，并創作一大批革命歌謠。1925年，中共通過的《宣傳問題議決案》中明確要求：“編輯通俗的小冊子歌曲等”,用于宣傳工作。國共合作破裂后，南昌起義部隊遠征廣東時，各級政治機關的宣傳隊，一路上努力向部隊和群眾教唱革命歌曲。很多部隊學會了《國際歌》《國民革命歌》和《工農兵聯合起來》等歌曲，鼓舞了部隊士氣。1928年，中共要求發行并供給城市與鄉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書籍報章，注意工農的文化程度，最好編成歌謠韻語，特別是把黨的政策口號，編成詠語山歌。此后，隨著中央蘇區的建立和發展，中共越來越認識到運用革命歌謠開展宣傳工作的緊迫性，毛澤東批評紅四軍的宣傳工作中“革命歌謠簡直沒有”,要求“各政治部負責征集并編制表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此后，各根據地發起革命歌謠的創作與傳唱運動。在運動中，一方面，涌現出一批杰出的革命音樂創作者，如陸定一、李伯釗、沙可夫等，革命歌謠配合“查田運動”“擴紅運動”等得以大量創作，出現了《紅軍勝利歌》《送郎當紅軍》《十送紅軍》等經典曲目，此后宣傳部門選編多部歌本，其中僅《革命歌謠選集》就包含歌謠65首。另一方面，革命歌謠在蘇區廣為傳唱。紅軍戰士無論是在學習、操練、早晚點名，還是在行軍、宿營、戰前動員時，都要大唱革命歌謠。蘇區群眾不僅學會大量革命歌謠，也口頭創作并傳唱革命歌謠。無數群眾在聆聽、傳唱這些革命歌謠的同時，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二)長征為歌謠創作與傳唱提供了現實土壤
長征開始后，革命隊伍中的文藝戰士全身心投入文藝宣傳及革命動員工作中，成為創作革命歌謠的核心群體。時任紅一方面軍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參與創作了《兩大主力會師歌》《打騎兵歌》《長征歌》等，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彭加倫也寫下多首革命歌謠，如《渡金沙江勝利歌》《戰斗鼓動歌》《提高紅軍紀律歌》《到陜北去》等。多年后，耿飚稱贊“加倫詩歌能除困，而今猶有歡笑聲”。除了宣傳、文藝干部外，紅軍中還有不少自己編曲編詞的指戰員。加上沿途感受到紅軍為窮苦人民當家作主的農民群眾，不同群體在長征路上的真實體驗，成為革命歌謠的創生源泉。
戰勝艱難險阻的經歷構成了革命歌謠的現實材料。中央紅軍渡過湘江，突破四道封鎖線，搗毀敵人大量碉堡，紅軍政治部就此事跡編印歌曲《出擊歌》,用“紅軍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國民黨的烏龜殼(意即國軍之碉堡)”的歌詞，記錄紅軍的勝利，表達對蔣介石碉堡政策的嘲諷。爬雪山時，為給戰士們鼓勁，紅軍宣傳隊員編了鼓動詞唱道：“翻山頂，看本領，比比哪個是英雄……”。過草地時，盡管路途兇險，但戰士們經常以共唱革命歌謠來抵抗疲勞與饑餓。紅軍戰士結合當時情況，編出一首鼓勁歌曲：“牛皮鞋底六寸長，草地中間好干糧。開水煮來別有味，野火燒后分外香。兩寸拿來熬野菜，兩寸拿來做清湯。一菜一湯好花樣，留下兩個戰友嘗。”
長征中的重要戰斗、會議、事件是革命歌謠的創作來源。楊成武回憶，紅三軍團通信排的排長小謝是“一邊走路一邊編歌子的機靈鬼”,一遇休息，就纏住他要他講形勢，說故事，而他隨便說來的東西，不用多久就成了歌謠中的歌詞。有的歌謠緊密結合重要戰斗，展現紅軍勝利英姿。紅六軍團在新場戰斗取勝后，紅軍指戰員將戰斗事跡編入歌謠并在行軍中傳唱。有的結合重要會議內容，宣傳會議精神。紅四方面軍在毛裕鎮會議上強調把政治工作與軍事技術密切結合，提出“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斗，不勝不休”的軍訓訓詞，該訓詞很快被譜以曲調，廣為傳唱，鼓舞全軍。有的將重要事件寫入歌詞。如《兩大主力會合歌》記載了“兩大主力軍邛崍山脈勝利會合了”。而陸定一等創作的《長征歌》,按照時間順序，展示了紅一方面軍走湖南，過湘江、烏江，占遵義，到扎西，入川西，飛奪瀘定橋，翻夾金山，過草地，到陜北等事件，可謂概括了該軍長征的全過程。
民族團結和軍民情深為歌謠的創作提供了鮮活人物形象和情感共鳴。紅軍紀律嚴明、愛護群眾，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他們模范的革命行動和其教唱給沿途群眾的《紅軍紀律歌》等歌謠，為群眾所銘記和贊頌，也激發了群眾創作革命歌謠的熱情。1935年紅軍到望謨的紫云火花時，納立寨布依歌手哈廷貴編有兩首歌謠，一首大意為：天未亮，雞報曉，紅軍到火花。等到紅軍隊伍來，有吃又有穿。另一首大意為：紅軍是好人，好人愛窮人，千方百計救窮人。紅二、六軍團策應紅一方面軍長征時，秉持艱苦奮斗、緊密聯系群眾的崇高作風，給湘鄂川黔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湘鄂川黔根據地傳唱著的歌謠記錄了當時的軍民情深：“睡到半夜深，門口在過兵，婆婆坐起來，順著耳朵聽(讀平聲),不要茶水喝，又不擾人民，只聽腳板響，不聽說話聲。婆婆門縫看，原來是紅軍。媳婦你起床，門口點個燈，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軍。”
簡言之，對于革命歌謠，中共歷來將其作為重要的宣傳工具加以重視，并在實踐中大量加以運用，積累了豐富的歌謠資源，形成了包括群眾在內的多元創作主體，而紅軍長征的曲折歷程又為歌謠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促進了革命歌謠的大量創作和廣泛傳播。
二、變與常之間：紅軍長征時期革命歌謠的主題與特點
紅軍長征中，紅軍戰士和途經地群眾，傳唱著大量不同主題的歌謠，有的是蘇區革命歌謠的繼續運用，有的則是新創或改編，體現出面對不同地域、不同斗爭環境因時而變的特點。
(一)紅軍長征時期革命歌謠的主題
長征開始不久，紅軍總政治部就要求“適應現在任務與環境，迅速轉變政治工作的方式。”革命歌謠更加注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有的歌謠旨在筑牢戰士革命理想。除了《國際歌》這些部隊行軍和休息時就常唱的歌，也有歌謠加入新的內容，如：“云貴川，紅旗飄，紅軍志氣比天高，江山從此歸窮人，土豪劣紳好心焦。”有的歌謠意在強調部隊的團結。紅軍總政治部指出，“要在困難的條件之下團結紅色戰士，不灰心，不喪氣”。因此歌謠中強調團結主題的非常多。有歌詞唱道：“紅軍越打越有勁，團結像一人，我們偉大的任務，一定完成”。有的歌謠重在培養戰士的紀律意識。沿途擴紅使大量新戰士加入紅軍，政工部門為此編唱《新兵同志聽指揮》,其歌詞采用“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內容，加入“新兵同志們，行動聽指揮，不可胡亂行”的新詞，在新戰士心中植根“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觀念。紅二方面軍也編唱了《紅軍紀律歌》,旨在培育紅軍鐵的紀律和優良作風。除此之外，毛澤東認為，戰斗員只有識字三百，才能“懂得許多革命問題的普通道理”。換言之，文化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基礎。有革命歌謠也以鼓勵戰士識字主題。《識字歌》唱道：“同志們，要知道，文化知識不可少……同志們，大家來，努力識字學文化，比一比哪個呱呱叫。”
盡管敵人窮追不舍，紅軍卻始終高度重視部隊戰斗意志的激發和戰斗能力的培養。長征開始后，紅軍總政治部明確要求“運動戰中政治工作，應當以短促的時間與有力的鼓動，運用一切可以興奮戰斗情緒的活潑方式(如唱歌隊、化裝講演、五分鐘軍人大會等)”。同時，“對戰斗員尤其是新戰士，則須進行必要的技術教育。”為此，創作和改編了豐富多樣的戰斗歌謠，以利作戰和訓練。有的歌謠直接用于指導作戰。面對新的敵人，創作者將新的作戰技法融入歌詞中，輔以耳熟能詳的旋律，使戰士牢記于心。紅軍進入川西北后，面臨未曾遭遇過的敵人騎兵襲擾。中革軍委制訂《關于對敵人騎兵作戰的指示》指導反騎兵作戰，創作者結合指示內容改編《打騎兵歌》一首，歌詞為“敵人的騎兵不可怕，沉著迎戰來打他，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快放齊射殺。……”類似的還有《子彈歌》《操練歌》等。有的歌謠詮釋作戰方針。《紅軍入川歌》主要是傳達中央紅軍入川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的意圖，使戰士們明確斗爭方向，消滅畏難情緒。有的歌謠意在鼓舞戰斗意志。戰斗勝利的消息，是最好的鼓動內容。紅軍在新田等地打了勝仗后，宣傳隊即編“勝利渡過于都河，新田、古陂打勝仗”的歌詞，鼓動部隊。
長征之路漫長且充滿艱辛，若缺乏必要的行軍知識，想要勝利走完漫長路途難度極大。唱歌往往能夠令人放松，也能夠傳播知識。因此，創作者注意在革命歌謠中融入行軍常識，并加入鼓勁、歡快的元素。有的歌謠普及生活知識。紅軍中專門創作了《吃牛肉歌》。歌詞為“牛肉本是個好東西喲，吃了補養人身體。骨頭可以熬湯喝，牛皮可以做鞋穿哩!尾巴腦殼并足蹄，燒起吃了真安逸。細心教育大師傅，辣椒生姜味道齊。”一方面教會大家如何正確烹調和食用牛肉，提高士兵生活質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不吃牛羊肉的戰士做好思想準備。有的歌謠用于緩解疲勞、消除畏難情緒。渡金沙江前，為免除戰士的枯燥疲勞，紅一方面軍在各單位教《渡江動員歌》,歌詞為“金沙江流水閃金光，勝利的紅軍來渡江，不怕它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長，我們真頑強，戰勝了困難，克服一切疲勞，下決心我們要渡江。”有的歌謠普及衛生知識。行軍路上，軍醫班的教員將藥物學編成了各種各樣的有趣味的歌曲給學生唱。紅四方面軍還創作了《勸傷員》,意在告訴戰士：紅軍勇敢沖鋒，受傷很光榮，但是受傷不能等，要安心、及時地醫治。
澎湃認為，“農民的思想，一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傳統下來，一半是從戲曲的歌文中所影響而成了一個很堅固的人生觀。”正因如此，向沿途農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方針，反映紅軍宗旨，動員群眾支持、參加革命是革命歌謠的重要主題。有的歌謠宣傳黨和紅軍政策，《分田歌》唱道：“分田歌，分田歌，先前無米煮，今日有米多。分了田，笑呵呵!”有的動員群眾支持或參加紅軍，《一定扎根鬧革命》唱道：“窮人窮得好傷心，無衣無食濕淋淋；我們要想出頭路，跟著紅軍鬧革命。”有的控訴反動派殘暴，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動員群眾反帝反封建。《打倒狗劉×》唱道：“狗劉×,想當巴蜀王，出賣四川省，勾結蔣匪幫，投靠小日本，賣國賣家鄉。”有的號召婦女解放。紅軍轉戰川滇黔時教唱的《婦女解放歌》,用淺顯簡短的歌詞揭露舊社會對婦女的壓迫：“一早起來，做到日落西，風吹雨打有誰知，字又不會寫，書又不會讀”,動員婦女“快快地覺悟起”,擺脫封建束縛。
在長征中，紅軍遭遇了國民黨中央軍以及眾多地方軍閥的部隊，這些部隊內部情況各異，不少士兵也是窮苦人出身，對黨和軍隊抱有同情。因此，長征伊始，瓦解敵軍，爭取敵軍士兵加入也成為一項重要工作，不少歌謠以對敵宣傳、瓦解敵軍為主題。有的歌謠結合時局變化，呼吁北上抗日，停止內戰。《聯合起來打日本》唱道：“拿把小胡琴，唱給別軍聽，你們不打我們，我們不打你們，大家都是中國人，聯合起來打日本”。有的通過揭露白軍內部的殘酷壓迫，來瓦解敵軍。《忠告白軍士兵歌》等歌曲，以“殘酷的命令迫你”“豬喲羊喲生活待你”“牛馬樣地使用你”等歌詞揭露白軍長官對士兵的壓迫，啟發白軍士兵的覺悟；同時號召白軍士兵殺死長官，投向紅軍，以“平等自由真正好”的歌詞鼓動士兵倒戈。
紅軍帶領沿途窮苦群眾翻身作主人，贏得了他們的認可，他們在學會革命歌謠后，也開始自發地創作革命歌謠，主題主要是歌頌紅軍和共產黨，諷刺反動派。有歌謠贊頌紅軍打土豪、開倉放糧等事跡，唱道：“民國二十三，紅軍要入川，紳糧喊皇天，百姓一片歡!”有的歌謠揭露舊軍官的丑惡嘴臉。云南元謀地區流傳的《活捉朱淮》唱道：“元謀有個朱師長(嗆底里嗆)死心抵抗共產黨(嗆底里嗆)……因為他的血債多(嗆底里嗆)拖出北門敲沙鍋(嗆底里嗆)”。
(二)紅軍長征時期革命歌謠的特點
多元的創作群體和獨特的現實境遇，使得革命歌謠具有鮮明的特點。
第一，旋律舊曲新用，適應傳播需要。長征途中，中共創作的革命歌謠體現出“舊曲填新詞”的特征。這些歌謠的曲調來源廣泛，有的來自中國傳統民歌、山歌。如《長征歌》的歌詞仿照民間“十二月歌”形式填寫，使用《孟姜女調》的旋律。有的使用興國山歌的曲調。李伯釗用興國山歌的曲調寫過一首歌：“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有的是舊軍歌、學堂樂歌的曲調。《出擊》《粉碎敵人的烏龜殼》等就是用舊軍歌《軍人爭氣歌》填的詞。《婦女解放歌》則是由學堂樂歌填詞，原曲為《歡樂之神》。有的使用國外民歌或軍歌。如用蘇聯民歌填詞、創作的《再占遵義歌》,以蘇聯紅軍歌曲填詞的《上前線去》。有的沿用蘇區革命歌謠的曲調，如紅二十五軍所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用鄂豫皖蘇區《土地革命歌》的旋律。這些旋律，不少已是戰士們耳熟能詳的曲調，部分曲調根據歌詞內容進行了壓縮、擴充或反復等處理，使其與歌詞契合，受眾易于學習、喜歡和接受。如流傳在鎮雄縣的《紅軍歌》與蘇區傳播的原曲有較大變化。原曲是兩段體，除第一樂段外還有一段副歌，而長征時傳至鎮雄的《紅軍歌》卻沒有副歌，副歌歌詞被填入第一樂段中。究其原因，就在于原有副歌旋律較難學會，修改后則便于教唱。
第二，歌詞通俗易懂，蘊含革命道理。長征中，歌謠創作者將革命話語轉化為受眾聽得懂的大眾化語言，與大家的日常戰斗、生活緊密結合，使歌謠唱到戰士和群眾的心坎里，自然易被他們掌握和傳唱。《當兵就要當紅軍》用“指揮員戰斗員都一樣，莫有人來壓迫人”這樣淺顯的話語，將人人平等的觀念傳遞給受眾。有的歌詞有意識地用當地人熟悉的敘說方式，反映舊社會的黑暗，激發對舊社會的憎恨，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在地化教育特征。如紅軍在黔西一帶教唱的歌謠唱道：“干人(貴州方言中指窮人，編者注)起來打天下，反對王家烈”“大哥抓去當兵，蟲婆爬滿身；二哥學木匠，住在吊樓上；三哥學裁縫，穿的爛衣裳；四哥把田種，谷往人家挑。窮人要翻身，起來打土豪。”
結合斗爭實際，契合現實需要。在復雜多變的革命斗爭與艱苦卓絕的長途跋涉中催生了各式各樣的革命歌謠。這些歌謠深深植根于歷史土壤，承載著鮮明的政治立場與宣傳動員意圖，不僅體現了中共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宗旨，還生動描繪了紅軍戰士的戰斗歷程與崇高的革命信念。《到陜北去》歌詞中用“高舉抗日鮮紅旗幟插到全國去”,強調了革命的正當性和必勝信念，而“陜北的革命運動大發展，創造了十幾縣廣大根據地”則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和對勝利的堅定信念。而且，每當發生重要事件，創作者都能結合形勢變化迅速創作。過金沙江時，宣傳隊及時編了《渡江動員歌》。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后，毛澤東提出到陜北去，要求編一首《到陜北去》的歌，向大家宣傳與陜北紅軍會合及抗日的意義。結果彭加倫當晚就編出《到陜北去》,第二天就在部隊中唱開了。
三、動與靜結合：革命歌謠在長征中的傳唱
革命歌謠只有被聽眾所掌握，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其宣傳、動員等功能。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運用文字、口頭傳播等方式，使革命歌謠在部隊和群眾中得以大量傳唱。
(一)借助文字傳播
第一，編印歌本。在蘇區時，宣傳部門就已編印了《革命歌謠選集》《革命歌曲集》等歌本供軍民學習和傳唱。長征中，紅軍戰士不僅學習這些歌本上的歌謠，也學習宣傳部門新編印的歌本，上面包括《兩大主力會合歌》《打騎兵歌》等歌謠。同時，紅軍在沿途也將《革命歌謠選集》等各式歌本留給各地群眾。第二，將歌詞作為標語內容在長征沿途刷寫。紅軍在仁懷農民王澤光家的門板上寫下了“要使干人天天笑，白軍不到紅軍到。要使紳糧天天叫，白軍兄弟拖槍炮，拖了槍炮回頭跑，打得軍閥妙妙妙”的歌詞。第三，在報紙上刊登相關歌謠。在長征中，盡管印刷條件很差，但手寫油印的《紅星》報依然堅持出版并刊登革命歌謠供部隊學習傳唱。如附有曲譜的《紅軍入川歌》,使用《上前線歌》曲調的《兩大主力匯合歌》。報紙還特地注明歌詞中“邛崍”的讀音，以便傳唱。紅二十五軍也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紅旗報》上刊登，印發給部隊學習。此外，報紙還宣傳運用歌謠開展宣傳工作的典型，使歌謠得到更靈活的運用，并更好為聽眾所接受。《紅星》刊登的《十天行軍中化裝宣傳的一瞥》《全師宣傳隊的活躍值得每個宣傳隊學習》等文章就介紹了典型宣傳隊結合化裝、唱歌、謎語等元素開展宣傳鼓動的經驗。
(二)宣傳隊傳唱
毛澤東早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就強調：“紅軍的宣傳隊是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個大的部分。”長征中，紅軍組織了各種形式的文藝宣傳隊，僅紅一方面軍就有紅一軍團的戰士劇社，紅三軍團的火線劇社，紅五軍團的猛進劇社；紅二、六軍團有戰斗劇社；紅四方面軍有劇團；紅二十五軍也有自己的宣傳隊。此外，紅軍團以上各級政治部中分別設有“白兵工作部”“白兵工作委員會”等對敵宣傳組織，負責對國民黨軍的宣傳、瓦解工作。這些組織，在長征中善于抓住每個可能的時機，將革命歌謠與活報劇、標語、口號等方式結合起來開展宣傳，是歌謠傳播的主力軍。在休息時，他們經常到各連隊教唱《紅軍紀律歌》《子彈歌》等歌謠，同時還幫助連隊培訓業余文藝骨干。在行軍時，經常搭建鼓動棚，唱革命歌謠，進行宣傳鼓動。鼓動棚是宣傳隊在部隊行進路旁搭建的臨時棚子，宣傳員在棚里通過歌唱、快板表演、呼喊口號、演活報劇等方式，激勵部隊士氣，促進其奮勇前行。如某宣傳隊“每天都努力在沿途寫標語，張貼宣傳品。對部隊的沿途掛政治問答題及布置鼓動棚，大貼各色標語，晝夜唱留聲機，分站喊話。特別是第四組的小同志，還化裝冒雨唱歌、呼口號，啟發戰士的興趣。”在面對群眾時，宣傳隊每到一處都要向大家宣傳黨的政策，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丑惡面目。他們“用革命歌聲吸引群眾，站在木凳上向人們宣傳黨的政策，講述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買賣公平的嚴明紀律，揭露蔣介石和地方軍閥禍國殃民的罪行及種種欺騙。”在遵義，紅軍之友社的紅軍教當地青年們唱《送郎當紅軍》《武裝上前線》《決戰在今朝》等革命歌曲。有時候，他們還用留聲機播放歌謠，吸引群眾的注意，并把沒收地主的財物分給大家。通過將歌謠與快板、標語、戲劇等其他宣傳手段，以及革命行動相結合，革命歌謠更加自然而深刻地印刻在戰士和群眾的腦海中。
(三)普通戰士傳唱
長征中，紅軍將唱歌作為部隊內部例行事項之一。據被紅六軍團扣留的外國人薄復禮回憶，每天只要天一黑，紅軍“就按照登記表開始點名，點完名就講話，唱歌，紅軍戰士唱的歌很多，有打倒蔣介石的，有歌頌紅旗的，還有強調保持清潔衛生的。每個人都按自己的音調唱，高低不齊，但勁頭十足。”新兵加入部隊后，老兵會教其唱歌，并注意融入理想信念的教育內容。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少將的黃忠誠，長征參軍后就有老兵班長教他革命歌謠：“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人民來歡迎，官長士兵都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除了教歌，還給他講紅軍是工農自己的隊伍，講打土豪，鬧翻身的革命道理。同時，紅軍大部隊也面向群眾傳唱革命歌謠。紅軍每到一地，經常會自發地唱著革命歌謠進城，向群眾積極宣傳紅軍的宗旨。在習水，紅軍向熱情的群眾致禮深表謝意，他們在街沿兩旁的屋檐下席地而坐，用嘹亮的歌聲向群眾宣傳紅軍的紀律。此外，集會傳唱也是革命歌謠重要的傳播方式。紅軍進入遵義城后，召開了“萬人大會”,紅軍隊伍主動唱著他們最喜愛的革命歌曲《炮火連天響》《共產黨領導真正確》《當兵就要當紅軍》等。場外進不了會場的人，或翻上墻頭，或爬到房上，都想爭先觀看會場內歡樂的情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舉行了聯歡晚會，大家同聲歡唱著《兩大主力匯合歌》。在此過程中，革命歌謠為紅軍戰士和當地民眾所熟記和傳唱。
(四)群眾自發傳唱
沿途的群眾學習了革命歌謠，認同黨的主張，也會自發創作、傳唱革命歌謠。鐵匠蔣錫臣創作的《紅軍教我唱軍歌》唱道：“甲戌年間紅軍過，紅軍教我唱軍歌。我唱軍歌聲音大，歌聲飛過九重坡。干人聽了心歡喜，豪紳聽見打哆嗦。”紅九軍團團部在黔北老湄中辦起“青工干部訓練班”,來自鄉村、場鎮的青年約五六十人受訓。革命道理和紅軍歌曲通過青工干部訓練班的學員傳遍山鄉村村寨寨。紅軍走后，蘆山縣的趙廷賢，回憶整理出二十六首歌詞。他說：“別人唱歌，我就學，自己有空就唱，干活也唱。一首新歌，只要聽到別人唱，我就聚精會神地聽，領會其詞意。簡短的歌，聽別人連唱三次，我就能唱出來。我唱會了又去教別人。”
簡言之，紅軍的文字宣傳者、文藝宣傳隊、一線指戰員等不同群體，通過動靜結合的方式，積極傳唱革命歌謠，使歌謠更深入人心。同時，這也引發了群眾的自發傳播，擴大了革命歌謠的影響。
四、多維度解析：紅軍長征時期革命歌謠的價值闡釋
革命歌謠不僅生動描繪了紅軍歷經千難萬險、最終勝利到達陜北的豪邁歷程，還深刻體現了紅軍戰士們的精神風貌和革命情感。這些歌謠承載著歷史的真實，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史料價值，更蘊含著豐富的革命精神實質與文化傳承價值。
(一)為長征的勝利貢獻了文藝力量
“唱歌不僅是為娛樂，而且是為指導自己的行動。”革命歌謠像指路明燈，給予戰士無盡的精神力量，照亮了走向勝利的道路。第一，堅定了紅軍戰士的革命理想。楊成武過草地時，戰士們談論：“我們將來革命勝利了，是什么樣呢？”他哼起描繪蘇聯社會主義生活的革命歌謠，曲子雄壯有力，娓娓動聽。很快，戰友們都跟著唱起來，雄壯的歌聲蓋住了雨后的風聲。“紅軍指戰員盡管睡在爛泥地上，但卻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斗爭越是艱難，意志越是堅定。”第二，激發了革命斗志。革命歌謠傳達革命必勝的信念，讓戰士們在絕望中看到希望，在困境中保持斗志。據戰士回憶，“宣傳隊對我們的鼓動是非常大的”,宣傳隊唱的歌“對鼓動戰士們克服困難，樹立必勝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有戰士回憶，歌聲一起，“我們的兩條腿，就像膠皮車輪打足了氣似的，格外有勁。”第三，提升了部隊的行軍和作戰能力。融合藥物學知識的歌謠促使大家“到了宿營地，個個洗腳、洗澡，或在森林中睡眠，吸收新鮮空氣，消除疲勞。”部隊通過《打騎兵歌》,掌握了與騎兵戰斗的要領。林彪部隊突襲了東北軍何柱國部的兩個騎兵連，消滅了敵人，繳獲了100多匹馬，“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議論：《打騎兵歌》真靈!”第四，豐富了部隊文化生活，減輕了戰士的疲勞和痛苦。長途行軍，翻山越嶺之時，感到疲乏是常有之事。革命歌謠常常伴著有節奏的口琴聲、口號聲，“使傷病員忘記了自己的病痛，戰士們更加精神抖擻，不知道什么是疲勞。”第五，鞏固和擴大了紅軍隊伍。在艱苦的行軍和戰斗中，戰士們通過傳唱歌謠，營造活躍的行軍氛圍，增進部隊間的聯系，加強紅軍的團結，形成了堅不可摧的戰斗集體。部隊在行軍過程中唱革命歌謠，高呼中心口號，“政治精神的團結很好，因此掉隊落伍最少發生。”在擴紅運動中，沿途處處可以聽到：“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來有田耕”的歌聲，在不長的時間內，黔大畢地區就有5000多人參加紅軍，極大增強了紅軍的戰斗力。第六，規范了紅軍的行動。紀律主題的歌謠，促使紅軍戰士服從戰斗命令，遵守行軍紀律。老紅軍蔡錄賢清晰記得《紅軍紀律歌》的歌詞，并認為紅軍不僅這樣唱，也是這樣做的。他們每到一處，能住“老鄉”家就住，如果“老鄉”不在家，或人多住不下，他們就在露天宿營。第七，震懾了敵軍，瓦解其斗志。紅軍到達貴陽城郊時，用石灰在墻上刷出斗大的標語“攻打貴陽城，活捉蔣介石!”集合高唱《國際歌》。敵人則縮在城里不還槍。在兩軍對壘的前線，紅四方面軍的劇團向敵軍喊話，唱歌，“那種描寫白軍心理和生活的哀怨曲調，深深打動了白軍感情，使得雙方交戰的陣地寂靜無聲，只有二胡伴著女聲的獨唱在陣地上飄蕩。”一言以蔽之，紅軍長征能夠取得勝利，有革命歌謠的一份功勞。
(二)在長征沿途播撒了革命的火種
革命歌謠在長征途中成為紅軍與群眾之間情感交流的橋梁，是傳播革命理念、宣傳黨的宗旨、擴大群眾基礎的重要工具。第一，宣傳了黨的宗旨，擴大了群眾基礎。紅二方面軍在畢節用唱歌等形式宣傳我黨抗日救國主張和紅軍宗旨。聽了宣傳的群眾霎時間奔走相告，“干人的隊伍回來了”,許多不明真相躲進深山老林的群眾返回家園，窮苦人見了紅軍，都主動打招呼：“紅軍先生，我是干人”,親熱得很。第二，感召了沿途的群眾，促使他們支援、參加革命。革命歌謠的傳唱直接促進了群眾的覺醒和參與，使得紅軍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幫助。紅二軍團宣傳隊在鎮雄縣燃起篝火，為當地各族群眾演出歌舞，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使各族群眾感到紅軍是窮人自己的隊伍，不少群眾不顧個人安危幫助和支持紅軍。有的自告奮勇給紅軍碾米、煮飯、帶路，有的想方設法掩護紅軍傷病員，有的積極參加紅軍。在仁懷，王澤光寧愿被抓去關七天七夜，也不鏟除紅軍寫在他家門板上的革命歌謠，后來把家里的豬賣了錢交保才被放出來。他將門板鎖住，使其完整無缺地長久保存。第三，向新戰士傳播了革命理想。有的歌謠描繪出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傳遞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觀。許多新戰士通過學習歌謠，迅速融入革命隊伍，理解了革命的意義。據長征中參軍的田麟勛回憶，他跟著大家學會唱《國際歌》和《勞動節紀念歌》,聽了大家反復的演唱和講解，于是“共產國際”“蘇維埃”“芝加哥工人的殷紅血跡”等共產主義運動的知識，很快地充實和提高了他的革命思想。
(三)彰顯紅軍戰士的精神風貌與革命情感
長征過去幾年后，曾有觀察家將紅軍的歌謠與國民黨士兵所唱歌謠進行對比：在國民黨士兵中，最流行的是《十八摸》《四季相思》一類的“色情狂的艷曲，他們常是一面尖著嗓子唱，一面還要扯著腰肢學女人做出種種的媚態。”而“赤軍的宿營地的墻壁上，照例遍布著一些標語和歌謠，可是他們那一方面的情形就完全兩樣，他們那邊只有煽動，只有鼓動，處處是力的表現，斗爭的表現，絕對沒有……頹唐的浪漫的嗚咽與呻吟。”可以說，革命歌謠彰顯了紅軍戰士的奮斗精神與革命情感。第一，展現了紅軍的必勝勇氣。紅二、六軍團準備渡金沙江時唱起了戰歌，第一首歌詞大意是：“我們紅色戰士，決戰在今朝，我們要堅決消滅敵人，保衛自己，為群眾謀利益，革命到底……”。第二首歌詞大意是：“拿起爆烈的手榴彈，對準殺人放火的蔣匪軍，不消滅蔣匪軍，我們堅決不下戰場。”兩曲勾勒出紅軍戰士們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戰斗意志和斗爭精神。第二，展現了戰士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過草地時，每當部隊休息，只要環境許可，便會迅速組織起各種娛樂活動。當時，紅軍愛唱這樣的歌：“草地清清，學會瞄準打敵兵；草地黃黃，騎著馬兒去籌糧；草地泥漿漿，齊心打老蔣；草地明晃晃，北上大道在前方。”惡劣的行軍之路在歌聲中成為坦途，是紅軍戰士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完美詮釋。第三，展現了紅軍抗日救國的愛國情懷。紅一方面軍渡金沙江前所唱的“渡過金沙江，打倒狗劉×,消滅反動派，北上打東洋。”以及《長征歌》所宣示的：“二萬里長征到陜北，南北紅軍大會合。驅逐日寇殲蔣賊，創立人民共和國。”都向世人證明，抗日不只是中共的宣傳口號，而是以歌謠等形式實實在在印刻在紅軍指戰員心中的基本方針。
(四)為探究長征不同面相，傳承紅色基因提供了寶貴文化資源
革命歌謠是紅軍長征歷史的重要見證，呈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和人民軍隊“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不同面相。為我們理清歷史脈絡，把握歷史必然，汲取歷史智慧，傳承紅色基因提供了寶貴文化資源。《長征歌》《打騎兵歌》《紅軍入川歌》《紅軍長征到祥云》等歌謠對于研究長征時期紅軍的行軍路線、戰役戰斗、重要會議以及作戰技術、士兵教育、群眾動員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紅六軍團曾在廣西打下飛機，宣傳隊既需要宣傳此消息以鼓舞大家士氣，又要防止大家產生輕敵思想，遂及時將此消息結合部隊的思想實際，編成了歌謠：“紅軍戰士真英勇，打下飛機全軍樂。天上地下都不怕，麻痹大意要闖禍”《雙手拉住我的手》唱道：“一更高一點金雞鳴，紅軍來到我家門……紅軍住在我家屋，住樓上，住樓下，堂屋中間煮飯吃，不分軍士和民眾，大家搞得很熱鬧。三更三點好月色，召集窮人組農協，搞宣傳，講政策，要打土豪反壓迫，窮人聽了哈哈笑，又分田地與住宅。”創作者用生動的語言反映了紅軍戰士的行軍生活和英勇事跡，為我們研究共產黨軍隊為何能打勝仗、獲得群眾擁護，提供了珍貴的史料來源。
與其他宣傳載體不同，革命歌謠在民眾之間通過口耳相傳，廣為傳唱，它是一種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這些歌謠在歷史的長河中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斷地傳唱和演繹，在傳承的過程中不斷地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和精神價值。抗戰時期，一些失散的黨員和掉隊的紅軍，在云南教唱革命歌謠，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1950年和195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1947年發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先后兩次指派專業人員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詞進行了修訂，以更好適應軍事斗爭需要，并且兩次正式對外發布，幾十年來一直為軍隊和廣大人民傳唱，被譽為“紅色經典第一歌”。有的歌謠還被加以改編，或被融入大型作品中。1964年，《兩大主力會師歌》經過改編，化身為男聲二部合唱曲目《會師歌》,并成為宏偉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核心組成部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則被多部大型作品運用其中。正是通過這些方式，革命歌謠將過去與現在相連接，使得紅色基因得以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生根發芽，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它們不僅成為革命歷史的見證，更是激勵著當代人繼續前行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寶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結語
“紅軍生活不但是戰斗化的，而且是音樂化的。紅軍的各項任務及全部生活，幾乎都可以用音樂來表達。紅軍所在的地方，時時處處都有歌聲，使人感到樂觀、愉快。人們從歌聲中獲得精神力量，使人勇敢、斗志旺盛，對革命充滿勝利信心。”這是紅軍戰士的親身體驗和真實感受。革命歌謠，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性、先進性的生動反映。新時代，重拾長征時期的革命歌謠，我們不僅能夠感受那個時代紅軍戰士的精神風貌，探究長征何以勝利，牢記紅色政權從何而來，更能深刻理解音樂在傳播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等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革命歌謠使長征時期紅軍所展現出來的堅定信念、不畏艱險、勇于斗爭、嚴守紀律、緊密團結，以及為人民謀利益，與人民患難與共的精神更加具象化，為全國人民團結一心、共同奮斗，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提供了榜樣和示范。同時，這些歌謠也提醒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需要長征文化、紅色文化的點綴與增色，需要創作更多適應新時代新要求的，接地氣、唱得響、傳得遠、留得下的經典主題音樂的助力與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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