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今天我請各位來開會，開個團結的會。我們還是要搞團結嘛。那
個懷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線斗爭，也不是要反對我，是對運動有意見，
對文革小組有意見，是你們發(fā)發(fā)牢騷么。雖然講了些過頭話，也是
在黨的會議上講的，是陽謀，不是陰謀。”
話說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了由毛澤東圈閱的《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寫道：
“內蒙古軍區(qū)的個別領導人2月5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內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內蒙古軍區(qū)某些領導人負責。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問題，要在內蒙古公開揭露。中央決定成立以劉賢權、吳濤（內蒙古軍區(qū)黨委書記、副政委）二同志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周恩來在公布《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的同時，又強調說：內蒙古軍區(qū)個別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中央決定改組內蒙古軍區(qū)領導，由劉賢權任軍區(qū)司令員，吳濤升任政委。在劉賢權到任之前，由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滕海清代理。
《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內蒙古事件”的起因是：在1967年1月11日，《內蒙古日報》社群眾組織“東方紅戰(zhàn)斗隊”接管了報社，出版了《東方紅電訊》。1月18日，“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聯(lián)合總部”又奪了“東方紅戰(zhàn)斗隊”的權，重新出版《內蒙古日報》。“東方紅戰(zhàn)斗隊”勢單力薄，便聯(lián)合呼和浩特市各高校紅衛(wèi)兵組織的“呼三司”進行反奪權。“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聯(lián)合總部”就要求內蒙古軍區(qū)出面支持他們。軍區(qū)副司令員蕭應棠派出一個連，全副武裝趕到報社，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聯(lián)合總部”，引起了“呼三司”的不滿。2月5日，“呼三司”數(shù)百學生在軍區(qū)大院南門口靜坐絕食示威。軍區(qū)組織武裝巡邏和武裝游行。12點15分，內蒙古師范學院4年級學生韓桐手持話筒喊話，要軍區(qū)政委劉昌出來辯論。奉命隨時準備鎮(zhèn)壓學生的軍區(qū)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怒氣沖沖地走過來，舉起手槍朝著韓桐“啪啪”打了兩槍，一顆子彈從韓桐左邊第5根肋骨下穿了進去。他的肺動脈被擊穿，3小時后因流血過多，不幸身亡。這是在全軍支左工作中內蒙古軍區(qū)打響的槍殺學生的第一槍。
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下達后，內蒙古軍區(qū)部分負責人不服中央的決定，派出1000多名干部戰(zhàn)士赴京上訪，到中南海門前靜坐示威。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和軍委文革小組發(fā)布《給內蒙人民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了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的內容。
此后，劉賢權一是因為忙于青海事務，二是因為內蒙古局勢繼續(xù)惡化，就沒有到內蒙古上任，由滕海清接替了他的職務。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
此前，中共中央決定由謝富治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lián)蔚谝桓敝魅巍Ｃ珴蓶|曾交代謝富治說：
“革命委員會要以群眾組織代表為主體。”
4月19日至20日，以謝富治為首的籌委會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根據“領導干部、軍隊代表、群眾組織代表三結合的原則”，經過充分協(xié)商，從委員中推選出33人組成常務委員會，設主任1人，副主任4人。常委中群眾組織代表20人，軍隊代表6人，領導干部7人（實有28人，領導干部缺1人，群眾代表缺4人）。
主任：謝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副主任：吳德，北京市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鄭維山，北京軍區(qū)司令員；傅崇碧，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聶元梓（女），46歲，河南滑縣人，原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委員、哲學系總支書記，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組長。
其他常委中群眾代表還有：劉錫昌，33歲，北京光華木材廠工人，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會議常委會核心小組組長；徐鎧，24歲，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工人，“二七紅色造反團”負責人，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會議常委會核心小組組長；王景瑞，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會議常委會核心小組副組長；魯文閣，北京市第二機床廠工人；苗永昆，首鋼動力廠工人，工代會核心成員；鄧萬田，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常委會核心小組組長；張桂福，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大會（貧協(xié)）負責人；譚厚蘭，（女），30歲，湖南望城人，北京師范大學調干生，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蒯大富，22歲，江蘇濱海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共青團員；韓愛晶，21歲，江蘇漣水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wèi)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wèi)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李冬民，北京市第25中學學生，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首都兵團負責人，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周景方，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黨支部書記，學部“紅衛(wèi)兵聯(lián)隊”成員；羅瑞華；涂武生（此二人身份不明）。
領導干部代表還有：劉建勛，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丁國鈺，北京市黨的核心小組文教組組長；高揚文，北京市委工業(yè)書記、工交組長；牛連壁，北京市副市長。
軍隊代表還有：黃作珍，北京衛(wèi)戍區(qū)黨委副書記；劉紹文，北京衛(wèi)戍區(qū)政委；范普權，北京衛(wèi)戍區(qū)副政治委員；牟立善，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4月20日這一天，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領導人出席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示熱烈祝賀。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在大會上也講了話。
周恩來在致詞中說：
“北京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住地，是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中心。自從姚文元同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fā)表以來，北京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舊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幕和陰謀，這就勝利地揭開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學聶元梓7同志寫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這張大字報之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北京，毛主席在親自主持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張大字報，制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會議并發(fā)表公報，從此宣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失敗。
北京的中學是震撼世界的偉大的紅衛(wèi)兵運動的發(fā)源地。在毛主席的熱情支持下，紅衛(wèi)兵運動迅速席卷全國。特別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以后，紅衛(wèi)兵小將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北京走向全國，到處串聯(lián)，大破剝削階級的四舊，大立無產階級的四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從去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見了130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小將和革命師生，軍民一體，老少一堂，使我們偉大的首都成為全國向往和全世界注視的中心。
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積極響應林彪同志去年國慶節(jié)在天安門上的號召，展開了兩條路線的斗爭。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你們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你們不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優(yōu)勢，在組織上也取得優(yōu)勢。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把無產文化大革命推進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奪權斗爭的新階段。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也立即行動起來，自下而上地展開奪權斗爭，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正是在這一系列偉大斗爭和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紅衛(wèi)兵小將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通過工人、貧下中農和大中學校紅衛(wèi)兵的代表會議，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你們奪了權，但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必須認識到，奪權不容易，當權也不容易，要鞏固這一五光十色專政更不容易。”
這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部分成員。他高興地握著謝富治的手說：
“我祝賀你，祝賀大會成功。請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賀。”
他還對大家說：
“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離生產，這樣不會造成脫離群眾，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毛澤東審閱了《陜西省駐軍負責同志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的報告》。報告中說陜西駐軍負責人連續(xù)召集當?shù)卮髮Ｔ盒Ｔ旆磁纱碜劊膭钴婈犞鲃勇犎∪罕姷呐u意見，改進工作。毛澤東在報告原文中加注了兩段文字，他寫道：
“不要怕批評，全軍在這種批評過程中，將會正確認識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當?shù)刈罡呤组L出面與小將平等的談心，不擺架子，有錯爽直承認，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
爾后，他又在批示中寫道：
“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采取此種做法。”
4月23日這一天，毛澤東又在四川的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
此前，李井泉在“二月鎮(zhèn)壓”中先后在四川抓捕了一大批人，經過做工作，被釋放出來的逮捕、拘留、收容審查人員多達27865人。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
“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現(xiàn)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里軍隊做的事情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臺，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要實事求是地公開向群眾承認錯誤，并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規(guī)。我看現(xiàn)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
毛澤東還在《為轉發(fā)廣東省軍管會、湖北省軍區(qū)關于支左工作報告寫的批語》中寫道：
“凡犯了錯誤的必須堅決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得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前更高。”“不要動動搖搖，游移不決。聽信老婆孩子從保字號那里帶來的錯話，信以為真。”“要受得住工人、農民、學生、戰(zhàn)士、干部的批評，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放下，將來再說。”“要堅決相信絕大多數(shù)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shù)，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樣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毛澤東在《廣東省軍管會組織支左干部分批進行集訓》的報告中批示道：
“各地軍隊都應整訓一個短時期，時間以10天至14天為宜，方針和辦法采用廣東的較好。”“全軍三支兩軍人員，每一個月或兩個月都應整訓一次，發(fā)揚成績，糾正錯誤，以利再戰(zhàn)。”
4月24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見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張春橋、姚文元、劉格平、張日清、李再含、潘復生、王效禹、謝富治。接見結束后，毛澤東同眾人一起觀看了上海市舞蹈學校演出的革命現(xiàn)代芭蕾舞劇《白毛女》，并同演員們一起照了像。
4月30日，毛澤東把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請到自己家里，他笑著對譚震林說：
“譚老板吶，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你要還有氣，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再沖我開一炮。咱們定個君子協(xié)定，不許罵娘。”
毛澤東一番話，說得大家都笑了。毛澤東吸了口煙，又說：
“今天我請各位來開會，開個團結的會。我們還是要搞團結嘛。那個懷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線斗爭，也不是要反對我，是對運動有意見，對文革小組有意見，是你們發(fā)發(fā)牢騷么。雖然講了些過頭話，也是在黨的會議上講的，是陽謀，不是陰謀。”
陳毅說：
“主席批評狠一些倒沒得關系，最可氣是有些人借題發(fā)揮，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們全一棍子打死才心滿意足。”
譚震林說：
“他們無非是想把我們這些老家伙打倒，自己好上臺，把權力交給他們，我就是不同意。”
毛澤東說：
“你們對文革小組不滿，這是正常的。文革小組也有壞人，我早發(fā)現(xiàn)一些人有野心，要把他們清除出去。以后大家有意見，可以找我來講嘛。你們在懷仁堂講的那3條，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堅持黨的領導，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我們就一事無成。第二要保護老干部。我反復講過，我們的干部隊伍95%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過去有功勞，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鍛煉，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勞。第三要穩(wěn)定軍隊。”
徐向前說：
“只要主席能夠理解我們的一片苦心，我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澤東說：
“我和你們共事幾十年，我能不了解你們嗎？我不能沒有你們，你們都是立過大功的。”
毛澤東扭頭問周恩來說：
“五一節(jié)參加聯(lián)歡的名單擬好了嗎？我要請今天在座的元老們全上天安門城樓。”
周恩來將一份印好的名單遞給毛澤東，毛澤東一邊看，一邊念，還用紅筆一個個劃著圈，批準他們在“五一”節(jié)上天安門城樓看焰火。
在1967年五一勞動節(jié)前，有一個單位請林彪題詞，林彪正在思考寫點什么，葉群在一旁提醒說：
“就寫4個偉大吧。”
1967年5月1日，首都北京及全國各大中城市舉行以“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為主題內容的游園活動。
據一位知情網友回憶說：“這一年紀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園舉行游園會，中央領導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參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點鐘），當中央領導人的車隊要進入中山公園時，受到參加游園會的群眾隊伍的阻攔，通不過。沒有辦法，毛澤東、林彪等中央領導人到勞動人民文化宮休息。這時江青的護士許春華覺得這是工作人員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機會。于是她就跟江青說：‘江青同志，我們想和主席照張相。’江青說：‘那我去問問主席。’當江青向毛主席提出這件事情時，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這一次，不僅毛主席和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那個寫《毛澤東私人醫(yī)生回憶錄》的李志綏）和毛主席照了相，據記憶陳伯達的兩個秘書好像也參加了。就我自己說，真是太高興了，和毛主席照相，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我們從這件事情看，毛澤東和江青的關系是很親密的。如果不是這樣，即不是很親密，江青會向毛澤東提出工作人員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嗎？同時，毛澤東怎么會爽快地答應呢？……面對著這樣大量的盡人皆知的事實，說什么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厭惡見到江青’，明顯地站不住腳。”
另據網友梁貴山回憶：“1967年‘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正在北航讀書的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游園活動，被安排在中山公園北門活動。當天中午時分，活動暫告一段落，大家邊吃干糧邊休息。當時我是第一次到中山公園，感覺好奇，就獨自一個人偷偷跑到中山公園的南門去了。剛到南門，我還沒有來得及觀景，突然從門外擁進來兩排解放軍，迅速把路中的人群隔開到路兩旁，緊接著開進來一輛敞篷吉普車。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車上站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彪站在毛澤東右邊——筆者注）！緊接著又開進來一輛敞篷車，車上站著敬愛的周總理！車開到了花壇前，須繞個半圓形的路，然后才能繼續(xù)前行。激動的人群一下子從后面擁上了花壇，把整個道路全部堵死，任憑解放軍任何努力，也推不開擁上來的人群。車只能停下來，毛主席頻頻和車旁的人握手。我雖然離毛主席的車很近，但手還是夠不著，干著急，只能手舉‘語錄本’，高呼口號。此時周總理在第二輛車上顯得異常焦急，一邊做手勢，一邊喊‘撤！撤！’瞬間，兩輛車像長上了后眼，飛快地退了出去。前后也就一兩分鐘時間，真是不可思議！車退出去后，立刻就進來了大批的解放軍，整個公園被‘戒嚴’了！此時我想再回到自己活動區(qū)已經不可能了。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戒嚴’撤銷了，解放軍也陸續(xù)撤出了公園，大家才明白毛主席不會再回來了。同時我也明白了，這是又一次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和革命群眾的政治活動。我于是像飛一般地跑回到我們學校的活動區(qū)，把剛才的所見所聞眉飛色舞的告訴大家，同學們立刻把我高高地拋起，和我一起分享見到毛主席的喜悅心情。更讓我感到激動和難忘的是：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毛主席在中山公園接見紅衛(wèi)兵的大幅照片。照片中竟然有我，照片背景中3個高舉‘語錄本’的中間者！同學們又一次把我圍起來，又讓我坐了一個‘飛機’。我當時腦子一轉，立即給新華社寫信，請求他們能給我一張照片。想不到過了幾天，他們竟然給我寄來了一張！真讓我激動得難以言表！”
再說5月1日這天下午，毛澤東在林彪等人陪同下接見了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曾經講過：‘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勝負還沒有分曉，很可能修正主義勝利，我們失敗。’我們用可能失敗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進大家對修正主義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實際上共產黨內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始終是存在著的，任何人否認都否認不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應該去否認它。自這次大會以后，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在我們黨內的斗爭表現(xiàn)是形‘左’實右與反形‘左’實右，反對階級斗爭存在與強調階級斗爭存在，折中主義與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等等。在這以前適當?shù)奈募幸延辛苏撌觥?/p>
今天，貴國是以軍事代表團來了解我國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這個問題談談看法。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后文章寫好了，我看了3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拿回去發(fā)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議：‘文章就這樣發(fā)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林彪插話說：
“有人說毛澤東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現(xiàn)在中央領導同志凡是在革命群眾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將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給他們了，所以他們未犯錯誤。我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倒是一個不考試的考試，誰能緊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誰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所以我總說對毛澤東思想理解的要執(zhí)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
毛澤東繼續(xù)說：
“姚文元的文章發(fā)表以后，全國大多數(shù)的報紙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這個信號出來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堅決反對。因為敵人是特別敏感的，這里有一個信號，他那里就有行動。當然我們也必須行動。所以我在中央常委會主持制定了5月16日的通知。這個通知中央已明顯地提出了路線問題，也提出了兩條路線的問題。當時多數(shù)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暫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了半數(shù)多一點的同意。當時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劉瀾濤就不通。伯達同志找過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查吧。
八屆十一中全會后，重點是在1966年10、11、12三個月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了批判，這是公開挑開了黨內的矛盾。由對這一路線的批判，啟發(fā)了許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這里邊革命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起了先鋒作用，這是符合革命發(fā)展規(guī)律的。這里順便提起一個問題，就是廣大工農黨團骨干，在批判反動路線過程中受了蒙蔽。我們研究，對受蒙蔽的同志怎樣看？我從來認為廣大的工農兵是好的，絕大部分黨團員是好的，無產階級各個時期的革命，他們都是主力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廣大工農兵是具體的勞動者，自然了解上層的情況少，加上廣大黨團骨干內心對黨、對黨的干部無限熱愛，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所以他們受了蒙蔽，甚至較長一段時間內轉不過來，這是有歷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隨著運動深入發(fā)展，他們又成了主力軍了。
‘一月風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來的，隨后全國工農兵起來了。廣大工農一起來，才較徹底地沖垮了資產階級那一套，革命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不得不退居到從屬的地位，不是嗎？工人一起來就沖垮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奪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促進了革命的大聯(lián)合、三結合。這是革命發(fā)展規(guī)律，民主革命是如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運動是知識分子搞起來的，充分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先知先覺。但真正的北伐長征式的徹底革命就要依靠時代的主人做主力軍去完成，靠工農兵完成。工農兵實際上只不過是工農，因為兵只不過是穿軍裝的工農。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依靠時代的主人廣大工農兵做主力軍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就是轉變、覺察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從姚文元同志文章發(fā)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算做第一階段，這主要是發(fā)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可以算第二階段，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自一月風暴奪權到大聯(lián)合、三結合，這可以算第三階段。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yǎng)〉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發(fā)表后，這可以算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是決戰(zhàn)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
本來‘一月風暴’以后，中央就一再著急大聯(lián)合問題，但未得奏效，后來發(fā)現(xiàn)這個主觀愿望是不符合階級斗爭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的。因為各個階級、各個政治勢力都還要頑強表現(xiàn)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沒有任何阻力地泛濫出來了，因此破壞了大聯(lián)合。大聯(lián)合，捏是捏不成一個大聯(lián)合的，捏合了還是要分，所以中央現(xiàn)在的態(tài)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長的辦法是不成的。這個階級斗爭的規(guī)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識為轉移。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的。北京市的工代會、紅代會、農代會，除了農代會打得比較少一點外，工代會、紅代會彼此打得都熱鬧，看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也還得改組。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yǎng)一些接班人，現(xiàn)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十幾年來，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義把持了，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在這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關鍵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這里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回答說是斗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毛澤東說：
“斗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的問題。中央一再強調要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為世界觀是不能強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須是外因通過內因去起作用，內因是主要的。世界觀不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勝利呢？世界觀不改造，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2000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下次可能出4000。這次文化大革命代價是很大的，雖然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問題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決的，但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碼要鞏固它10年。一個世紀內至多搞上它兩三次，所以必須從挖修正主義根子著眼，以增強隨時防修、反修的能力。在這里我問大家另外一個問題，你們說什么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眾人無語。毛澤東說：
“所謂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些當權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吧！就是說，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反對三座大山是積極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后，反對資產階級了，他們就不那么贊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他們是積極贊成并參加，但到全國解放后，農村要實行集體化時，他們就不那么贊成了。他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現(xiàn)在又當權，那可不就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嘛！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問題’吧！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問題’。但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就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就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叫作資產階級要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要按照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有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時，也說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問題’。但既然犯了錯誤，這就說明你這個老干部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未得到徹底改造。今后，老干部還會遇到更多的新問題，要想保證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在思想上來個徹底地無產階級革命化。做為革命左派，更應滅資興無。否則資產階級思想長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嗎？我問大家，你們說究竟怎樣具體的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你仔細考慮過嗎？這是一個國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真正關心國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觀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說，革命小將革命精神很強烈，這很好。但你們現(xiàn)在不能上臺，你們現(xiàn)在上臺明天就會被人趕下臺。但這話被一位副總理從自己話里說出去了，這很不對。對革命小將是個培養(yǎng)問題，不能在他們犯有某種錯誤的時候，用這話給他們潑冷水。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我是北京區(qū)選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幾個真正了解我？我認為周恩來當總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說中國是酷愛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樣達到酷愛的程度。我看中國人民還是好斗的。
對干部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信念，不能離開這個階級觀點。現(xiàn)在這個‘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亂用。‘革’與‘保’全是有強烈的階級性的。對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領導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氣壯地保，要從錯誤中把他們解放出來。就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經過長期教育，改正了錯誤，還是允許他們革命的。寧‘左’勿右，形‘左’實右，從表面上看來，永遠比實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遠是我們所不提倡的，這是資產階級范疇的東西。真正的壞人并不多，在群眾中最多5%，黨團內部只是1%至2%，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但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們必須做為主要對象打，因為他們的影響及流毒是很深遠巨大的。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群眾中的壞人最多只是5%，但他們是分散的，沒有力量的。如按5%，三千五百萬算，如果他們組成一個軍隊，有組織的反對我們，那確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但他們分散在各地沒有力量，所以不應做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爭的關鍵階段，要防止壞人鉆空子。所以大聯(lián)合應有兩個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須經過斗爭。不經過斗爭的大聯(lián)合是不能奏效的。
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階段，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關鍵階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時間比較長。中央文革還在討論，有人認為今年年底為宜，有人認為明年5月份為宜。但時間還得服從階級斗爭的規(guī)律。”
接見結束后，毛澤東乘車去天安門城樓途中，在經過胡喬木的住宅時，他突然對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wèi)團團長張耀祠說：
“停車，去看看胡喬木！”
張耀祠當即下車，去敲胡喬木家的大門，敲了一陣子，無人開門。此時四周的許多人跑過來圍觀毛澤東，毛澤東只得吩咐開車。
毛澤東與林彪同乘一輛敞篷吉普車進入天安門廣場，與人民群眾共度佳節(jié)。游園群眾和外籍友人無不歡欣鼓舞，爭相與毛澤東握手，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毛澤東和林彪等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了在城樓上的群眾代表和阿爾巴尼亞訪華團等各外國使節(jié)。毛澤東還親切地握著華羅庚的手，詢問他的身體情況和工作情況，又高興地向在場的人們介紹說：
“這是我們的數(shù)學家華羅庚同志。”
毛澤東還在城樓上接見了紅衛(wèi)兵代表，他與北師大學生領袖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學生領袖王大賓、清華大學學生領袖蒯大富、北航《紅旗》學生領袖韓愛晶等人親切握手。
這天晚上，華燈初上，天安門廣場紅旗如海，歌聲如潮，喜慶的煙火不時地燃放著，裝扮得夜空更加絢麗。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會代表團。
警衛(wèi)二團的孔祥秀緊緊跟在毛主席身后，邊喊口號邊跟隨前行，興奮得像個孩子，他竟然把自己也當成了毛澤東的貼身警衛(wèi)，一直跟隨著，護衛(wèi)著。他從城樓西側跟到城樓東側，時時面對面注視著眼前的毛澤東，心里泛起無比幸福的熱流。他還隨著眾人不停地高呼：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向大家揮手致意，又面向著廣場上的人民群眾，用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回應著一浪高過一浪的歡呼聲：
“人民萬歲！人民萬歲！”
5月2日，《人民日報》及其它各大報紙都刊登了譚震林等一批被批判的老干部在天安門城樓參加聯(lián)歡的消息。還刊登了林彪手書的“四個偉大”的手跡。
5月2日上午，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郭沫若在會議上致詞，題目是《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接著，郭沫若還即席朗誦了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他激情地朗誦道：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于活學活用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zhàn)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所歌頌的是江青自1963年以來，為京劇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在京劇界搞出了8個樣板戲。一個最難改革的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一個交響樂，這3個舊藝術的堡壘都被攻克了，一時間，震驚了全世界。
5月7日，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寫道：
“以李井泉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
《決定》中在肯定了成都軍區(qū)支工、支左的成績之后，還寫道：
“成都軍區(qū)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和成都軍區(qū)第一政委的職務。決定“由新任成都軍區(qū)第一政委張國華同志、司令員梁興初同志和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同志、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同志，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欲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情況，請繼續(xù)往下看。
東方翁曰：要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在1967年5月1日與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談話，不可不讀。他在談話中提出：“你們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當有人回答說是斗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時，毛澤東說：“斗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的問題。”他還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代價是很大的，雖然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問題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決的，但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碼要鞏固它10年。”請讀者注意，這是毛公晚年的又一個重要預言。歷史已經證明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問題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決的”；同時也證明了“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碼要鞏固它10年”的預言，是多么的精準！“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由大亂到大治”，“起碼要鞏固它10年”，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是何等的清醒，何等的自信啊！上下五千年，偉人輩出，請看在那燦若群星的偉人之中，可有堪與其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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